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写作不是只有美国模式

谈到创意写作，我们很自然想到爱荷华大学，想到哥谭作家工作坊，想到弗兰纳里·奥康纳、雷蒙德·卡佛、哈金等，也会想到影响我们对创意写作认知的一系列专著、教材，比如《大象教学——1880年代以来的美国创意写作史》《创意写作的兴起：战后美国小说的“系统时代”》《作为学术科目的创意写作研究》等等。

美国创意写作走过了一段不可复制的道路，比如它在兴起之初出于“创造美国独立的文学”目的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作家进高校、“诗人教学诗歌”“小说家教学小说”的作家教学运动。最初它受益于进步主义，进步主义反对理论（或者说过度理论化）——尽管它也是理论的一种。这给了创意写作这个新生事物极大的信心，让它可以“撇开”学术权威，专心教学探索。“二战”后美国创意写作又连续得到几个“大礼包”：一是出自冷战意识形态竞争的需要，美国政府（包括中央情报局）给予了它足够的经费资助；二是《军人权利法案》和《国防教育法案》颁布后，成千上万的军人涌入创意写作课堂，给予了它“报效国家”、大展宏图的专属机会；三是20世纪70年代始的美国大学扩张和“婴儿潮”，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它的就业和生源。此时，创意写作依旧只需要专注于教学教法，宣扬“实践效能”即可。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几个外在加持相继失效，创意写作成为了一个普通的常规学科，这个时候它要独自面对市场和学术，证明自己的合法性。首先它要区分创意写作与文学写作、作文写作的不同，确证自己的学科独立性；其次要走出与文学研究、作文研究“搭伙过日子”的舒适区，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证明自己能够贡献新学术知识；最后它要真正扎下架子、沉下心来，磨炼自己的“技能”，如专业的作家培养模式、科学的写作技巧与能应对创意时代需要的核心素养等等，证明自己继续“能”，创意写作研究由此兴起了。它开始反思自己过往的理论不足，认真地建构自己的学科史、学科方法研究、范式论转型等等。

但是，我们以为创意写作就是美国的样子，殊不知，创意写作除了“美国模式”外，还有致力创意产业建设的“澳大利亚模式”，助力创意产业的“英国模式”，还有基于“新春文艺制度”的“韩国模式”，化身“文艺创作”的“日本模式”等等。如果不纠结于名实之辩的话，还有以“文学/新文学”之名实施文学写作教育和作家培养的“中国模式”。对于世界创意写作来说，中国文学写作教育和作家培养经验几乎没有进入大家的研究视野。实际上中国有丰富的写作理论成果、多种样式的作家培养实践和有效的写作与教学经验，谈论创意写作，不要忘记了中国自己的资源和经验。

传统文论中的创意写作资源

中国传统文论资源中，“意”“气”“灵性”及“兴观群怨”“文以载道”“穷而后工”等，都是对文学与创作的真知灼见。从《毛诗大序》算起，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严羽的《沧浪诗话》、张炎的《词源》、谢榛的《四溟诗话》、王骥德的《曲律》、王夫之的《姜斋诗话》、叶燮的《原诗》、沈德潜的《说诗晬语》、刘大櫆的《论文偶记》、袁枚的《随园诗话》、刘熙载的《艺概》、李渔的《闲情偶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分别就诗、文、赋、词、曲（包括后来的小说）等各类文体特征及写作要义做出了精彩描述。杨剑龙在《论创意写作的中国古典文论资源》一文中梳理了中国古代文论发展线索，指出注重教化、强调经世致用、“人品”与“诗品”互证、“执术驭篇”、“以意运法”、“意在言外”、“造境”为上等都是创意写作立意、选材、谋篇布局的有效方法。刘大先在《五棵竹子：论当代小说的创意过程》一文中，借郑板桥《题画》关于“画竹”创作谈及童庆炳对其“三个阶段，两次飞跃”的理论概括，谈及当代小说的创意过程。他认为，从“江畔之竹”到“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心中无竹”，关键是“胸有成竹”到“心中无竹”，这也是创意写作从格套、模式、成规到创新的飞跃，而这个思路也能从人工智能写作原理得以解释并可以运用于AI算法之中。

从创意写作“人人都可以写作”的理念看，李渔编著的诗词格律启蒙读物《笠翁对韵》无疑是“素人写作入门”的“宝典”。而关于八股文写作的指南文章，如《作义要诀》《教童子法》《明文海》《八股开篇》等，虽然它属于“合规性写作”经验之谈，但对创意写作有关“文体成规”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与现代时期陈望道的《作文法讲义》、叶圣陶的《作文论》、夏丏尊与叶圣陶合著的《文心》《文章讲话》、夏丏尊与刘薰宇合著的《文章作法》、朱自清的《谈文学》《写作练习》、黎锦熙的《国语的“作文”教学法》等著作形成呼应，后者实际上也是关于“写作入门”的参考书。

中国是传统诗歌大国，但“成为诗人”并不是写作者首选，很大程度上诗歌写作只是抒情明志、修身养性、塑造良好人设或者逞才炫技的一种“社交礼仪”。真正成了诗人，反而让当事者焦虑。“此身合是诗人未？”陆游为此烦躁而羞愧。而写作文章也并非要成为文章大家、小说家等等，毕竟，“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但作为八股取才的基本修炼，读书人的“跨越阶层”集体选择带动了“全民写作”。在某种意义上，古代的自发写作也成就了中国“写作大国”传统。现代时期，正值美国创意写作再次从中小学返回高校、形成创意写作学科的关键时段，中国许多高校也出自“建设新文学”目的，在文学系开设了“新文学习作”“新文艺试作”“作文”“各体文习作”“现代散文选读与习作”“现代小说选读与习作”“现代诗歌选读与习作”等写作课程，它们虽然没有冠名“创意写作”，但与美国创意写作兴起时通过创意写作“创造美国独立的文学”的初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当代中国的作家培养模式多种多样

真正掀起“作家培养”热潮的时期是当代。在这个时期，出自国家催生文学新人、行业写作或者应对市场写作等需求，涌现了大量的作家培养实践，培养出了各种各样的作家，也形成了属于中国自己的经验，甚至已经形成了相当成熟的作家培养模式。比如，以鲁迅文学院以及各地文学院为主导的作家培养模式，以盛大（阅文集团）为代表的网络“写手作家”培养模式，以“新概念作文大奖赛”“北大培文杯”和“90后创意小说大赛”等为代表的大奖赛青少年作家培养模式，以南京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大学等中文系作家班为代表的高校作家培养模式等等，这些成为当代中国主要的作家培养方式。

当然还有各条线、各种专项的作家培养活动，以及“作家工作室”培养模式等，也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与经验。在这些作家培养模式中，以鲁迅文学院为主导的作家培养最具中国特色，经验成熟，成就与影响也最大。数十年来，鲁院共举办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作家班、进修班、研究生班与高级研讨班，数千名中青年作家来到鲁院进修；各地较有名气的作家、评论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文学刊物正副主编，大部分都是鲁院学员。相较于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它毫不逊色。然而，不仅世界创意写作研究完全忽视包括鲁迅文学院的中国作家培养事实，即使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上，它们也处于一种被忽视状态。

叶炜的新著《作家何以养成——创意写作中国化实践研究》第一次聚焦鲁迅文学院作家培养实践，在创意写作学科视野下，勾勒鲁迅文学院的历史变迁，总结与提炼鲁院作家培养模式，回答“作家何以养成”现实之问，为世界创意写作提供了生动活泼、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教育和写作教学经验，让中西方创意写作的对话与互鉴成为可能。但相对于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学科建设与作家培养经验的研究，这样的研究还是太少了。有关后者的直接研究多达数十部，比如史帝芬·威尔伯斯的《爱荷华作家工坊：起源、出现及发展》、简·卡什《在爱荷华写作工坊中的奥康纳》、安德鲁的《爱荷华文学史》、提姆·塔兰托的《爱荷华城文学人物》等，而关于鲁院的学理研究实在太少了。

实际上，不仅关于鲁院的作家培养经验总结极度稀缺，各种“中国式作家培养及写作教育经验”研究也同样匮乏，其中还包括兴起已经近20年、并于2024年正式入列中国语言文学二级学科的“中文创意写作”。截至当下，已经有超过500所高校开设了创意写作课程，近40余所高校开设了创意写作硕士/博士培养方向（上述数据还在持续增长中）。上述写作教育和作家培养都是中国创意写作实践的事实，也是世界创意写作当代形式的一部分，它们理应纳入世界创意写作研究的视野。

建构中国特色的创意写作话语体系

创意写作在中国的兴起自有其背景与愿景，相对于美国创意写作，创建中国创意写作学科迟了许多年，但创建“创意本位中文创意写作学”却恰逢其时。一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创意写作实践已有一百多年，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研究材料。二是创意写作全球化传播与在地化发展，形成了多种路径与模式，“历史上的创意写作”“现实/发展中的创意写作”与“理想/应然的创意写作”三个图景并存，给我们提供了更开阔的视野。三是世界创意写作研究的迟滞为中文创意写作提供了宝贵的时间窗口。在某种意义上说，中文创意写作学研究与世界创意写作研究实际上同步，我们有机会与世界创意写作一起共同应对新时代的写作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中西创意写作研究的对话、交流与互鉴。

更重要的是，开展中国创意写作研究是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完成“中国使命”。就“问题”来说，中国创意写作的学科发展虽然历史很短，但问题一点也不比世界创意写作少，比如因“野蛮发展”而带来不具备创建学科点的高校仓促上马问题；作家过度迷恋技艺但缺乏生活积累与作品泡沫化问题；不具备教学资历和教学经验的“大作家”教学“经验化”“偏方化”问题；对创意写作不了解也走不出传统写作舒适区但打着“创意写作”旗号“鱼目混珠”、败坏创意写作声誉问题等等。这里面有创意写作实践的问题，也有创意写作研究的问题。

创意写作在中国方兴未艾，创意写作研究要为其“保驾护航”，未来我们要坚持“创意本位中文创意写作学”学术立场，为中文创意写作实践和创建创意写作“中国学派”服务，为新时代文学和新大众文艺写作服务，为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服务，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和公共文化服务质量提升服务。创意写作发展到今天，我们无需再讨论“作家是否可以培养”“写作是否可以教学”这些初级命题，也不再纠结“创意写作是否古已有之”“创意写作如何体现创意性”这些似是而非的问题。我们要在宏观上全神贯注研究中国/世界创意写作研究的新范式、新知识、新话语、新学术体系，中观上研究创意写作的分/跨文体、分/跨文类、分/跨媒介的写作与教学，微观上研究创意写作的文本创意与生成、作家的培养与发展等等。同时，还要面向新时代写作语境，研究新的写作文类比如微短视频写作、剧情游戏写作，研究创意写作过程管理，研究新型创意作家的培养，打通创意写作与服务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最后一公里”的区隔。

这其中，创意写作的叙事生成语法、抒情生成语法将是我们的攻关领域。AI写作的兴起划时代地改变了人类写作，也对以“培养作家”著称的创意写作学科造成了巨大挑战，但我们也不能纠结“写作是否需要‘亲历、亲为’”“作家是否有必要培养”这些挑衅性问题，也不能对AI写作视而不见或以邻为壑，而是勇敢并欣然地拥抱新技术与新写作逻辑，积极开展“人机协同/对抗”研究、“AI生成叙事/抒情语法”研究、“元写作”研究等等，相信创意写作不仅能够反哺文学写作，也能反哺AI写作算法。假如我们认为AI写作算法并不完美、需要现有多学科提供支持的话，创意写作将是最积极也是最有力的那一个。毕竟，将写作的权利与能力交付所有人，实现全民写作，是创意写作的愿景，而这一点，它与AI写作不谋而合，相向而行。

创意写作是世界写作的趋势，大有可为。我们不必也不能再回到单纯的文学写作、文章写作中去，它们被取代不是人为而是时代的选择；但我们大踏步向前的时候，也要环顾世界创意写作的发展，在坚持中国立场的基础上向它们学习，并与之对话、互鉴，同时也要不时回头，从传统文论资源、写作教育与作家培养实践当中汲取经验，坚定信心，走好中国创意写作之路。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从古至今的话语场中，写作从来不是一种技术、技艺，而是需要背后有一种“道”作为支撑，需人品与文品的互证。这种宝贵的精神和经验应该在当下的创意写作实践中得到更好地继承和弘扬。

［作者系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此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创意写作前沿理论文献的翻译、整理与研究”（23&ZD28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