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吹新儿童文学创作大赛已经举办了三届，它的主张，它的成果，它的口碑，能够初见端倪。我却是一个首次参与的新评委，新有新的好处，抽离往届的背景、惯性、规律，直接面对作品，因为陌生，感受更为强烈——它是“新”的。作为一个专业读者，阅读这一届作品，还能感到眼前一亮，有发现新人新作的欢欣雀跃，这很难得。我们能够想象、展望有朝一日，这株新芽将成为大树，将涵育一方沃土，开出繁花，结出硕果。设若如此，功莫大焉。那么，从初航的这段里程，就要保持初心、坚定航向，使它能够传扬陈伯吹先生的精神，光大“上海译文”底蕴深厚的文化品牌，特别是要有松间朝露一样清新、清正的气象，真正推出一批具有艺术新质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从今年脱颖而出的一些作品看，这是可以期待的。

创新是艺术的生命。尤其是对“新儿童文学创作大赛”来说，推动创新、引领风尚是核心追求。这样的目标在戴升平的《一个人，许多人》和蓝钥匙的《墙上的马》两部作品中实现了。这两部作品题材、体裁、风格皆不相同，但它们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突破了一般的文体限制，创造了一种新的语体，在轻盈、清澈的艺术表达中抵达生命的丰富、深刻，在它们的浅语中，有澄明的童心，有复杂的人生经验，并呈现出一种诗意的哲思。

《一个人，许多人》是一个个稚子童心的小故事，都是生活中常见的微小事物、微妙感受，但作者有一种杯水中见波澜的能力，使这些小故事有意思、有深意。《不许动》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熟悉的那个“不许动”，小时候被大人这么要求，做了父母也这么要求孩子，作者把它从习焉不察的日常话语中剥离出来，拎到我们耳边，放大声量给我们听，给我们看一个孩子如何在“不许动”的塑造中变成一个“不想动”“不会动”的人；《老虎》《小布丁》关注时间、岁月，是漫长的人生旅程的浓缩；《肚子里住着一只蛙》《吃冰的人》很有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有一种悲凉和无奈；《咬碎了花椒》是多么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啊，但这一点“麻”却触发了记忆。作者有一种很特殊的结构能力，每一个故事都以“有个人”开头，就像所有的民间故事都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讲述，在这种具有永恒感、简洁的形式下，其实是变化多端、形形色色的生活体验——不太能称之为“故事”，它对故事进行了高度抽象、概括以及升华，但保留了故事的趣味，保留了对话性，甚至有很强的对象感——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个母亲对着她的孩子在讲述“有个人”的时候，孩子对“这个人”将是既熟悉又陌生的，这个人是他自己，又不全是，他会兴味盎然地问“这个人”是谁呢？母亲也许会回答他，“你猜猜看呢”。我们确实从“一个人”身上，体味到了“许多人”的生活。这不就是文学的奥妙吗？

如果说《一个人，许多人》是生活的吉光片羽，那《墙上的白马》更像是生活的深海与隧道，弟弟这个“孤勇者”独行其间，感受着和“我”（也是大多数的“我们”）不一样的生命风景。弟弟如同一个故事天才，在 “故事”与“生活”之间切换自如。这是我期待已久的、在扎实生活基础上飞翔起来的想象力，它是天马行空的、玄妙的幻想，但它和一个中国孩子的日常生活那么地紧密、相洽，它承载的孤独、恐惧、希冀、善良、勇气，我们多么熟悉。这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非常别致的作品。它是故事里的故事，但不是套娃式的简单叠套，而是内外呼应、形成互文，生成了丰富、有趣、多义的文本，这种模糊性、丰富性在当下儿童文学中尤为可贵。作者具有很强的讲故事的能力，弟弟讲述的那些故事每一个都可以独立成章，但又能相互交叉连接，形成一个圆融的有机体。这些故事似乎来自弟弟的虚构，却又暗合于“我”成长中某些时刻的人生体验。整个作品既有对儿童成长困境的现实观照，又有一种深邃的诗意和哲思性，既有来自经典童话的灵感，又有鲜明的当下性、现实感。尤其是作者的语言，有一种现在的儿童文学中少见的简白、流畅，没有过度抒情、浮夸的语言，既有悲悯的情怀，又不失诙谐的表达。读《一个人，许多人》和《墙上的马》，会感觉到这是“新”的，这种创新既依仗作者卓越的才华，也源自《小王子》《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没头没尾的故事》等等一些具有艺术特质的经典作品的启发，它们灌注着鲜活的当下生命体验，也彰显出朝向经典的努力。

生活是艺术创新的基石。这些年来，儿童文学界一直倡导对“中国式童年”的书写，表达了大家对具有时代感和贴近性的儿童文学的期待。这次大赛中也涌现出了几部题材比较独特的小说，有描写少数民族生活的，也有书写体育运动项目的。这样的作品能够拓展孩子对生活的体验与认知，激发孩子对他人的体恤、对生活的热爱，亦能鼓励孩子热爱运动、发展多元审美。这些小说各有长处，无论最终是否获奖，但都反映出了当下现实题材儿童小说创作的普遍性问题：我们总感觉到现在的儿童小说和孩子的生活存在隔膜，难以产生共鸣。很多作家对儿童生活的理解、对儿童精神的体察，都停留在外部生活，特别是一些主题创作，往往突出题材优势，忽视艺术逻辑、生活质感，成为一种概念化的、说教的写作。刘海栖、叶广芩两位作家的儿童小说备受好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时代背景与日常生活的肌理、人生的艰难波折与人心的善美，相融不悖、相得益彰。这种回望性的写作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写好当下可能比写好历史更有难度。这是一个更加多元和复杂的时代，互联网、数智化、原子化社会特征，传统文化与二次元等圈层文化的交织，校园霸凌、性别对立、亲密关系、原生家庭、低欲望社会等话题正在成为社会热点，如果现实题材的儿童文学创作不能与时代形成共振，不能进入当下孩子的真实生活状态，不能捕捉、感受他们的情绪，甚至不熟悉他们的语言，确实就会成为布鲁诺·贝特尔海姆所批评那种糟糕的儿童文学——只是试图娱乐儿童或提供知识，不能激发和培养儿童最需要的去克服困难的应变能力。

“今天的儿童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由孤独主人公的形象为他提供自信”，半个世纪之后，贝特尔海姆的判断与当下儿童的渴望仍旧契合。我们需要能够帮助孩子发展心理能量、拓展生命意义的作品。这就要求作家能从整体上精准把握变动不居的时代生活，熟悉孩子的生存状态，感知他们的内心世界，洞察他们所面临的困境，唯有如此，笔下的作品才能真正具备时代精神气象，既让成人通过这些作品更好地了解孩子，也能让孩子通过这些作品更好地认识自己、理解生活。

（作者系中国作协办公厅副主任、第三届陈伯吹新儿童文学创作大赛复评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