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谭家湾的柘溪小学读完五年级，我们就到钟家湾的东洲小学读六年级了。柘溪小学没有六年级。

东洲小学在钟家湾后面的山上，离柘溪小学也不甚远，中间就隔着一大片青青的稻田，以及从稻田间流过去的小水河。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山下的钟家湾，稻田那边的谭家湾，以及湾边上的柘溪小学。

出村过河，走过晓雾缭绕的田野，穿过树木葱茏的钟家湾，爬上山，就到学校了。

学校就一栋教学楼。楼前是一个宽阔的黄泥地操场，操场上高高地飘着一面五星红旗。操场外是一堵一人高的围墙。年久失修，东边围墙几乎都塌了，我们每天就从那儿上山下山，连校门也不走了。教学楼后面是一片茂密的松树林，树林里常见松鼠、野鸡、斑鸠出没，见人，亦不惊走。

我们的教室在一楼东边。进了教室，彼时进来的是一个红脸膛、瘦高个的中年人。因为个瘦高，他的背稍稍地有些弯，就像那些长得太高的竹子，承受不住树冠的重量，弯了下来。后来，我们知道他叫阳盘乃，是我们的班主任，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

阳老师是个很和蔼的人，脸上总含着笑。所以不管什么时候看到他，我们都不会惴惴不安，而是很放心地该跳绳的跳绳，该看闲书的看闲书，该画画的画画，并且都能萧萧散散地喊他一声“阳老师”。

阳老师家住阳家湾，离学校比我们远多了，有七八里地。但他总是第一个到学校，最后一个离开。他那间小小的形同斗室的办公室在我们教室的东边。每天早上，当我们踩着一路的露水爬上山时，他已经坐在他那张斑驳的办公桌前了。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来的。傍晚，当我们补完课，（那时，学校从我们六年级两个班里选了十来个学生，要求我们这十几个学生每天放学后留下来补两个钟头的奥数。我们补完课时，学校早走空了）准备回家时，还看到阳老师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冬天，天黑得早。我们补完课，天已经黑了，山下的钟家湾和对面的谭家湾里已经稀稀疏疏地亮起灯来了，天上的星子也冒出来了。透过水汽氤氲的窗玻璃，我们看到他还坐在橘黄的灯光下。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走的。

他教语文和别的老师不一样。他讲的不多，更多的时候是带着我们读，不断地读：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

“夕阳照在小湖上，没有什么风，湖面平得像一面镜子。岸边几棵垂柳，垂柳那边是一望无垠的稻田。几只又窄又长的渔船浮在湖面上。近处的那只船上，渔人正坐在船尾，悠然地吸着烟。十来只灰黑色的鸬鹚站在船舷上，好像列队的士兵在等待命令。……”

“一阵风把蜡烛吹灭了。月光照进窗子，茅屋里的一切好像披上了银纱，显得格外清幽。贝多芬望了望站在他身旁的兄妹俩，借着清幽的月光，按起了琴键。……”

“渔夫的妻子桑娜坐在火炉旁补一张破帆，屋外寒风呼啸，汹涌澎湃的海浪拍击着海岸，溅起一阵阵浪花，海上正起着风暴，外面又黑又冷，在这间渔家的小屋里却温暖而舒适，地扫得干干净净，炉子里的火还没有熄，餐具在搁板上闪闪发亮，在挂着白色帐子的床上，五个孩子正在海风呼啸声中安静地睡着。……”

……

奇怪的是，在他带着乡音的抑扬顿挫的朗读里，这些课文像一幅幅图画在我们脑海里鲜活地浮现出来了。老师们不厌其烦地讲解的课文我都忘了，但阳老师让我们一遍遍朗读的课文，隔着二十多年，还像一幅幅鲜活的图画活在我的记忆里。如果说我能爱上语言，如果说我能感受一点语言的美，那都得益于阳老师带着我们一遍遍地朗读。

他要我们写周志。周志发下来，我很是吃了一惊，同时心里又无比感激。周志上全是红艳艳的圈圈点点，都已作了密密麻麻的批注了。对那些他认为写得好的地方，他毫不吝惜他的赞美，并且如数家珍地细数它的好处，有些好处其实连我们自己都没有想到。就是那些写的不好的地方，他的提议也是那么温和，让人易于接受。在我此前的读书里，我没有见过这样认真的不遗余力的批注，在我以后的读书里，这样的批注我也再没有见过。

后来，他没有要求我们写周志了，但我还是一如既往地给他写，有时甚至一周写上好几篇。我不是一个很用功的人，但那红艳艳的圈圈点点，却像一枚枚闪闪发光的奖章，于我是无法抵抗的诱惑。但交上去不出两天，他就又返还给我了。里面也一如既往的是红艳艳的圈圈点点，密密麻麻的批注，以及毫不保留的赞美。

有一次，他让一个同学来叫我。到他办公室，看见他正微笑着看我的周志。“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他很高兴。“好好写下去吧！”

现在想来，他是多么用力地在托举自己的学生啊！但在当时，他的话却像一束光，忽然照进我混混沌沌的世界，并且模模糊糊地照出一条路来。虽然我看不清那条路通向何方，也不知道那条路能走多久，但知道的是，有一条路我可以试着往下走一走。我后来养成读书写字的习惯，终没有陷入无事可做里，这得感谢阳老师。

小学六年级一年，我整整写了厚厚的一本周志，里面全是阳老师密密麻麻的批注。我还记得那是个棕红色的硬纸壳的本子。可惜一年发洪水，这本周志连同家里很多东西都被洪水冲走了。

小学毕业后，我就再没有见过阳老师了。不知道阳老师怎么样了。

我拖了行李坐了一天一夜的绿皮火车跑到遥远的湘西开始我的大学生活。

我读的是汉语言文学，文学类的课居多。其中中国古代文学分段由两位教授教授。彼时学的是先秦到隋唐五代文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位老先生，穿着一件深色的旧褂子，鬓角微霜，抱着一摞用一块深蓝色土布包着的书。这就是程安庸教授了。

程安庸老师把书轻轻地放在讲台上。在简单的自我介绍后，他并没有马上介绍课程，而是说了一段话，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段话，他说：“……英雄无论出处。现在你们都站在大学的起跑线上，四年后，鹿死谁手，就要看你们各自的努力了……”

像一束光忽然照进我并不怎么光明的世界。我忽然看到了大的希望，看到人生并没有就成定局，看到每一个人都是可以努力的，未来也都是可期的。

这是唯一一个这么殷切地对我们说这样话的老师。我对他的话深信不疑。

程安庸老师总是要我们多读作品，多背诵作品。他自己学识就极渊博。他上起课来旁征博引，汪洋恣肆，我们第一次知道一个人的学识可以这样渊博，这样浩瀚无涯。对于古诗文他信手拈来，滔滔不绝，毫不凝滞。偶有滞碍，他稍一停顿，又能流畅地吟诵下去了。

有一次，讲到杜甫的“诗史”，他随口吟诵了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嵽嵲。……”说着，忽然就卡了，但稍一停顿，他又滔滔地说下去了“……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

奇怪的是，在他充满古韵的抑扬顿挫的吟诵里，那些晦涩难懂的古诗文竟一下子明白易懂了，一下子从灰扑扑的古旧里变得光彩夺目，如珠如宝起来。至少在我，古诗文的美从此再没有什么能相比了。

在所有的科目里，中国古代文学成为我最喜爱的科目了。这除了自小对古诗文由衷的喜爱外，还有对程安庸老师渊博学识的仰慕。这大概就是“亲其师，信其道”吧！

大二进入宋代至近代文学的学习，教授的老师就换成吕华明教授了。以后就很少看到程安庸老师了。偶尔在校园里见到，他总要停下来，问问我的学业。

他要我报考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生，这也是我心里所想的。但说到努力，我嘴上答应着，心里却不以为然，我想我的专业成绩是不错的，研究生考试是不成问题的。所以在同学紧张备考的时候，我依然我行我素，该写字写字，该看闲书看闲书，日子依然过得悠游自在。

我终究为我的狂妄和无知付出了代价，现实给了我当头一棒。二月份考试成绩出来，我落榜了。这对我是不小的打击。很长一段时间，我都陷在悔恨自责里无法自拔。

这之后的一天，我又见到程安庸老师了。

那时，我刚从校报社出来，——彼时，我已经结束了校报社实习编辑的职务。刚走到文学院后面的花圃，就看到携了厚厚的书籍，正要去文学院的中文资料室查找资料的程安庸老师了。

那是四月，花圃里的绣球花正开得热闹，蓝的，白的，紫的，各色的争奇斗艳，蜜蜂、蝴蝶就花上花下地飞舞着。

他站住问我研究生考试的情况。

我羞愧地低下了头，不敢看他。口里嗫嚅着，竟说不出一句话来。我心里难过极了，觉得辜负了他的期望。

看我这样，他什么都明白了。他神色凝重，脸上仿佛有些难过。但他终于还是说：“总还是要再试试的。没有什么的……”

毕业后，忙于各种应付，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和程安庸老师联系了。加之状况也不如意，说起来，无非让他难过。

有一次，大概是教师节，我照往常一样给他去了条问候的短信。他当时给我回了个电话，问了问我的状况，又给我说起一件我并不知情的事情，说有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拿了一份刊有我写他的文章的报纸向他索要了二十块钱，——关于他的那篇文章，我写了，发了，我也没有跟他说，因为觉得也没有必要说。之后，他似乎还想说什么，但终于没有说。

“总还是要再试试的。”他的这句话总时不时地就响在我的耳边，眼前也浮现他有些难过的神色。

是的，总还是要再去试一试的。

后来，我又回到学校读书了。作为一个需要养活自己的人，备考的艰辛自不必说。但现在回想起来，一切都是值得的。这都要感谢老师的引导和鼓励。

再后来，我也走上了大学的讲台，教的也是中国古代文学。老师成了我人生的导师。

老师早已退休了。退休后就在山清水秀的湘西每天读读书写写字。千里之外，学生遥祝老师一切安好！

作者简介：

余岚，原名王小兰，湖南耒阳人。现居成都，高校教师。湖南省散文学会会员。散文、小说散见于《团结报》、《齐鲁晚报》、《人民日报·海外版》、《野草》、《火花》等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