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少鸿是一个被严重低估了的作家。”这是著名小说家、小说理论家刘恪先生在评论湖南作家时经常说起的一句话，我清楚地记得，他至少两次当着我和一些朋友的面这样说过。并不是因为刘恪这样的评价，我才阅读并喜欢陶少鸿的作品，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只要是看到了他的作品，我都会认真拜读的。我觉得陶少鸿的小说作品，具有不同于他人的艺术追求和思想深度。可能因为自己鉴赏能力有限吧，我读作品特别是一些名家的作品，更看重作品的思想意义，在我看来，技巧只是基本功，思想才是衡量一个作家高下的标准。而陶少鸿的作品大多是很有思想的。陶少鸿刚刚出版的《百年不孤》(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12月)赢得好评如潮，不久前，该书又获得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我不是一个喜欢凑热闹的角色，更缺少评判作品的能力，可读过这部近50万字的大著之后，总想说几句话。我并不认同多数评论家对该作品的解读，认为它是在弘扬传统、呼唤传统、回归传统。我认为，《百年不孤》写的是历史，历史的无情与变幻莫测。写的是人性，构成人性的最基本原素——善良与邪恶。主人公建立乡绅乌托邦世界的彻底失败，恰恰是在批判传统、否定传统，是写给传统文化的一曲挽歌。

　　《百年不孤》所叙述的是一个乡绅世家近百年的历史以及相关人物多舛的命运。小说的故事围绕岑国仁展开，包括岑国仁的父亲岑励畲、三叔公岑仲春、甚至曾祖父岑吾公，同辈中的二弟岑国义、三弟岑国安、被父母收养的妹妹岑国英，儿子岑佩琪、女儿岑佩瑶，孙辈岑晓虹、宋子觉，还有妻子黄唯臻，以及林小梅、何大闰、革命党人杨华毓(杨霖)等等。主要人物有二三十个之多，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从第一次内战到抗日战争，再到国共内战，再到土改、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在《百年不孤》中都有呈现。岑家就是一个浓缩的中国政治场，成分十分复杂，既有坚持乡绅路线的代表岑励畲、岑国仁，也有为国民政府效力、为抗日流血的岑国义，还有满腔热情为共产主义献身的岑国安，有大义灭亲、顽固坚持左倾路线的岑佩琪，有离经叛道的宋子觉。于是，在双龙镇、在岑家演绎了一出出保守与激进、人道与新道(新的价值理念)的悲情剧。

　　岑家不仅是双龙镇的首户，方圆百里的首善之家，而且是典型的乡绅及乡绅社会的维护者。从岑国仁的曾祖父岑吾公开始，岑家就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以公正为原则的济贫助弱的完美社会。几年前，我曾经读过秦晖先生关于中国乡绅文化的分析文章，秦晖认为传统的乡绅与宗族有着紧密相连的关系，换句话说，宗族社会是乡绅成长的土壤。而宗族社会的强大除了人口因素外，还以其经济基础有着很大的关系。因此，秦晖认为中国乡绅社会和乡绅文化发达地区基本上都在东南沿海。前不久，看到理钊先生的一篇文章，文章说，中国社会从来没有过乡村自治，只有宗法治理。如果遇到好的乡绅，则乡民有福，如果遇到坏的乡绅，则乡民不幸。岑国仁父子无疑是好的乡绅，但这并不代表中国乡绅的宗法治理都那么美好。其实，陶少鸿所描绘的湖湘一隅双龙镇的乡绅社会并不完善，只是一种正在建构过程中的乡绅社会和乡绅文化。从陶少鸿对双龙镇对岑家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乡邻们虽然对岑家很是尊重，但仍然存在着不少表面的东西。三叔公岑仲春的身上就可以看出一些问题来。这个岑吾公的后代，却热衷于赌博与寻花问柳，甚至靠赌注为病入膏肓的儿子赢回一个媳妇，最后让自己陷入穷困潦倒的境地。他为什么会这样，除了他自身的原因，恐怕与当地人的利诱不无关系。我们不妨想一想，别人为何要利诱他这个岑家的长辈呢?岑仲春的例子，充分说明了岑家影响力是有限的，或者说不少人对乡绅和乡绅文化并非真正认可。岑国仁辞官回乡，除了厌恶和害怕官场倾轧之外，更主要的恐怕是渴望完善乡绅社会的心理暗示和独善其身的文人意识。自然，岑国仁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失败的原因我不想多说，道德的力量和奉献的作用，相对于政治的残酷、历史的无情、人心的险恶，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这不是岑国仁一个人的失败，而是中国所有乡绅和乡绅文化的失败，是传统的失败。

　　我认为，《百年不孤》是一曲挽歌，一曲为乡绅文化哀叹、为双龙镇苍生呼号的挽歌。而《百年不孤》里面岑家人的命运基本上都很凄惨，岂止岑家，双龙镇男男女女的命运都好不到哪里去，甚至书中所有人物的命运都令人扼腕叹息。岑国仁的母亲刘惠贞——一个勤俭持家、一心向善的女人，死于因岑家慷慨施舍而导致的一场抢劫；岑国仁的二弟岑国义，一位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杀敌的国军营长，解放后想回老家安身，不料被岑国仁的革命儿子岑佩琪告发，后惨死于劳改农场；岑国仁的三弟岑国安，一位有着那个年代很多年轻人共有的幼稚、草率特征的激进革命者，在解放前夕被当局暗杀。可他的革命者身份直到四十多年后才得到确认；还有因战火而家破人亡、客死他乡的岑国英，因还父亲赌债而嫁给岑仲春即将归西的儿子岑励僖的林小梅，甚至当年带头抢劫岑家义仓、伤害岑母的廖光忠，虽说他后来成为革命干部，但最后也因为救家人性命偷了几斤黄豆而遭到“双开”……

　　岑国仁在形式上算是“善终”了，他活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等到了云开雾散的那一天，过上了好日子。可是，我却认为，岑国仁才是《百年不孤》里最为悲剧的人物。岑国仁的悲剧分为命运悲剧和性格悲剧两个层面。先说命运格悲剧：岑国仁因不习惯于官场生活而逃回双龙镇，本想在祖辈的基础上将乡绅文化发扬光大，过与世无争的生活。他在父亲岑励畲的支持和帮助下，渴望做一个众望所归的好乡绅，可是，他所做的事情却十分有限，建立了育婴会，本意是为生女婴的贫困家庭提供资助，可因动荡及其他原因，多年来也只救济过一次，让育婴会有名无实；赈灾济贫也只是协助父亲，包括那次灾民在廖光忠的煽动下抢劫义仓、导致母亲死于非命，他不过是在执行父亲的指令；协调邻里纠纷也是在父亲的指导下进行，独立处理龙舟赛纠纷只是失败之作；做木材生意又因为时局动荡、价格下跌而赔本……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因为父亲岑励畲的存在，父亲德高望重、经验丰富，在父亲面前，岑国仁少有作为，当然，还有时局动荡的因素，让岑国仁不好施展拳脚。等到父亲过世、政局稳定之后，不仅育婴会被取消、义仓被没收，乡绅也被彻底毁灭。岑国仁的乡绅梦不得不寿终正寝。这是岑国仁的不幸，更是双龙镇的不幸。再说性格悲剧：岑国仁一生谨小慎微、逆来顺受，既缺少父亲的坚持，又没有二弟的勇敢、三弟的热烈，他最大的优点是善良和诚信，可是，在那个时代，他的善良和诚信总免不了遭受欺骗和玩弄。最显著的例子是与高中同学杨霖的所谓婚约。杨霖为了救被围困在山上的同志，以结婚为条件，向岑家借两百元大洋与一担大米。岑国仁竟然信以为真了，还带着长工王贵祥挑着一百多斤大米和两百元大洋喜孜孜地上路，一路上做着与杨霖在城里喜结连理、生儿育女的美梦。却不料在莲城即被“未婚妻”抛弃——趁他去看望在莲城读书的三弟的机会，“未婚妻”和钱粮都失踪了。杨霖在留给岑国仁的字条上倒是很坦率地承认所谓结婚不过是“权宜之计”、“道不同不为相谋”。看了字条之后岑国仁“顿时感觉全身都被抽空了，空得像一张纸，飘落在无底的深渊里。”虽然打击很沉痛，可岑国仁并没有去恨杨霖，他以各种理由为杨霖的行为辩解和开脱，以期达到心理的平衡。岑国仁的软弱表现随处可见，义仓被贴上封条的时候，父亲尚能表示异议，他却只会接受现实；已经当上县长并早已改名为杨华毓的杨霖来到岑家，父亲岑励畲拿出当年她打的借条时，岑国仁立即慌忙地制止父亲。岑国义被儿子告发抓走之后，岑国仁虽然表达了不满与愤怒，但却不够坚决和彻底(这是一种明显有违传统道德与乡绅文化的行为)；斗争地主时，父亲岑励畲尚有胆量走到前台，为自己辩解，而岑国仁只有着急与害怕。

　　读完《百年不孤》之后好几天时间，我都对陶少鸿塑造的岑国仁十分困惑：作为乡绅，他作为甚少。作为国民，他缺乏辩别是非的能力。作为家长，面对危急时他缺少勇气，对自己的子女约束也有限。我没有看到岑国仁为乡民福祉慷慨激昂的行为，更没有看到为乡绅文化奋力拼搏的壮举(他父亲倒更像一个乡绅，不仅有善心，而且有担当)。整部作品对灾难、对死亡的叙述都相当平缓，没有让我看到撕心裂肺的疼痛。后来我才突然想明白，岑国仁才是真正的中国乡绅，他们善良正直，但他们只有在国泰民安的前提下才能发挥作用，只有在被允许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建立乡绅社会，只有在受到扶持和褒奖的环境里才能够成长。不仅仅是乡绅，全体中国知识人莫不如此。到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岑国仁这个形象的深刻和奇妙。可以说，岑国仁是陶少鸿贡献给中国文坛的一个既别具一格又带有普遍意义的艺术形象。至于对灾难对死亡的态度，作者是用一种看似平淡和冷漠的笔调，向我们表达中国人生存的艰难以及灾难与死亡的司空见惯。我看到，有不少评论认为岑国仁及其父亲是儒家文化在乡村的代表人物，《百年不孤》是在弘扬儒家文化。我却不这么认为。不否认乡绅和乡村社会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但影响乡绅和乡村社会的不仅仅是儒家文化，还有其他文化，如道家文化、佛家文化，除了文化之外还有一种被我们很多人忽视了的重要东西——人的本能。人有济平救危的天性，就像人有自私作恶的天性一样。为什么乡村多善人?乡村比起城市来，受教育程度更低，“文化”更少。可乡村人更纯朴，从有人类历史的时候就是这样。我小时候受的是阶级斗争教育，“亲不亲阶级分”。可每当有乞讨者来到家门口时，长期吃不饱饭的我，还是要从米缸里抓一把米给乞讨的人。我并不知道他是否地主、富农、反革命，照说不应该给他(她)米的，为什么又慷慨地给了呢?因为我也有同情弱者、救助更贫困同类的本能。

　　书中的杨霖(杨华毓)虽着墨不多，但也颇为生动。为了挽救游击队，她置同学情谊于不顾，以结婚为饵获取岑家资助。在岑家父母面前温文尔雅、羞羞答答，表演了一出小媳妇的生动剧。再次见到岑国仁之后，她虽然向表示了歉意，但仍自侍其行为的正当性。解放后来到岑家，当岑励畲拿出游击队的借条时，她却说出了这样一段意义深刻的话：“这是您当初对革命的宝贵支持，最好不要把它当成单纯的债务。它的价值和意义，远在两百块银元之上呢。”岑国安是在她所领导的组织内被敌人杀害的地下党员，可当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岑国安的身份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确认。她的回答是：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岑国安的问题，三四十年时间也没能弄清楚。当然，杨县长工作很忙，加上后来的文革，杨县长也遭了殃。她是一个为了革命而不惜牺牲一切的典型人物。

　　岑国仁的儿子岑佩琪是一个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左倾僵化的代表。不仅大义灭亲，而且不愿正视现实，一味沉浸在自己革命家的想象中，就是改革开放之后仍然坚持己见不变。当然，他也有可爱的一面，敢于揭露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可是这样一个人，却娶了资本家出身的小姐为妻。说到底是因为人家长得漂亮，又有大学文凭，让从山沟里走出来的岑佩琪垂涎。岑佩琪这个人物是值得我们玩味的。

　　廖光忠是标准的农村流氓无产者，他第一次亮相是在岑家的施粥现场，他不仅喝了岑家的粥，领了岑家的米，煽动逃难者抢了岑家的义仓，还抢夺岑家的金银财宝，岑母因保护自己的财产而最终死于廖光忠之手。这个人具有典型的流氓无产者心态，只要别人有的我就要，反正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的口号理直气壮：反剥削、要平等。当廖光忠成为革命干部之后，他却不像过去张牙舞爪了，似乎有了一点人性。当大跃进时他的家人遭受饥饿命在旦夕时，他不得不偷窃集体粮食，最后被开除党籍开除工作。离开双龙镇的时候，他就过去的行为真诚地向岑国仁道了歉，这时，他的人性也回归了正常。廖永忠的人性回归，不能理解为受到了岑家人感染，并不是乡绅的榜样作用感化了他，而是残酷的现实。像廖永忠这种流氓无产者，如果一帆风顺，是很少有人性的，只有当他们自己或者他的家人遇到现实残酷碾压之后，他们的人性才有可能回归。

　　《百年不孤》的艺术成就我不想谈得太多，总体感觉是描写细腻，语言生动，叙述十分流畅。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幅乡景乡情乡俗乡事的复杂画卷。读这部小说，我们仿佛置身于河边山头、街巷院舍，与书中人物一道劳作、生活、挣扎、伤痛。感觉特别真实，让没有乡村记忆的读者也有身临其境之感。有一种感觉，不知是否正确，就是觉得笔墨太平均了一点，每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在书中所占的比例都差不很多，如果将某些时期策略一些，比如用某种特殊标记(人物身上的或其他物体上面的上)去反映某个时期，是不是更好?

　　总之，《百年不孤》是一部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的大作，相信读过这本书的读者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获。

 

　　作者简介：

　　楚梦，本名倪章荣。男，湖南澧县人，居长沙。作家，文史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杂文随笔集《骨头》、短篇小说集《那晚的月亮》、中篇小说集《雨打风吹去》、长篇小说《邪雨》、幽默动物小说集《动物界》、中短篇小说集《陌生的声音》，发表《宋教仁之后的民国宪政》、《孙中山与中国现当代政治格局》、《作为政治家的宋教仁》、《重写民国史》、《辛亥革命深思录》、《关于士大夫与知识分子的思考》、《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民国才女和她们的命运》等文史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