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光明：我们今天请来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严家炎老师。我这里没有称他先生，而是称他老师。为什么?因为严老师教过我，是我货真价实的老师。可惜我上学的时候，严老师教我那半年，我很不争气，很不用功，很不努力，最后完成作业的时候，就想糊弄，草草过关。严老师是一个做学问非常严谨认真的人，他就能够用法眼看出来谁想蒙混过关，于是给了我一个想蒙混过关者应该得的成绩。当然是让我及格啦，没有让我脸面太过意不去。我今天说这个，不是要记严老师的仇，而是从那时候起，我真的对严老师多了一分敬畏。我就觉得做学问不能够装假，一定得是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我说这个意思是，严老师对金庸小说、对现代文学史上各位作家的评价也好，读解也好，他是在对学问、学理的分析、判断、评估之后才作出的认真的结论。

　　我们馆里有一位严老师得意的女弟子，他的博士生，就是我们的编研室主任李今博士。她今天也到现场了，请她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我很羡慕李今博士，她肯当严老师的学生，能当严老师的学生，一定是有她的不凡之处。我就没这个资格，也没这个能力，只能是耍小聪明，依然是糊弄。希望严老师能够体谅，能够理解，也能够为我这个没做博士生的学生，继续给予关照、指点和提携。

　　现在，我们就来请严老师为我们做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我看金庸小说》。我们在5月6号的时候，请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研究员袁良骏先生做了一次演讲，他的题目是《中国的侠义小说与武侠小说》。他对于金庸的评价，是觉得他是俗文学的，是通俗的。他对严老师对金庸小说的评价是不太以为然的。当然这属于纯学术上的论争啦。严老师早在七年前就写过一篇文章，认为金庸的小说是“五四”文学之后又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由此也就引起了后来严老师和袁老师他们之间学术上的争论。袁老师讲“吾爱吾友，但吾更爱真理”。我想严老师也一样是更爱真理的。那么，我们今天在此就听一听严老师的真理在哪儿。让我们鼓掌欢迎。

　　严家炎：我想不到我们这个讲座，居然会有这么多听众，因为今天是礼拜天。我听说自我们这个讲座举办以来，听众每次都是相当踊跃。礼拜天本来是休息的时间，但是居然有这么多同志们，而且有很多年岁比较大的朋友们来听，我很感动。关于金庸问题的一些争论，我认为学术上面有不同意见，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欢迎一切朋友，无论是认识或者不认识的朋友们，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来跟我一起商榷，来一起讨论。

　　我出过一本书，就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的《金庸小说论稿》，那也是我在北大，从1995年以后给研究生开过的一个专题课，叫作“金庸小说研究”，实际上是那个课的一个讲稿。因为袁先生上次提到了，所以馆里边希望我稍微早一点来讲，那么我这个题目就叫作《我看金庸小说》，实际上是对金庸小说的一些扫描性的印象。但是我想先了解一下在座的朋友们读过金庸小说的究竟有多少?无论是一本或者是多本，这个没有关系，你只要是读过一本的，那么就请举手，好!请放下。我估计大概在五成多一点的样子。我今天就是想讲几个问题，或者说讲几点总体性的印象。

　　第一点，先讲金庸小说是有思想的娱乐品。刚才傅先生引袁老师上次讲的说，武侠小说是娱乐的，是通俗文学，这个我想毫无问题，大家都是这么看的。但是金庸小说不是一般的通俗小说，不是一般的娱乐品，而是一种有思想的娱乐品。金庸自己就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也就是说，他写这个东西是娱乐自己，也娱乐大家。但是他还希望借这个表达一些看法，对社会对人生问题的看法，可见他是自觉地追求作品的思想性的。

　　金庸小说里边的江湖世界其实是社会现实的一种折射，是社会现实生活的一种曲折的反映，不过他这个反映用的是夸张的形式，甚至是荒诞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金庸小说确实写到了江湖上的种种斗争，什么侠义道和黑道之间的斗争啦，名门正派和魔教之间的斗争啦，还有邪魔外道内部的火并啦，以及名门正派内部的一些矛盾、斗争，等等。但是金庸写这些极其复杂的帮派斗争，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谴责的那样是让人们拉帮结派。我想完全不是这样子，只要好好读一下金庸作品的话，得到的结论恰恰相反，金庸事实上是在批判和揭露这样一类帮派斗争的。金庸小说里边写到的这些斗争，其中有一部分确实是存在着是与非、正义和邪恶这样一种严重的对立。但是也有不少正像金庸自己所揭露的那样，其实只是某些头头为了达到个人的私利，而借用了一些堂而皇之的名义挑动起来的，或者是在某种极其偏激的情绪或者理论鼓吹之下不正常地发展起来的。

　　金庸小说所写到的这些斗争很值得人们去思考，像《笑傲江湖》里边的华山剑派，内部分为剑宗和气宗两宗，他们其实奉的是同样的经典，只是在解释经典的意思、经典的内容上面不一样。气就是武侠小说里边常讲的内气、内功，剑就是外在使用的武器。都是主张气、剑结合，但是一派是以气为主，认为你要打斗的话，要以气为主，剑气结合。只有以气为主，剑术才能够调动得好；另外一派就主张以剑为主，力求剑术精进——这么两种理解。于是，掌门人就认为这是绝对不容许的一种原则分歧，必须要捍卫经典的纯洁性，由此这两宗就互不相容，互相仇视，互相杀戮，都要把对方杀个干净，死了许多人。

　　《笑傲江湖》小说里边的华山派现任掌门人岳不群就是属于气宗的，他绝对不容许自己的徒弟再和剑宗的一些残余的人物，像风清扬这样的人物去接近。令狐冲对自己的师父岳不群是忠心耿耿的，简直可以说把师父师娘当作自己的亲生父母那样来对待。但是，他无意当中发现了风清扬也是华山派的，不过是属于剑宗这一支的。他结识了风清扬，得到了风清扬的指点。于是岳不群——他的师父知道了以后就大发雷霆，用结交魔道这样的罪名把令狐冲逐出华山派，在江湖上面发表通告，把他驱逐出去。这些描述，就很令人深思。

　　王蒙先生并不喜欢读武侠小说，但是偶然的机会，他读到金庸的《笑傲江湖》，读了以后，他在一篇短文里边说，他流眼泪了。他说如果半个月以前有人说王蒙读了金庸的小说会流眼泪，王蒙一定认为是笑话，可是最近他读了《笑傲江湖》，他落泪了。这是王蒙的一个朋友转述的文章，他是研究王蒙为什么读《笑傲江湖》会流眼泪。这个朋友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担任过中宣部副部长的一位领导同志，这个就很值得思考。

　　使得王蒙深为感叹的是小说里边写到的刘正风想要“金盆洗手”。“金盆洗手”这个词大概是武侠小说里边才用的，我不知道朋友们懂不懂，意思就是他想退出去，比方说他原来是哪一个门派的人，现在他想退出这个门派，于是举行一个仪式叫作“金盆洗手”，请好多武林人物来作证，我退出去啦。《笑傲江湖》里边就写到衡山派的高手刘正风要退出衡山派，可是这个退出极其艰难，最后结果是流血。刘正风的“金盆洗手”，本来一点也不触犯谁的利益，他自己要退出去，退出去就是了嘛。可是不，嵩山派跟他们是结盟的，都是属于五岳剑派的，就出来制止说刘正风怎么可以随便退出衡山派，说刘正风这个人跟魔教的一个长老叫曲洋的勾结在一起。其实刘正风跟曲洋只是朋友和知音，因为曲洋的琴弹得很好。

　　我不知道朋友们看过电视剧《笑傲江湖》没有?里边有曲洋这个人物。就是因为刘正风跟曲洋是比较好的知心朋友，于是就被安上这个罪名，说你要退出，我先要审判你，把刘正风的全家老小都给杀了。刘正风自己受伤逃走，曲洋的孙女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也跟着逃走，可是嵩山派的人硬把他们两个人都杀了，在刘正风已经受伤逃出去的情况之下，也杀了。这种事情，很不可理解，都是五岳剑派的，都是属于侠义道，都是属于名门正派，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令狐冲就责问嵩山派的费彬，说：“咱们自居侠义道，与邪魔外道誓不两立，这‘侠义’二字是什么意思?欺辱身负重伤之人，算不算侠义?残杀无辜幼女，算不算侠义?要是这种种事情都干得出，跟邪魔外道又有什么分别?”

　　嵩山派为什么要制止刘正风退出去呢?实际上就是嵩山派的掌门人左冷禅要吞并整个五岳剑派，自己想当五岳剑派的盟主，对于不肯归顺自己的人或者是明杀或者是暗害，就是这样子搞的。恒山派也是属于五岳剑派的，不过都是一些尼姑。恒山派的掌门人定逸师太在吃尽了嵩山派一再化妆偷袭的苦头之后，也对令狐冲说：“像嵩山派这样狼子野心，却比魔教更加不如了，正教中人，就一定比魔教好些吗?”小说通过具体的情节告诉读者，是与非、正义和邪恶不能只按表面的名称来划分，事实上侠义道和魔教两方面都有正派的人，也都有恶势力。青城派的掌门人余沧海、嵩山派的掌门人左冷禅都在侠义道，但都是一些阴险狠毒，作恶多端的人物，更不用提华山派的掌门人岳不群这一类伪君子了。正像《倚天屠龙记》里边张三丰所说的那样：“这‘正邪’二字原本难分，正派弟子若是心术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只要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

　　也许金庸对中国近百年来那种历史状况感受实在太深，所以他的小说里边一再写到了武林中层出不穷的门派斗争。这些复杂的斗争里边也有能够代表作者的理想的，那就是像《倚天屠龙记》里边张无忌那样的。张无忌出任明教教主以后，协调各派，把各派都团结起来，不但内部团结起来，而且跟原来有矛盾的一些正派都联合起来，最后把元朝的残暴统治推翻掉。这个可能代表着作者的一种理想。再有像《笑傲江湖》里边的任盈盈继任了日月神教的教主以后，跟正教的各派握手言和，化干戈为玉帛，那无疑也是代表了作者的理想的。所以，这些作品里边的思想实际上可以说包含了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在各派纷争当中吃尽苦头，付出了血的代价以后得来的一些教训。

　　金庸对于正和邪、对于英雄和罪人，显然是有他自己的答案的。他写的是武侠小说，供人消遣娱乐。但是，他有他自己的一种看法。在《射雕英雄传》将要结束的时候，主人公郭靖和成吉思汗就有过一场争论，这是小说家的想象。成吉思汗当时年岁已经很大了，他回顾自己一生，非常满意，认为他所建立的国家大到了无与伦比，古今英雄没有谁能够比得上他。郭靖这个年轻人表示不同意，郭靖说：“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郭靖提出真正的英雄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的，这样的人才算是真正的英雄。所以以他之见，杀的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这是郭靖的看法。

　　郭靖所表述的这个意见当然代表了金庸的想法，“为民造福、爱护百姓”才是金庸所肯定的英雄。金庸在《射雕英雄传》的附录里边，对成吉思汗表示过这样的评价，说成吉思汗“是人类历史中位居第一的军事大天才，他的西征、南伐虽然也有沟通东西文化的功劳，但对于整个人类，恐怕终究还是罪大于功。《射雕英雄传》所颂扬的英雄，是质朴厚道的平民郭靖，而不是灭国无数的成吉思汗。”这是金庸正面的一种表态。他歌颂的是郭靖，不是成吉思汗。金庸提出的以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为尺度，考查各派斗争的主张，使得正邪的鉴别有了客观标准。这一个思想可以说是富有历史和现实的深度的，虽然它表面上通过武侠小说这种远离现实的形态呈现出来。

　　金庸的小说不但避免抽象地谈论武林人物的正和邪，同时也避免悬空地讨论人性的好和坏。金庸认为地位的不同完全可以使人的思想发生变化。在《笑傲江湖》里边，金庸通过场面和情节自然地显示出，权力对人是有腐蚀作用的。好人一旦走上当权的重要位置，也有可能走向腐化。任我行是《笑傲江湖》里边一个原任的教主，被东方不败关入地牢，关了十几年，后来他在别人的帮助下跑出来。他刚刚从地牢里头跑出来的时候，对东方不败搞个人迷信的一套非常生气。他手下的一个官员上官云，一见他的面就习惯地说：“属下上官云参见教主，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把他像东方不败那样地吹捧。这个时候任我行很反感，当下挖苦说：“什么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当我是秦始皇吗?”又说：“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想得倒挺美!又不是神仙，哪里有千秋万载的事儿?”甚至于心里边暗暗地想，人们都说上官云是个很正直、武功也很高强的人，怎么一开口都是拍马屁的话呢?他不高兴。然后他就当面对上官云说：“上官兄弟，咱们之间，今后这一套全都免啦。”也就是告诉上官云，你不要用对待东方不败这个篡位的教主那一套办法来对待我，用不着。可见当初的任我行头脑是很清醒的。

　　但是当他在别人帮助之下杀了东方不败，真的重新当上教主以后，又觉得东方不败定下的这套规矩挺有意思，足以维护教主的尊严，也就沿袭下去，不再废止了。他原来是想把东方不败的那一套全都废掉的，但是他一旦恢复了教主的地位之后，就很习惯地接受了东方不败的这一套规矩，而且越到后来变得野心越大，想把各个门派都统一起来，都要并吞掉。无怪乎连令狐冲这样救过任我行命的人，远远望着教主的座位，心里边也在想，坐在教主位置上的是任我行还是东方不败，有什么区别?连任我行的女儿任盈盈都对令狐冲说：“爹爹重上黑木崖，他整个性子很快就变了。”重新登上了教主的宝座以后性格就变了，可见人是会变化的。

　　《倚天屠龙记》里边的周芷若原来是一个很单纯的姑娘，但是在她的师父灭绝师太逼她发誓，并且真的让她当上峨嵋派的掌门人之后，周芷若就逐渐地发生变化了，开始自觉地追逐权势，昧着良心做坏事。后来更是野心越来越大，要当“武功天下第一”的霸主。有一次韩林儿对她开玩笑，韩林儿倒是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小说把他拉扯进来了。韩林儿开玩笑地对张无忌和周芷若说，将来推翻了元朝之后，“教主作了皇帝，周姑娘作了皇后娘娘”。周芷若听了非常高兴，张无忌马上就说：“不可。我若有非份之想，教我天诛地灭，不得好死。”一听张无忌说这个话，周芷若脸色就变了，这就证明她这个时候野心膨胀到何等程度，本来一个很单纯的姑娘到后来就发生这种变化。金庸在好几部小说里边提出来的“权力产生腐败”的问题，实在非常尖锐，也非常深刻。他写到的是人性的普遍弱点，虽然理论上没有答案，但不言而喻，实际上已经把必须建立监督制度来防止领导者腐化这样的问题点出来了，这也说明金庸的武侠小说在思想内容上面确实能够给人以启示。

　　小说里边的日月神教在东方不败和杨莲亭一伙的把持之下，让教徒都要吃一种药，吃了之后毒性到一定时候会发作，教主控制着解药。这样教徒就永远对他服服帖帖的，不会造他的反，因为教徒的生命就掌握在当权的教主手里。他们的部属，日月神教里边那些手下的人，每人说话一开口就是“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教主令旨英明，算无遗策，烛照天下，造福人民，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教主指示圣明，历百年而常新，垂万世而不替，如日月之光，布于天下”等等。这些荒诞的情节，呈现着发人深思的现实内容。有关神龙教的描写也是这样子。

　　金庸的武侠小说里边的一些看法都不是胡乱、随意写的，而是有他对中国状况的深入了解为根据的。我再稍微多说几句吧，金庸这个人是很爱国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他就想回来。他在国外发表了一篇文章，从国际法这个角度论证新中国成立了，海外的一切国民党政府的资产都应该收归新中国所有。他自己要跑回来，到北京来，希望进我们的外交部工作。他觉得可以发挥他的作用，但是他当时不是共产党员，所以碰了钉子。乔冠华跟他说这个不行，进外交部必须都是共产党员，你如果想进的话，你最好是到革大、人大，先去学习一段，争取入党。金庸后来只好回香港去了。他在香港的接近中共的《大公报》那里工作，他是很爱国的，对中国的情况很了解，他的很多分析、预测都确实是相当有道理的。

　　我想再举一下《笑傲江湖》里边的一段描写，作为金庸小说富有独立思考、独立批判精神的一个例子。就是东方不败被杀，任我行恢复了教主地位以后，日月神教的骨干们当着现任教主的面纷纷揭发批判起东方不败的罪行。大家都来批东方不败，有的说东方不败“武功低微，全仗装腔作势吓人，其实没半分真实本领”。有的说“东方不败荒淫好色，强抢民女，淫辱教众妻女，生下私生子无数”，如此这般。写这些批判也是意味深长的。

　　事实上当初东方不败是被任我行、向问天、令狐冲三个高手合起来才把他杀死的，三个高手跟东方不败一个人斗，东方不败还能从从容容地发射暗器，伤到这三个人，只是在任盈盈跑去伤了东方不败的一个男宠，东方不败是个变态人物，搞同性恋，他喜欢他手下的一个男的杨莲亭的时候，杨莲亭叫了一声，结果使东方不败分神了，慌张了，才中了别人的剑。三个高手打他一个人，最后虽把东方不败杀了，但你说东方不败是没有半点本领的吗?这个批判就是胡来的，反正东方不败死了，怎么批判都可以。至于说东方不败淫乱，奸污了许多教众的妻女，这种事情可能发生吗?他练的是“葵花宝典”这种武功，“葵花宝典”的武功据说是太监练的武功，他是丧失了性功能的，说他生下了多少私生子，这种事情不都是胡乱批吗?可以说《笑傲江湖》里边的这些描写也是含有深意的。小说在这一方面写得可以说是具有很深的讽刺意味，是入木三分的。没有深刻的观察和锋锐的见解，这些笔墨绝对写不出来。

　　金庸最后的两部小说《笑傲江湖》和《鹿鼎记》里边确实有不少寓言的成分，可以说是金庸发挥他政论家的洞察力和小说家的想象力，这两方面得到了比较好的结合，才做到的。金庸是个政论家，他写过的短评、社论，自己估计大概是两万篇左右。如果一篇是五百字的话，这种社评、政论、短论文章合在一起就有一千万字以上。这就说明金庸的小说不仅仅是让人看着玩的，而且是有它独立的见解，独立的思考精神的。如果我们用自己的头脑去看一看，不是一目十行地读，或者读的时候就故意要从里边找茬儿，挑刺，不是这种读法的话，应该是能够读出一些、领悟出一些道理的。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金庸小说是一种有思想的娱乐。

　　我想说的对金庸小说的第二点印象是，金庸小说虽然采取古代题材，但是它具有真正的现代精神。题材是古代的，古代的人、事，但是精神是现代的。金庸小说跟传统的武侠小说很不一样。比方说，旧的武侠小说一个普遍的观念就是“快意恩仇”，要报恩又要报仇，而且要“快意”，杀人就不算一回事儿了。恶徒固然任意行凶，杀人如麻，即使是侠士，杀得性起，杀得高兴了也就常常殃及无辜。《水浒传》里写武松为了报仇，血溅鸳鸯楼，杀了张都监一家老小十多个，连儿童、马伕、丫环、厨师也不能幸免。李逵江州劫法场，也是官军和百姓一起杀。《水浒传》被清代人称为“遗武侠之模范”的尚且如此，所以陈平原先生就说这是不是显示了中国人有一种嗜血的欲望，喜欢杀人。旧武侠小说确实有这个问题，至于是不是表示了中国人的嗜血欲望，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这种观念、这种心理无论如何是不健全的。金庸小说从根本上批评和否定了“快意恩仇”、任性杀戮这种观念。《射雕英雄传》里边郭靖国仇家恨最后都报了，把完颜洪烈杀了，但是他报完仇以后，马上想起了一些残酷的场面，花刺子模屠城的那种惨状，马上涌上心头，他觉得死伤了许多无辜的人，心里边非常的难过，非常的不安，看来这报仇之事未必就对了，甚至一度对学武产生了怀疑。

　　《神雕侠侣》里边写杨过，为他的父亲杨康报仇，听说是郭靖他们给搞死的。但是他后来了解了真相，知道自己的父亲杨康是怎么一个人，他就决定不再报了，放弃了这种报仇的念头。

　　《雪山飞狐》里边通过苗若兰父女的讲述，讲出了苗、胡、范、田四家上百年的杀来杀去冤冤相报，这样一种仇杀方式，根本不应该的。所以到了苗人凤这一代，就不让自己的儿女学武，不学武这个仇也就不大好报，那就是一笔勾销了。这就是金庸的一种思想，他反对睚眦必报，反对滥杀无辜。

　　对报仇问题的看法，金庸跟鲁迅的看法几乎是一样的。鲁迅在编《会稽郡古书杂集》的时候，收录了他家乡一带的人早先的一些事迹，把值得收录的事迹收录在一起，其中提到了朱朗这个人。这个人在汉代末年据说还有点名气，他为他父亲报仇。其实他父亲是个道士，在地方上做了很多不法的事情。所以有陈頵这么一个人，把他父亲给杀了，收拾了。他就记住要报仇，陈頵后来生病死了，朱朗为了给父亲报仇，就把陈頵的未成年的儿子给杀了。鲁迅写了一个案语批评说：一个人自己干了很多不法的事情，他的死就是活该，死有余辜。那么，作儿子的还为这样的人报仇干什么?而且报仇的话也应该找本人，你找人家未成年的孩子，杀了未成年的孩子，这算什么好汉呢?这个朱朗后来从三国时代的吴国逃到了魏国，魏国还认为他孝勇，把他提升为中郎将，封了官。鲁迅认为汉朝末年的道德观念很混乱，根本不应该的。鲁迅在《铸剑》里边肯定侠士为人报仇去杀专制暴君，因为这个专制暴君他本身有一支队伍，他镇压百姓，随便杀人，不讲道理，鲁迅肯定了这样一种复仇。但是鲁迅的复仇观念是一种现代人的复仇观念，并不肯定冤仇不断地报下去，不是这样子的。金庸的小说，大体上也是这样一种现代人的观点。

　　再有，在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里边，怎么样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能不能挣脱一种狭隘的民族观念束缚，那也是考察人有没有现代思想、现代精神的一个标志。过去的武侠小说，特别是民国年代的那些武侠小说，一写到满清的皇帝都是采取贬的，满族的这些皇帝都是鞑子，都是坏蛋，这全是站在汉族的立场上面来写清朝的这些皇帝的，是排满的。这跟辛亥革命前后的排满思想当然有关系，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跟我们传统观念里边狭隘民族主义的有些东西，跟汉族本位的狭隘思想有关系。儒家文化历来是讲究“夷夏之辨”的，要区分是汉族还是非汉族。所谓夷，古代指华夏族以外的族群，在国内就是指少数民族，还有国外其他民族。儒家主张区分夷夏，要学习的话就只能学我们汉族的，学少数民族的就是不正道，不应该的。用孟子的话就是“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就是只能用汉族的东西去改变少数民族，而汉族不能去学习少数民族的东西。春秋战国时候的赵武灵王学胡服骑射，主张变法，学匈奴那种服装，便于骑马，便于射箭作战，结果他的大臣们都反对，认为这就是学夷，不符合“夷夏之辨”的儒家的教导，这都是传统的一种旧观念。但是到了金庸小说里边，就很不一样，金庸可以说是在武侠小说里边第一个起来平等地对待少数民族的作家。

　　《天龙八部》里边塑造的乔峰，他的真名实际叫萧峰，他自己吃尽了民族纷争的苦头，因为他是契丹人，人家怀疑他，就要把他从丐帮帮主的位置上赶下台。其实他受的是汉族文化的熏陶，很讲究仁厚礼让，是非常出色的一个英雄人物，但是硬是因为别人打听到他的底细，他原来是契丹人，就非要把他赶下台，而且想把他杀掉。吃尽了这种苦头，最后乔峰为了平息辽宋的干戈，免得辽国和宋国之间打仗一发生战争的话，总是对双方的人民不利的，是吧?，宁可当场自杀，逼着辽国的皇帝答应不再打宋国为止，做了一件大好事。这个人物是很了不起的英雄人物，很有光彩的英雄人物，中国几千年文学史上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英雄人物，金庸笔下写得很成功。

　　《鹿鼎记》里边写到的康熙这个人物，这个满族的皇帝，那也是很杰出的。他很清明，也比较关心老百姓，尽管清朝是满族当权，明朝是汉族当权，但是收的赋税，清朝的比明朝的低得多，平均起来大概只有明朝的一半。台湾发生了风灾，康熙看了报告之后，知道死伤、损失那么大，就节省宫中的开支，拨了五十万两银子去救助台湾的老百姓。小说里边还写，有人诬告黄宗羲有反清思想，实际上黄宗羲倒是真有反清思想，不过用《明夷待访录》来证明黄宗羲的反清思想并不确实。康熙为他开脱，说明康熙是个明君。

　　在康熙这个朝代，中国是大大地向前发展了，这是个值得肯定的人物。金庸认为康熙这个皇帝值得肯定，并不因为他是满族，就给抹煞、贬低，这个思想也是很开放的。在对待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面，金庸的思想是平等对待，他肯定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也是做出了贡献的。他认为像清朝、元朝、金、辽，只是中国境内各个民族轮流坐庄，都应该看作同样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如果有人当了权也不应该歧视，不应该看作是中国的亡国，不要那么看。在当时来说，当然反抗是难免的，比方清朝入关的时候，它确实镇压汉族，特别是在扬州、嘉定这些地方的屠杀是不应该的。这是历史上的不幸的一页，但是现在翻过去了。

　　今天的人应该高出于历史上的人物。因该更高地来对待我想也是体现金庸的，民族平等思想的地方，而且他也主张还是应该学习非汉族的，外来的各种文化。

　　《天龙八部》里边写到乔峰受冤屈，在聚贤庄上跟群雄恶斗，先写到少林寺的两个和尚跟他斗，少林寺的和尚用的拳法是太祖拳法，也就是相传宋太祖赵匡胤的拳法。金庸就写乔峰也用太祖拳法。人家骂乔峰太卑鄙，乔峰就说你用太祖拳法，我也用太祖拳法，我把你打败了，这有什么卑鄙呢?倒是另一个少林寺和尚用“天竺佛指”来点乔峰的穴的时候，那乔峰就说话了：我用的太祖拳法，你用的是“天竺佛指”，天竺就是印度，达摩祖师就是国外的和尚，他传过来的武艺，你倒是用，你难道不是通番卖国吗?乔峰就倒扣人家一句，这个反驳也很有道理。人们就因为乔峰是个契丹人，所以非得追杀他，但是对方用的武艺同样是外国传来的，大家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呢?所以排斥外来的文化，排斥外族的东西是说不通的。一定要讲究“夷夏之辨”，这是一种很保守的看法，是不能成立的。在民族关系问题上面，金庸是第一个在武侠小说领域破除了“夷夏之辨”，破除了汉族本位这种思想的。

　　金庸小说里边写到的英雄，最了不起的英雄是乔峰，他是少数民族。第一号美女香香公主喀丝丽又是个回族，新疆地方的少数民族。这么写都是有点意义的，不是那种很狭隘的观念。

　　金庸小说里边人生理想、道德观念也是跟传统的武侠小说很不一样的。传统的武侠小说有一个重要的模式，就是侠客行侠、报国，最后追求封荫做官。这些侠客们一个一个当官，大的当到很高的位置，当到将军，小的至少是成了一个大官僚的保镖这种角色。这是鲁迅所说的侠义小说里的那种情节模式。金庸小说虽然写古代，但是他的小说主人公的人生理想不一样，他告别了旧的武侠小说的那种追求“威福、子女、玉帛”的封建性的价值观念，它渗透着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的精神。金庸写的许多侠客都是一些至情至性的人，他们是率性而为，行侠仗义，生命可以牺牲，但是绝不作官府的鹰犬。他们我行我素，不但反抗官府的黑暗腐败，而且反抗几千年来形成的一些不合理的礼法习俗，具有浓重的个性主义色彩。像杨过，在世俗人物眼里，师徒名分那是不可逾越的，他想跟小龙女结婚那就不可以，小龙女是他的师父，但是他们偏偏要抛开这个名分不管，由师徒变成夫妻。面对武林群雄的纷纷指责，杨过就斩钉截铁地回答，你们斩我一千刀一万刀，我还是要小龙女做妻子。即使是知道小龙女被人奸污以后，杨过也还不以为意，仍然坚持要和小龙女结合。可见封建的那种贞节观念在他心目当中是没有地位的，杨过是礼教习俗的自觉的叛逆者。

　　金庸作品里边的许多人物，都可以说是一些性情中人，像洪七公那种豪爽热忱，像黄药师那种洒脱超逸当然有一点乖戾了，像老顽童周伯通那种完全没有机心的天真率性，像令狐冲的狂放不羁等等。他们都是英雄人物，都是一些独立的树，而不是依附在树上的藤萝。令狐冲就说：“人生在世，当畅情适意，连酒也不能喝，女人也不能想，人家欺到头上不能还手，还做什么人?不如及早死了，来得爽快。”这是个性主义精神的一种表现。这跟我们“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个性主义思想可以说大体上是呼应的，合拍的。

　　金庸笔下的这些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也是抛开了一切社会经济利害的因素，成为一种脱俗的、纯情的也是理想的情爱。郭靖完全不考虑华筝公主的地位，而决心跟黄蓉相好。要追求权势的话，那当然是华筝公主了，他完全可以追求她，成为一个驸马。但是不，他偏偏要跟黄蓉结合。赵敏是元朝一个郡主，为了张无忌，她抛开了郡主的家门。胡一刀选择妻子的时候，当时让他两者择一，一个是大笔的财富，甚至是一个宝库可以给他，另外就是选择他的妻子。胡一刀不选择大笔的财富，他宁可选择并没有多少嫁妆的妻子，他觉得这个人好。他说：“世上最宝贵之物，乃是两心相悦的真正情爱，决非价值连城的宝藏。”这些地方都表明了作者的思想倾向、感情倾向。金庸倾向于一种很纯真的爱情，人家问他对爱情的看法，他说他希望追求的一种爱情就是青梅竹马、白首偕老，他说很遗憾自己没有做到。第一个妻子背弃了他，是妻子对不住他。第二次婚姻是他对不住妻子，所以才有第三次婚姻，他觉得遗憾。他在小说里边表现的爱情是一种理想的爱情，都是很纯真、很单一、很专一的一种爱情。

　　金庸在个人和社会总体的关系上，他主张要为多数民众的利益着想，赞美乔峰、郭靖以天下为己任的这种人生态度；而在个人和个人的关系上面，他主张尊重个性、保持独立的人格，同情和肯定上述一大批具有真性情的人物。这正代表了现代意识的两个重要方面，人总是既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同时又要保持独立的个体人格，两方面不可偏废。像西方近代有些人那样只讲个性自由，以至于自我膨胀，人欲横流，社会公众利益受到侵害，这个社会就会发生种种问题。可是如果像古代中国有些思想家那样，只肯定群体的或者是王权的利益，过分地抑制甚至于看不到、忽略个体的利益，牺牲人的个性，那么这个社会也会死气沉沉，令人窒息，造成许多悲剧。只有把社会责任和个性自由两者兼顾，才真正使人类现代社会有一种健全的意识，这也正是金庸所要表达的一种现代精神。

　　第三点我想说，对金庸小说的印象，就是金庸小说在艺术上吸取了多方面的经验，集中了多方面的长处。金庸运用西方近代文学和中国新文学的艺术经验去创作武侠小说，改造武侠小说，把这一类小说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比方说，金庸把大仲马式的西方小说那种开门见山地切入情节的方式运用到武侠小说里边去，一上来就抓住读者。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是金庸最早受影响的一部作品，也是一部侠义小说，或者说武侠小说。金庸很喜欢大仲马这个作家。包括巴尔扎克，这些人物在当年，在19世纪那个时代都是法国的畅销书作家，在报纸上面发表连载小说的作家。一直到1984年中国作家协会邓友梅先生带着代表团到法国去的时候，因为邓友梅说中国作家喜欢巴尔扎克，法国主人就说：“噢!原来中国作家也喜欢我们的一些通俗作家。”在法国主人眼里边，我们很尊敬的巴尔扎克，也还是通俗作家，他们叫作“畅销书作家”。金庸是很喜欢大仲马这样的跟巴尔扎克同时代的作家的，他学了大仲马小说的很多东西。

　　金庸特别重视人物性格的刻画，他相信“五四”新文学所强调的情节是性格的历史。情节是什么?我们通常说情节就是编故事。但是实际上从学理上来讲，情节就是人物的性格的历史。什么样的性格，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行动，造成什么样的故事。情节是性格的历史，金庸是很相信这一点的，他坚持从性格出发来设计情节，他的故事可能是荒诞的，但是人物的性格却是真实的。金庸小说能够让人拿起来就放不下，甚至于让人废寝忘食，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艺术想象的大胆、丰富而合理，靠的是情节组织得紧凑、曲折而又严密。他的情节既是出人意料的，但是仔细地想又是在人意料中的。

　　《天龙八部》里边最没有称王称霸之心的那个段誉，把官位这些东西看得最淡，最后却作了大理国的皇帝。最没有男女之欲的虚竹和尚，他是诚心诚意要继续把和尚当下去的，但是却做了快乐之极的西夏驸马。怀着民族之恨的萧峰也就是乔峰却为了平息辽宋干戈而杀身成仁。最想当皇帝的慕容复，最后发了疯，只能面对着几个孩子，在坟头上南面称孤，可悲地满足他的虚荣。这些情节和结局我们事先能料想得到吗?可以说一点都没有想到。读《天龙八部》读了哪怕是两本三本，可能还不一定能想到这样的结局，但是仔细想想，它们都非常合乎情理。

　　金庸作品接受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许多艺术经验。比方说他很讲究艺术节奏的调匀和变化，一场非常紧张的让人不敢喘气的厮杀之后，随之而来出现的是光风霁月、燕语呢喃另外一种场面，是非常松弛的，人们在那里谈情说爱这种场面，非常美的那种境头，让人心旷神怡。这就是一张一弛，金庸很懂得这个文武之道。有的学者认为金庸小说九成以上都是写武打。只要稍稍读过一点金庸小说的人都不会相信。怎么可能呢?金庸是非常注意写文和武的交错，写武打和其他一些文戏的穿插。如果金庸的小说居然90%以上在那里写武打，我敢说没有几个读者会看的，他哪会争取到亿万读者呢?他的作品哪可能销到5000万册以上，加上盗版的话，足足有上亿册呢?而且整个华人世界许多搞文学的教授，谈到当年都是彻夜不眠地在那里读金庸作品，这种情况怎么可能发生呢?我想这位学者他是把谈情说爱、写风景、各种各样的其他富有戏剧性的一些情节大概都算作武打了，这完全不符合金庸作品的实际。有人统计过金庸的两部作品，一部是《倚天屠龙记》，一部是《笑傲江湖》，实际上作品里边武打的部分，大概占到18%、15%。这是一位评论家给我统计的一个材料，他给我开了一个非常细的单子，哪一页到哪一页写的武打，他用了几天时间。这跟上面说的那位学者距离太远了，90%以上，和18%、15%差别多大呀。究竟哪一个符合作品的实际呢?信口开河的那种评论是不可相信的。客观标准只有一个，不可能有多种多样的结论都是正确的，我想是不可能的。金庸小说就是从传统小说里边学了一张一弛的艺术节奏的变化，给读者以很大的审美享受。

　　金庸还常常运用戏剧和电影的方式去组织和结构小说的内容，使得某些小说场面获得舞台的效果。你比方《射雕英雄传》牛家村的那个饭馆里边的密室疗伤，郭靖和黄蓉两个人从小孔里看出去，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在那里活动。一会儿来一拨，一会儿来一拨，这就是戏剧的一种写法，这种写法的好处就是很集中。戏剧必须要集中，它要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舞台上面来表现复杂的生活，必须要集中，不集中它就没法表现。金庸在这里就学了戏剧的长处，因为金庸很长一个时期是写戏、写电影、搞电影编剧的，也当过导演。所以他学了很多戏剧和电影的东西。这种学习使得他的小说获得舞台的效果，并且增强了情节的戏剧性，促使小说的结构趋于紧凑和严谨。他的小说也常有镜头扫描和蒙太奇的特点，比方《倚天屠龙记》写在武当山大厅里面，张无忌的父母自杀，那个场面的描写完全是电影镜头的扫视，很多手法是用电影镜头的那种写法。《雪山飞狐》最后胡斐把刀举起来了，跟苗人凤两个斗，举起来了他完全可以砍下去的，但是金庸没有交代这两个人斗的结果，就像电影的定格一样，刀举起来了，究竟怎么样，他就不做什么交代了。这就是电影的一种手法，有意地留下一个开放性的结尾，可以朝这边发展，也可以朝那边发展，让读者自己去思考。

　　金庸还注意吸取过去各种类型的通俗小说的一些长处，我们从他的小说里边常常可以感觉到，作者是综合了过去的各种武侠小说，还有通俗小说里边像言情小说、像历史小说、像侦探小说、滑稽小说，这样许许多多众多门类的作品的艺术经验。金庸要把自己的武侠故事安进一个历史的框子里面去，那就是学了历史小说的某些手法。他的爱情故事写得也很成功，确实有言情小说的很多长处，像《神雕侠侣》写情，写种种情，很纯真的情，很变态的情，因为自己爱情失意了，于是就杀很多人的李莫愁的那种情，都写到了。《神雕侠侣》可以说是一部富有象征意味的爱情哲理作品，可以成为学术探讨的一个对象。

　　金庸小说里边也有许多滑稽小说的成分，像《笑傲江湖》里边的桃谷六仙，就是一些陪衬的滑稽人物，读起来马上就进入另外一种境界，故意写他们六兄弟的胡闹、调笑、出丑、开玩笑，但是又对故事情节的进展发生影响。所以他是多方面地进行了创造性的吸收。

　　金庸小说里边也有侦探推理小说的成分，《射雕英雄传》里是谁杀了江南七怪?除了柯镇恶一个人没有死以外，其他人都被杀了。谁杀的?这就是个谜。然后一层一层地来推理，最后终于在铁枪庙里边把事情的真相弄清楚了，把误解也消除了。这完全是侦探小说的写法，所以他是创造性地吸收通俗小说各方面的一些长处，他吸取过来，成为通俗小说的集大成者。

　　金庸的语言是传统小说和新文学语言的综合，兼有两方面的长处，既传神，同时又优美。他的小说发表之后，还不断地打磨，精益求精，有的修改到三四遍，有的简直是重写。这样一种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跟“五四”以来许多优秀的新文学作家可以说是如出一辙的，是非常严肃的一种创作态度。

　　金庸借鉴运用了西方近代文学和中国新文学以及通俗文学的经验去创作武侠小说，使得他的小说从思想到艺术都呈现出一种新的质素，达到了一种新的高度。金庸的小说实际上是用精英文化去改造通俗文学所获得的成功。他多方面地借鉴、吸取和创新，这使得他成为一个武侠小说的杰出大师，他在武侠小说里边的地位不是“单项冠军”。新派武侠小说有的写得很不错，古龙的小说、梁羽生的小说，都有自己的长处。不过他们的长处常常是在某一个方面，古龙的作品用精神分析学来写武侠小说，这是他非常见长的东西，这一方面他有很高的成就。梁羽生小说的文化气息，特别是运用中国旧体诗词来写，是很出色的。但是他们都是某个单项的冠军。

　　如果说古龙梁羽生是“单项冠军”的话，那么金庸的成就就相当地全面，他可以说是一个“全能冠军”，武侠小说里边的“全能冠军”。金庸最初旧体诗词不行，不大像旧体诗词，这方面有弱点，但是慢慢地也有进步。他认真地写，后来就有进步，他的成就是非常全面的。我说金庸是武侠小说里边的“全能冠军”，这绝不是吹捧，客观地读金庸小说的人，他自己就能掂量出来。这是我想说的第三点。

　　我再说第四点，对金庸小说印象的第四点。金庸小说虽然在文类上属于通俗文学，但是它具有丰富的文化内容和较高的文化品位。金庸武侠小说包含着迷人的文化气息、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民族精神。他的小说贯穿的一条红线，可以说是弘扬见义勇为的侠义精神，以这个为核心，写了很多文化内容，他把文化渗透到武技里边去了，渗透到武功的描写里边去了。他借武技的较量，写出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所以不要看金庸在那里写武打，实际上金庸写的是文化，从那里可以悟出中国道家的好多文化内容，中国佛家的很多文化精神。所以有的评论家说，如果要找一部佛学或者道家入门书来看的话，可以看金庸的小说。他同时又借传统文化、传统的学理来阐释武功修养乃至于人生的哲理，做到互相启发，相得益彰。

　　金庸小说里边涉及的文化内容是许多许多的，涉及儒家、佛家、道家、墨家，诸子百家许多方面，涉及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众多的文史科技典籍。有一位专家对金庸小说里边写到的“河图洛书”作了一点考证，他认为金庸的这种见解至少是可以作为众多见解里边的一种得以成立的。

　　金庸小说涉及到传统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比方说诗、词、曲、赋、绘画、音乐、雕塑、书法、棋艺等等。书法也成了武功的一种表现方式。书法确实有些方面可以跟武功的东西相通，金庸小说里边接触了很多这方面的内容。作者调动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深广的修养，使得武侠小说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文化层次。像陈世骧教授指出的，《天龙八部》那种“悲天悯人”、博大崇高的格调，没有作者对佛教哲学的真正的慧心，没有那种体会是很难达到的。这是现在已经去世了的研究中国文学的美国专家陈世骧的意见。

　　陈世骧是谁呢?就是介绍北大的教授金克木先生进大学去任教的一位前辈，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那边工作，原来是中国文学方面的教授，后来长期地在美国任教。他把金庸小说比作元曲，一种突然兴起、在文学史上突然出现的文学现象，评价非常高。我们可以说，从其他的任何一种通俗文学里边，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像金庸小说那样蕴藏着这么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具有这么独特的文化学术品位的作品。在《碧血剑》的后边附了金庸考证袁崇焕的一篇学术文章，人们读读的话，也会增加一点对金庸的了解的。他对袁崇焕这个人物、这种性格以及他和崇祯皇帝之间的冲突、矛盾作了很有见地的分析，我看比我们有些搞明史的在这个问题上还要深入。金庸的武侠小说简直可以说是文化小说。只有想象力极其丰富，而同时文化修养又非常渊博的作家兼学者才能创作出这样的小说。体裁、文类这些其实都是限制不了人的，到了有高度文化素养的作家手里边，俗文学也可以变雅，完全可能。

　　反过来说，鲁迅这样的伟大的新文学作家，他也写《铸剑》这样的作品。《铸剑》是什么样的作品呢?如果当作历史小说，那是一种笑话。鲁迅写了黑色人为眉间尺报仇，有一点传说的因由，但是绝不是历史。专制暴君手下有自己的一帮人手，眉间尺报仇当然很困难，于是黑色人就说你要相信我的话，我代你报，你是没有办法报的。拿你的头，你愿意把头交给我吗?还有，要你的宝剑，我要你这两样东西，我一定帮你报仇，而且一定会报仇成功。

　　黑色人是个侠客，他一开始就是准备自我牺牲的，仅仅为了正义，为了一个毫不相干的人，他最后真的牺牲了。他进了宫廷，然后导演了那么一场戏。眉间尺的头放在锅里边，烧开了水的大锅里边，这个头在那里可以做表演，游来游去，对着国王嫣然一笑，作种种表情，还能唱歌。这个歌当然是有意思的，那就是说国王你有千百人在那里保护着你，我只有一颗头颅，最后引得国王去看。然后黑色人就拔下宝剑来，把国王的脑袋砍了。然后两个人头在开水锅里边就互相咬来咬去。鲁迅用武侠小说的语言来说，斗了“大约二十个回合”，结果是这个小孩毕竟斗不过国王。国王是非常狡猾的，他钻到眉间尺的脑袋后面，咬住他的后颈。结果黑色人自己砍下脑袋，第三颗头颅也进去。二比一，把国王的脑袋终于撕烂了。人的脑袋砍下来之后，还能活吗?还能咬人吗?还能作表演吗?如果世界上有这样的“历史”的话，我们很感兴趣，很想了解。但是有这样的历史吗?

　　实际上武侠小说本身就是一类题材，就是写仗武行侠，这就是武侠小说，就像侦探推理小说写破案，用现代科学来破案，都是题材的分类。鲁迅《铸剑》其实也可以看作是武侠小说，我们不必用一种陈旧的眼光，认为武侠小说就是下三滥的，写武侠小说的作家就是很糟糕的，是低人一等的。不能那么看，各类文学都可能产生杰出的作品。

　　鲁迅的《铸剑》就写得很了不起，鲁迅自己说《故事新编》是神话、传说和史实的演义，他就没有把《故事新编》看作是历史小说。如果把《故事新编》全部看作是历史小说，尤其把《铸剑》看作是历史小说，那是天大的笑话。《铸剑》比金庸小说还要荒唐百倍，你要责备金庸小说荒唐的话，为什么又不责备鲁迅荒唐呢?所以我们应该得到的启发倒是相反，就是题材是限制不了作家的。真正杰出的作家，有文化素养的作家完全可以在某种固定的题材里边写出一些很了不起的作品来。

　　题材本身也分不了等级，哪一种是高尚的，哪一种是下三滥的，低等的，很难这么分。而且看作品也不能看这些表面的东西，很多象征意义的东西都是在文字以外的。不能看得那么表面，那么浅，尤其不能用现实主义的标准去衡量浪漫主义的作品，或者现代主义的作品。那一定要失败，这就是跨元批评了。现实主义的作品，你只能用现实主义的标准去衡量它。浪漫主义的作品，只能用浪漫主义的东西去衡量它。因为它特别重视想象，特别重视激情，等等，你得看它本身成功不成功。如果用“荒唐”这一点来责备武侠小说，那武侠小说确实经不起责备，可是你也可以说《西游记》应该否定，哪有这样的故事呢?孙悟空一个筋斗翻十万八千里，有这样的事情吗?不是荒唐吗?也应该否定，能这样吗?《西游记》就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品，你不能用现实主义作品的标准去衡量浪漫主义作品，也不能用现实主义的标准去衡量现代主义作品。

　　早年成仿吾批评鲁迅的小说集《呐喊》，认为《呐喊》绝大部分都是很平庸的自然主义，也就是现实主义的。成仿吾早年看不起现实主义的东西，他着重称赞的一篇就是《补天》。写女娲补天的，成仿吾倒是很欣赏。后来鲁迅不高兴了，他在《呐喊》第二版的时候就把《补天》抽掉了，说干脆让我这个《呐喊》一无可看好了。这个跨元批评，错位了，这是批评上的一种错位，用现实主义标准去批评浪漫主义，或者反过来，用浪漫主义标准、现代主义标准去批评现实主义作品，这都是一种批评的错位。这种错位是不对的，是反科学的。我们20世纪文学批评里边一再发生这类差错，给我们提供了启示，再也不能搞牛头不对马嘴的批评，不能那样子搞。不能简单地用现实主义标准、“真实”的标准来衡量武侠小说，把武侠小说否定了。那也把鲁迅给否定了，鲁迅的《铸剑》就荒唐得一塌糊涂。

　　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写的是人睡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变成了甲虫，那荒唐不荒唐?当然荒唐。但是写得深刻，可以说把那种异化，人类社会某种情况之下的异化，比方说人一旦失业了之后遭受的那种痛苦，周围人们甚至于都不理他了，连自己家里边的人都对他冷淡、害怕了，等等，把这种境遇写得极其深刻。荒诞不荒诞?是荒诞的，但是是极其深刻的。

　　《百年孤独》是拉丁美洲的作家马尔克斯的作品，他获了诺贝尔奖。《百年孤独》里边写到人死了以后又复活，百年前去世的人后来又跟自己的子孙在那里对话。荒唐不荒唐?当然是荒唐的，但是你不必用现实主义标准去要求那样一些现代主义的作品。

　　金庸作品写到后来，不仅仅是浪漫主义了。像《鹿鼎记》就是现代主义，它是武侠小说里边的一种现代主义，可以说是很特别的。所以用现实主义标准衡量只能得出一个非常荒谬的结论，就是完全否定，这是不行的。我想今天就大体上讲这些内容，也是印象式地扫描一下吧。讲得不对的，请各位朋友批评指正，谢谢。

　　傅光明：我们首先感谢严老师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为我们带来了一次精神文化的旅行。我上一次听严老师讲课是十八年前，今天我能坐在严老师边上又听他讲精彩的课，我感到非常地荣幸。对武侠小说、对金庸小说，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如数家珍。他讲了四点对金庸小说的印象，我们可以感到严老师的学问是做得非常的严谨，非常的扎实。我想严老师期望金庸的小说迷们，看金庸的小说绝对不仅仅简简单单看他打打杀杀的场面。严老师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实际上等同于文化小说，我想他是希望我们的金庸迷们更多地是要读出里边的文化。下面还有时间，请听众朋友们自由提问，请严老师来解答。

　　问：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曾经看一篇文章，金庸从什么时候开始写武侠小说的?据说他是受了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的影响。我想您了解这些方面比较多，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还珠楼主的情况。

　　答：还珠楼主是抗日战争时期出现的一位重要的武侠小说家，他的那些长篇像《蜀山剑侠传》小的时候我也读过。还珠楼主有他的书迷，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学生。他的长处是想象力非常的神奇丰富，这是一个方面。他的文字也不错，人物刻画也有他的长处。金庸自己说小的时候也读过还珠楼主的作品，受到一点影响。但是我个人的看法，觉得金庸还是整个地超越了民国时期的一些武侠小说。包括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等好多作品。他主要是在思想品位和文化品位这方面高上去了。我不在这里具体地介绍还珠楼主了，如果有兴趣，当然也可以读。

　　问：请问严老师，您刚才谈到金庸的小说是用精英文化去丰富通俗文学，这个我很赞同，其次您还认为不能用现实主义的标准来衡量金庸的小说，是不是就是说它不是像巴尔扎克那样的批判现实主义?它们也是从通俗文学开始的。还有一点，就是现在有些杂志说北大有些学者是比较走火入魔的，其中提到的三位之中，第一位就是您，您对这个有些什么看法?

　　答：您提了两个问题。第一，我想金庸小说正像我上面讲的，它是有批判内容的，但是它叫不叫批判现实主义，我想不能叫批判现实主义。金庸小说大部分都是浪漫主义的创作，他是运用想象力在那里写的，他的作品是以想象力丰富见长的。中国文学从源头上面来说，庄子、屈原可以说就是浪漫主义的，一直到《西游记》都是的。浪漫主义的作品也可以针对现实内容批判，但不叫批判现实主义。只有像巴尔扎克，像托尔斯泰，这样的一些作品可以说是，因为他们是现实主义作家。但是巴尔扎克有些作品也不是现实主义的，《驴皮记》这种作品就是浪漫主义的。我们中国受苏联的影响，很长一个时期只肯定现实主义，认为现实主义是唯物论的，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这些东西都是唯心论的。唯物论当然好喽，唯心论就是一种反动的世界观，把文学同这样一种哲学上的唯心论、唯物论对应起来，这一对应就把现实主义抬到非常高，把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东西就贬得非常低了，甚至于封闭禁止了，这个是不应该的。这是一点。

　　第二点，我是不是走火入魔了呢?我也难说，我今天也许就说了许多胡言乱语，说了许多疯话，这个只有请大家来评判。我的文章里边，对金庸小说也有批评。今天主要是讲他的长处，而且这么讲也是有点针对性的，实际上是回答有些否定金庸小说的批评。金庸小说有没有弱点?当然有弱点，他是一种报纸连载小说，他有些作品结构是散的，《天龙八部》就有结构过于散漫的问题，虽然后来做了一些整理加工，还有这种问题。《射雕英雄传》从报纸上连载到后来成书的时候，砍掉了一些东西。因为在报纸连载，今天写一段，明天写一段，这样的方法，它不能不散漫，必然会有这个问题。所以金庸他虽做了一些加工、整理和修改，但是有的时候，有些作品里边那种结构散漫的问题还存在，并不是没有。就现代精神这个问题说，金庸小说里边有没有非现代的意识?照我个人看法呢，有一点。他的每个英雄主人公，每个侠士——当然是男性的英雄人物，周围一定有好多姑娘，在那里追着围着他转。恐怕金庸并不是很自觉，但是多少把几千年中国历史上重男轻女的男性中心社会积淀下来的一种文化意识流露出来了，尽管是不自觉的。不过有的学生就不赞成我这个批评，他们举了金庸小说里边，也有是女性中心的，这个女性周围也有好几个男性在那里追求。所以我的意见也是仅供参考而已。我相信自己还没有走火入魔。

　　问：我在前一个月听到袁老师的两句话，今天来听课特别激动。袁老师说，有人说金庸先生的小说可以和鲁迅的小说相媲美，提到这样的高度，袁老师不同意这种话。我想向您请教，有人对金庸提高到这样的高度，您说有没有这样的高度?第二点就是袁老师说，有人说中国现代的一些著名文学家，比如像冰心、茅盾、郭沫若，他们学习一些外国人的写法写出了很多著名作品，而金庸是最能够代表中国传统小说的写法的一个大师，一个代表人物。而且袁老师挺风趣地对舒乙老师说，如果持这种观点的人是正确的话，那么中国现代文学馆就可以改为外国文学馆中国分部，这对我的刺激特别大。我今天来，就是想听听您的意见，是不是有人这样评价过金庸先生的作品?以至于达到了需要把中国现代文学馆改为外国文学馆中国分部的这样一种地步?谢谢您!

　　答：袁老师说有人把金庸跟鲁迅相媲美，我不知道指的是什么，也可能他指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王一川教授，他们排了20世纪中国小说的十位大师，鲁迅是第一位，金庸是第四位，十位里边没有茅盾。这种排法，我个人是不赞成的。大师排座位，像《水浒传》里边排座次一样，我认为这个排法不一定很科学。而且金庸的作品选的是《射雕英雄传》里的那一段，这个其实也不一定合适。我个人看起来，是不必那么排。

　　但是金庸小说将来会不会进入到文学史里边去，有他一定的地位，我认为是完全肯定的。冰心女士挂名主编的一本文学史，我自己没有看见过，人家告诉我，说是这本文学史里边写到了金庸的小说，而且称它为纯文学。我想把金庸的作品，肯定得比较高，大概不是一个两个人，不是少数人的一种看法。至于其他的问题，比方说文学馆是不是外国文学馆的中国分部，我想还不至于那个样子的。事实上，世界文学是互相交流的，20世纪的中国文学接受了外国文学的影响，西方欧美文学的影响比较大。同时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也影响了18世纪、19世纪有些欧美的作家，这都是互相影响的。鲁迅就说过，我们不必为中国文学学了西方的，学了外国的文学就感到惭愧，而且鲁迅说得更尖锐，原话我背不出来了。所以我想说作出这种推理其实是用不着的，金庸也不是单纯受中国文学的影响。我刚才说过，他也受了西方文学影响，特别是法国大仲马的影响。

　　问：严老师，我是一个金庸迷，金庸小说我已经看了三四遍了，您出的那本《金庸小说论稿》我也看了。现在我想问，金庸先生现在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另外金庸先生现在正在写什么书?我还想看到他出的书。

　　答：金庸先生大概是1995年前后身体很不好，心脏动了搭桥手术，以后情况就缓和了。现在的身体状况好像还可以，但毕竟已经77岁高龄了。而且他的事情又非常多。他说他每天还要保持读六个小时的书，就是再忙，也要保持每天读六个小时。所以我想他的生活过得够紧张的，每天收到上百封的信，很难处理。他曾经说想以秦末汉初的张良为中心来写历史小说。我很希望他写出来，但是我看现在他忙的那种情况，恐怕是很难写出来。

　　问：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我国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思想，而武侠小说提出的那种浩然正气、保家卫国的思想与“科教兴国”是有关联的。有人称金庸小说为殖民地文化，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答：好，我个人说点看法。金庸小说产生在香港这个殖民地里，但它是爱国的反殖民地的文化，而不能叫做殖民地文化。我想，我们先要破除一个观念，就是把文学作品都看成生活的教科书，让人人来模仿。我觉得要改变这样一种观念。如果用这种观念的话，任何一个作品都经不住考验，比方说《小兵张嘎》这部电影，这是一个抗日的好电影，一个孩子那么爱国还不好?但是这个电影放映以后，好些孩子就做一件事情，就是朝人家的自行车去扎，好多车胎就被扎坏了。这行吗?如果有人说《小兵张嘎》这个电影，副作用多大呀，多不好呀，让孩子们都成了小流氓啦。能得出这种结论来吗?我想不能。

　　我想读者本身跟作品应该有一些距离，我们从文学作品里边接受什么影响呢?接受的是一种审美的影响，从里边读出来什么东西是美的、值得赞颂的，什么东西是丑恶的、应该加以批判的。如果能够感受到这个，接受的是审美教育，我想就很好。而不是主人公的每一个情节、每一个行动、每一句话都要从里边搬，都要学习，如果搬得不合适，就责备这个作品不行。如果那样子的话，文学作品就没法读。我们长期以来都有这种观念，就是把文学作品完全看作是生活的教科书。在特定的意义上面把文学作品看作是生活教科书，是可以的；通常意义上，我们从文学作品里边主要是接受一种审美的影响。

　　朱自清先生说过一句话，40年代说的，他说文学作品是消遣、娱乐，这种观念其实是中国文学的正宗。他是“文学研究会”的作家，20年代“文学研究会”的作家都批判“鸳鸯蝴蝶派”，批判得很凶。但是到40年代，他说了这个话。不能排斥文学作品的一种娱乐的功能，审美的功能。如果搞得太简单了，庸俗化了，把文学作品完全看作生活教科书，文学作品里边有某个情节或者细节不对，就要去责备这个作品，我看任何作家、任何作品都经不住这个考验，包括鲁迅在内。

　　有人说金庸作品低级下流，韦小宝讨七个老婆，干的是什么事情啊。如果你从《阿Q正传》里边找到阿Q调戏小尼姑，从《补天》里边找到那个衣冠小丈夫看着女娲的裸体这种场面，你说鲁迅的作品是多么的低级下流，那可以吗?看作品必须看它的基本倾向。作品都有一个基调，作者的态度是贯穿在作品的基调里边的，贯穿在基本倾向里边的。至于小说里边的人物很多，有的是作者要批判的，有的是作者有所肯定的，有的又有所肯定，又有所批判，这是很复杂的事情。你如果抓一个作者所否定的人物，一个反面人物，抓出他的一个行为，就代表整个的作品，就代表作家的一种情调，那样来看待的话，就是完全错的，是很荒唐的。这是我的看法。

　　问：严先生您好!听了您今天这个介绍，使我对金庸小说有了很深刻的认识，确实金庸小说不同于一般的武侠小说。在现实社会中，包括出版界，或者是中央电视台前一阵子花大力气去播《笑傲江湖》，您能不能对当前的媒体，或者说是对这个事件，提点您的看法?

　　答：我个人的看法，觉得有些影视作品把小说内容化为镜头，化为视觉形象以后，常常损失很多东西，所以我不很欣赏。何况像《笑傲江湖》里边又做了很多改编，这些改编有的并不是很成功，并不是很有道理的。我认为大陆拍《笑傲江湖》，从态度来说是很严肃的，比港台有些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严肃得多，认真得多，这方面是可取的，有些镜头是很美的。但是不必一窝蜂，我听说接着还有好多金庸小说都要搬上舞台，搬上银幕，搬上电视屏幕，我认为不必那么做。

　　我再补充一句，就是金庸这种武侠小说，如果我们从里边得到审美影响，主要的应该是一条，就是激发出见义勇为的精神。这种精神，我认为是永远都要发扬的。不论哪个国家，哪个地区，都是值得发扬的。因为社会里边永远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会有歹徒，人们应该敢于跟歹徒进行搏斗，制止他干坏事儿。当河里面掉下去孩子的时候，我们应该勇敢地去救这个孩子，而不是上百个人围观。在70年代末报纸上报导的这一类事情非常多，上百个人围观，没有一个人跳下去救孩子。歹徒行凶，也是很多人围观，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干预，我认为那种情况是不正常的。所以见义勇为这种精神永远值得提倡，值得肯定。当然并不是从武侠小说里边去学动不动就伤人、杀人，那个不值得学。

　　有人说今天我们在提倡法治，法治社会里边你还让武侠小说流传吗?好像跟法治建设相违背的。我的看法稍微有点不一样，我认为，我们的社会当然是应该追求法治这个目标，同时也应该提倡德治。法治、德治这两个方面应该是相辅相成的，提倡法治，同时也要提倡见义勇为精神。不但是有这种精神，而且要将这种精神化作行动，任何社会都是需要的。比方街头有人行凶了，我们每个人都不管，说这是警察的责任，法治嘛。任何人都不管，眼看着歹徒干坏事，这个行吗?我想是不行的。即使像美国那种法治社会，差不多有两百年的法治的历史了，但是有一个资料统计，说美国社会里边每年的冤假错案上千起。法治解决不了一切问题，这个是很难的。因为这还要靠执法的人，执法的人如果不公平，我们要不要站出来干预，要不要揭露执法不公的现象?这也有一个态度问题。所以我认为见义勇为这种精神永远需要的，它作为一个法治社会的补充，当然，它同时也是德治的内容之一，这是我的看法。

　　问：我想问一下，您最喜欢哪部金庸小说?

　　答：我自己喜欢的，一个是《笑傲江湖》，一个是《天龙八部》，但《鹿鼎记》是很特殊的，也有很出色的地方。

　　傅光明：今天的演讲到这里，已经挺长的了，大家的肚子可能也已经饿了。我们文学馆的演讲，正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力争使我们的演讲成为一个自由的学术论坛。关于金庸小说我们在5月6号请来过袁良骏先生，他可以说是对金庸小说评价的反方主辩。今天我们又把严老师请来，严老师算是正方主辩。下面一位是不是就该金大侠了?我想大家跟我的心情一样。我们给严老师留一个作业或者派给他一个任务，请他想方设法为我们把金大侠请来。我想肯定有很多困难，就是让严老师想方设法圆我们大家一个一睹金大侠芳颜的梦。我在这里就请严老师正式地郑重地向金庸先生表达我们所有在座的朋友们，表达文学馆盛情邀请金庸先生来谈武论剑的这么一个恳求吧!最后让我们再一次感谢严老师的精彩演讲。

　　今天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欢迎下次再来。

 

　　【严家炎简介】：

　　严家炎，笔名严謇、稼兮，男，1933年11月出生于上海市宝山区杨行镇北宗村严家巷。1958年北京大学副博士研究生肄业。现任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的“突出贡献津贴”证书，1992年专著《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获得全国第二届优秀教材奖，1993年参与任教的“中国现代文学”课获国家级优秀课程奖。小传被载入美国《世界五千人名录》第2版、英国剑桥《国际传记辞典》第21版、中国出版的《中国当代名人录》、《中国人名大辞典》当代人物卷、《20世纪中国名人词典》等二十多种人物传记辞典。

　　主要著作有：《知春集》，《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求实集》，《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论现代小说与文艺思潮》，《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论中国现代文学及其他》，《世纪的足音--二十世纪中国小说论集》，《金庸小说论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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