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要为诗歌的境况下一个精准的判断，不是件太容易的事。近些年来，诗歌总被一些表面的喧哗与浮躁所包围，可其中大多和诗歌本身并没有什么关系，加入了些许炒作甚至恶搞的成分。或许是这些东西干扰了读者的阅读，不少人对目前诗歌的创作状况产生了很多误解，有人干脆宣称诗歌已经死亡，显得耸人听闻。如果抛却那些外在因素，目前的诗歌创作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呢？
　　资深诗歌编辑王燕生指着《人民文学》新近推出的一期“诗特大号”说，这里的好诗就不少啊。从这本刊物上展示的诗歌作品看，涉及的题材领域以及表现形式丰富多彩。他说，这些年来，总有一种声音在责备诗歌，认为我们的诗歌疏离了人民，疏离了生活。而我读这些诗很感动，那些诗表现的就是我们周边发生的事，就是我们心中为之感到欣慰或痛苦的东西，就是我们认同的那些情感，让我们身如其境地进入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当中，写作者是用真诚的声音道出了诗歌的真谛。
　　诗歌界多数人也认为，当今是诗歌自身发展比较好的一个时期，现在的很多新人起点很高，他们的创作将中国诗歌总体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说，诗歌活得很健康。但是也有一些诗歌界人士指出，如果从更高的标准来看，依然有不少需要厘清的问题。
　　诗人雷抒雁、诗评家王光明认为，读一些诗，常常有这样一种感觉，即有好句无好篇。这大体和诗人思考的匆忙有关，只是捕捉到了瞬间的感觉，而缺少对社会生活的整体把握。《诗刊》副主编李小雨谈到她编辑工作的感受时说，确实在一些青年诗人作品中显得机智多而智慧少，这也许和青年诗人的阅历、学养有关。有时编辑过程中，只要诗稿中有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作品能够让我还能拿起来重读，这样的水准就很不错了。诗歌的事急不得，只能是慢慢成长的一种状态。
　　诗人大解反思了自己及其他一些诗人的创作历程后说，我也时常在想：我们的诗歌到底缺少些什么？像我的诗歌就有许多缺点，而且在许多人那里也存在。我的诗贴近了生活，贴近了自我，有一定的技巧，个别地方也达到了智慧的层面，但也缺少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比如关于历史问题、未来问题，比如我们的诗中有没有思想、理想和信仰，而这都是决定诗歌成败的很重要的关键因素。由于我们对现实生活的过度贴近，基本上等于生活或是低于生活；诗歌的口语化也使我们多是在叙述生活，而不是在吟诵，不是在抒情。这就很容易造成琐碎化、平面化和过度的个人化。在更深层面上，很少看到历史的影子。这是我们的生存背景，也是我们的精神背景所致。一首诗没有思想，就没有发现，也就没有厚度和重量。前些年有人提出了“下半身写作”，不管创作上有没有可供汲取之处，但这个口号一提出来，人自身就遭到了肢解。物极必反，也许过一段时间，人们的整合意识、历史意识、未来意识、理想意识都应该出现在我们的诗中。
　　诗评家唐晓渡谈到这样一个引人警醒的话题。他说，也曾有媒体问我：“诗歌死了没有？诗歌会不会死？”虽然这是个很无聊的问题，细细想来，却发现也并非无稽之谈。应该说，诗歌不会是一下子就横死，但有可能患上慢性病，主要是诗歌精神的流失。人们平时也许不会在意，但这样的缺陷慢慢地积累下来，就有可能造成局部的危机，等我们发现的时候，可能就太晚了。
　　诗评家张清华说，诗歌界应该对大众化娱乐倾向保持一种警惕和反思。诗歌和娱乐不是没有关系，比如孔子关于诗歌的界定就很宽泛，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鱼虫之属。”这些功能可以说和娱乐没有界限。但孔子又加了一个最后的边界，就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现在的娱乐化里有一个危险就是“有邪”，有的人对诗歌没有敬畏，甚至想达到一些个人私己的目的。诗歌创作也是大浪淘沙，等到水落石出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出什么东西可以称得上是时代的精神符号。悲剧性的时代、蒸蒸日上的时代或一个很平庸的时代，都可能出大诗人，如屈原、李白、陶渊明等，关键是要看诗人能否承担得起这个时代。诗人和时代之间有一个秘密通道，找到了这个通道，就会被这个时代所选择。如果缺少这个精神能力，哪怕写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最终也成不了大诗人。而优秀的批评家也可以让优秀的作品走向经典化，使诗人做的种种努力价值得到有效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