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中记》的最后，阿来写下这两行字：“201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十周年纪念日动笔。2018年国庆假期完稿。”

　　一本被视为“安魂曲”的书，就像一块静静伫立的纪念碑。

　　阿来曾剖白这段“失语”的时光，“我自己产生一种警惕，觉得在汶川地震的重大现实面前，文学应该写出更有价值、更值得探索和挖掘的东西。但究竟是什么，当时我没有想得很清楚，但有一天我肯定会动笔。”

　　《云中记》的时间线，以乡村祭师阿巴离开移民村，回到震后已荒芜无人的“云中村”告慰亡灵的第一天开始，到第二天和第三天，到第七天，到第一个月，到第六个月，直到“云中村”因山体滑坡彻底消失的那一天为止。

　　“云中村”是一个藏族的古老乡村，“云中村”又可能是在中国的任何一处土地上，一个个中国古老村庄的缩影。

　　春风悦读盛典举行的前几天，钱江晚报记者与阿来进行了对话。

　　年度白金图书奖得主：阿来

　　十年后的安魂曲

　　一场对消逝和重建的慰藉

　　十年后的触动

　　三个月就写完初稿

　　钱江晚报(以下简称钱报)：“云中村”是完全虚构的吗，它有一个现实原型，还是无数村庄的浓缩符号?

　　阿来：在四川泯江周边，这样的村很多，那种村落很典型。说到这个“云中村”，我还是希望一个作家写小说，笔下的地理、自然环境要有真实感，不然就是空洞的。不要虚化小说的空间，不然现实感会降低。

　　钱报：书中的主角“非物质文化”阿巴，他从一个半吊子的祭师，学习做一个真正的祭师，最后选择与云中村一起消失。为什么在十年的思索与沉淀之后，关于这场大地震，您最后给读者的“第一人物”是阿巴?“阿巴”有没有原型呢?

　　阿来：我住在成都。当年地震，我算是个有限度的参与者。作为志愿者，也在灾区工作了很长时间。我当时想，我写什么呢?怎么写?灾后是漫长的恢复重建。重建更多不是物质层面的，更多的是心理问题，那种修复很难被看见。

　　阿巴是有原型的。有一天，搞摄影的朋友扔了张照片给我。他说，某某村你知道吗?地质调查说最后要消失，所以就移民了。那个村有个人，每年到祭奠亡灵的时节，他就回去。照片上的人，那身祭师的行头很特别。这件事对我有触动，但那时我也没多想。

　　我在写《格萨尔王》的时候，写了一半，忽然地震来了，我就离开书桌，去当志愿者。等我回来重新捡起写作，突然警报一拉，已经十周年了。我一下就不行了，当时几乎不能控制，泪流满面。于是我锁了门，至少有半个小时放任自己的情感,然后就开始写这个小说。写的时候，完全是历历在目，太熟太熟了，那气味那场景。三个月，初稿就写完了。

　　文学不应仅关注人与人的关系

　　钱报：您是个特别亲近自然的人，这些年是一直生活在都市吗，还是总有时间在大自然里游走?

　　阿来：我每年写作时间并不长，经常就是去走走。我们在城市里穿行，城市生活是自然而然的，真正不了解的，是乡村的问题。到哪儿我都说要看看农村，乡村确实需要我们特地去加以关注。只有乡村真正发生了变化、转变，农民从意识、从文化上，成为现代人，中国的现代化才能完成。

　　每年我有大量时间旅行，去乡村，也发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文学是一直有自然在的，比如山水诗。张岱写《陶庵梦忆》《西湖寻梦》，一半是自然一半是人文。我非常喜欢杭州，过去十多年，要么春天要么秋天，每年会在杭州住上个把月，西湖周边都走遍了。

　　今天的中国文学，太拘泥于人跟人的关系了。但除了人跟人的关系，我们必须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更大的关系里头。跟植物，跟动物，跟一座山一条江，都对我们有情感的抚慰。当我们在人类社会中得不到抚慰时，就在自然中寻找。

　　钱报：您在书中还提到一种人跟语言环境有关的关系，比如阿巴们使用汉语时，就呈现出另一个形态来。

　　阿来：少数民族语言里，有那种书里写的诚恳庄重的语言。至少这是一个文化现象，我呈现出来了。但不急于下结论，更重要是客观的呈现。

　　我觉得对作家来说，还有个跟语言的关系。网络时代到来，写作越来越粗放，但是大部分看不出有2000年的历史传承，是一种粗俗的文字。雅正的语言是我喜欢的。人家能做那么好，我们做不好，很丢人。长江黄河的感觉去哪儿了?一个作家对中国历史、对文化有敬意，首先应该集中在语言的体现上。

　　钱报：《云中记》不仅是一本关于灾难的安魂曲，也是一本关于“文明冲突”的厚重之书，书中处处有古老习俗与现代文明的碰撞，您写地震，同时也写了一个乡村的百年发展史和消亡史。

　　阿来：我内心有一个东西。中国文学有个小毛病，过于追求某种思想性。我认为文学的深度是情感。过于追求主题的东西时，会造成文本的单薄。

　　当下的世界，小到一个城市，一条街，一条胡同都在变化中。旧文化的消失和新文化的产生，会发生冲突，要靠人的生活去表达出来。消失的在消失，生长的在生长，不然地球早装不下了。

　　我更愿意审美不过于绝望

　　钱报：书中还说到了记住和遗忘这一对矛盾。移民村的人们普遍认为，要不了一百年，云中村会彻底被忘记。您曾说过，“我并不认为所有旧的东西都应该保存下来”，但万物又都有发生和消亡的时候。您是怎么看待遗忘和记住的?

　　阿来：我觉得遗忘才是一个主调。可能遗忘的过程中，有一个过滤，能不能把某种精神性的东西传承下来。人们说革故鼎新，我以为对旧事物的留恋，很多时候也不是真的留恋，而是一种集体的谎言，或者说一种表演，一种下意识。

　　我觉得梭罗已经很装了。

　　钱报：《云中记》主要是彰显灾难后重建家园和修复心灵，善与美的力量是全书的主要支点。您是否有意地将人性比较负面的东西进行了隐晦的处理?

　　阿来：我想从《诗经》开始，世界文学主要还是向善向美，我个人经验中，更愿意审美，不过于绝望，我个人的生活经历，也更喜欢写真善美的东西。虽然人性有各种暗恶之处，但大部分人，还是希望世界变好。如果真善美都熄灭了，那地球是不是得灭亡了?

　　我们说的“解构”并不是最终之道，解构是拆房子了。问题是，我们怎么去建构呢?我觉得建构更重要。拆完了不管了，还是不行。

　　人生中，我们还是希望得到一点慰藉。就我个人来说，文学是救赎之道，能从中得到一点安慰。不然我们不就成了我们鄙视的“那些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