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樱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作家。作为一个壮族作家，她的小说辩识度较高，常常将本民族充满诗意的田园牧歌与女性的唯美婉约风格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长篇小说《南方的神话》[①]可以视为她颇具代表性的作品：站在精神的原乡之上，山寨、小溪和风物民俗与古木参天的山林营造出独有的神话，像命定而神奇的生命隐喻。在这里，灵魂安静，心灵皈依，现世的烦恼和纠葛不再肆无忌惮地缠绕被欲望炙烤的人们。在唐樱的创作中，读者可以嗅到生命最本真的味道，这里的乌托邦可感可触，有形有色，使人性和爱情都找到了最佳的栖息之所。

 

一、城与乡：追寻之旅的新发现

人类从未停下追寻的脚步，思考，启迪，奔走，停歇，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美妙弧线，其中的动力正源自于人类对自身生命状态和生活质量的不断重置，在这种一轮一轮的调配中，诞生出了无数动人的文学作品，“追寻”是文学创作的永恒母题。

唐樱很好地把握了这个母题。在《南方的神话》里，主人公杨扬是一个出生在北方都市的女孩，她受到内心深处的召唤，远离家乡，离开城市，来到了偏远的南方。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是一个城市女孩的寻根之旅，是对上世纪80年代勃兴的寻根文学的隔代回响和重新定义。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曾经流行的寻根文学，《南方的神话》的故事背景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彼时，物质匮乏，衣食紧缺，而当下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更为富足，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社会进入消费时代。在此情势之下，作家再次提出了寻根的主题，与当下的时代背景形成了鲜明反差，是当下文学价值的重要注脚。与传统寻根文学一样，作家把故事的背景选在了远离都市的桃花源，没有喧嚣与奢华，没有狡诈和欺瞒，远离文明，与世隔绝。像沈从文笔下的《边城》相类似，布洛陀山寨是青山绿水、民族风情和淳朴善良的代名词，是众多少数民族山寨中的一个，也是杨扬生活的基本背景。但生活的苦难和坚硬与布洛陀山寨的诗情画意相伴而生，她从小没有父母的陪伴和照顾，一直在寄宿学校上学，原生家庭的爱的空白和单调孤独的童年时代让杨扬更加渴望爱，渴望给予别人爱。这也是杨扬大学毕业后，毅然离开了喧哗的都市，放弃了便利的都市生活，选择到山区支教的原因。

应当说，山区支教隐含了双层含义：一方面，教育本身集纳了馈赠和爱心的全部精髓;另一方面，布洛陀是隐秘的乐土，所以这样的地方、这样的环境、这样的职业，都为杨扬的精神找到了最佳归宿。人性的真醇让杨扬在工作中爱上了无欲无求的山寨。与传统思维意识中的山寨不同，布洛陀的人们聪明、善良，容易沟通。“现代文明人”进入与世隔绝的山寨，常常会感到难以名状的孤独，物质生活的原始、简单和粗糙，让所谓的现代文明人无所适从，精神上的寂寞更让人产生无可奈何的疏离感，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在杨扬身上发生，因为她本身就属于这片土地。现代文明的致命性缺陷在于其自以为是的姿态，它总是以居高临下的视角看待其它形态的存在方式，视他者为落后和愚昧的象征，高高在上，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去改造对方，在这些“文明人”看来，和自己一样才是唯一的方向，才是文明。这种思维隐藏着文化霸权的潜台词，自己的标准才是唯一合法的存在，只有实现世界的整一性，才合乎历史演进的规律。但是作为从现代都市进入布洛陀的“新的文明人”，杨扬却从未有过这种想法，她以平等和尊重的心态与布洛陀共生，所以融入布洛陀并不存在根本性的障碍，也正是因为这种与自然、天地和人性合为一体的性情，杨扬与文化差异很大的“山寨之子”韦湘相爱了，恋爱，结婚，工作，没有重现想象中的悲剧。这是唐樱寻找的新发现：中国式的皆大欢喜既是自然的胜利，更是人性的胜利。

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城市总是充满了优越感，是文明和光明的代名词。几代中国人的梦想就是逃出黄土地，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或者从大山中走出去，并以西装革履的“异地人”的形象回到乡村，光耀门楣，现代文明显示出了无与伦比的改造力量。在城市/乡村这对矛盾体中，期待的天平一直倾斜：乡村是城市的前世，城市是乡村的今生。城市就是乡村的未来，维持现状的乡村成为不思进取的话语符号。青山绿水、鸟语花香让位于KTV的喧闹和不绝于耳的汽笛，田间小道和山间青石让位于钢筋水泥的森林。而唐樱一改这种自以为是的傲慢与偏见，重新标示乡村的分量和价值。对于唐樱而言，这不是策略和方法，而是人生立场的延续，是与生俱来的存在。周涛说：“农村生活造就了很多大作家，但凡成功的作家都是社会生活两极接通的结果。”[②]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源远流长的国家，情感经验和艺术技巧都以田园牧歌式的的体验为主，但不可回避的趋势是，现代城市文明正以水银泻地般的速度进入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因此将两者进行有机结合是文学挑战高度的重要方式。唐樱具有农村和城市的双重生活经验，这种得天独厚的经历决定了她写作的视角和眼光。

需要说明的是，在小说中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城乡两元对立思维，非此即彼的思想表面上看，似乎限制了作家的格局，但是“片面的深刻”从来都是作家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杨扬从城市回到农村，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更是价值观的选择。这说明，以城市为中心的强势话语要重新审视其弊端和偏颇。社会发展不是简单的、直线的、向上的单一逻辑，更不是以中心的合法性去压制边缘的诗意，融合共生才是合理的存在方式，物质累积和财富多寡不应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尺度。唐樱笔下的布洛陀并未直接指涉人的异化和人性的扭曲，在物质欲望甚嚣尘上的态势面前，作家借杨扬逆流而上的另类追寻，折射出被遗忘的生命之美，一种崭新的、健全的、自主自为的生命形态应该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二、诗意田园的精神凭籍

与经济规律不同，文化的高度和繁荣并不总是呈现出强者恒强的特点，人口占大多数的民族未必代表着文化的顶峰，经济中心也未必是文化的重镇。少数民族文化在主流话语日盛的态势面前，反而以其原生态的质朴和鲜美本真的味道成为文化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也是文化多样性共存语境中的重要支撑点之一。因此很多作家开始深入少数民族文化的根部，挖掘那些被取代、流逝、替换的宝藏，挽救渐趋消亡的传统生态，他们并不是在同情、哀伤和悲叹，而是从中寻找力量，在各民族悠久的历史里，提取出可以弥补现代社会弊端的资源。

民族资源和传统意识并不是现代社会吞咽过的废渣，它的精神洗礼功能和灵魂自我救赎可以冲淡被物质欲望炙烤的现代囚徒。沈从文先生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这种人性论自有它的鲜明特色。”[③]唐樱笔下的布洛陀山寨与沈从文的边城有相似之处，都试图通过美好自然的人性极力构建充满诗意的田园世界，在布洛陀山寨，尽管人物的性格迥异，但没有险恶和奸诈，所有人都是美与善的化身，阿妈善良慈爱，阿云坚强忠贞，韦湘忠厚无私，每个人物都是美的侧面。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南方的神话》是作家构建的精神乌托邦。

作家以文学的方式重新书写民族的秘史，并无刻意要还原壮族的创世神话，而只是把少数民族作为小说创作和人物活动的背景。女主人公杨扬纯真善良，她与布洛陀之间互为救赎，她与林场的巡山员韦湘之间的爱情，就是彼此拯救的隐喻。杨扬到山区，是为了寻找心中的图景，韦湘则是布洛陀之子，反过来说，因为杨扬，韦湘也找到了精神的慰藉。他们之间爱情不是城乡结合的典范，或者说与城乡背景不搭边。在以城乡为背景的人物爱情中，城市往往代表着强势文化，是农村人向往的理想之所。陕西作家路遥在《人生》中同样设置了城乡青年的爱情故事，主人公是农村优秀青年高加林和城市姑娘黄亚平。高加林倾尽全力，试图在与黄亚平的恋爱中实现阶层的跳跃，真爱与身份腾挪合为一体，但最终失败，回到了属于自己的黄土地。同样是以城乡青年的恋爱为背景，湘南作家陈茂智有一篇小说《姐姐的园》，将男女的城乡身份进行了置换，“姐姐”是农村姑娘，而对方则是城市青年，尽管男女城乡身份对调，但是农村追逐城市的基调依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小说都城市放置在强势的中心地位，农村则处于无可争议的边缘。《南方的神话》则相反，农村出身的杨扬，经历了城市的繁华和喧闹，具备了落脚的条件，却依然回到布洛陀，把这片土地作为生命和价值的归宿。《人生》、《姐姐的园》都在客观上折射出城乡差距的不可跨越性，在城市/农村的两元结构中，城市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高加林苦苦挣扎，“姐姐”朝思暮想，都是为了走出农村，在城市这个物质性和符号性兼具的地方。高加林不惜牺牲巧珍，选择黄亚萍，最终只不过是痴心妄想，“姐姐”牺牲青春年华，却成为了精神病人。城市就像一个充满了充满了幻想的迷宫，让所有人痴迷其中，流连忘返，而城乡隔阂又像横亘在两者之间的铁幕，残酷地拒绝了大多数到此朝圣的年轻人。杨扬同样从农村到城市，但是在经历了激情与奋斗之后，方才认识到，这里不是自己生命的故乡，遂毅然决然地回到乡村，回到布洛陀。在这个物质诱惑超越一切、经济要素控制决定一切、金钱力量驱动一切的年代，杨扬的选择无疑是一个另类的存在，说她纯粹，是因为我们太浑浊;说她高远，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中只有当下，她自然，纯真，和谐，如同一叶航标明确的扁舟。

和沈从文一样，唐樱无意于设计精巧的情节，在复杂的情感纠葛和矛盾冲突中引人入胜，而是让读者在诗情画意中驻足，淡之又淡，但淡而有味。从读者市场的角度考虑，这种写法的风险极高，因为很多读者已经失去了悠然自得的阅读心境，仅仅把阅读作为消遣的工具，以猎奇的心理阅读，寻找感情趣的情节，所以要设计跌宕起伏的情节，吸引读者一直读下去，至于情怀、诗性和质地，大多已遗忘殆尽，或者说关注点根本不在这里。这种想法诚然有其合理性，但是作为人类精神的耕耘者，作家还担负着滋润灵魂的任务，一个没有使命感的作家是可悲的。正是基于此，《南方的神话》歌颂美好的人性，肯定纯洁的爱情，为读者建构了至纯至美的心灵田园。

三、神话的隐喻与精神的原乡

湘楚文化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这里巫风盛行，想象瑰丽，到处充溢着富于人性关怀的文化气息。与北方文化不同，湘楚文化对道德伦理的约束较少，对自然和神灵保持敬畏。每个地方都有丰富多彩的神话，亦真亦幻，这里的人们灵魂滋润，精神自如、自在、自得，布洛陀山寨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的。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神灵，人们对神灵和自然充满敬畏，在《南方的神话》中，山神说，“人类对大山的任何伤害，都会给人类自己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和无法预测的灾难。”土地神说，“山里人对土地各种各样的忌讳和崇敬，是期待他们播下的种子得到土地更多的关怀，丰收有望。”雷神说，“发怒的呐喊是为了吓唬那些不孝之子。外出打工的人们迎着风耐着严寒回到父母身边过年，这是雷神喜欢看到的”。

布洛陀文化即是一种抽象的存在，也是一种可以描述的具象。作家借神灵之口勾勒出了布洛陀文化，其中折射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理想家园的向往之情。这是作家的精神故乡，从这里出发，还回到这里。因为在检视了现代文明的众生相之后，作家发现，现代文明并非理想的彼岸，而是寓含着巨大危机的陀螺，运转越来越快，停不下来，也不知道会旋转到什么地方。人们一边在快速旋转中享受速度的快感，一边眩晕地注视着越来越看不清的世界，因此现代文明需要不断扬弃，而不是在物质累积和生活自动化的道路上单线前行，最终走上式微的凋零之路。

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而言，布洛陀不是遥不可及的图景，而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深深地烙在了他们的日常行为当中，布洛陀就是他们的神，庇佑着这群虔诚的子民。他们顺应自然，顺应自然就是顺应布洛陀之神，因为现存的一切都是神安排好的，人类与花鸟虫鱼是平等的，无所谓谁是谁的主宰，人类在自然面前从来不应该以征服者的面貌出现，他们是一种和谐共处的关系。与布洛陀的生活相反，现代社会推崇不断进取，其标志就是日益扩充的版图和财富，以今天的成就否定昨天的辉煌，很少思考存在的本质和意义，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家园破灭，如同身处无人的旷野，置于无边的荒原，精神无所凭附。人类在对自然环境的开发和索取中欢愉，又在颠覆和摧毁中迷惘，自沉沦之后寻求救赎。

正因为此，《南方的神话》整体上是一个隐喻，而且故事单元中的隐喻无处不在。小说中有一个故事，一个人上山砍柴，看到两个童子下棋，棋终时，发现柴斧柄已腐烂，回到村中，发现时间已过了几十年。这是变与不变的隐喻，当我们总在感概时间如流水一样，一去不复返，总是感到时光荏苒，其实是我们总是在争夺。时间是一把尺子，所有人都拉伸自己的长度，所以总是在和时间赛跑，和各种要素竞争，最终失去了自己。而有时人类需要不变，比如内心的宁静，灵魂的安稳，精神的惬意，所以唐樱用这个故事告诉读者，世界可能经历了很多事情，但也可能都是过眼烟云，当你自己营造了一个精神的家园，就可以挣脱世间的纷纷扰扰，否则在现代生活中度日如年，失去了自我，成为金钱和物质的奴隶。

布洛陀究竟在何方?作家又重新设置了一个隐喻，韦湘问杨扬，“何时能做他的新娘?”杨扬答到：“等找到布洛陀之时。”布洛陀究竟找到了没有，小说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但是杨扬与韦湘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就是布洛陀的一个隐喻，理想实现的地方和布洛陀其实是同一的。布洛陀即是一个神话，也是人类精神原乡的别名。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新时期文学自信力研究》之阶段性成果，批准号为：15FZW061)

[①] 唐樱：南方的神话，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本文在分析过程中所引文本皆出自该书，不再一一注明。

[②] 转引自容美霞《理想田园 水晶爱情 ——读唐樱长篇小说<南方的神话>》，《长沙晚报》，2010年9月6日

[③]沈从文：沈从文精选集，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