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文学新批评”今日推出王翠艳的《新大众文艺的“两个传统”与文艺介入生活的新方式》。作者认为，“新大众文艺”这一概念具有更广泛的包容性，它既强调文艺创作的全民参与性，更关注非脑力劳动者的创作，又容纳了接受主体的全民性与大众性特征，涵盖了专业人士创作的微短剧、《黑神话：悟空》与《哪吒之魔童闹海》等文艺现象。“新大众文艺”既是肇始于左翼文艺的“人民文艺”传统的延续，也承接着源远流长的中国通俗文艺传统。本文系“文学新批评”平台首发，感谢作者授权发表。

自2024年7月《延河》杂志刊发《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提出“新大众文艺”概念以来，“新大众文艺”即作为“潜力无限的文艺新形态”成为文学界、艺术界、传媒界广泛讨论的热点话题。与几乎同时兴起的“基层写作”“劳动者写作”“素人写作”等概念一样，“新大众文艺”强调文艺创作的全民参与性，其更关注王计兵、范雨素、“沂蒙二姐”等非脑力劳动者的写作行为以及依托抖音、快手、B站、小红书等新媒体平台产生的“人人都是创作者”现象；但与“基层写作”“劳动者写作”“素人写作”不同的是，“新大众文艺”同时也容纳了接受主体的全民性与大众性特征，由专业人士创作的微短剧、《黑神话：悟空》与《哪吒之魔童闹海》等文艺现象也被作为新大众文艺纳入讨论（如《文艺报》2025年2月17日刊载的杨宸的《新大众文艺何以可能——〈黑神话：悟空〉与〈哪吒之魔童闹海〉的启示》与《光明日报》2025年6月7日刊载的陶庆梅的《新大众文艺兴起与中国新型文化产业发展》两篇论文）。事实上，这两种“新大众文艺”观，承接的是两种不同的文艺传统，前者更近于自左翼文艺到延安文艺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人民文艺”的延续；后者，则更接近源远流长的中国通俗文艺传统。两者之所以共同被“新大众文艺”这一概念所包容，在于其共同彰显的与精英文艺的对话、互补姿态以及所昭示的文艺全方位介入生活的新趋向。

新主体与大众生存体验的自我书写

人人皆可成为文艺创作者，这一点是“新大众文艺”概念的最初所指。正如《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一文明确指出的：“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各种新技术的兴起，人民大众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到各种文艺创作与活动之中，人民大众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而不是单纯的欣赏者，这就是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指的是人民大众“广泛地参与到各种文艺创作与活动中”而不是“单纯的欣赏者”的文艺现象。在这一意义上，以范雨素为代表的皮村“新工人文学”写作小组，以王计兵、胡安焉为代表的外卖作家群体，以及东莞打工作家群、湖南清溪的农民写作、深圳宝兴医院的透析诗人群体，乃止活跃于网络平台的“李子柒”“沂蒙二姐”以及数以千万计的up主们的短视频创作，都可视为“新大众文艺”的典型代表。这种并非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大众的文艺创作，系“劳者歌其事”的古老文艺传统的复苏，也是自左翼文学提出“文艺大众化”、开展工农写作运动以来的新收获。所不同的是，从左翼文学到延安文学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农兵写作运动，都是政治动员自上而下的成果，而这一次的新大众文艺运动，则是依托新媒介革命由基层自发的产物。

无论将上述新大众文艺现象称为“劳动者写作”或是“基层写作”“素人写作”，都彰显了新的写作主体的产生以及对传统脑体分工界限的跨越。普通大众成为创作主体，其意义不仅在于创作主体的多元化拓展，更在于普罗大众的生活经验与生命体验由此进入文艺表达的中心。范雨素“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王计兵“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的意象表达，都既具有文学性又满载着普通大众的直感生命体验。这些作品不仅通过“在生活中写作”的方式夯实了文艺的现实基础，同时也改变了几千年的“知识分子为大众代言”的文学传统、实现了普通大众由“被书写对象”到“书写主体”的身份跃迁。这一点，是新大众文艺最重要的特质与贡献。

新媒介赋权与通俗文艺新形态的产生

除去创作主体的拓展和去精英化以外，新大众文艺还有另一维度的重要意义——其乃依托数字技术与新媒介革命而产生的新的文艺形态。教育的普及与数字技术的发展降低了创作门槛，人机协作、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普通大众可以掌握过去仅专业文艺工作者方能具备的创作技能。这种新媒介赋权，不仅使“人人都是创作者”“人人都是传播者”成为可能，同时也使长期以来以流行音乐、网络文学、动画漫画、网络游戏、商业电影、综艺节目为代表的大众通俗文艺类型实现迭代升级。一方面，微短剧、微纪录片、沉浸式戏剧等新兴艺术类型涌现；另一方面，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动漫等网络艺术形式的互动性显著增强，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跨媒介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在当下大众文艺消费中，像《红楼梦》

《西游记》《鬼吹灯》《三体》等小说、影视剧、舞台演出、游戏、动漫、有声作品、短视频、文旅周边联动的现象比比皆是。就这一意义而言，新大众文艺不仅继承了通俗文艺的大众性与亲和力，同时还借助数字技术实现了更广泛的艺术传播与更深层次的交流互动。

与此同时，新大众文艺对于弥合严肃/精英文艺与大众/通俗文艺的界限也产生了积极的效应。在以诗文为正宗的中国古典文学中，戏曲、小说被视为“诲淫诲盗”的“小道”而难登大雅之堂；新文化运动之后承载了“启蒙”“救亡”宗旨的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小说、武侠小说之间也形成了泾渭分明的雅俗分立状态；上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兴起之后，雅俗之间出现融合渗透的趋势，但二者的界限依旧分明。新大众文艺的出现部分改变了这一局面，其既吸收经典艺术的文化营养，又融入大众文化的流行元素，使作品既具备艺术价值，又形成强大的传播能力。迟子建、余华等精英文学作家和《人民文学》《收获》等文学名刊与“与辉同行”的联动，爆款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现象级游戏《黑神话：悟空》以及被称为文旅融合的典范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的出现，都具有这样的特点。此外，B站、抖音、小红书上大量对《红楼梦》《西游记》等电视剧的戏仿与拼贴之作，也使得经典电视剧经由粉丝狂欢式的“二创”取得超强的传播效果，成为雅俗互渗的另一表现形式。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日常生活化”

新大众文艺是一种以大众为中心、以新媒介技术为依托、形式多样、互动性强的新型文艺形态，它不仅提示了新的文艺创作方向，也缔造了新的文艺生态并重新定义了文艺在大众生活中的位置。通过“人人皆可成为艺术家”的主体拓展，新大众文艺推动了文化的民主化进程、实现了文艺创作的平权化；而人民大众“在生活中创作”的具体实践，也激活了文艺与现实对话的强大潜力。快递员、保洁员、网约车司机等基层劳动者发表的文字作品，与百度、抖音、快手、小红书上的各类短视频，一起构建起令人瞩目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景观。与此同时，数字技术与新媒介赋权提升了大众欣赏文艺的便捷性与自由度，人们借助手机可以零障碍、无壁垒地接触到海量的审美文化资源。文艺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与频率广泛介入并深度渗透进民众的日常生活，形成“审美的日常生活化”现象，也建构起影响深远的“参与式文化”景观。

无论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抑或是“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新大众文艺都打破了精英知识分子对文艺话语的垄断，对于实现文艺创作与大众生活经验、情感结构及价值观念的同频共振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依据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审美活动与艺术消费皆内在于人的自我需要，就这一点而言，新大众文艺在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继而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方面无疑有着积极的价值。需要充分注意的是，新大众文艺对专业壁垒的打破，在某种程度上也伴随着降低文艺审美品质、消解其思想深度的风险，如何在新大众文艺的“大众性”与“文艺性”之间寻求平衡、充分发挥文艺在丰富与提升人的精神世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是未来各界均应积极探索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