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政治鲁迅”研究是由具不同知识结构的学者各自探索而形成的学术趋向，其产生的背景不能说与学院学术的“创新”要求完全无关，但更重要的驱动力则来自鲁研界长期以来难以与现实对话的焦虑，这种焦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对“启蒙鲁迅”的反思就开始了，在《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一文中，汪晖就已将当时的鲁迅研究形容为“古堡”，并指出：

尽管认真而严肃的研究者不断地为这个‘古堡’添砖加瓦，并激烈而执拗地争论着它的内部结构的合理性（如‘政治革命’与‘思想革命’问题），但这一切都并不包含着它曾经拥有的那种对未来与当代的自觉认识与判断，因而它无法参与当代思想与文化的最重要潮流。[1]

如何恢复鲁迅研究“曾经拥有的那种对未来与当代的自觉认识与判断”，尤其是在社会科学对人文学的“挤压”日益严重的今天？这个问题至少目前来看还是悬而未决的。另外，扩大一点来讲，前述焦虑还与文学的位置相关。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理论的内在张力（审美价值VS文化政治）在学界对鲁迅文学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呈现，鲁迅文学是否仅仅只能在上述张力场中得到理解，或者，还有其他的方式？上述这两个大的理论问题，成为当代“政治鲁迅”研究出现的必要性支撑。不过，实事求是地讲，当代“政治鲁迅”研究能提供的更多是尝试和探索，而非答案。能提供一劳永逸的答案的，不是学术。而当代的“政治鲁迅”研究却要证明自己在学术上的正当性。

一、当代“政治鲁迅”研究的学术正当性和主要路径

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学术界的现象，某些语词作为前缀，仿佛具有一种魔力，会让常规的研究变得“不普通”，比如作为前缀的“政治”。是不是必须承认，政治是一种例外，它会扰乱学科自律的边界感，甚至挑战“价值中立”的客观化诉求，进而带来剪不清、理还乱的种种争议？其实未必。今天的很多交叉研究、跨学科研究本身就是为了打破愈发僵化的边界，而政治，也完全可以成为客观学术探索中的一个元素，比如政治经济学、政治心理学，等等。当然，这些都属于社会科学内部的交流，而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政治鲁迅”研究涉及的却是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这导致了复杂性的增加。“人文”关注的核心是人类活动的价值与意义，而社会科学则关心人类活动的功能（functions）与功效（effects），[2] 一方面，对于价值和意义的追寻常需要参考社会科学所提供的“ 目的理性”（purposive rationality）[3]思考以尽可能避免“事与愿违”。另一方面，“人文”在很多时候并非悬置的、私人性的理想主义精神追求，而是包含了直面现实而产生的系统性思考（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也是其中的重要一环），这就不得不与公共性及政治发生联系，当然这种联系常常是以间接的而非直接的方式来达成。上述两方面的结论让当代“政治鲁迅”研究在认识论层面的正当性便得以部分建立。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便是，当代“政治鲁迅”研究能否保证一种“客观可能性”，从而有效清除旧的“政治鲁迅”研究因过分意识形态化所带有的“黑色胎记”？ [4]

应对“客观可能性”的挑战（意味着真正“进入历史”）有不同的路径：A、质疑所谓客观性话语本身，反思权力对知识的建构，寻求一种文学本体的“存在的政治”；B 、强调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社会历史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具解释力的理论概念；C、借鉴现代政治科学的“政治文化”概念，找回被“去政治化”的鲁迅研究遮蔽和忽略的“历史”，注重揭示特定的文化立场和文化态度背后的政治性考量和政治功能。D、认为鲁迅文学的政治性应该溢出主体的边界而走入“关系”和互动的层面，尝试从微观规则入手，对鲁迅文学中呈现的具一般性色彩的制度困境予以解读。以上四种“政治鲁迅”研究路径其实就是四种不同的“进入历史”的路径。

需注意，追求客观可能性并不同于“还原真实的鲁迅”。追求客观可能性有认识论方面的自觉和反思，而“还原真实的鲁迅”这一主张对此则有所欠缺。汪晖在反思鲁迅研究史时曾从认识论角度出发指出“回到鲁迅那里去”主张具有本质论和决定论的特征[5]， 邱焕星则进一步指出，汪晖的批判将认识的中心从客体转向主体，在带来解放的同时也可能会出现无限阐释的弊病[6]，因此他认为鲁迅研究应该是主体（鲁迅研究者）和客体（鲁迅）视域融合的产物，提倡“回到鲁迅”不如提倡“回到历史”[7]。当然，“进入历史”、追求客观可能性不是简单回到真实的历史现场，从哲学层面讲，还需认真处理经史关系，实现一种有效的经史互动[8]。 其实当代“政治鲁迅”研究的四种路径对此都有涉及：路径D借鉴韦伯的“理想型”方法来勾连主观与客观，普遍性与特殊性；路径C通过一般性理论概念的指引来重新发现历史；路径B通过回到历史来探索一种演化的理论观；路径A则偏重从文本解读来靠近理论，聚焦于内在的历史感（这有可能是一种更“真实”的历史感觉）而非客观史料。概言之，路径A和路径D更注重理论，偏于“经”的一侧，路径B和路径C更注重史料，偏于“史”的一面。由此，当代“政治鲁迅”研究证明自身学术正当性的努力——“追求客观可能性”便可以为鲁研界“打通经史”的呼吁提供一个至少不算失败的案例，这是一种典型的非计划的“未曾意图的后果”，也呈现了自由的学术探索的意义所在。

二、经史互动、两种现代性与相互主体性

更进一步讲，由客观可能性的讨论引出的“经史关系”议题可以帮助我们对文章第一部分提出的两个重要问题有更深的思考——这种深入思考是通过重新认识“现代”来展开的。改革开放以来，鲁研界对于现代性的讨论多是从主体性角度出发的， 但对另一种现代性基本未曾涉及，这种现代性也关注主体，但习惯于在规则或关系中来看待主体。张钊贻曾敏锐提出文化现代性与实用现代性的区分[9]，我们可以沿着他的思路继续推进。其实张钊贻说的实用现代性还可以再细分为科学现代性和政治现代性。文化现代性更多呈现的是主体性、超越性的一面甚至是主体内部荒芜含混的一面；政治现代性则是建立在普遍的、抽象的规则基础上的，这种规则所依凭的不再是古典时代的理想秩序，而是经验中的世界和世俗的人性。总的来讲，文化现代性和政治现代性都与自然科学的进步带来的变化相关——自然科学的“受控实验系统”带来了客观科学知识的迅速增长，也促成了“祛魅”世界的形成和社会结构的转型，相比于传统社会中个体被固定于某种角色并将自身价值关联于此角色，现代社会的角色是以其功能来定义的，也即“社会角色的非个人化”，这扩大了个体做选择的空间。[10]上述变化一方面带来了某种意义上的人的解放，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价值层面的危机。当然，不同的学科，在思考科学现代性的影响时，凝视的焦点其实是有区别的：人文学习惯聚焦于文化现代性，而社会科学则更关心政治现代性。

鲁迅在《科学史教篇》中的观点是学界所熟知的，这里不再赘述，当代的“政治鲁迅”研究试图证明，鲁迅文学及思想并非与政治现代性无缘，当然也不是政治现代性的注脚。正是在这里，我们也许可以寻找到鲁迅研究所具有的某种当代意义。质言之，透过“政治鲁迅”研究提供的视域，我们可以发现，经史两条不同的研究路径分别通过反思文化现代性达成了对政治现代性的接近，这其中的关键就是打开了相互主体性的讨论空间（这种空间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应用日益增多的当代有重要的意义）。“经史结合”“打通经史”等口号一直在鲁研界存在，表面上的意图是使研究更精致，兼顾事实与价值，从而更具学术上的正当性。但这种意图也可能导致一个结果——研究过分关注琐碎的议题，而不易实现理论层面的重要突破。因为重大的理论突破常常是通过琢磨经和史之间的张力以及经和史各自内部的困惑来达成的。举个例子，邱焕星偏重史学路径的研究和刘春勇偏重经学路径的研究对此有很好的呈现。邱焕星基于大量的史料细致梳理了在国民革命时代大潮的影响下，鲁迅是怎样从坚持启蒙和思想革命走向了提倡“痛打落水狗”和“党同伐异”，从派争转向政争，从文化转向政治；[11]刘春勇则通过反思“小说”与“现代”的同构关系指出鲁迅杂文写作的“反焦点”和“反透视点”特质，并认为，对鲁迅而言，所谓的行动（战斗）必须是与“日常”融为一体的持久的行动（战斗）。[12] 可以看出，两位研究者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对鲁迅研究中的主体性神话进行了解构，并将鲁迅的文学行动置于一种关系性的场域中予以观察。当然，他们的目标不是简单将鲁迅归入政治现代性的图谱中，而是试图进一步走向对相互主体性的思考：邱焕星提出的“文学政治”说试图“将‘政治’从国家制度和上层精英移向了日常生活和平民大众，进而将政治话语化和文本化”，在实体政治之外，通过文学创造公共舆论平台，构建一种“理想国”，并“经由‘文学’的方式重塑民众主体和社会精神”；[13]刘春勇对以虚无世界像为底蕴的“知识人场”叙事模式进行了批评，而肯定了后期鲁迅以虚妄世界像为底蕴的“说书人场”叙事模式，在后一种叙事模式下，“主体之人”隐退了，平凡、世俗、日常都找到了存在的空间。[14]邱焕星和刘春勇都提及的“日常”，恰是知识阶层喜谈的“文化现代性”的盲区，也是相互主体性必然要面对的课题。

政治现代性的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对科学现代性的纯机械世界观的反思，重塑规则以保障个体权利，将个体从传统的身份等级中解放出来（这一过程也伴随着古典有机世界观的退隐）。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两条分支：以休谟和托克维尔为代表的偏渐进的传统（协作范式），和激进的追求人的解放的传统（冲突范式）。鲁迅所接近的政治现代性属于后一种。促成鲁迅同这种激进政治现代性产生关系的纽带，便是其早年就有的“相互主体性”思路。

相互主体性状态下的人不同于简单经由抽象规则联结起来的工具人、功能人，后者是政治现代性反抗科学现代性不彻底的体现，激进的政治现代性试图推进这种反抗（鲁迅在每一时代都选择激进的阵营，可以理解为仍想追求相互主体性），却催生了文化现代性和虚无主义的产生[15]（文化现代性是激进的政治现代性无法实现相互主体性的结果），以往的研究往往从文化现代性与现实政治对决的视角来解读鲁迅，而没有看到文化现代性与政治现代性的隐秘关系。

三、交易费用的感知与“鲁迅文学”的独特征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是从试图追求相互主体性但却并未成功的现代性浪潮的顶点（虚无主义） 出发的，然后再一层层做减法。从表面来看，鲁迅在不断趋向激进，但实际上，鲁迅也一直在激进阵营内部做减法，这样的减法不是回到传统有机世界观，也不是主张回到工具人、功能人的状态，而是去抵御激进政治现代性一脉中可能出现的虚无倾向，寻找另外一种相互主体性的可能。将鲁迅对激进意识形态的抵抗解读为某种精神特质的提法其实多少有点同义反复的意味，无法打开鲁迅思想中被折叠的部分，原因就在于论者忽略了政治现代性这一分析维度。而这种缺失也导致论者必然会有冲动去寻找鲁迅的“回心之轴”或者强调其系于文化层面的“反现代的现代性”思路。

同激进的政治现代性关联的相互主体性思路，也可以用偏渐进的政治现代性传统（协作范式）来观照，如此，我们便不会从单线进化的思路中去寻找相互主体性，而倾向于从张力（张力的存在意味着追求激进的单面性，也意味着交易费用[16]的存在）中去寻找。其实一直在激进阵营中做减法的鲁迅本人的思路是与此相关的，按鲁迅自己的说法，就是个人主义（安那其主义）和人道主义之间的消长起伏。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所具有的价值属性超越了科学现代性对人的纯粹工具性设定，但两者之间存在的张力又提醒我们很难用激进的方式来达成两者的实现，其实相互主体性的真正落实处就在两者之间：极端的个人主义意味着超高的交易费用，极端的人道主义意味着没有差异的末人式的静止的“黄金世界”（在这里既没有交易费用，也没有真正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这两种极端状态都无法因应鲁迅所谓的“做‘真的人’的资格”。这资格中既包含权利，也包含义务。 所以，相互主体性的落实就意味着尽可能降低不能完全消除的交易费用，也即尽可能促成合作的产生。

那么，鲁迅对于交易费用的感知（虽然鲁迅并未有此理论表述）是如何出现的呢？这源于独特的鲁迅文学。从《狂人日记》中我们已可以看出比较清晰的理路。鲁迅将（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形式上合一的）理想型[17]——通过“精神界之战士”的“心声”直达“朴素之民”的“二极结构”[18]置入中国传统制度文化的场域，发现启蒙者的个人知识难以扩散（并且启蒙者自己也吃人），这其实就是交易费用，感知到交易费用，对于鲁迅来讲，是在文学叙事内部运用理想型方法（当然，这种运用并非是方法论上“自觉”的）的结果，也是其文学文本内部的经（“二极结构”的理论构想）与史（传统礼教社会的固有运作惯习）互动的结果——经史之间的张力，没有办法完全弥合[19]，只能通过理想型的运用来缓解。文学的“虚构”可以看做一种理想型的构建，鲁迅文学对这种虚构不断质疑的过程就是“不自觉”运用理想型方法的过程。丸山真男认为，文学的虚构精神，可以对抗现代理性虚构组织的实体化倾向；[20]不同于丸山真男从社会科学视角出发对文学做出的功能性界定，鲁迅的文学探索更具本体的意味，他从自身的文学困境（比如，“超人”变为“狂人”）中看出了文学虚构（“二极结构”）也存在局限：无法建立起真正的相互主体性。但文学虚构的这种局限恰恰使鲁迅“不自觉”地采用了一种方法论:将文学虚构作为理想型，在文学叙事内部实现对理想型的质疑，这类似于一种纯理论思考——在疯癫的状态下就是在理论而非日常的状态下，日常的状态下人是不轻易反思的，而“反主流”的狂人却执着地认为“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21]

在鲁迅那里，理想型类似于一种困惑，有时也需要一些想象力，它不是常规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假设（常规的社会科学假设大多聚焦于表层知识的积累）。[22]而通过理想型感知到的交易费用，也即“他人不同意”，其实就是赵汀阳所说的政治的缘起，[23]这也使政治性成为鲁迅文学中一种源始性的存在，而“政治鲁迅”也就不必然成为“外在视角”的研究。

以上算是对鲁迅文学的重要独特性做了一种呈现。若要在这种独特性的基础上再讨论鲁迅文学的位置，那就是——边缘位置。文学不能简单停留在中心，要有边缘的眼光和对边界的重视（因为我们常从边缘处发现罅隙）。但文学的意义又不光是固守边缘位置批判权力对知识的操控，它还可以发挥建构的功能：一方面，文学虚构自身可以作为理想型，[24]另一方面，也可以将权力建构的知识看作一种理想型。关键是富有张力的经、史之间要互动，理想型要接受经验的检验（不管这种经验是来自于文学叙事内部还是源自文学观照下的现实），并建构出一种更优的理想型。最后还想说，理想型的检验要有边缘的意识，因为新的东西、反抗权力中心的东西最早常常都处于边缘地带，而这恰是自居边缘的鲁迅文学可以用武之地。

注释：

[1] 汪晖：《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文学评论》，1988年第6期。

[2] [美]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13-16、31-34页。

[3]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A New Translation,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Keith Tribe,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101-103.

[4] 张全之对此曾有过重要提醒：“鲁迅政治化的年代尚未走远，很多记忆都还清晰，很多亲历者尚心有余悸，所以‘政治鲁迅’这一概念天生带有一块黑色胎记。而这一概念的提倡者又有着借鲁迅思想参与现实精神建构的冲动，这里很可能潜伏着某种值得警惕的信息，需要研究者慎重处理。”参张全之：《新世纪以来鲁迅研究的困境与“政治鲁迅”的突围——对近年来鲁迅研究一种新动向的考察》，《东岳论丛》2020年第7期。

[5] 汪晖：《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文学评论》，1988年第6期。

[6] 邱焕星：《“多个鲁迅”与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6期。

[7] 邱焕星：《“回到鲁迅”之辩》，《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10期。

[8] 不光人文研究如此，社会科学研究也不例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制度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曾反对学院派的“黑板经济学”转而提倡关注具体约束条件（制度和规则是其中的关键环节）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其实也是“进入历史”的一种方式；但需承认的是，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的研究区别于旧制度经济学的一大特点就在于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方法的继承和发展，这是其进入历史的前提。

[9] [澳]张钊贻：《鲁迅与尼采的“狂人”比较再探》，《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20年第2期。

[10] 刘擎：《现代化:挣脱魔咒的解放——金观涛教授谈话录》，《当代青年研究》1989年第1期。

[11] 邱焕星：《“中期鲁迅”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64-65页。

[12] 刘春勇：《“非文学”论——“文”之行动者鲁迅及其写作》，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195、206、324页。

[13] 邱焕星：《“中期鲁迅”研究》，第224页。

[14] 刘春勇：《“非文学”论——“文”之行动者鲁迅及其写作》，第298、315页。

[15] 参[美]列奥•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载刘小枫编：《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二》，彭磊、丁耘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

[16] 从最一般性的理论意义上来讲，交易费用就是人和人打交道的成本，每个人都试图将自身的意志(支撑这意志的可以是个人知识，也可以是道德感知等等)传递给其他人，但在这种传递的过程中必然会遭遇到他人的不同意甚至抵抗，于是交易费用便产生了，这也可以理解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张力。交易费用不能完全消除，只能降低。降低交易费用的方法有很多，可以是直接的暴力压制，也可以是基于规则的合作。后一种方法便与追求相互主体性的行动产生了关联。

[17] 理想型（ideal type）的提法源自马克斯•韦伯，它可以看作是我们展开系统社会认知的思维起点，它提供了一种能把握住关键质素的认知框架（这种框架是对繁复现实的某种必要简化）。理想型之所以能把握住关键质素是因为它关注社会行动内面的主观意义，不同于简单模仿自然科学的假设。更重要的是，理想型一经产生，便可以通过自身与现实经验的比对来推进我们对人类世界复杂性的认知。

[18] 参[日]伊藤虎丸：《鲁迅早期的尼采观与明治文学》，载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0页。

[19] 缺乏经的指引，史就是一盘散沙，无法系统认知；缺乏史，则经难以有稳固的真实性经验性支撑。

[20] 参孙歌：《丸山真男的两难之境》，载孙歌：《文学的位置》，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

[21] 罗纳德•科斯在其名文《企业的性质》中对交易费用的发现，其实也源于一种在主流学术套路之外的纯理论思考，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有意义的思维游戏。

[22] 鲁迅的拿来主义是一个启示，这就要求鲁迅研究要从其他学科汲取想象力，寻找问题意识和困惑。

[23] 参赵汀阳：《秩序的理由》，北京：三联书店，2024年，“前言”。

[24] 有学者曾指出，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接替了经学在传统社会中的思想指导地位（参邱晓丹：《文学“革命”经学与中国现代学术分科的形成》，《东岳论丛》2023年第3期），同时，在现代学术分科的影响下也产生了作为知识系统的“文学史”，但因为文学试图与现实对话的“经学”色彩，文学史研究本身并不纯粹，常同社会史、政治史和思想史多有交叠之处。因此，作为新文学研究的重镇，鲁迅研究的经史互动提议中所谈及的“史”便与社会史、政治史和思想史更为接近，也即存在更多现实色彩而非学院体制生产的色彩。这当然就给前面提到的文学虚构理想型与现实的比对提供了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