沈从文记录风景人物，有三种方式，一是用文字，二是用绘画，三是用摄影。文字成本低，尽情铺洒；绘画的成本也不高，所以在书简中有不少画作；摄影成本最高，但最逼真，是最直接的一种记录方式。所以文字不能为的时候用绘画，绘画不能为的时候才用摄影。摄影，以其更客观更准确的表现，呈现着沈从文手中的相机的功能。

　　沈龙朱对爸爸的相机有记忆，他说：“那是他自己买的，伸缩暗箱，伸缩镜头。这么一打开，很小的镜头。他以前照过很多相，包括在苏州的一些像片，可能都是用他那个照相机照的。还有我的五舅舅是照相迷。爸爸自己照相，好像在云南照过一些，但是真正留下来的东西，我手头不多。我们在一起照的机会也不多，他可能单独给某人照，单独给我和妈妈照，单独给弟弟和妈妈照，但他自己参与进去的机会不多。爸爸不是为工作用的，只是玩。但是胶卷贵，冲印很麻烦，所以他并没有拍摄很多照片留下。我小时候，爸爸的相机已经贴上两块橡皮膏了，伸缩暗箱漏光不行了。三舅张定和给相机糊上橡皮膏，涂上墨。那时就已经坏到这样的程度了。”

　　沈从文买了照相机，只把它用于一般意义的纪念性照相，并未给自己的摄影术提什么要求。但是，这不等于沈从文不懂摄影。虽然他也曾说过照相“只是从光影分配布置中见巧的艺术，其艺虽巧成亦不甚困难”，但他终于没有想到自己去从事这个工作。

　　沈从文的名篇《云南看云》，其实是观赏了摄影家卢锡麟的影展后，引发的一些感悟。文章写于1940年的昆明，那时昆明也遭受着日机的轰炸。

　　在沈从文看来，好的摄影作品，一样是可以教育人的。虽然可能只是一些风光摄影，但是既然是艺术，就不能沉溺在极狭窄的圈子里，而应该对整个社会负责。从沈从文对卢锡麟摄影艺术的肯定，反映出沈从文作为一个艺术家对于摄影艺术乃至一切艺术的态度。从作品反映的社会现实来反思我们每一个人在国家民族发展中要承担点什么。所以，这篇文章最后，沈从文说：“……我觉得卢先生的摄影，不只是给人看看，还应该给人深思。”

　　自己有相机，并具有极高的摄影理念和极高的艺术悟性，但沈从文对自己没有这样的期许，他的艺术工具是笔而不是相机。

　　整日伏案工作成了沈从文的常态。到了沈从文下干校的时期，沈龙朱有了自己的相机。他说：“干校时期我有照相机了。我是工人，早就自食其力了。我买的是海鸥照相机。我给父母、家人留了一些照片，也不多。我就是照。”

　　沈龙朱喜欢骑自行车。1946年从云南回到苏州，他12岁，恰好可以骑自行车，而苏州又很容易租到自行车，于是，他就疯狂地骑车玩。他喜欢在自行车上迎风而行的感觉。在他12岁时，骑自行车还算时髦，而到了晚年，他骑车，环保而健身。

　　刚解放，张兆和先到华北大学参加政治学习，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教书。她本来是教英文的，但师大附中要求她教语文。后来工作调整到西郊一○一中学，离家很远，张兆和只能住在学校，一礼拜回家一趟。沈龙朱就在家与学校之间跑腿，他说：“我一会儿去送送这个，一会儿又从她那儿拿那个东西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