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梅是近年涌现出来的湖南青年女报告文学作家。其创作主要有长篇《世纪之痛——中国留守儿童调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天使有泪》(重庆出版社，2008)和《汶川记忆——中国少年儿童生命成长启示录》(与于倩合作，中国言实出版社，2009)等4部，虽不算很多，但已形成鲜明特色，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首先，从整个当代报告文学的发展，尤其是从问题报告文学的发展来看，阮梅的创作体现了中国报告文学发展至今的观念变革，即新“五性”的向纵深发展。新“五性”是我近年提出的新理论，即相对于旧“三性”——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而言，我认为，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表现出主体创作的庄严性、题材选择的开拓性、文体本质的非虚构性、文本内涵的学理性、文史兼容的复合性。其中“主体创作的庄严”主要包括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与创作态度的严肃以及与此相关的采访调查的扎实等。这是一个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家的首要条件。因为，报告文学是一种代表社会正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写作文体，没有其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其作品即使勉强算作报告文学，也只能是意义不大的低级读物。而阮梅正是在这里，首先显示了她的超凡脱俗。她选取的既不是无关痛痒的风花雪月，也不是迎合政治的庸俗歌颂，而是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青少年的成长、教育问题以及与此紧密相联的“三农”问题等。她的《世纪之痛》与《天使有泪》写的都是上世纪末以来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因“农民工”的大量涌现而导致的“留守儿童”问题等。即一方面，农民大量进城打工，既促进了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又活跃了农村的经济、缩小了城乡差别，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其子女监护缺位、教育失范、成长受挫等严重问题。究竟如何面对这一社会发展中的两难选择?这是作家敏锐发现、严肃思考与深沉忧虑的。正是如此，她在作品中披露了许多因缺乏“爱”与“教育”而致“天使有泪”的现象，并把此概括为“世纪之痛”。而正是对这一“世纪之痛”的深切感受与深沉忧患，作品就闪射出人性与理性的璀璨光芒。当然，反映这一问题的并非阮梅一人，甚至她也不是最先涉足此领域者。但像她这样，一开始写作就紧扣社会脉搏、关注重大题材、致力宏大叙事，且一抓到底、形成特色者，却不多见。这一点，我们从她此后的《汶川记忆》中可进一步看到。

　　汶川地震发生后，反映此题材的作品不少，但大多是从正面肯定与歌颂其上下一心、团结奋斗的民族精神，如关仁山的《感天动地——从唐山到汶川》、徐剑的《遍地英雄》、赵瑜的《晋人援蜀记》与李西岳的《大国不屈》等。而阮梅的《汶川记忆》却独辟蹊径，仍从教育与“少儿成长”的角度切入，通过灾区少儿在震中与震后的非凡表现，探讨其生命意义与人生教育等问题，因而其副题为“中国少年儿童生命成长启示录”。正是从这里，我们不仅进一步看到了阮梅勇于承担的社会责任，而且分明感受到了她对艺术的不懈追求。的确，如她自己所说，“作家，本应该是为社会喊痛的人”，她今后的写作计划，仍将选择以反映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关注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为重点；具体来说，是“从事当代中学生心理危机方面的调查”。因此，她的创作是“儿童文学与关注儿童的文学”。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她才被人称为“中国关注农村留守孩子报告文学作家第一人”。(见 2009年5月11日国际台华语广播网CRI高端人物访谈节目主持人乔卫电话采访阮梅)

　　与此紧密相关，尤其值得肯定的是，阮梅的报告文学还表现出调查采访的扎实与写作态度的严肃。这一点，也是作为一个成熟的、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而阮梅正是在这方面表现出了她良好的潜质。在写《世纪之痛》与《天使有泪》时，她历时多年，利用业余时间自费深入湖南及周边几省的偏僻、贫困地区，进行艰苦的调查采访，其中历经的劳累、病痛与危险难以言说。而写《汶川记忆》时更是如此：她不但要克服饥饿、干渴、劳累与伤病等，还要冒着被余震夺去生命的危险。因而她不得不带上她正上大学的女儿一同前行。正是这种甘于吃苦、乐于奉献的崇高精神，她才赢得了丰厚的回报，即作品被社会和读者所广泛认可——据初步统计，其作品被媒体报道的，先后有华语广播“国际在线”的专题访谈《那些孩子》，《文艺报》的评论《赞歌生命，启迪成长》，《中国教育报》的专访《灾难，终将成为人类的背影——关于“5·12”汶川大地震后生命成长的纪录与思考》，《中国文化报》、《中国作家网》、《中华思想网》的专访《报告，以文学的名义》以及《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国作家网》、《湖南日报》、《三湘都市报》、《潇湘晨报》、《长沙晚报》等全国30多家媒体发表的消息和评论。总之，作品在体现“主体创作的庄严性”的同时，也同时体现了“文体本质的非虚构性”与“题材选择的开拓性”等。

　　就问题报告文学的发展而言，有人总是怀念上世纪80年代问题报告文学的轰动，认为90年代以后报告文学未再产生“苏晓康模式”那样的轰动效应，就得出报告文学时代已经过去、报告文学的批判已经“退位”的结论。我认为，这种看法是简单、片面的。实际上，80年代问题报告文学的轰动是社会浮躁与文学浮躁的表现：它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破坏有余、建设不足；它和整个文学创作一样，承担了本不应由文学承担的过多的社会责任。而90年代以来，和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现实一样，报告文学从中心退居边缘，独立思考、寻找自我、多样探索，正是其回归本位、走向成熟的表现。它在沉静中发展，在发展中建设，表现出持重、内秀的理性自觉与风格嬗变。如在题材拓展方面，新世纪的问题报告文学在“三农”问题、教育问题和反腐倡廉、民主法制问题等方面，就比上世纪更加突出、深入。尤其是在理性精神方面，它表现出独立的价值判断、客观冷静的细密分析和平等交流的积极探讨。而阮梅的《世纪之痛》与《汶川记忆》等就正体现了这些新的审美特点，同时也进一步体现了“文本内涵的学理性”等。这一点，正如她在谈到《汶川记忆》的创作时所说：“灾难过后，我觉得应该有一部书，能够让每一个常态中的孩子从灾难中了解人类的惨痛，换位思考自身生命的价值，学会肩负与承担；让每一个常态中的孩子从灾难中学会珍惜自身拥有的生命与幸福，学会规避人类生存的风险；让每一个常态中的孩子从灾难中吸取悲悯、仁爱、互助、乐观、坚韧、勇敢、顽强等成长所需的种种精神力量，越过自身成长路上的每一道坎，好好把握自己前行的方向。”(见2009年5月11日国际台华语广播网 CRI高端人物访谈节目主持人乔卫电话采访阮梅)事实正是如此。在《汶川记忆》中，她和王宏甲等作家一样，以“走访笔记”与“采访手记”等形式，将“文学性”与“理性”进行有效疏离。即除了在正文中表现自己的主观倾向外，还在这两种形式中集中展露其哲理思考，即有关少年儿童“生命成长”的“启示”。如有关人与自然的思考：“如何心怀敬畏之心，尊重自然，爱护自然，规避大自然带给我们的生存风险；在构建我们自己的生存发展环境时，如何给大自然留下足够的生存发展空间，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思考的问题”；如灾难、困境与人的成长问题：“人生在世，难免会有大大小小的困境如影随形，如同这次灾难突袭，没有谁能选择。但面对种种困境，我们却可以有许多种选择。灾区的孩子们选择了顽强、坚韧、果敢，选择了乐观、互助、团结，选择了让自己的生命潜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挥，选择了以从容去突破每一道困境，那么在我们将遇到的大大小小的困境中，还有什么困境比生命绝境本身更难突破的困境呢!”还有其他如怎样面对生存与死亡问题：“告慰死者的最好办法，就是坚强地活下去，好好地活下去。活得更加仁厚，更加真诚，更加乐观，更加积极；活得更有智慧，更有价值，更有品德，更有思想，更有希望，更有未来。因为我们不仅为自己活，我们还要为别人活，为遇难的亲人，为遇难的千千万万同胞活”；“人人都需要从脆弱走向坚韧”；“疼痛过，才更懂得珍惜”；等等。总之，作品凸显了作者对“灾难”深刻的独特思考。在作者看来，“大自然的灾难终将成为人类的背影”；“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圣洁博爱的灵魂”；“成长的意义更多在疼痛中获得”；“苦难是生命成长中的宝贵精神资源”；等等。的确，从阮梅的创作及其谈话中可知，她首先不是作为作家为“文学”而写作、生存，而是作为一个研究青少年尤其是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成长问题的家长、学者而进行调查、奉献的。因而她不只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且对其问题有系统的看法与积极的建议。正如她在谈到《世纪之痛》的创作时所说：“事实上，我并没有将它作为‘作品’来看待。它只是我内心情感的一些真实反映，是我提供给有志于青少年成长问题研究者的第一手材料，是我为社会喊出的一声‘痛’”。她认为：无论谁做孩子的“代管家长”，都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做到让孩子们吃穿不愁容易，让孩子感觉幸福与快乐却需要“代管家长”长期的付出。孩子最需要的环境，是整个社会环境要向良性的、适合少儿健康成长的方面发展，包括公共场所的文明秩序，娱乐场所的治理整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方面。因为，切实解决好农村留守孩子问题，既关系到这些孩子的健康成长，又关系到农村人口整体素质的提高，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更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因此，她期望《世纪之痛》等作品“是一个立起来的问号，期待它能够引起更多的组织特别是基层组织，以及社会上更多的人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关注——特别是思考、行动，从而达到正视现实，群策群力，逐步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目的。” (见2009年5月11日国际台华语广播网CRI高端人物访谈节目主持人乔卫电话采访阮梅)

　　其次，从女性报告文学的发展来看，阮梅的《世纪之痛》与《汶川记忆》等创作体现了女性报告文学发展的新趋势。即巾帼不让须眉，女性报告文学不但更加柔婉、细腻，更加关注人生命运与人情人性，而且表现出更深沉的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以及针砭时弊、批判现实的战斗精神，从而表现出阴柔与阳刚相统一的新的美学特征。这一点，我们从老一辈的黄宗英、柯岩、陈祖芬到梅洁(《山苍苍，水茫茫》、《大江北去》)、曲兰(《穿行在爱与不爱的小道上》、《来自老父老母的生存报告》)、孙晶岩(《山脊》、《女监档案》等)、冷梦(《黄河大移民》、《沧海横流》、《高西沟调查——中国新农村启示录》)，再到胡传永(《血泪打工妹》、《陪读》等)、阮梅，均可看出。可以说，在阮梅身上，既有黄宗英、孙晶岩等的扎实采访与题材开拓，又有柯岩、陈祖芬、梅洁等的哲理诗情与充沛激情，尤其是还有曲兰、冷梦、胡传永等的忧患意识与批判锋芒。正是从这些方面，我们既看到了中国报告文学的优良传统在年轻一代身上的发扬光大，又看到了问题报告文学与女性报告文学的发展趋势与未来希望。

　　最后，从湖南报告文学创作的现状来看，阮梅的创作也体现了湖南报告文学创作的新趋势。湖南的“文学湘军”在全国很有地位，但不庸讳言，它的影响和成就主要在小说创作方面，而在纪实文学尤其是报告文学创作方面是很贫乏、落后的：可以说，至今还没有专业的、有影响的报告文学大家。即使在几年以前，这方面的创作也仅只张步真的《魂系青山》、谭谈的《大山的倾诉——扶贫司令彭楚政纪实》和张扬的《<第二次握手>文字狱》等少数作品。就这一点而言，湖南文学创作的生态是失衡的。然而，本世纪以来，尤其是在近几年里，这种情况就得到了极大改观。如在近两年里，就出现了曾祥彪的《英雄路漫漫》、《七色魔方》与《燃烧的冰雪》，聂茂、厉雷的《伤村——中国留守儿童忧思录》与《回家——2008南方冰雪纪实》，陈启文的《南方冰雪报告》，余艳的《人民，只有人民》和罗长江的《神话与绝唱》等大批长篇力作，因而2008、2009两年被称为“湖南作家报告文学年”。(见《湖南作家报告文学年》，《长沙晚报》2009年5月15日第4版)从这里，我们的确看到了湖南报告文学创作的喜人形势与光辉前景。因为，涌现的这批作家大多是年轻新人，而他(她)们又是这样的充满活力与希望。而阮梅，又可以说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仅从以上的简要论述来看，我们的确从她身上，不仅看到了湖南报告文学创作的共同特色与普遍追求，而且看到了其起点高、路子正、出手不凡的良好势头。因此，我衷心希望阮梅等湖南中青年作家，能再接再厉，再造辉煌，为繁荣湖南的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创作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使湖南的纪实文学与虚构文学创作一道，齐头并进，和谐发展。

　　(作者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纪实文学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湖南大学纪实文学研究所所长

　　湖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