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城十二巷》是湖南青年作家黄镌的中短篇小说集，文字带着亲切、平和的讲述气息，读来仿佛看见这样的画面——她是位“说书人”，穿梭于老城的各条街巷，不断地听、不停地看，将听见的声音、看见的色彩放入货担之中，碰见投缘人，悠悠拿出一杯茶，把一个个故事慢慢讲来。

在《老城十二巷》中，故事是一根丝线，人物是线上的绣珠，目的是织造出百姓日常图景——沉重处浓缩着几十年的沧桑，密不可透风，如《大戏窝》；轻盈处不过是人与人的叽喳，人性各色直白地显露，如《黄雀子飞飞》。所以，我们能理解，为何她笔下的人物与环境没有明显的景深区别，因为她同样看重故事线上蔓延的枝杈，注重风景的铺陈。譬如，《小西门的裁缝铺》中，可以看到她对环境的观察是如此细致——“青砖屋，灰瓦顶，木门窗，麻石路。路面铺着鹅卵石，鹅卵石铺成图案。黑石子、白石子、黄石子，圆形、菱形、花形。晴天，阳光在石子上跳；雨天，水珠在跳。”为何如此？在作家的自述中可以找到答案。黄镌说：“作品中的人物大多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中、在生存境遇的制约下向生活追求一种可能”。因而，她的作品不必像戏剧般将聚光灯置于人物身上，也无需制造强烈的情节冲突，因人物与环境同生共长，二者得以互为映衬，浑然一体。当我们进一步追问，为何黄镌没有同时代青年作家那般聚焦人物的肖像式特写，而是如传统的山水画家，将人物点缀于整体画面之中？大概是黄镌更青睐文学的润化效用，尤其是在许多作家钟情书写个体之间的对抗、揭示个人在现代进程中仓皇无助的当下，她更愿意通过文学提醒人们，个体与社会从来不是对立。当我们看见历史，看见地方，看见个体与土地有了记忆的连结，过往与当下有了时间的连结，自我与他者有了情感的连结，文学才变得有温度。

《老城十二巷》的编排体例，明显体现出作家这种用意。黄镌特意将主题上互为呼应的两个中篇安置于集子起始部分。两个中篇题目分别为《大戏窝》和《小扇坊》，“大”与“小”在标题上互为对立，同时也是对两种形式之“爱”的隐喻。《大戏窝》关注的“爱”是无私的爱。因着唱戏，刘大筒与七妞相识相爱，只可惜世事无常，彼此一直错过，两人的悲剧让人心生怜悯。刘大筒的人生如同唱戏的调子，起起伏伏不断变化，当变成盲人后，“听”成了他感知生命变化的唯一方式——“有些声音慢慢没了，新的声音加进来，他便晓得世道在变。”“宁乡正调、学钱调、西调、西湖调、渔鼓调、十字调、采茶调、花石调……都在他耳朵里响着，在他心里流着。响着流着，几十年似乎只吹了一阵风，就过去了。他老了。”在万千变化中，还有唯一不变的东西——七妞与刘大筒之间的爱。尽管两人无法在现实层面相守，但他们在精神层面互为依靠——刘大筒的伴奏与七妞绝伦的演唱，一直铭刻在彼此心中。相比之下，《小扇坊》的“爱”讲述的是一种自私的爱。红莲与碧枝两个女子互为依靠，维持着扇坊的运作，扇坊的兴衰恰恰是二人的生命隐喻。当红莲苦苦经营扇坊不愿改变时，用牺牲让碧枝愧疚时，她只是从名义上“爱”着碧枝，实际上是用情感捆绑着碧枝，没有给予碧枝选择的自由。当红莲束缚着碧枝的时候，既是对他者生命的消磨，也是无法打开自我生命的怯弱表现——扇坊走向衰败，她不愿另想他路重振扇坊。终于，忍无可忍的碧枝从捆绑中逃离，另寻他途，但也为扇坊带来出路。可见，没有自由的“爱”渗透着个人的自私，既伤害他人也伤害自己。两相对比，《大戏窝》在漫长的时间中展现“爱”的深刻与恒久——刘大筒与七妞之间的爱是给予对方生命之缺，成全对方更整全的生命，深邃如大海。而《小扇坊》体现的是自私之“爱”，反映人的阴暗心性，那般自我臆想式的“爱”会堵塞生命之河的流淌。两部中篇虽在“爱”的主题上有“大小”之分，但作者并非意欲进行道德审判，只是客观地对两种形式的“爱”进行具象描摹，刻画人性的复杂且多变，因文学仅需呈现便能让人反观自身，自行体味。此外，这两部中篇小说极具长篇的潜力，文本的人性密度和情感张力提供了继续伸展的空间。

其实，故事与作家之间存在一种相互成就的关系。小说集之所以能感染人，源自于黄镌对故土的长久眷恋。黄镌谈到这部小说的创作初衷时说：“对一个领域或一方土地反复耕耘，作家才能对生活的土壤有一个深层次的理解。”盖因如此，《老城十二巷》像是她为故乡——宁乡献出的情诗，每篇小说从日常土壤中自然长出，带着历史的深沉感，又沾染着市井的喧嚣声，其间涵盖着个人被时间冲刷过的悲凉与欢欣，总是那般有人世味，一如她在《月光光，夜光光》里写的——“听这样的人的故事，能祛除一点心里的火气。”说的是书里的陶三元，这又何尝不是黄镌的自我映照——她是位古典式的说书人，深情凝望着故土，述说身边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