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报》“凤凰书评”之“编辑的故事”经过四个月“试运行”，终于小有影响，关注和阅读的人明显多了起来。另外，这四期已经发表的文章也开始显示出这个版面的风格。

新冠肺炎疫情虽略有反复，但完全没有影响我们的出行。在我的印象中，对于出版人来说，每年四、五月和九、十月是最忙的生产季节，多项阅读推广活动纷纷举办，我于是疲于奔命地在各地穿行。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每到一处，我还多了一项组稿的任务，遇到出版界的同行，会喋喋不休地恳请他们帮我推荐全国各地优秀的编辑来写“编辑的故事”。

我对报纸期刊不甚了解，但对图书出版而言，我深知组稿的重要性。一个新成立的出版社需要组稿，一个生机勃勃的出版社需要组稿，一个从困境中走出来的出版社第一件大事便是组稿——稿件是出版单位的生存之源。一个整天坐在家里等待自然来稿的编辑，目前虽大有人在，但一定不是最好的编辑，而一个所有或大部分编辑都坐在家里等稿的出版社，目前也大量存在，也一定不是优秀的出版社。相反，就我目力所见，一个优秀的编辑总是在“满天飞”，一个优秀的出版社，一定有一批长年累月“满天飞”的编辑。

因此，当本期我请到两位优秀的总编辑为我写稿时，我惊奇地发现他们两个人都是在写“组稿”，这让我颇为兴奋。

先说一下广东人民出版社。我对这个出版社充满敬意，是因为他们的书总是新颖生动，题材多样。这些丰富多姿、内容深刻的图书不断出现，显示出他们社长和总编辑的价值观。本期我请了他们的总编辑钟永宁，钟总文章的题目是“组稿二三事”，写了如何组稿、如何盯稿。他写了几次组稿经历，其中两次写的都是等稿、盯稿。我在我的《出版的正反面》一书中，援引了学者徐兴无和程章灿老师曾对我讲的一句话，那就是“书稿都是盯出来的”。不管岁月如何流逝，钟总总是孜孜矻矻，一等数年；而还有的组稿的经历，写的则是两位作者都“稿件未成身先死”，令人感伤不已。这样的经历，绝非钟总所独有，我也常常遇到。

凤凰传媒原编委、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汪修荣是资深编辑，他写了组稿的三方面问题，一是抓住机遇，二是突出编辑主体作用，三是“深挖洞、广积稿”。编辑大都有这样的体会，即好的稿件不完全是苦思冥想出来的，很多是偶得；即使是面对余光中这样的大家，他对最初的书名和选文进行了否定，并说服了名家；做完名家一部作品还只是开始，必须照此深挖下去，实现从一本书到一套书甚至多套书的出版。汪总未必看过我的《出版的正反面》，但我在书中确实有专门一节谈编辑如何获得一部好书稿，那便是六个字：偶得、改造、深挖。我为汪总的文章证明了我的观点而暗自窃喜。 ——徐 海

组稿二三事

□钟永宁

无论作为一个编辑，还是出版社业务领导，选题策划，组织书稿，都是其分内一项主要工作。进出版社后，每年焦心的是为下一年或者未来几年“找米下锅”。但要找到上等“好米”，非走出门前“一亩三分地”不可。京、津、沪等地，云集了我国一流的高校、研究机构，专家荟萃，是出版人组稿的乐园。但这些城市里，出版大社名社林立，“近水楼台先得月”，一家远来的地方出版社，想要组到一流稿件，殊为不易。从事出版工作以来，尤其主管出版社内容生产后，我每年都要与同事到北京及附近组稿，而每次出行都不敢懈怠，行前要做足功课，一到就猛约人、排日程，每天总想多见几个专家，落实旧选题，开发新项目，弄得像打仗似的。其中的甜酸苦辣，颇令人回味。故事多多，下面先挑几件说说。

一

约张国刚先生组织编写多卷本《中国家庭史》时，张先生还在南开大学历史系，我是从南开历史系网站的一篇文章获得线索的。那时我经常到高校的网站搜寻有出版价值的信息。张先生出道较早，年纪轻轻，就在中古史、社会史、中西关系史等研究领域硕果累累，崭露头角，是学林少帅式人物。我是入道不久的小编辑，独自找他约稿，着实有点忐忑，思想斗争激烈，但一想到做一个编辑总要跨出门去，而《中国家庭史》又是前人还未做的好项目，在分管领导的鼓励下，我利用出差北京的机会下决心去了天津。抵达后鼓起勇气给张先生打电话，自我介绍一番后，表达了求见、组稿的意愿，电话那边的张先生说他上午有课，还说这个项目还只是一个计划，暂时还没有考虑出版。我当时有点失落，觉得不能就这样折返北京。我也不知哪来的勇气，对他说：“我先到你们学校招待所住下来，你没有课了，就去找你。”没想到中午过后，张先生却来到招待所。我喜出望外又紧张不安，见面就把腹稿说了一遍，从大学里师长那学来的一套治学理念，到自己写的几篇关于社会经济史的论文；从中大、南开两个高校历史学系对新兴社会史研究的一致推重，到编撰出版第一套贯通传统中国的《中国家庭史》如何重要。张先生听后，讲了这个项目的缘起和进度，还说到北京已有几个出版社跟他表达了出版意向，表示需要与其他几卷作者商量后再作决定。

见了张先生第一面后，我每过一段时间就问候张先生，并询问《中国家庭史》项目的进展情况、有没有落实出版社，每当得知还没有定出版社，心中就暗喜，觉得希望还在。一天，张先生在询问我关于该套书编辑、装帧思路、出版进度和宣传方式后，说可以交给我们出版，我听后兴奋不已，心中琢磨是什么打动了张先生。后来拿到书稿后，为了调动出版社的编辑出版力量，我请分管领导统筹该书的出版工作，又找到装帧设计专家方楚娟老师做封面设计。该书还未出版时就入选新闻出版总署“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出版后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入选“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绕不过去的著作。有了这次经历，我后来外出组稿，不管对方是多权威的作者，都逼自己跨出去联系，对张先生在我初出江湖时给予的信任、支持，一直心存感念。

二

初次与左玉河先生见面大约是2010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已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等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因此我想请他写《民国社会生活史》。北京的初冬，有些寒冷，他带着夫人应邀在一家餐馆和我见面。我寒暄几句就直奔主题，左先生说这个项目很有价值，也是他正想做的，我以为有戏，谁知他话锋一转，面露难色：“项目是好，但所里有几个大项目还没完成，要先干完那些项目，才能做你这个项目。”我说，“没关系，我能等。”我知道他很忙，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催他，大概半年、一年会给他打一个电话。

转眼两年过去，2012年我调到花城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的选题我都留给了原社，工作的主战场转移到了文学书籍出版。4年之后，2016年底我又调回广东人民出版社任总编辑。见《民国社会生活史》还没有多大动静，次年便带着几个编辑赴北京找到左先生。他看到我，十分感慨。他说：“我原以为你到花城出版社后，这个活可以不干了，所里的任务太多了，没时间干自己的‘私活’。”我说：“书稿你还是要帮我写，几年我都等了，我可以再等下去。”他一脸叫苦状：“看来这回逃不了。”同去的编辑后来比我跟得紧，她们催着左先生挤时间干“私活”。左先生终于在2017年拿出初稿，经过作者与编辑双方的精心打磨，该书厚厚两本于2019年面世，这离最初约稿，不下九年时间了。出版期间，即入选国家“十三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获得2018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出版后，学界、媒体纷纷推荐，其被评为中国历史研究院“全国主要史学研究与教学机构年度重大成果（2019—2020）”。出版期间还有个插曲，有人善意提出把书名中“民国”两字换掉，说那样可能获得更多奖项、荣誉。我觉得这本书就是写这段时间的，且认为一本书的地位和影响，是由其内容价值和可传承性所决定的，因此坚持不改名。这得到了左先生的高度认同。他对自己的这本书非常满意，每次帮我们引荐作者时，都兴奋地说起敝社约他写这本书的经历。我也常跟随行的编辑说，只要认可了好的选题、找到了最合适的作者，就要一直等下去，精品都是岁月磨洗出来的，速成之作，反而要对其品质抱有戒心。

三

下面这件往事，牵涉两位作者，恕我把他们的真名隐去，姑且称他们A先生和B先生。A先生在中国近代史领域精研甚深，是国家级一个重要研究机构的名专家，也是我的老乡。有一年他到广东出差，顺便来我单位拜访。他为人低调、随和，愉快答应了我的约稿，此后他将提纲发来，我提了一番建议后，项目就确定下来，同他签了约稿合同。不久，该项目入选国家“十二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此后，我就等A先生撰写书稿，其间，我在北京拜访过他，他虽然面目清瘦，但看上去还很健康，说他一直在为几部文献纪录片到处奔忙，但会挤出时间交稿。此后，过一段时间会说写完了第一章，写完了第二章、第三章……之后，就没听他说写到第几章了。因为距离计划出版时间尚早，我也没有向他催稿。后来有一天突然从朋友处得知，A先生不久前病逝了，我当时半天没反应过来，不相信他年纪不大，怎么这么快就过世了，感觉自己太大意了。

2017年我又带着团队去北京。想着这个项目不错，不想放弃。晚上，我在手机上翻通讯录，找熟悉的作者，“蒋建农”这个名字跃入眼帘。蒋先生与A先生原来在同一家单位，任部门主任，他是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专家，对近代史特别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专题史颇有研究，因此想请他出马完成这个项目。第二天，我与同事一道去他办公室，说起未完成的这个国家项目，他十分感慨，向我们回忆起A先生的一些往事。当提出请他撰写书稿时，没想到他说有一个更合适的作者，一位本单位的年轻学者B先生。蒋先生将我们带到B先生办公室。他看起来三四十岁模样。我们说明来意，他说先考虑一下再说，又问我们住在哪个宾馆、哪一天回广州。第二天他打来电话，说来我所住宾馆聊聊。我十分感动，因为到北京一般都是我们上门找作者。他将我们这个项目的要求问得很细，标题、行文风格、字数、交稿时间……看得出来，他愿意做这个项目，又怕完成不好。当问明一切以后，他承诺在规定的时间交稿。几个月后，他发来了提纲、样稿，双方签了合同。次年秋天，我去北京，还是那个宾馆，还是他要求来看我。后来我和同事们为稿子的事情，与其联系好几回，前几次都说正在编写中，后来说自己身体不是很好。时间越来越紧，我虽然有些焦急，但也没有紧催他。直到一天，一位朋友说，他忍受不了疾病的折磨而结束了自己生命。我一阵吃惊，心想，一个做事这么认真、责任感如此强的人，是怎样的痛苦才使他做此选择。当时我就决定这一项目到此为止，后来每每想起两位和善学者的中道崩殂，我就内疚、神伤不已。

（作者系广东人民出版社总编辑）

从一本书到一套书

——“大家散文文存”策划散记

□汪修荣

在一个人的编辑生涯中，总是机会与挑战并存。如何抓住机会，对编辑来说是一门必修课，也是对编辑综合素质的考验。善于抓住机会，往往可以产生事半功倍的效益。余光中的《左手的掌纹》当初对我来说就是一次这样的机会。

《左手的掌纹》的出版，多少有些偶然。

2002年的一天，我接到南京老作家冯亦同先生的电话（顺便说一句，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传来了冯先生不幸病逝的消息，非常遗憾），他向我转达了一个信息：余光中希望在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一本散文集，希望我能“玉成此事”。当时我作为副总编辑负责社里的选题与统筹，这样主动送上门来的大家对我来说多少有点像天上掉馅饼，自然十分欢迎。余先生选择江苏文艺社出版他的作品，理由十分简单，就因为他生于斯，长于斯，古都南京曾给他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50年前，青年学子余光中离开大陆，如今这位“金陵子弟江湖客”希望在故乡出版一部作品作为纪念。这样，仅仅因为南京这座城市的关系，我便有幸成了余光中的责编，从此因书结缘，开始了与他近20年的合作与交往。

像余光中这样的大家，对很多出版社来说可遇而不可求，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一次天赐良机，必须紧紧抓住。能否抓住抓好，不仅事关这本书的成败，更事关今后能否与余先生长期合作。对于编辑来说，遇到一个优秀作者、一个优质选题，最重要的不是仅仅做好这本书，而是要深耕、挖潜、拓展、创新，做深做透，把一个选题做成一系列选题，把一棵树培育成一片森林。

为了做好余先生这样的重量级作家，我决定自己担任这本书的责编。余先生最初的设想是出版一本《余光中最新散文选》，鉴于此前他在大陆出版的散文集版本较多，随意出版一本并没有太大意义。我认真考察了当时在散文出版细分市场已经极具影响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和浙江文艺出版社和其他社有影响的散文系列，仔细分析了其人选、特点、编排方式甚至封面、定价等，经过认真调研思考，我决定另辟蹊径，精选余先生各个时期的散文代表作，按内容分辑编排，每辑精选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把最具影响的作品放在最前面，并且给每辑取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显得内容丰富又条理清晰。为了使选本既保持品质，又具新意，一方面，我希望把最具影响的名篇力作选进来，另一方面，酌选一些从未在大陆发表和出版的新作作为新鲜血液。此外，在形式上也适当做一些变化，在每辑插入一张作家生活照，丰富文本内涵。我把这个编辑设想告诉了余先生，他完全赞同。

为了编好这本书，我们商定请余先生的朋友冯亦同老师担任编选者，冯老师欣然应允。根据我的策划设想，书稿很快编好了，既囊括了余光中先生多年来创作的散文名篇，又遴选了他近年来未在大陆出版的部分新作。我感觉作者和编选者虽然都是著名作家，但由于他们并不完全了解市场和读者需求，选文难免带有自己的兴趣和偏好，有鉴于此，我根据自己对作品的理解以及对市场的判断，将全部文章重新排列组合，并进行了大幅度的增删。此后，我将拟定的选目寄给余先生审定，他收到后十分满意，只在个别篇目上做了微调。余先生最初“钦定”的书名是《余光中最新散文精编》，我认为这个书名与他以往的集子并没有本质区别，难以在浩如烟海的市场中脱颖而出。我坦率地谈了我对书名的看法以及对市场的理解，希望余先生另取一个新颖别致的书名。他并未不悦，而是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凭着诗人的才思和灵感，很快拟好了一个书名：《左手的掌纹》。看到这个书名我眼睛一亮，大家也都拍案叫绝。

余先生取这个书名并非心血来潮，其实是有出典和用意的。他后来曾对此解释说：“我在台湾的第一本散文集叫《左手的缪斯》，写的是文艺灵感的女神，我自己也说过我是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所以我现在是把我的左手——散文部分亮出来给读者看，书名也就叫做《左手的掌纹》了。”作为余光中的恩师，梁实秋也曾盛赞他“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所以用《左手的掌纹》做书名不仅十分贴切，且极具匠心。事实证明这个书名对这本书的成功发行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可谓一炮打响。

为了纪念这次出版，我特意请余先生撰写一篇自序，余先生欣然同意，不久就寄来一篇洋洋万言长文，字是用圆珠笔写的，笔力雄健，情真意切。他在自序中写道：“十多年来我的书在大陆各省出版，但是在江苏，这还是第一次，尤其还是在接生我的南京，更是倍加快慰。”末尾用一句诗来表达他对故乡的深情：“请君试问长江水，乡情与之谁短长？”

2003年5月，适逢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百年校庆，作为杰出校友，余先生应邀回母校参加庆典。我请余光中夫妇、冯亦同老师和张昌华先生在鼓楼大钟亭小饮。那是我第一次与余先生和夫人范我存女士零距离接触。所谓百闻不如一见，我认为编辑与作者最好的交流方式仍然是面对面的交流。这次见面虽然时间不长，却为后来我与余先生近20年的合作做好了情感上的铺垫，奠定了信任的基础。

恰当的时间对一本书的成功出版有时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左手的掌纹》也是选择了一个恰当的出版时机。2003年秋天，我偶然从冯亦同先生口中获悉常州大学城奠基，余先生将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余先生与常州渊源颇深，母亲和夫人都是常州人，常州更是他的母乡。我觉得这是一个极佳的出版时机，如果能抢在常州大学城奠基前出版，正好可以让新书借势。机不可失，我立刻协调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按照时间节点争分夺秒，最后《左手的掌纹》终于抢在常州大学城庆典前如期出版。在常州这个特别的地方，在一个特别的时间点，《左手的掌纹》影响一下子扩大到全国。事实证明，这个时间点的选择对这本书后来的成功发行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余先生这本新书装帧典雅，不失大家之气，出版后受到读者和业内一致好评，先后获得2003年第二届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年度散文家奖、全国文艺图书优秀畅销书奖等多个奖项。其封面、装帧及编排方式等还引起很多模仿，至今已加印四五十次，成为大陆最畅销的余光中散文选本。

对我来说，《左手的掌纹》的成功出版，并不是一个选题的结束，而是意味着一系列选题的开始。作为编辑，碰到一个好作者一个好选题就要设法做深做透，不仅要深挖作者自身潜力，还要善于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在内涵与外延上下功夫。这里所谓内涵主要指深挖作者潜力，从同一个作者身上开发更多选题，比如余光中，其后我又与他合作策划了两本诗集《等你，在雨中》和《风筝怨》。本来还有一系列其他选题，包括《余光中全集》等等，可惜因为余先生突然仙逝成了永久的遗憾。所谓外延，就是从这本书这个选题联想到同类书和其他作家的选题。鉴于《左手的掌纹》在市场上取得的良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我敏感地意识到当时图书市场出现的一些新变化，长篇小说市场逐渐式微，随着生活节奏加快，阅读越来越碎片化，名家散文可谓适逢其时。综合各种因素，我决定以《左手的掌纹》作为第一本书，在此基础上，策划一套名家散文。这就是后来的“大家散文文存”。为了策划好这套“大家散文文存”，我做了详细认真的策划与规划。第一，以现代以来在文学史上真正具有影响的名家散文为主。第二，不仅作者名气要大，而且其散文质量一定要好，特别是其散文要能契合今天的市场需求，能得到读者接受认可。第三，少数未被读者熟知、大众知名度不是特别高，但质量确实很好的，也酌情收入。第四，选文及编排必须严格按照《左手的掌纹》的体例，确保质量。第五，严格控制总印张，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第六，书名统一拟定，既要契合作者和内容，又要有吸引力。第七，考虑到丛书规模较大，从第三本开始，所有封面都从中国古代经典山水画中精选画作作为封面，力求典雅。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做书也一样，尤其丛书套书。基于这一思考，我决定丛书的前二辑十本书，由我本人担任责任编辑。第一辑确定的是余光中《左手的掌纹》、董桥《旧时月色》、季羡林《清塘荷韵》、张中行《负暄絮语》、黄裳《白门秋柳》。第二辑有苏雪林《浮生十记》、俞平伯《中年》、汪曾祺《人间草木》、柯灵《沧桑忆语》、陈从周《园林清议》。为了确保质量，虽然每本书都有选编者，但最终所有文章都由我根据对作者和市场的理解重新调整增删。除了对图书内容严格把关，对书名我也特别重视。考虑到作者都是大家名家，我决定从作者原有文章中酌选有新意的文章名作为书名。如汪曾祺的《人间草木》就特别适合作为其散文集书名，事后证明这对销售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顺便提一下，为了宣传好这套书，扩大影响，便于销售，我几乎为责编的每一本书都撰写过书评。在我看来，责编永远是图书的第一营销人、宣传人和责任人，图书就像他的孩子，只有他才最了解自己责编的书。我先后为这套书至少写过近20篇书评，仅为余光中一人就前后写过五六篇之多。

《左手的掌纹》的成功给我极大启发，随后我在此基础上策划的“大家散文文存”，历时数年，从一本书，发展成了一套书，总规模达到近50种，部分图书畅销20年，成为文艺社有史以来销售时间最长的一套长销书。此后我又借鉴“大家散文文存”的成功经验，陆续策划了以铁凝、迟子建、池莉、毕淑敏等当代著名女作家为代表的散文丛书“百合文丛”以及“港台暨海外华人作家散文丛书”“茅盾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鲁迅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等多套散文丛书，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从《左手的掌纹》开始，从一本书生发开来，策划成一套书，并最终开发成一个具有集聚效益和品牌优势的散文版块，这也是我当初并没有想到的。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余光中先生和他的《左手的掌纹》带来的意外收获与惊喜。

（作者系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