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张远文

从抽屉里拿出水运宪老师的新作《戴花》，细细地读，很快，我就被小说的精气神不可遏止地感染了，事实上，我很需要这种感染，并享受着这种感染，源自一个时代的力量、信仰、人性、原初的感染。

“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小说《戴花》呈现出一种火红年代里的万众一心、奋勇争先，一个个小人物，一处处小举动，凝聚成一道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朴素而高贵，温暖而迷人。

　引人入胜的情节

小说围绕老一辈工人做梦都想“当劳模”的一波三折，与年轻的新生力量的冲击，他们是一路前行的师徒，也是磕磕绊绊的对手，于此展开一系列真实而又戏剧性的矛盾冲突。

作为熔炉班班长的莫正强，长年累月比别人上班早，下班晚。为了积极表现，有时就过了头，天麻麻亮到车间，又是敲打鼓风机的送风管，又是启动卷扬机，弄出很大动静，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然而，第一次当劳模，差不多快要成了板上钉钉的事时，却在最后关头，自曝偷拿别人钱的事情，功亏一篑。第二次争当劳模时，甚至不惜占用“我”（杨哲民）的技术革新成果。然而，在生命最后关头，他却将一辈子心心念念的劳模资格转荐给了徒弟杨哲民。

此间，“我”与姜红梅波漾起伏的爱情，师傅段一村对徒弟吴启军的横刀夺爱等等，所有的故事与情节，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是步步惊心。

多元鲜活的人物

莫正强外号“莫胡子”，给人最初的印象是“糟糕透顶、乏善可陈”，但他朴实、坚韧、吃苦耐劳，有扎扎实实的真功夫。

他打生铁锭，只一锤，四两拨千斤，就征服了所有的徒弟们。生产出事故时，他冒着生命危险堵铁水，有种“撼山易，撼莫胡子难”的英雄气概。他的身上，同样有这样和那样的缺陷，有固执的因循守旧，有不可理喻的自负与怪脾气，有狡黠的小私心、小弯子。对待徒弟“我”的技术创新上，表现得不可容忍。但他心中毕竟还有全局观，在大是大非面前，又很快能自省明察。

“我”作为大学生——新一代的年轻产业工人，活泼、上进，有组织能力，是同学中的主心骨。虽然在最初分配时，感觉到“工种极其差劲，师傅尤其糟糕”，但在随后的淬炼中，慢慢成熟、成长起来，由一名炉工成长为车间主任，成了市里的劳模，完成了老与新的传承、交替。

每个人都在时代的洪流里，演绎着各自的悲欢、离合与命运；每个人都没有固定的标签，复杂而多元，鲜活而迷离。

朴实生动的语言

小说运用了生活中大量的俗语、谚语、俚语，烟火气十足地还原人物的血肉，体现具象生动的人物个性。一言一语，一颦一笑，都成为一个时代的生动记忆。

譬如，泼辣的师母骂莫胡子“他那叫吃灯草灰，放轻巧屁！”莫胡子则背地里说她“这个蠢东西，把她当人，她就装鬼吓人，不把她当人，她反而磕头作揖！日他的，泥巴萝卜，洗一截吃一截吧”，说政工科长骆青涛话里有话，“他的话是回窝的燕子，里外绕了好几个圈，最后的两句话才算归到了窝里”。

又如：“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门板上剁狗尾，一刀两断”等等，生活气息浓郁，生活意蕴悠长。

透过明亮如水又无时不在的平实语言，充分体现出小说的精神，努力发掘作为集体或是单一个体活生生的人的存在。

　精确微妙的场景与细节

好的场景描写，总能丰富人物性格，在强化戏剧化的瞬间，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我”与姜红梅第一次月夜约会，“等我们摸黑绕到厂子后头，往外走出两三里地，月亮忽然又移出来，格外明亮，借着月光一眼望过去，山丘地头上全是绿油油的菜地，根本见不到一个人影”。

这样的场景，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很有共情性与画面感。

“我”第一次到师傅家里去，把省劳模舅舅送给“我”的印有“劳动模范光荣”的搪瓷缸，以及同样印了字的雪白的毛巾，送给了师傅。师傅一看，顿时亮了眼睛。第二次是师傅病了半月，厂里安排他去广西疗养，他背着挎包在车站反复转悠，目的是想让人看到挎包背带上，白毛巾拴了只茶缸，上头有“劳动模范”的字样。那只搪瓷缸与那条雪白毛巾第三次出现，却是在师傅的墓碑底下，是师母要他的一双儿女毛妹子与毛坨放过去的，看得“我”心里隐隐作痛，泪流满面。

一个细节，两个道具，三次出现，让人唏嘘震惊，意蕴无穷，这就是小说细节的力量。

《戴花》的写作，“这算是灵魂之作。那群人与我切肉连皮，他们要是被人打一下我的头都疼。”水运宪是个特立独行的人，甚至是位孤勇者，他一直在沉思一个故事，有着自身强烈的省察明觉，深沉厚重的悲悯情怀，用自己的生命向作品的生命靠近。

（《戴花》，水运宪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