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平凡的一年，也是不该被忘却的，因为有太多的重要作品伴随作家们的辛勤劳作带着墨香走进书店，走向网络，走向我们的书桌。当评论家们翻检2024年的文学作品和现象，竟然发现，有那么多重要作品和若干珍贵的记忆，已经逐渐被岁月蒙尘。我们需要记录，需要梳理，需要记下这些片断，因为它们曾经打动我们的心灵，也将会在文学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

创获丰富多样 景象令人欣喜

白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回望2024年的文学与文坛的状况，总体感觉是以“繁忙”的方式从一个侧面折射了“繁荣”的境况。被人们看作是年度文学成就主要标志的长篇小说，比较好的作品在明显增多。2024年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创获是丰富多样的，景象是令人意外欣喜的。

中国作协及其相关部门持续推进的有关长篇小说的两个创作计划，在2024年都有显著的推进和重要的成果。“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2024年有刘庆邦的《花灯调》、老藤的《草木志》、津子围的《苹果红了》、忽培元的《同舟》、杨逸的《东山坳》、翟妍的《霍林河的女人》等作品相继出版。这些作品以各有妙韵的故事叙述，既体现了作家个人长篇小说写作的新追求，也显示了乡村题材小说写作的新水准。“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2024年推出了刘醒龙的《听漏》、吕新的《深山》、张楚的《云落》、叶兆言的《璩家花园》、张炜的《去老万玉家》、麦家的《人间信》、格非的《登春台》、杨少衡的《深蓝》、李修文的《猛虎下山》、马金莲的《亲爱的人们》、达真的《家园》等作品。这里大都是文学名家和实力派作家的小说新作，都是作家基于长期生活积累的苦心经营之作，在看取生活的角度、阅读生活的深度、表现生活的力度等方面都有艺术突破。在这些创作计划之外，也不时有令人眼睛一亮的长篇力作出现，如王安忆的《儿女风云录》、高建群的《中亚往事》、邱华栋的《空城纪》、石钟山的《爱情永远是年轻》、王十月的《不分昼夜》、张欣的《如风似璧》、韦敏的《丛台别》等。这些作品都因具有独特的内涵使人读来感觉别样，多有所获。

在纪实与报告文学方面，2024年也有不少可圈可点的佳作力构，读后印象较为深刻的，有徐剑、李玉梅的《强国记》，李发锁的《热血：东北抗联》，朱虹的《小平小道》，刘大先的《去北川》，高洪雷的《海上丝绸之路》，卢一萍、赵郭明的《寻找甘宇》，纪红建的《大兴安岭深处》，丁晓平的《秦山里的中国》等。这些作品在题材、主题的运营上，以小处见大，以细节取胜，体现出作者在报告文学写作上，以求真求新获取报告与文学的双重特性的可贵追求。

2024年的文学创作不仅堪称“丰年”，而且也呈现出某种重要的趋向，这就是从一些主要的题材与体裁领域来看，在向着作品的高品位、创作的高品质方向发展和迈进。无论是年度文学创作，还是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最为重要的标志，应该是持续推出“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和“深入人心的时代经典”。尽管距离这样的标准和要求还存有较大的差距，但朝着这个方向和路径不懈努力和砥砺前行，就很让人欣喜，颇令人期待。

2024年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坛现象，是《延河》杂志提出“新大众文艺”的话题，开设“新大众文艺”论坛专栏。“新大众文艺”涉及到近年来文艺创作领域里出现的一些新群体、新现象、新特点，如“打工者写作”、“视频化”阅读、“移动化”传播等等。2024年间，与此相关的文学作品，就有王计兵的诗集《低处飞行》、王柳云的小说《风吹起了月光》、胡安焉的《我比世界晚熟》、袁凌的纪实作品《我的皮村兄妹》等。这些有关“打工者”的文学写作联袂而来，从业余作家积极投入写作实践的角度，给“新大众文艺”的说法提供了实在而生动的例证。“新大众文艺”现象以及相关的问题，可能是当代文学在时代演进中发生结构性变化的一个重要迹象，值得予以切实关注，需要加以认真研究。

回望历史与感受当下

张清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

历史上一个年份可能是普通的，也可能会影响遥远的未来，甚至过去。2024年目前只能这样理解，从大历史看，发生的事情太多，从我们周身的局部看，似乎又是一派平静。

文学就是回忆，不断在重写中回忆，在回忆中重写。本年度给我最深印象的长篇小说有鬼子的《买话》、张炜的《去老万玉家》等，都是重述历史的作品。

鬼子的《买话》是一部令人难忘的作品。它所叙述的乃是“返乡者的失落”。这是永恒的悲剧，如同鲁迅的《故乡》，返乡者刘耳已失去了岁月、丢掉了故乡，找不回心灵，返不回过往，而只“留下了耳朵”，但这耳朵要想听到点儿什么，还要花钱来买。他通过一个年少而狡黠的未成年人，逐渐厘清了自己的来龙去脉，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再也不可能融入这片土地，这群人。

《买话》帮我们梳理最近四十年所走过的路。它最终将与过往那些优秀的作品一起，构建起我们时代的“集体记忆”。

本年度批评界的重要话题，是方法论的讨论，还有“地方性写作”的问题。方法论的讨论由来已久，是“历史化之后怎么办”的问题，文学研究越来越走向社会学的方法、文化研究的方法，文章越来越注重“史料”，形貌越来越“学术”，越来越“厚古薄今”，也越来越失去了现实感和历史感。好像我们历经四十余年所取得的变革，那些关于文学观的成长已一夜归零，某些文章的观点一下又回到了四十年前。

所以在历史化的同时，我们的研究还要内置一个“文学性标准”，还要有正确的历史观，在加深历史化研究的同时，不至于让我们的文学观发生蜕变。

另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是“南方写作”，批评界将大量南方地域和气质的作品，甚至海外华文写作，都归于这一现象之中，似乎是找到了一个新话题。但要想真正理解这一现象的要义，要看到它在文化上的底层逻辑。这就是，现代性在中国近代的开端，一开始就表现为地方性，即“南方性”，改革开放也是起源于“地方性中的南方性”。所以文学的新风气其实一开始就始于南方。如此来看近些年南方叙述的特点，诸如地方性、边缘性的文本实验，民俗与方言的注重（如《北流》），历史细节材料的挖掘（如《烟霞里》），风格的轻逸或清新，都是文学不断发生内在变革的推动与表征。

AI时代，文学有义务纠正科技神话的癫狂

孟繁华（评论家、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原主席）

这是一个科技神话无处不在的时代，也是这个神话恣意横行的时代。在互联网的神话渐次消失之后，AI又粉墨登场。AI或许无所不能，它可以改变世界，可以创造未知的一切，但文学更有义务纠正科技神话的癫狂。文学的力量可能微不足道，但文学可以改变世道人心，可以在更深远处做到AI永远做不到也看不到的事务。因此，我们的文学并非无处可去。2024的长篇小说创作，仍然能有很多优秀作品。

柳青的《在旷野里》、陈继明的《敦煌》、叶兆言的《璩家花园》、张楚的《云落》、老藤的《草木志》、津子围的《大辽河》、吕新的《深山》、马金莲《亲爱的人们》、董立勃的《尚青》等，在不同的题材领域都有新的创造性，特别是在艺术上的新探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半个多世纪，乡村在文学中的变革一直是文学创作的主潮。柳青的未完成稿长篇小说《在旷野里》的发表，无疑是文坛的一件大事。他的文学经验仍然是当代中国最宝贵的文学经验之一，但无可否认，这是一部未完成稿，小说的“未完成性”显而易见。比如情节、细节以及叙述的细部等，都还有粗糙的痕迹，人物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还略嫌简单。鬼子《买话》的成功，是一切都在云淡风轻的讲述中，生活的力量无比巨大。对普通人来说，他们就生活在历史的皱褶里，历史不会讲述他们，但细节构成的历史是难以颠覆的；彭学明的《爹》是一部威武雄壮的湘西传奇，与其说这是一部关于“寻父”的小说，毋宁说，这是一部试图表达中华民族半个多世纪历史风云际会、国家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小说；麦家的《人间信》本质上是一部批判前现代乡村文明的小说，也是一部啼血书和忏悔录。父亲蒋德贵不是完人，甚至有很大缺憾的人。但他终是一个大勇者，孤勇者，他性格的最后完成，才是麦家要讲述的。叶兆言的《璩家花园》，表面波澜不惊，但在日常生活的变化中，通过两个家庭、三代人的生活轨迹讲述了70年社会历史的变迁；张欣的《如风似璧》万丈红尘处，饮食男女一样不少。在这样环境中既要写得趣味盎然，又要乐而不淫，小说的难度可想而知；李修文的《猛虎下山》，是一部写当下工人生活的小说，在一个稀缺题材中写出了与众不同的人物和世风。在小说艺术的探索上，既有现代感又有中国性。

非潮流性题材的小说，陈继明的《敦煌》有诸多好评。敦煌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莫高窟、月牙泉以及回响千年的驼铃和马队，记录也讲述着敦煌的前世今生；敦煌更是一个想象的存在：那是飞天的故乡，是东西文化交融的驿站，在各种艺术形式的想象中，建构了另一个如梦如幻的敦煌。从某种意义上说，想象敦煌的意义已大大超出了真实的敦煌。邱华栋的《空城纪》以繁复的历史，苍茫的废墟，复杂的人物，瑰丽的风情和奇异的传说，构成了西域两千年的史记、传奇和赞美诗。他要找到打开千年历史的钥匙，更要描绘新时代升起的信号。可以说，邱华栋的这部小说取得的成就是极为引人瞩目的。陈众议的长篇小说《冥合天人》，在当下小说创作的整体格局中，显得特殊而奇异，无论题材还是写法，都极为稀缺。

带有某种苏醒迹象的一年

宗仁发（吉林省评论家协会主席、《作家》杂志主编）

2024年的阅读记忆中，格非的长篇小说《登春台》总有余音绕梁之感。这部小说所讲述的沈辛夷、陈克明、窦宝庆、周振遐的人生故事，具有一种对现实生活宽广的涵盖性和深入的观照。在成熟的读者面前，作家必须是真诚的，你有什么值得以文学的方式传递给别人，是要经得起追问的。除了读者的检验，更残酷的是时间的检验，记得2012年在研讨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时，《作家》刊发发言纪要时用的标题：《格非〈江南三部曲〉：确有可能成为一部伟大的小说》，这个判断本身也和作品一起仍在经受着检验。《登春台》的魅力在于，你在一个个吸引你的人物身上都会找到自己，同时也会愣怔一下，想想这个世界。作家完全打通了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历史与现实以及先锋与写实之间的隔阂，使小说拥有了让人能够不断重读和体悟的巨大空间。

亦夫的《巨石镇》在杂志首发时题目为《婚姻生活白皮书》。这部长篇试图透过几个不同的婚姻家庭故事来解锁人的情感密码，作家像一个超级侦探一样，把每个人物内心深处褶皱里藏匿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拿捏出来，正视那些自私、嫉妒、狭隘等人性中卑劣的存在，又尽力呵护着那一丝将熄未熄的良善火苗。

暌违多年的鬼子今年有长篇《买话》面世。这是一部新“乡土人情”小说，主人公刘耳年老体衰时重回故乡，却因他留给村子里人的冷漠和自私形象而遭到排斥，他想要找回的美好记忆对于他的乡亲而言则是深深的伤害。《买话》构筑了“桃花源”一样的乡村伦理场域，以抵抗物欲横流的功利社会。而新近特别活跃的魏思孝继“乡村三部曲”和《沈颖与陈子凯》之后，又出版了《土广寸木》，一位“85后”作家能把乡村写得如此扎实透彻，足见功力。

上述几部作品看上去都是认真写实的，同时也是非常荒诞的，这是否意味着今天的小说已无需用哪种主义、思潮和流派来标记了呢？或者说明这些作品已达到了某种超越的艺术境界。这些走向大概也可算是“寻根文学”发端以来持续有力的回响，或许这也正是在“寻根文学”发端四十周年之际“新杭州会议”召开的深意所在。借用李敬泽给这次会议致辞中的话说：“1985年4月韩少功在《作家》杂志上发表了《文学的‘根’》，这是中国当代思想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被引号照亮和提高的‘根’，以革命性的隐喻力量召唤出巨大的思想动能，‘寻根’不仅命名了上世纪80年代重要的文学潮流，更在时间和空间上内在地修正了中国文学的主体构造。2024年距《文学的‘根’》发表已近四十年，大地与根性，文化与传统，何为中国和何以中国，在当下时代的宏大主题中，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思想者的洞见、勇气和力量……”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文学期刊在文学变革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可或缺。今年8月，由《花城》和《当代》杂志主办的“重塑文学期刊传播力和引领力——全国名刊编辑交流会”28家文学名刊的编辑人共同探讨了新的时代环境下文学期刊如何应对挑战和把握机遇的诸多问题。近一两年，文学期刊对青年作家的关注度普遍提升，年内《收获》《人民文学》《钟山》《十月》《青年文学》《山花》《天涯》等杂志纷纷推出青年作家的专辑和专栏，一大批“90后”“00后”作家脱颖而出。此外，《草原》对“自然文学”的大力倡导，也使生态文学形成势头，成果可期。

先锋之风拂面而来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评论家）

2024年读到了不少好作品，但我觉得最值得一说的是，这一年吹拂着先锋之风，它带给文坛一番清新。

有两部先锋性凸显的作品都来自山西，令我对这一内陆地区的地理意义不得不重新认识。一部是吕新的长篇小说《深山》，一部是张锐锋的长篇历史散文《古灵魂》。

吕新是最早将先锋小说带入乡土叙述的作家，《深山》一样是以先锋小说的方式进行乡土叙述的，他更为直接地依据自己青年时代在乡村的体验，具有更为突出的主观色彩。小说写的是晋北太行山沟里的一个山村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一段日子里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所表达的主题可以说是延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主题，他也许是有意要追随鲁迅关于国民性的思考并试图将这一思考再向前推进。“深山”其实也是一个时代的寓意，吕新的意思是说，知识分子即使不再处于时代的中心，他被排挤到深山，但他在深山仍然应该像一个知识分子那样去思考。

《古灵魂》的先锋性突出体现在作者的读史方式上和历史观上。张锐锋认为，读史就是读人，他的每一篇是通过写人来写史。但他写人又不是从客观的角度写这个人物的生平和经历，而是采用这个人物的视角，以第一人称叙述写这个人物的感知和内心活动。因此张锐锋的读史可以概括为：读史就是读人，读人就是读心。他为我们提供了不一样的历史观。

具备先锋性特质的作品还可以举出邱华栋的《空城纪》和魏思孝的《土广寸木》。

《空城纪》讲述的西域与中原的交流史，邱华栋的历史叙述是从废墟出发的，所有的时间都压缩在一个废墟里，以一种相对、多变的时间视野去观照历史，就能发现历史更为复杂的层面。他通过重述历史的方式建构起一个将文化、艺术和文字作为历史发展根本动力的新的历史图景，他告诉人们，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靠刀枪和武力建构起来的，而是靠文化、艺术和文字建构起来的。《土广寸木》则是一个崭新的乡土叙述文本。作者打通了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像一部文字的纪录片，纪录了辛留村的日常生活，却又有一个历史幽灵在阳光的阴影下显现。

先锋性从根本上说，是摆脱既有秩序和习惯约束的冲动和意念。先锋性诉诸于行动，就会溢出河道，寻找到新的出口。先锋性也许能够引导大河开辟出一条新的河道。事实上，2024年还有一些作品可以纳入先锋性的视野，它们只是先锋性强弱的区别。我希望这是2024年带来的好兆头，它将让先锋之风持续地吹拂下去。

那些属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文学

杨扬（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

很多年前，在一次讨论贾平凹的小说时，我提到“晚期风格”与贾平凹小说创作的问题，这是受到德国美学家的“晚期风格”概念的影响，希望对包括贾平凹在内的一批年龄相近、经历相似的作家作品有一种类别和风格上的概括和抽象。“晚期风格”并不意味着没落和终结，而是对那些持续创作时间很长的作家写作的一种风格上的重新界定和美学审视，尤其是与他们一以贯之或成熟期的创作形成一种镜像式的对照。当代文学系列中，有不少作家只有过去，没有现在和未来，很多人写着写着，就消失了，而只有少数作家有过去、现在和可能的将来，他们不断地写，不断地用文字延续着自己的文学生命，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到不久的将来。在“晚期风格”之下，有不少作家作品都可以归入其中。2024年出版的王安忆的长篇小说《儿女风云录》，或许就是这样的。

王安忆今年从复旦大学中文系办理了荣退手续。不少评论家和读者可能还喜欢津津有味地谈论《本次列车终点》的阅读体验，而更多的今天的读者喜欢那个带有怀旧气息的《长恨歌》中的王琦瑶，没有人注意到王安忆和她的同龄人一样，不知不觉进入到了创作的“晚期风格”。《儿女风云录》从已有的一些评论看，基本上都是把它与此前的《长恨歌》作互文对照，认为《长恨歌》是写了一个上海名媛30年间的风云岁月，而《儿女风云录》是男版王琦瑶。这当然是一种解读，但我以为，放在2024年中国文学的背景下来看这部小说，这应该是王安忆70岁时奉献给读者和中国文学的一部作品。或许作者创作时，不一定有这样的意识，但机缘巧合，时间就这样不知不觉间来到了一个人的生命的后半段。“晚期风格”与《儿女风云录》不期相遇。

还是说说这样的小说放在2024年有什么意义吧。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要素应该是记忆。在“晚期风格”之下，她缓缓打开记忆的闸门，让那些能够进入自己岁月记忆的东西流淌出来。这些在记忆褶皱中渐渐浮现的东西，无论形式还是内容，没有与以往脱钩，但已经不再是文学青春期所关注的东西，而是与那些青春期文学风格形成对照的生命体验和历史回响。还有，“晚期风格”之下的《儿女风云录》有自己的价值指向，文字与情感有了某种节制和掌控，留白较多，需要读者自己去体会体验，甚至用想象去连接。

我们还可以扩大一点，将“晚期风格”作为一个美学概念来观照2024年中国作家的一些创作，张承志的作品集《先知与解放》、莫言的作品《不被大风吹倒》以及王蒙的短篇小说《高雅的链绳》等，或许都会让人感到有一些相似性的内容和表达形式上的接近，这是在21世纪即将过去四分之一时，一些跨越20世纪后半段的中国作家留下的文字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