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梁瑞郴

我是在阅读写粟裕将军的书籍时认识雄文的。

国内目前已公认张雄文是研究粟裕最为客观准确的专家之一。研究即治学，治学是需要严谨的科学态度，是力戒虚构与假想的。而文学在某种意义上与治学恰恰相反，没有想象就没有文学。雄文是二者兼具的优秀才俊。在弄文学的各种体裁中，除未见其创作诗歌外，其他的类别几乎无不涉猎，而每每涉猎，都有傲人的成果。

我与雄文，有两种情分。一是其父曾供职涟邵矿务局金竹山煤矿，而我也于那一时期曾在涟邵谋得一职，算是其父辈同僚。二是雄文曾就读毛泽东文学院作家班，而我也为作家班学员传道授业一二，算得上“广义师生”。由此我们有了较多的交往，对他的了解，便不是“纸上得来终觉浅”了。

谷雨过后，春光式微，麓山夜雨之时，雄文寄来了他的散文集《白帝，赤帝》，因作品大部分是其近几年游历山河之作，故谓之行走文学。作为同道，我愿意用文字酿一杯薄酒，为其壮行。

我读雄文散文，尽管阅读中几度老眼昏花，但仍不忍释卷，几乎是一气将其读完，除了我上述的情缘之外，更在于其作品的文质俱美，读之如饮醇酒。非常凑巧的是，作品描述的许多行走之地，我大多去过，读雄文的文章，恰似故地重游，尤其是他作品中描写的独到发现，又给了我一个拾遗补阙的机会。近几年来，我和雄文有了更多交集，常常在一些笔会相遇，而笔会之后，他往往总能以厚实之作，给文友许多惊喜。

东坡有言：“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读万卷书，是足可通神，而行万里路，我以为也是另一种通神。

雄文的散文，不少作品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在现实的生活中，历史的钩沉中，艺术的路途探寻中，有三条行走的路径。

一是在生活的路径上坚实地行走。一个作家，丰富的游历是其见识必不可少的积累，即所谓生活的阅历，不可或缺。屈子湘楚放逐，李白仗剑远游，子厚谪居漂流，东坡贬谪浪迹……不管是自我的远足，还是贬谪的迁徙，都是行万里路啊。雄文的行走，多为名不见经传的地方，而这些地方在他的笔下，总可以现出别样的风景、人事的独特。在白帝城，在阳雀坡，在穿岩山，在株洲云龙，在长沙雨花区圭塘河，他总能在这些风景中寻觅到不一样的感受。

二是在历史的路径中探微发幽，烛见历史的深处。历史往往是现实生活的最好参照，知古鉴今，拨云见日。雄文的这类散文，善于在对历史的精雕细刻中，翻出新意。如《白帝，赤帝》一文，从少昊、太昊写起，继而周王朝，继而汉高祖刘邦，继而王莽篡权，继而公孙述，继而蜀主刘备，王朝更迭，烟云四起。围绕白帝和赤帝，将正史与野史杂糅搅拌，风云际会，纵横捭阖，然而作者笔出新意，在城头变幻大王旗中，铁骑突出，引出一拨又一拨文人墨客，这场由李白领衔的盛大诗会，阵容豪华，杜甫、陈子昂、白居易、刘禹锡、苏轼、黄庭坚、陆游、范大成、王士祯等，列队步入，作者写到“他们吟诵的声音托起了白帝城头的云霞，将高峡上悬浮的这座城迷离在诗歌的平仄与韵律里”。

意犹未尽，作者最终笔锋满含情感，更翻出一片崭新的意蕴。“多年后，当我立在白帝城头，用目光一遍遍摩挲李白、杜甫、白居易们遗落在云端里的背影，似乎终于明白，他们早已超越了白帝、赤帝，是这座城真正的王者。”这就在历史的迷雾中拨霭见晴，展示了作者的真知灼见。尽管作者笔下倾情描写的人物，都立于历史的潮头，但在唐宋诗人构筑的诗歌帝国的面前，都黯然失色。

三是在艺术探索的路径中坚持自己的风格。散文的过度抒情，缺乏坚实的叙事能力，是当下散文界较为普遍的一个现象，所谓空洞，往往便是由此而生。雄文是传记作家高手，在叙事的过程中，他力求叙事的精准，在此基础上，注意句式的变化，音律的起伏，语意的创新，在平实中见奇巧，在变化中见生动，使叙事不再呆板、涩滞。

从雄文创作的基本状态中，我得到一种启示：行走，往往是一个作家必不可少的功课。但最关键的是，我们应该拓宽行走的范畴，不仅仅是大地的丈量，还应包括对生活的分解、抽象与提炼，这才可能打通历史与今天，现在与未来，生活与艺术，表现与升华的互通的隧道，把作品写得厚实与沉稳，充沛而丰赡。

（《白帝，赤帝》，张雄文著，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本文为该书序言，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