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网络文学评价标准构建是网络文学理论建设中的一个“元命题”。建立网络文学的评价标准需要遵循三个基本的现实规制，即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的“边界嵌套”、线上评价与线下批评的“标准适配”，以及兼顾网络文学易变性的“蜂鸟效应”。网络文学评价标准的创设建基于两大依凭：一是源于网络文学发展的现实诉求，二是依托于富含文学观念的理论资源，如传承和借鉴中国古代文论批评资源、汲取中西方现代人文思想资源，还有当代社会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价值资源等。

关键词：网络文学；评价标准；现实规制；逻辑依凭

网络文学评价标准构建是网络文学理论建设中的一个“元命题”。建立网络文学评价标准既要符合“文学”的一般规律，又要切中“网络”的特点，只有这样，其所建立的才是“网络文学”的评价标准，才不会让评价标准沦为理论的“空转”，才能把网络文学评价的观念逻辑落实到文学批评实践中，让评价活动成为助推网络文学高质量前行的内驱动力。

一、建构网文评价标准的三个规制

相较于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构建网络文学评价标准需要回应三个足以自辩、又能够自洽的问题，即这种评价标准与传统文学的评价标准有何相同之处和不同之点、网络文学的在线评论与线下批评是否可以使用同一种批评标准、拥有同一种评价体系，以及相对确定的评价标准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网络文学的可成长性与不确定性等。窃以为，这三个充满辨证关系的难题，正是“网络”语境勘定的三个规制，也是网络文学评价标准建构中理论逻辑的必然延伸，就此试以辨之。

1、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的“边界嵌套

文学批评及其评价活动并不是网络时代才出现的，而是古已有之，是文学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那么网络文学的评价标准与传统的文学标准有什么相同或相异之点呢？这是任何一种试图构建的网络文学批评理论都绕不开的话题。事实上，网络文学的评价标准不可能白手起家、“从零开始”，而是有赓续、有传承，然后才有超越和创新的，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容互渗和“边界嵌套”。

首先，网络文学首先是“文学”，然后才是“网络文学”。不管它是“网络时代的文学”“网络上的文学”，还是“网络原创文学”[1]，作为“文学”的一种类属形态，网络文学必定要具备文学的一般特质，比如，它是一种精神产品，具有特定的精神内涵、思想与情感价值，并据此影响读者的精神世界或带给人以精神启迪；它是一种文化产品，具有文化以“文”化人、以“文”度人的文化“软实力”，是对人类文明的文化表达、文化创造和文化贡献；它还是一种艺术产品，具有以情动人、以美感人的艺术魅力，以生动的形象塑造表征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能让人激动、警醒或感奋，等等。无论是传统文学还是网络文学，称谓有别，质地相通，二者在评价尺度上必然有其相同点，这便是“异中之同”。

我们不妨比较一下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作品在评价标准上“同”在何处。近年来，《羊城晚报》每年都举办“花地文学榜”评选，其中既有传统文学，也有网络文学，2021年入选年度长篇小说榜的《民谣》（作者：王尧，《收获》2020年第6期）属传统文学，其上榜评语是这样的：

小说聚焦一个少年成长中的数年，却杂糅着回望的现实之眼，在追寻真相的途中，历史烟云遮蔽下的秘密层层裸露，记忆不断被遗忘又不断被想象修复，杂篇外篇的补充和镶嵌插入形成了层层叠加的结构，这种对文本多样性的大胆集聚，使得反思具备了微妙的深。朴素、清晰、准确，《民谣》的语言效果是令人难忘的，它使历史有了新的可感知性，同时又提供了一种新鲜的乡村伦理洞察。诗意在这里的作用，是更为有力和可堪回味的，表明了悲悯的珍贵性。

——《2021年花地文学榜·长篇小说榜》，《羊城晚报》2021年10月24日。

同时入选网络文学榜的是网络小说《长乐里：盛世如我愿》（作者：骁骑校，番茄小说网），其评语是：

作者用洗练、细腻而张弛有度的文学笔触，讲述了一个从民国到现代“重重谍影，百年爱恋”的精彩故事。主人公的时空穿越将历史的大变迁锚定在心灵的小触点，其所提供的人物关系与丰沛细节，足以让我们从支离破碎的历史断片中找出线头，通过历史对位，一点一点拼凑出一个最接近真相的传奇。栩栩如生的人物和丰盈传神的故事桥段，让我们从中听到的不仅有历史足音，还有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021年花地文学榜·网络文学榜》，《羊城晚报》2021年10月31日

《民谣》和《长乐里：盛世如我愿》同属长篇小说，一个发表在传统纯文学期刊，一个发表在文学网站。它们所描写的生活内容、故事架构、人物形象、艺术风格各有不同，但评委们对二者的评价却有许多相似之处——均是从社会历史视野和伦理情怀上评判作品的人文审美价值，并就此做出精到的艺术分析。可以说，思想性评价和艺术性评价，就是二者在评价尺度把握上的“异中之同”。

然而，网络文学毕竟是“网络”文学，前置“网络”二字不仅是对它的媒介限定，更是一种文学的本体命名，意即它是一种有别于传统文学的具有相对独立品格和内涵界定的新型文学，是人类文学史上的一种“节点式”存在。因为“今天的整个文学观、文学生产方式、文学制度以及文学结构已经完全呈现与‘五四’之后建立起来的以作家、专业批评家和编辑家为中心的一种经典化和文学史建构的方式差异的状态。……网络文学在当代中国，任何基于既有文学惯例的描述都无法满足获得命名权网络文学的野心。尤其是网络文学和资本媾和之后”[2]。

有关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差异，各种持论甚多，除显而易见的传播载体和媒介方式不同外，还可以从作者身份、创作方式、文本构成、功能作用等许多方面做出相异性描述，但从文学评价的角度看，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同中之异”主要有三：

一是资本的力量成为网络文学行业生存的经济支柱。从“付费阅读”到类型小说的商业变现经营，再到网文IP分发的多媒体产业链增值，网络文学已经归属为GDP统计范畴的新型文创产业。中国作协发布的《2020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我国数字阅读行业年产值达372亿元，通过IP全版权运营，网络文学间接或直接影响了影视、游戏、动漫、音乐、衍生品等泛娱乐市场，拉动下游文化产业总产值超过1万亿人民币，无论是商业气息还是产业规模，都是传统文学所无可比拟的。

二是粉丝互动性介入对网络文学创作形成“读者干预”。这与传统文学独立创作、一次性发表的生产体制大相径庭。网络作品不仅是“可读”文本，还是“可写”文本，这不是指“同人写作”之类，而是说网络创作会自觉不自觉地被读者的评说所影响，让粉丝在“读写互动”中介入甚至干预作品创作。例如，辰东在创作《圣墟》结局时，一开始把石昊（荒天帝）和叶凡（叶天帝）两大人设给写毁了，很多读者接受不了，“圣墟吧”中一时差评如潮。在粉丝压力之下，辰东不得不重写故事结局，这才平息舆情。鱼人二代说，他在创作《很纯很暧昧》时，“原来设置的大纲200万字或者300万字就结束了，但是读者会说，你这块应该再加一个这样的情节，或者那个地方应该设置一个那样的情节。结果他写了400多万字还没结束”。网文作品、特别是网络长篇小说都是在“续更”中完成的，网络媒体为“写与读”（包括“读与读”）提供了即时互动、自由交流的空间，于是“追更”者便可以便捷地在“网络广场”说三道四、评头论足，从而对创作和理解作品产生影响，这样就构成了网络文学的“网生性”特质，评判作品的“网生性”就成为解读和评价网络文学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这是网络文学有别于传统文学的另一个“同中之异”。

三是网络传播媒介带来的影响力不同。网络媒体是一种“宏媒体”（macromedia）—规模巨大，可达全球级的受众规模；网络媒体又是一种“元媒体”（metamedia）——媒体中的媒体，具有强大的容载力，可以将报纸、广播、电视等所有媒体的传播优势一“网”打尽，还可以借助“万维网”链接，让“病毒式”信息传播无远弗届。这样，头部之作一夜升温火遍全网常常是大神作家的标配。辰东新作《深空彼岸》2021年上架时，首订即高达7.2万。老鹰吃小鸡《星门》在2021年7月19日上线后的24小时内，接连斩获打赏榜、月票榜、签约榜、出圈榜、男主角色星耀榜五大榜单榜首。言归正传新作《这个人仙太过正经》上线不到4小时，作品收藏就成功破10万，上线24小时后作品收藏近20万，获超1万的推荐票。会说话的肘子的新作《夜的命名术》更是以多项纪录成为2021年现象级小说，该作上线5分钟突破3000订阅，1小时突破13500订阅，12小时突破35000订阅，21小时突破53000订阅，打破了起点中文网的首订付费记录，单月吸引65万人阅读，单月15万人付费打call，阅读人数、收藏人数、均订数、付费人数、付费金额等均打破多项历史记录。[3]借助迅捷的传播而飙升的文学影响力，正是网络文学较之传统文学的一大优势，也是我们评价网络文学、构建网络文学评价标准和体系不可忽视的一个维度和内容。

于是，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评价标准之间的关联就隐含了不可不察的“边界嵌套”，因为二者间的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已经预设在评价理论建设的观念背景中。其中，思想性和艺术性标准侧重异中之同，而更倚重同中之异的则是产业性、网生性和影响力标准。它们犹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侧重“同”强调的是文学的本性，顾及“异”则在于锚定网络的特点，这便是网络语境勘定的评价标准的第一个规制。

2、线上评价与线下批评的“标准适配”

网络文学批评有两个阵地，一个是在线批评的线上阵地，另一个是离线批评的线下阵地。两个阵地偶尔会有交集，如线下批评家可能上网以“粉丝”身份网络冲浪或发言，线上的深度长评也可以发表于线下纸介媒体。但一般而言，线上评论与线下批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阵营，前者是网络文学评论主阵地，因为“网络文艺的创作与评论、生产与消费基本都是在网络虚拟空间完成的，线上评论的火爆正是得益于网络文艺的在线创作、虚拟存储和在线传播与消费，是借力数字化媒介的流量效应而获得的技术红利”[4]，无论是人气、热度和影响力，还是参与的广泛性、反应的敏锐与直接性，线上评论都胜过线下批评。后者主要是指传统平面媒体（报纸、学术期刊）上的网络文学批评成果，批评阵营的主体是学院派批评家和传媒学人。学院派是传统批评的代表，他们自信地秉持积淀千年的文学传统，一般都拥有较高的专业学养和较强的思维与表达能力，发表的批评成果更为专业和厚重。但从当下的网络文学批评实践看，学院派网文批评声音仍然十分弱小，其原因有二：一是边缘化学术地位限定——网络文学理论批评尚未纳入传统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其研究地位得不到学术制度的支持，致使介入网络文学批评的学人不多，其寥若晨星的批评与线上众声喧哗的热评热话形成鲜明对比；二是批评本身的隔膜，难以摆脱书写-印刷文化研究范式的影响，或带有“精英批评话语偏见”，如研究者所言，他们“使用的是再现说的真实性标准、表现说的情感标准、接受说的再创造标准、文本说的形式结构标准来评估网络文学”，看不到网络文学的产业价值，理解不了“艺术和商业如何结合的探索价值”，也“看不到网络文学这样个性化价值”。[5]

线上线下两个阵营，两种声音，能不能建立起统一且适配的网络文学评价标准呢？黑格尔说：“艺术的基础就是意义与形象的统一，也包括艺术家的主体性和他的内容意义与作品的统一。正是这种具体的统一才可以向内容及其表现形式提供实体性的、贯穿到一切作品中去的标准。”[6]既然文学的评价标准是由作品意义与形象的统一决定的，那就意味着无论批评家身份如何、评价的“语场”何在，都是可以用规制的标准去判断和评价的，也就意味着我们构建的批评标准对线上批评或线下批评都应该是适配的、兼容的，可以共享的。二者的差异只在于，批评者主体条件和立场站位有所不同，评价作品时的出发点各各有别。线上的网民粉丝“求爽”而聚，他们以“趣缘”为纽带，为“爱”买单，对自己感兴趣的作家作品发声，或褒或贬，都以“我”为限，是感性的，随意的，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他们的评价也会自觉不自觉地使用一定的评价标准，但其持论的“标准”可能是模糊的、源于个人喜好的、未经理性沉淀的，是限定在评价公理意义上的最大公约数。请看读者对《诛仙》的在线评论：

其实真的感谢萧鼎大哥，这本《诛仙》给所有喜欢它的人带来了快乐和幸福，虽然还有一缕哀愁，可是《诛仙》依然完成了我们这些《诛仙》迷们心里最纯美的爱情畅想。那些最美和最凄然的过往在《诛仙》里我一一看到，并感受到了。

——豆瓣读书·《诛仙》的书评

也许我肤浅，我爱那一抹绿衣，衬着斜阳的余辉，回眸一笑，浅笑间清脆的铃声响彻山谷，从开始到最后，我始终喜欢碧瑶，一个从开始到最后，对自己的爱都没有任何犹豫的女子，世间少有。

——诛仙吧·魔魔公主

线下的专家评价则大为不同，同是评价《诛仙》，请看两例：

《诛仙》讲述少年张小凡历尽艰辛战胜魔道的曲折经历——正道与魔道的道德对立、强烈的悬疑色彩和魔法氛围、千奇百怪的武功、似是而非的传统文化,夹杂着动人心弦的爱情故事,使它具备了一个网络文本成功的要素。《诛仙》很好的继承并开发了传统文化资源，以老子《道德经》“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思想贯穿全文，同时揉合西方魔幻表现手法。从思想内容到表现形式,既有传承也有创新,深得读者喜爱，因此获得“新民间文学”美誉。

——马季：《话语方式转变中的网络写作——兼评网络小说十年十部佳作》，《文艺争鸣》2010年第19期

《诛仙》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把奇幻与爱情，暴力与温婉，残酷与仁义，正直与邪恶等水乳交融般地糅合在一起。它借鉴并吸收了黄易小说的神秘，李凉小说的搞笑，温瑞安小说的恐怖，金庸小说的细腻，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胡燕：《奇幻怪诞 至情至性-评玄幻武侠小说<诛仙>》，《当代文坛》2006年第5期

很显然，这两段专家批评与网友的在线评价相比，不仅知识视野、观点、思考格局不同，表述方式也更为理性、深刻和严谨。

两类评价构成了网络文学批评的整体风貌，它们看似“两股道上跑的车”，实则呈互补关系：在评价效果上实现了理性与感性、偏客观与偏主观的互补，在评价身份上体现了专家评价与大众批评的互补，在评价方式上实现了长评与短论的互补，在持论视野上实现了“知识考古”与生活经验的互补，而在影响力上，则实现了学界影响与业界影响的互补。对网络文学发展而言，两种评价方式是可以并存的，它们各有其用，异能而同工。从批评标准的角度看，网民的在线评说与线下的专业批评虽然各有站位，但并无“排异”之虞，二者秉持的其实都是“文学”的立场，区别只在于一个是“喜欢不喜欢”，一个是“深刻不深刻”；前者直抒胸臆、有话直说；后者则溯源明理、曲径通幽。二者依从的都是“网络文学”标准，不同的只在于线上批评更注重“爽感”前提下的艺术性、“快乐”支配下的思想性，自由吐槽下的网生性、“有爱”驱使下的商业性，以及“流量”传播下的影响力。此时，标准的“适配性”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线上线下同时起作用。

3、网络文学易变性的“蜂鸟效应”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评价标准都是针对特定对象设定的，具有相对稳定性，至少在特定时间节点上是可以稳定辨识和把握的。相比传统纸介印刷文学，网络文学更具易变性、不确定性与可成长性。例如，从微观上说，“起点模式”[7]下的网络续更式创作，给读者提供的是无以确定的“期待式信赖”，作品能否持续吸睛，会否“烂尾”，全凭作者的定力、心境和才情；并且，从理论上说，任何网络作品都是“可写”文本，属“未竟”作品，不仅作者可以无尽续写或改写，读者也可据此接龙“同人”之作。从宏观上看，我国的网络文学也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从上世纪90年代诞生之初的无功利“文青式”创作，到2003年创立“VIP付费模式”后进入线上经营的商业化爆发期，再到2015年IP概念延伸出文创产业半径，呈现网文版权全媒体分发的泛娱乐产业链增值期。在此期间，网络文学从“文”到“艺”，从“艺”到“娱”，再从“娱”到“产”，形成了“文→艺→娱→产”内容联通的商业化、社群化闭环；不仅如此，从早期聚集于“榕树下”的五大写手（痞子蔡、安妮宝贝、李寻欢、宁财神和邢育森）的现实题材创作，到类型小说风口期“中原五白”（我吃西红柿,天蚕土豆,唐家三少,辰东和梦入神机）的“玄幻满屏”独霸网海，再到近年来以《大江东去》（阿耐）、《网络英雄传》系列（郭羽、刘波）、《匹夫的逆袭》（骁骑校）、《浩荡》（何常在）、《朝阳警事》（卓牧闲）及《沪上烟火》（大姑娘）为代表的现实题材创作的“倡导式”回归，网络文学的嬗变既具阶段性，又有连续性，以至于历经免费时代、付费时代、IP时代、移动自媒体时代、再到免费与付费并存时代……面对如此多样的变化，我们如何能用相对稳定的批评标准去评价这种不断易变的文学现象呢？

从观念逻辑上解读这一现象，仍然要回到“网络”语境，厘清这一语境规制的评价标准之于网络文学评价的“蜂鸟效应”。我们知道，蜂鸟体积很小，是翅膀扇动最快的鸟，善于持久地在花丛中徘徊、悬停或倒飞。蜂鸟的形体和功能是自然选择而进化的产物——植物和昆虫相互适应、互惠共生产生了花蜜，蜂鸟为觅食花蜜而逐渐改变了骨骼结构，进化出扇动翅膀的方式，最终，植物的繁殖策略促使蜂鸟完成了鸟类进化史上最不可思议的身体变化。人们据此总结出一个事物发展的规律：当人类需要解决某个具体问题的时候，就会出现新的发明创造，并产生连锁反应，形成调适、创新，再调适、再创新的阶梯式循环，这种由创新实践带来的意外效果便被称之为“蜂鸟效应”。例如，互联网原本只是一种通讯工具，但它的出现却让我们有了网购、在线支付、网上娱乐、远程办公、线上课堂……促使人类社会几乎所有领域均出现重大变革，人类的“数字化生存”就是互联网创造的“蜂鸟效应”。

网络文学的评价标准与这一文学的易变性之间也会因“网络”语境的特殊规制而形成“蜂鸟效应”：由于网络文学的出现而产生了相应的评价标准，又因为网络文学的变化而创生出新的评价标准。早期的网络文学不具有商业化特质，也缺少类型化长篇的“续更”和粉丝“追更”与互动，因而评价它们时基本就是传统的思想性、艺术性评价尺度。

那个时期的网络文学基本是“纸介文学的电子化”，评价它们仍需沿用传统文学的评价尺度，如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所体现人文审美价值等等。后来，网络文学建立起自己的商业模式，文化资本大幅进入网文市场，特别是盛大文学（2008）和阅文集团（2015）的成立，让作品变现迅速在类型小说市场发酵，再经IP分发全媒体改编的N次增值，资本的力量成为网络文学的开路先锋，粉丝经济成了最具潜力的变量，而新媒体强大的传播力则成为边际收益递增的引擎。此时，诸如依托市场绩效的产业性、源于传媒技术的网生性、聚焦传媒效果的影响力等评价网络文学的新标准就应时而生，这便是网络文学异变性施之于评价标准所带来的“蜂鸟效应”。这一由“网络”语境勘定的规制让批评标准拥有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历史合法性，也让一种评价标准在不断完善中保持自身的理论活力和评价实践上的“抓地力”。于是，“网络”的意义早已走出媒介工具论的窠臼，而以连绵的“蜂鸟效应”在不断变化的网络文学现场与它的理论批评建设之间架构起“语境”的桥梁。

二、网文评价标准创设的两大依凭

构建网络文学评价理论、探析其评价体系和标准，一方面源于强劲的现实诉求，同时还需要依托于富含文学观念的理论资源，它们构成评价标准的两大逻辑依凭。网文现场对批评标准的热切期待，以及基于特定文学观念的理论边界，形成了历史实践与理论逻辑的双线并立，网络文学的评价标准就建基于这两大“基座”之上，这便是我们试图建构网络文学评价标准的学源和学理。

1.现实基础：网络文学创作实践的迫切需要

中国的网络文学以疾驰的步履奔涌前行，走过了30年风雨历程，开始迈向转型升级、提质进阶的历史风口。凭着品类丰富的作品、泛娱乐消费和跨文化传播的强劲影响力，网络文学浮出历史地表的速度和形貌超出人们的意料，已经成为当代文坛最受关注的文学新锐。此时，构建网络文学的评价体系已是这一文学创作实践的迫切需要。

我们知道，伴随互联网在中国的快速普及，网络文学已成长为一个文学“大个子”，其所创造的“海量”作品，以通俗性、娱乐化特色覆盖大众文化市场，对文学阅读特别是青少年成长产生了广泛影响。网络文学连年亮眼的数据不断刷新高位极值，让全社会为之侧目。2024年3月22日发布的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表明，截至2023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10.9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77.5%，手机网民为10.91亿，而网络文学用户5.2亿，占网民总数的47.6%。[9]第五届中国“网络文学+”大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各文学网站平台贮藏的原创作品达2905.9万部，网文创作者累计超2130万人，日均活跃用户约757.75万人，网络文学市场规模达到249.8亿元。[10]无论就规模、体量，还是覆盖面和影响力，网络文学都堪称“时代现象级”的文学现象，其世所罕见、中国仅有的横空出世，打造了“世界网络文学的中国时代”。特别是内容生产上，每天超过1.5亿汉字原创作品的巨大增量，在满足大众阅读市场的同时，也让评论家们读不过来，更无从评说。我们看一个具体数据：仅起点中文网就贮藏玄幻、奇幻、武侠、仙侠、都市、现实、军事、历史、游戏、体育、科幻、悬疑、女生网、轻小说等14个主要类型的原创小说2,933,994部。[11]如此浩瀚的作品静潜网海，待价而沽，它们经历了网民粉丝的线上消费，极少数头部作品以优质IP方式，通过媒介转换延伸至泛娱乐市场，实现二次或N次传播，但这都只是文化消费意义上的经济变现，而非人文审美意义上的价值筛淘，因为批评的缺席或“失语”，使得网络文学事实上成为一个“自生性”市场，而不是价值干预的“自主性”市场。网络文学已巍然耸立，可支撑这一文学“大厦”的“基座”却有待稳固，这个“基座”就是我们认知、评判网络文学的评价标准。

切入网络文学现场你会发现，评价标准虽不能包治百病，但网络文学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问题，确实都与批评标准有关。譬如，网络文学从“野蛮生长”步入“品质化创作”的转型升级阶段后，众口一词期待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那么高质量的标准是什么？或曰怎样品相、哪些内涵的作品才算“高质量”？是传统文学标准下的“高质量”还是要符合网络文学标准的才算“高质量”？是“学院派”认可的“高质量”还是线上粉丝口中的“高质量”？再比如，近年来大力倡导网络现实题材创作，富有烟火气、时代味、民族风的作品大量涌现，改变了“玄幻满屏，一家独大”的套路惯习，但一些现实题材作品主流叫好、读者不叫座的“落地尴尬”表明，怎样把现实题材写得好看，把题材优势转化为文学胜势，并未得到很好地解决，现实题材创作与现实主义精神不匹配、不兼容、不同步，已成为时下网络现实题材作品的一大“软肋”。那么，现实题材创作有没有规律可循，如何评判现实题材作品，现实题材与现实主义精神之间具有怎样的关联？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一个网络作品是不是现实主义文学？再往前看，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还有“元宇宙”等新兴智能科技对文艺的渗透越来越快，从早期的“猎户星写诗软件”“稻香老农作诗机”“宋词自动创作系统”，到后来的“微软小冰”、AI诗人“乐府”App、IP机器诗人“小封”，以及外国人发明的“布鲁特斯I型”（BrutusI）的人工智能系统、IBM公司的作诗软件“偶得”等等，我们当如何看待这些“拟主体”创作的作品，又该如何评价它们的价值？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问题的解决无不有待于批评标准或评价体系的科学构建，无不彰显新媒体文艺发展对批评标准构建的强烈诉求。丰富的创作实践呼唤文学批评和有针对性的批评标准，而批评和批评标准对网文实践的回应正是孕育网络文学批评标准呱呱坠地的现实“基座”。

2.理论镜鉴：既有学术资源的观念积淀

网络文学评价标准构建的另一学源性“基座”是其所依托的富含滋养的观念积淀和理论范式，它们提供了评价标准构建的学术背景和理论镜鉴。如果说现实的文学实践是建构评价标准的历史实践基础，那么，廓清观念资源，找到其艺术哲学支点则是它的理论逻辑。我们从网络文学观念语境出发，将可以疏瀹出支撑其评价标准建构的三大理论资源。

一是传承和借鉴中国古代文论批评资源，让网络文学评价标准构建成为赓续文学传统、吸纳民族优秀文化的学术契机。网络文学肇始于数字媒介时代，但它基因有自，并非从零开始，而是濡染着千年文学传统的人文气质，流淌着民族文化的“精神血脉”，代代传承下来的文化基因是网络文学批评标准和评价体系构建的“观念脐带”。例如，孔子论诗以“思无邪”为诗则，以“温柔敦厚”为诗教。孟子以“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评诗，“不以文害词，不以词害志”，强调“文”“词”“志”的统一。后来，《诗大序》提出抒情言志的诗论观和“风雅颂、赋比兴”的“三体三用”说。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以“知音”论诗，主张“圆照之象，务先博观”“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然后方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并据此提出“将阅文情，先标六观”[12]的评价标准。此后，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司空图的《诗品》、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再到明清时期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的“性灵说”、王国维的“境界论”等，均涉及文学批评标准的理论与观念，它们持论角度不同却无不名理通达，是一笔丰厚的理论财富，应该汲取其中的思想精华，使其对网络文学批评理论构建提供“真理的颗粒”。特别是古代文论美学中的那些理论范畴，如“比兴”“意象”“文气”“形神”“滋味”“气韵”“虚实”“意境”“神思”“妙悟”“兴观群怨”“文以载道”“澄怀味象”“乘物游心”“迁想妙得”“目击道存”“意在笔先”“得意忘言”，以及“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等等，它们虽然不是专为文学批评标准问题设论，但其中蕴含的许多精神主旨、价值取向和学理逻辑，无疑会对网络文学批评建设具有观念蓄势和理论启迪作用。

二是汲取现代人文思想资源，让网络文学评价标准构建与现代性思想建立起必要的关联，以便在丰富的观念滋养中勘定学术边界，探寻理论的可能性。这主要包括现代艺术哲学资源、文化研究和文艺理论批评资源，以及现代媒介文化和传播学资源。对于这样一个涵盖面极广的大话题，我们不妨选点说明之。

现代艺术哲学可以从康德的“艺术自律论”找到现代文艺审美源头。康德是开启现代艺术之门的“守门人”，其哲学思想试图调和并扬弃柏拉图、黑格尔一脉的理性论和博克、荷加斯等人的经验论，为寻求自然与自由的统一找到超感性根据，把对艺术和审美经验的考察嵌入先验哲学的问题框架，提出“无利害的愉悦”“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等命题，旨在把审美判断力确定为与知性和理性平行的先天立法能力，从先验角度论述艺术审美活动的一般特性，引导人们以“人是目的”的正当性在主体哲学框架内确证艺术审美的自律性，这就赋予了任何一种艺术创新的独立地位与审美价值，对网络文学及其批评活动认证自身提供了艺术哲学基石。康德之后，黑格尔完成了古典美学的终结，接替现代哲学的“铁帽子王”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哲学超越审美主体、审美客体二元分立的思维定势，另辟蹊径，从人的存在状态出发来探索美和艺术的根本问题，从“此在的存在方式”探讨美和艺术作品的本源，以现象学方法对艺术和艺术作品进行分析，认为 “艺术是艺术品和艺术家的本源”。接着，海德格尔从“世界”和“大地”来阐述对“艺术”的理解，认为艺术是对“大地”的去蔽，对“世界”敞亮，构成本真的存在。艺术是显现真理的最佳方式，美是真理在场的标志，真理和美让艺术通向自由，人据此实现“诗意的栖居”。在我看来，海德格尔给予网络文学研究与批评的启示主要体现在现象学的哲学方法论上，笔者在撰写《网络文学本体论》时曾借鉴“回到事物本身”的现象学方法和“存在先于本质”的本体论追问模式，聚焦网络文学“如何存在”又“为何存在”的提问方式，选择从“存在方式”进入“存在本质”的思维路径，“从现象学探索其存在方式，从价值论探索其存在本质，即由现象本体探询其价值本体，解答网络文学的存在形态和意义生成问题”，并分别将存在方式称之为“显性存在”，将存在价值称之为“隐性存在”，最后借鉴现象学方法回到事物本身反思其“何以存在”问题，以图从理论逻辑的“正题”与“反题”走向“合题”，“将网络文学本体分析从‘形态’与‘价值’层面延伸至艺术可能性层面，思考其本体的审美建构与艺术导向，完成网络之于这种文学的艺术哲学命名。”[13]这样的艺术哲学思路对网络文学批评理论和批评标准构建有方法论意义。

文化研究和文艺理论批评资源是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建设需要关注的另一种理论给养。文化研究被誉为“目前国际学术界最有活力、最富创造力的学术思潮之一”[14]，网络文学是网络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文学与大众文化之间具有“嵌套”关系，网络文学评价就包涵了文化影响力批评。20世纪中后期，文化研究成为学术主潮之一。例如，以M.霍克海默、T.W.阿多诺、H.马尔库塞、J.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批判，为认识社会现实提供了一种系统的分析眼光和方法，用霍克海默的话来说，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意义在于“防止人类在现存社会组织慢慢灌输给它的成员的观点和行为中迷失方向，必须让人类看到他的行为与其结果间的联系，看到他的特殊的存在和一般社会生活间的联系，看到他的日常谋划和他所承认的伟大思想间的联系”[15]，这对于我们以批判的眼光认识网络文学与社会的复杂关联，认识网络文学批评与日常生活、与大众娱乐文化消费之间的互渗和互证，开启了新的思维空间。随后，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开启了另一个文化研究新阵地，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1957年）、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958年）、《漫长的革命》（1961年）、汤普逊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等，把研究对象从高雅文化或传统文学经典中解放出来，注重通俗文化、大众传媒文化研究，把理论目光聚焦于工人阶级文化、青年文化、女性文化、后殖民文化、日常生活文化，乃至同性恋文化等等。伯明翰学派对电视、电影、广播、报刊、广告、畅销书、儿童漫画、流行歌曲，乃至室内装修、休闲方式等世俗生活的文化研究，聚焦于“大众文化转向”，这与网络文学充满市井烟火气的大众阅读、通俗消费，有着很高的相似度，其许多研究成果都可以为网络文学评价及其批评标准构建提供新的思维角度、研究方法和理论观念上的借鉴。“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兴起是与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的传播相辅相成的”[16]，网络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兴起就是这一传播在互联网时代所产生的“同频共振”效应。对我国影响较大的文艺理论批评资源主要是上世纪初叶的俄国形式主义，以及随后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和解构批评，还有读者反应批评、女权主义批评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等。其中，俄国形式主义对文学语言形式自主性的强调和“文学性”“陌生化”概念的建树，法国结构主义从结构整体性和语言共时性角度考辨一个文化意义是透过什么样的结构关系被表达，德里达和耶鲁学派的解构批评对作品意义、结构、语言的去中心化、反本质化地“延异性”解构，读者反应批评把文学批评的注意力从作品文本转移到读者的反应上，从阅读接受和批评活动的主体性方面开拓出文学批评的新领域，以及葛兰西、卢卡契、本雅明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以人道主义为出发点，强调文学的主体性，批判资本主义中异化的社会现象等，都有助于我们以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认识网络文学、介入网络文学批评，为评价标准建设提供参照。安纳·杰弗森、戴维·罗比就曾说：“文学理论不仅能为处理不同的批评观点提供手段，而且能为建立一个更为合理、有效和自觉的文学研究学科提供基础”[17]，如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出的“四要素说”——作品、世界、作家、读者，四者共同构成文学活动，即可成为我们理解网络文学结构形态的理论镜鉴。

对网络文学评价标准建构影响最为直接的是新媒介文化和现代传播学。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1997年译介到中国后，迅速成为许多人认知数字化传媒的启蒙书。书中提出的“比特时代”“信息DNA”“人性化界面”“虚拟现实”“后信息时代”“新电子表现主义”[18]等等，是理解网络文学新锐特征的“观念钥匙”。加拿大媒介传播学泰斗M.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透过不同电子媒介的比较，勾画出新媒介社会的文化图景，他所提出的“媒介即信息”“媒介是人的延伸”“冷媒介和热媒介”“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等理论主张，独具机杼，对我们辨识包括网络文学在内的新媒体文化具有振聋发聩的影响力。[19]信息传播学家马克·波斯特在《信息方式》《第二媒介时代》中提出的有关人类口传文化、印刷文化和电子文化三段论划分，以及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方式概念中发展出“信息方式”概念，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转变是从生产方式转向信息方式开始的，电脑书写对主客体边界的重新勘定将导致逻各斯中心观念的解构，新媒介信息方式诸如因特网和虚拟现实将改变我们的交流习惯，对我们的身份进行重新定位，让“我们正在从扎根于时空的‘树居型（arorial）’生物变为‘根居型（rhizomic）’游牧民”[20]等观点，对网络文学批评的观念转型具有很重要的启迪和开阔眼界的作用。后来，美国纽约大学的尼尔·波兹曼基于他对后现代工业社会的深刻预见和尖锐批评，以及对媒介文化的深刻洞察，提出了“娱乐至死”和“童年消逝”等著名论题，认为新媒介催生的娱乐文化让“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21]，这启示我们在建构网络文学批评标准时，对这一文学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需要保持一份警惕，并在标准设定中有所体现。

三是当代社会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价值遵循。由国家意志锚定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不仅是网络文学标准的理论资源，更是评价标准构建的价值遵循和导向规制。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一样，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网络文学评价就是要发掘和评判这一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以便遵循特定的意识形态内涵去评判网络文学作家作品，规范网络创作和经营行为。在我国，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网络文学逐步告别“野蛮生长”而被国家意志纳入“文化强国”战略和主流价值观载体的范围，并通过政策法规和领导讲话等形式在行业运营和文学生态中得到贯彻落实，引导和规约网络文学逐步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文学的一部分，让网络作家成为建设文化强国的有生力量。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作家要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社会主义文学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而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并针对网络文艺指出：“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我们要扩大工作覆盖面，延伸联系手臂，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他们，用全新的政策和方法团结、吸引他们，引导他们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在这次重要讲话中，习近平还提出四个具体的评价标准：“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22]，这是我们构建网络文学批评标准的根本遵循。2021年8月2日，中央宣传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把好文艺评论方向盘，加强文艺评论阵地建设，开展专业权威的文艺评论，增强文艺评论的战斗力、说服力和影响力。[23]2021年12月14日，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号召广大文艺工作“在培根铸魂上展现新担当，在守正创新上实现新作为，在明德修身上焕发新风貌，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文化创造，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24] 2017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还出台了《网络文学出版服务单位社会效益评估试行办法》（2017），让当代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价值规制成为构建网络文学评价理论、设置评价体系和批评标准的刚性约束和制度保证。

参考文献

[1]笔者一直认为，今日所说的“网络文学”，一般都是指的网络原创文学，即由网络写手创作、在互联网上首发、供文学网友在网上浏览的文学作品。参见欧阳友权主编：《网络文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2]何平：《网络文学就是网络文学》，《文艺争鸣》2017年第6期。

[3]参见欧阳友权主编：《中国网络文学年鉴（2021）》，第四章“热门作品”，北京：新华出版社，2022年版。

[4]欧阳友权：《网络文艺评论亟需建强线上阵地》，2021年8月26日，见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1/0825/c404027-32207460.html。

[5]单小曦：《网文，何时受文学史待见？》，《半月谈内部版》2022年第1期。

[6][德]黑格尔：《美学》第2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5页。

[7]“起点模式”即起点中文网2003年创立的“VIP付费阅读”商业模式。网站通过签约大量写手，储备丰富的原创作品，然后以付费订阅、打赏、月票等各种商业手段对作品进行市场化开发运营，以谋取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形成作者、读者、网站平台的利益共同体。“起点模式”是中国网络文学产业化的核心，也是催生网络类型化小说爆发式增长的经济驱动，对整个行业发展影响巨大。

[9]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3次《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4年3月22日，见https://www.cnnic.net.cn/n4/2024/0322/c88-10964.htm。

[10]裘晋奕：《<2020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在京发布：国内市场规模已达近250亿元》，2021年10月9日，见https://www.sohu.com/a/494157158_120388781。

[11]这14类小说分别是：玄幻721722部，奇幻159241部，武侠45378部，仙侠236460部，都市374244部，现实43492部，军事20623部，历史77225部，游戏108311部，体育9109部，科幻157333部，悬疑66996部，女生网800370部，轻小说113490部。起点中文网：https://www.qidian.com/，2021年11月26日查询。

[12]刘勰提出的“六观”评诗标准是：“一关体位，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见刘勰：《文心雕龙·知音》。

[13]欧阳友权：《网络文学本体论》，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14]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编者前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15][德]M.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页。

[16]陶水平：《文化研究的学术谱系与理论建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480页。

[17][英]安纳·杰弗森、戴维·罗比：《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陈昭全、樊金鑫、包华富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9页。

[18][美]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

[19][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20][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5页。

[21][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消逝的童年》，章艳、吴燕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22]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第2版。

[23]中央宣传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2021年8月2日，见https://www.163.com/dy/article/GGDTK777053469RG.html。

[24]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21年12月15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