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叠欠条》出版后，人们给刘怀彧写评，往往称他为“老师”或“先生”。他的诗中饱含对人性美好的孜孜以求、对内在道德的真诚反思，这些都与儒家“仁”的精神有深度的契合。认真研读刘怀彧的《一叠欠条》，你是能找到其诗歌的精神家园的，它就是传统儒学中温暖人性的精粹所在，这大约是读者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称他为“先生”的原因。

《一叠欠条》处处可见诗人对草木生灵的仁爱和对自身道德的反思。例如他写一棵大树上有个小小的鸟窝：树够不上粗壮，但很高挺/冬天大树摇身，积雪压枝/他青筋暴起，安静地挺着，因为他/毕竟举着，一个家庭(《鸟巢》)。一条无主的流浪狗会让他无端牵挂：狗蹲在那里/时常叫唤几声/像是在看护/这越来越深的夜/又像是要抵御/这越来越深的夜/将它彻底吞没(《一条自由的狗》)。面对一片落叶，他也心存悲悯：对于柔软的事物我们都是这样/觉得亲近　安全/就放心地践踏/甚至听到它咯吱的/断裂声/常常免不了　还饶有兴致地/多踩几脚(《柔软的事物》)。

现代诗的精神谱系根源于西方的个人主义，通过对日常语言进行解构并赋予新的意义，来抵抗社会强加给人的各种身份，打破身份体系加诸个体的精神异化和价值威权。而儒家则一直坚信身份是人的本质属性，假如每个人都扮演好自己固有的角色，作为整体的社会就安定了。在处理日常身份与诗歌写作的矛盾时，刘怀彧延续了上述儒家的身份意识。他在后记里坦言，他的第一任务不是成为一个诗人，而是“在学校时努力做个好教师，在报社时努力做个好记者，在机关时努力做个好公务员，在家里努力做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好爷爷。”他的写作不但不规避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日常身份，还努力将其中所蕴含的伦理温情转化为诗意。

身份意识的建构离不开仪式感，所以儒家特别看重礼仪。在记录儿子儿媳婚礼的《感恩书》中，诗人不忘对婚礼的各种礼仪习俗进行了正面书写：每个程序都充满意义/每个仪式都无比庄严(《礼成》)。这些描写不能说都是成功的，毕竟按照我们的日常感受，婚礼的种种仪式早已被商业化运作弄得俗套。现代诗通常会回避这类素材，假如不得不写，多半也会采取反讽或悖论的视角。刘怀彧一定了解，但他仍然坚持这样写，这表明他对儒家式的身份观念怀有的强烈信念。

然而这种坚守是不易的。在传统儒士的精神世界里，“道学问”与“尊德性”是“知行合一”的两个侧面，共同构成了儒家思想“同真善”的基本特征。但现代的知识体系把“道学问”这一块从理想整体里划出去，交给了高校里的专业学者。缺少了“道学问”对世界的整体解释，儒家的语言就丧失了公共性，儒生便无法打通自我和社会的通道，只能做一个在封闭、孤独的信仰里挣扎的道德个体。人们在谈论刘怀彧的诗歌时，通常都会留意到他的身体状况，病痛的折磨也确实在他的诗歌中留下了深深的刻痕;但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他精神世界的残破感，一如他笔下等候拆迁的旧房子：顺溜的人　提前走了/坚持的人　还在坚持/整座楼都　破罐破摔/充斥了自贱和邋遢/像一场不幸的婚姻/伤痕累累/却还在 勉强使用(《一座房子放下了尊严》)。

不像那些打着国学传统招牌自我膨胀的人，刘怀彧对自身的精神困境一直保持着清醒坦诚的认识。他的诗从不借助那些宏大的命题或复杂的文化符号去打造幻想殿堂，而是经由近乎卑微的自我拷问去无限逼近内在的神性。他似乎在盖一所只存在于自己内心的庙，搭建的材料都是从自身的血肉中割下来的，而这血肉，割得越多，就越痛，反而越是暴露出他作为一个凡人的残缺、卑微和无力，但同时也就越发加强了他对于神性和完整的渴念。这种“大成若缺”的矛盾构成了他诗歌写作中深刻的悖论：你是我的神/是我笔下最辉煌的词句/因为你，我无法扫除心中的积雪/这点积雪，正为你经年的神光而设/我无法褪去这最后一个冬天/心甘情愿，就这样/这样保持着对春天的期盼(《幸福颂》第八首)。“积雪”象征着“我”作为个体的有限和残缺，但正是这残缺映照出“你”的神光，所以“我”总是无法扫除心中的积雪。这种自我反思的“负的方法”，大概也是这本诗集被取名为“一叠欠条”的原因之一。

刘怀彧的诗和他内在的人格精神水乳交融，无法分离。正是这种一以贯之的道德立场，使得他看起来就像一位在后儒家时代依然坚守在城市的道德瘠土里的诗人“先生”：我有一个宏愿/要用足够的墨水/把这都市的夜/刷黑//现在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没有真正的　白昼的白/也就没有真正的　黑夜的黑……(《将黑夜刷黑》)。道德写作往往会损害现代诗对元生活的感知灵敏度，因为道德需要用某种统一的原则来处理生活，但刘怀彧的道德自省具备足够的深度和复杂度来支撑他的诗歌写作，他那些看似平淡的诗句，是对生命的一次深入和对诗歌的无数次浅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