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与新乐府

文|谢宗玉

(原载《中国作家》2023.9)

01

瞄上白居易，我是想弄明白，新乐府运动，怎么败了？

那场运动，最开始时，架式十足，颇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味道。站位绝对高大上。

别以为我是胡说八道，“新乐府”的行动纲领真的很拉风。白居易认为“诗道”已“崩坏”，就算“诗豪”李杜两人，若拿条框去套，也选不出多少好诗。韩愈骂他是“蜉蚍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其实白居易并不是要否定李杜，是对标《诗经》六义，白居易才发现，李杜诗歌虽好，可内容不见“风雅颂”，手法没有“赋比兴”。唐兴二百年，其他诗人更是等而下之。所以他“不量才力，欲扶起之”，这个之字，指那时已萎靡不振的诗道。其志直追“欲伸大义于天下”的刘备。

当年谢灵运曾放豪言：“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分一斗”。他是夸人顺便夸己。白居易则是欲取包括李杜在内的唐二百年诗人以代之，难怪韩愈要骂他。

白居易认为汉乐府深得《诗经》六义真传，因此要发起新乐府运动，恢复先秦时期的采诗官，将《诗经》风骨流传下去。这算是“为往圣继绝学”了。

新乐府只是工具。白居易的真实目的，是借新乐府的写实风格和讽喻功效，来改变世道人心，推动社会朝和谐光明的方向发展。“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就是强调诗歌的写实风格。“上可以诗补察时政，下可以歌泄导人情”，则是主张诗歌讽喻功效。最后让整个社会“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君民共情，忧乐同心，“直道而行，垂拱而理”，天下大治。这便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大平”了。

白居易的这种想法不奇怪，“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学子的共同梦想。即便到现代，文人的这个情结仍然很重。并且，因为国家独立，民族崛起，经济腾飞，作家们都觉得自己很成功，尽到了知识分子的责任。“五四”前贤曾用文学挽狂澜于既倒，现在他们又用文学助华夏上青云，能不成功么？

但白居易没这么幸运。新乐府运动甫一开始，就偃旗息鼓了。随之土崩瓦解的，是气象万千的盛唐，像富贵牡丹，开得恣意，凋的迅速，稀哩哗啦，就没有了。

现在，我想从白居易的人生轨迹入手，找一找新乐府运动失败的根源，看看对现在的我们，有没有启迪？

02

比之盛唐其他大诗人，白居易的才华不算光彩夺目。让著作佐郎顾况惊艳的那首诗，与其说有文采，不如说有胸襟与视野，有格局与品质。

“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初次见面，顾况就调侃白居易的名字。可读了《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忙说“有句如此，居亦何难？”很多人觉得，顾况是被白居易的才情惊到了。没人想过，或许顾况是说，年纪轻轻，诗歌就能高度概括自然物候和人生哲理，并暗合中正之道，这种性情，绝对适合做官啊。而只有做官，才可能在长安活得潇洒。要不然，就算写成个李杜，名篇佳句乱叠青山，也得如李杜一样仰人鼻息，寄人篱下。

诗歌在唐朝属同仁文学，是换不来米米的。它只是块敲门砖。敲不了门，就是块废砖。

白居易之名，典出《礼记·中庸》：“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而徼幸。”在这里，“易”是指一种平和状态。“居易以俟命”，是指举止中正，心态平和，等待好运降临。“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则典出《易经·系辞上》。以“乐天”为字，与“居易”特别般配，这应该是白家的行事原则和处世风格。其弟名“行简”，字“知退”，合在一起就是“居易行简，乐天知退”，寓意非常明显，无非就是为人做事可以积极进取，但得脚踏实地，不必棋行险着，剑走偏锋，要懂得知足常乐。

当然，民间也有传闻，说白居易的出生之地，河南新郑县东郭寺村，地势低洼，常积水成患。白居易出生时，正闹洪灾。祖父白锽就给他起名“居易”，希望孙子以后能找到一个易居之地。

一种是精神引导，一种是物质诉求，两种喻意，皆有可能。就算洪灾传言有假，想要在长安居住，也确实不易。事实证明，名字中一虚一实两种愿景，一直影响白居易的处世态度。白居易一生大部分时光，都在用名字中的精神寓意，来达成名字中的物质诉求。通俗一点讲，就是他用一种允执厥中的和平态度，来追求一种小富即安的物质享受。

至于新乐府，在他28岁中进士之前，从未提及。那时他不但不写新乐府，连关注民生的短诗，也非常少，即便有，也是一些浮光掠影的表象，且多是儒学标准答案。“道路通荒服，田园隔虏尘”，战乱嘛，不就是这个样子，泛泛而谈。

少年时，他写得最多的，是一些赠堂弟堂妹、表兄表姐的亲情诗。“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哀哀之心，多寄离别。

为避战火，少年白居易跟着母亲，从徐州城搬到乡下符离，那是白居易最接近民间的时刻，他甚至还爱上了一个叫湘灵的女孩。因地位悬殊，湘灵被白母拒之门外。白居易寸寸柔肠，纠结了几十年，每每相思病一犯，就赋诗追忆，累计十几首。白居易没有关注湘灵以及她那个阶层的寒苦，只写湘灵给予他贴心的温暖，以及美好时光再难追寻的惆怅。

03

少年白居易并无大志。若说有，也是儒学强加给读书人的那种志向，白居易自己并不走心。同别的书蠹没有区别，少年白居易心心念念只想科考，其他都属次要。救民于水火，扶厦于将倾，是考试大纲的标准答案，记熟会答便可。至于要如何落实，他从没想过。

结缘新乐府，对白居易来说，完全是人生中的一个变数。

新乐府情结，好友元稹比他萌生得要稍早。在搞新乐府之前，元稹就写下了自己的代表作《崔莺莺传》，也是“唐传奇”的代表作。说明元稹乐于叙事，也长于叙事。新乐府说白了就是长篇叙事诗。

在白居易之前，元稹已开始编篡前人的乐府诗集。时人论及他俩，称作“元白”，将元稹放在白居易之前。两人浅显易懂的诗歌风格，称为“元和体”。当时元稹的声名要强过白居易很多，官也比白居易做得大。后世白居易的声名超过元稹，留存下来的诗歌理论，也更完整。慢慢地，评论家便把白居易当作了新乐府运动的主帅。

但不管是元稹还是白居易，对新乐府创作，都不具备主动性。如果没有元和元年的那场制举，历史上可能就没有新乐府运动一说。

那是公元806年，白居易34岁，元稹27岁。唐宪宗初登皇位，亲自殿试，选拔人才。元白听了很兴奋，认为一步登天的机会到了，便双双罢去校书郎，躲进华阳观，“闭门累月，揣摩当代之事”。

当代之事，是指当时社会的种种矛盾和问题，比如安史之乱后的民生凋弊，藩镇割据依然尾大不掉，土地兼并益发严重，贪污腐败横行无阻……总之，问题很多。皇上可能会就其中一点，随便拟题。你得提笔就来，张口就侃，以示头脑有乾坤，胸中有丘壑，这样才有可能被皇帝一眼相中。

华阳观内，元白秉烛夜读，扪虱而谈，寻章摘句，精雕细作，几个月下来，把皇上可能出题的范畴，想了个遍，并写下75篇涵盖方方面面的策论。后来还以《策林》为题，将文章装订印刷出版，简直就是公务员考试的必备神器。可惜史书并没记载，两人靠售书发了财，大好机会错过了。

不学不知道，不思不知道，学了思了吓一跳。山河虽在国将破，朱门之外冻死骨。盛唐华美的锦袍，已百孔千疮。就在这时，看了当时社会很多案例和数据，两个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公子哥，思想和情怀有了明显变化。这才是新乐府运动的基础和前提。

《策林·议文章》《策林六十九·采诗以补察时政》里面就有他们的“文学救国”主张，两人高度赞扬了《诗经》的治世功效，充分肯定了采诗民间的优良传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前辈杜甫一系列忧国忧民的叙事长诗，突然从繁星遍布的夜空中跳脱出来，成了他们心头光华闪耀的皓月。这让他们自己都觉得奇怪，年少读杜甫，怎么就读不出这种切肤之感呢？

在他们看来，如果遵照《诗经》的主旨要义，沿着先辈杜甫的创作心迹，让诗歌成为鼎沸社会的药引，混乱政局的明矾，如起于青苹之末的微风，逐渐势壮，最后飓风猛烈，乱象披靡，天下大治就为期不远了。

那场制举，被命名为“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史书没有记载唐宪宗究竟考了什么题目，但想必有对文学主张的考量，并特别认同他俩的策论。要不然他俩也不会双双中举，元稹还名列第一。

中举后，元稹留长安，官拜左拾遗。白居易被外放为周至县尉。从八品下。比校书郎高半级，比左拾遗低半级。但这个县尉有很高的含金量，相当于挂职锻炼。

正是知道这点，白居易的工作积极性相当高。他开始访贫问苦，将理论化的《策林》，运用到实践中。第一批新乐府讽喻诗由此诞生。名篇《观刈麦》，现在还在中学课本。“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则是经常被考的名句。新乐府运动算是来了个开门红。

周至县城离马嵬驿只有几十里地，时隔五十年，当地仍流传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版本与上流社会讳莫如深的说法大有出入。从儒家观念来说，唐玄宗在马嵬驿放弃杨贵妃，是做了大义选择，保证了政治正确，但也凸现出了帝王寡恩无情的一面来。白居易放弃湘灵，虽成全了孝道，可那顶始乱终弃的帽子，他是摘不掉的。

让白居易没想到的是，马嵬驿附近的百姓，竟然能理解唐玄宗的那份舍弃，还能体会帝王倍受煎熬的内心。而理解唐玄宗，就等于理解他白居易。听了马嵬驿百姓这般解读李杨爱情，白居易储存了十几年的眼泪，终于哗啦流下来了。

擦干眼泪，白居易如神灵附体，挥笔写下千古名篇《长恨歌》，把自己失去湘灵后那份孤寂、潦倒、悔痛的心情，全倾注到了此诗中。其中“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便是直接从写给湘灵的诗中演化出来的：“愿作远方兽，步步比肩行；愿作深山木，枝枝连理生”。

点评皇上的私生活，后世有人不满，认为是“调笑君父”，大逆不道。也有人称赞，认为是“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意思是说，此事入诗，意在惩戒红颜祸水，阻断祸乱源头，让后世引以为戒。所以这首长诗，也符合新乐府所要求的讽喻主旨。

这些都是胡扯。其实《长恨歌》只有一腔柔情，九曲回肠。写这首诗的时候，白居易把李杨当作了普通的饮食男女，根本没调笑之心，更没想到要去讽喻，他把自己都代入进去了，讽喻谁呢？白居易是在为唐玄宗和自己开脱呢。

唐宪宗李纯显然读懂了这份开脱。帝王虽然高冷，但并非无情无义，有《长恨歌》为证：唐玄宗为了祖上江山，为了万民福祉，放弃了自己的至爱。他把顺心畅意让给别人，把纠结悔恨留给自己。他的行为对得住全世界，惟独亏欠了他自己。

白居易误打误撞，就把唐玄宗的里子面子都照顾到了。《长恨歌》传回长安不久，他迁升为左拾遗。那时他任县尉还未满一年。这可把他激动坏了，十几天睡不着。虽只是上调半级，但已是天子近臣。喜的是“惊近白日光”，每天都能侍驾；忧的是“惭非青云器”，就是现在说的本领恐慌，怕自己的才华当不起这个位置。

04

从这时开始，白居易不再是原先那个白居易了，也不是后来的白居易。他的心态严重失衡。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不再“居易以俟命”，而是勇猛精进，刚烈好斗。虽不是小人，却颇有些“行险而徼幸”的味道。

拾遗。国有遗事，可拾而论之。就是一个谏官。凡诏令政务，有与时势不适、与正道不符，可当廷上谏，也可写书上奏。左右拾遗都属监察部门。

白居易非常珍惜这个职位，可他并没做好心理准备。初涉政坛，他不知道政治斗争的复杂性，更没掌握左拾遗这个官职的处事分寸，他太想建功立业了。在《初授拾遗献书》他说：“授官以来，仅将十日，食不知味，寝不遑安，惟思粉身，以答殊宠，但未获粉身之所耳。”才十天时间，他就为自己尚未献上一策，感到惶恐不安。

正是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使得他后来一有机会，就给皇帝进谏。可他的进谏都是一些政治生活中的琐碎，谁腐败、谁专权、谁奸佞啦！要减税、要节约、要罢兵啦！建议释囚犯、放宫女、收军权啦！等等，不一而足。

辅助君王振兴国家，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白居易也想借此进入仕途升迁的快车道。升官发财，这种朴素的理念，一生长踞在白居易脑海。

左拾遗本是闲官，但白居易很忙，仿佛遍地皆“遗事”，搞得宪宗常常气急败坏，摸着脑门喊头痛：“白居易这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

这个时期，白居易的一些诗歌表现出了平生仅有的刚烈。他借剑铭志：“我有鄙介性，好刚不好柔”，“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愿快直士心，将断佞臣头”。

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律，我们现在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白居易不知道。他不清楚土地和人口的奥秘，农业与商业的关系，工业与科技的作用，那些才是国家兴衰成败的关键。就算是从现代穿越过去的人，懂得强国富民的理论，恐怕也得循序渐进，步步为营，方有成功的可能。

白居易却以为，只要皇帝对他的诤谏“言听计从”，就大事可为。不知不觉，他已经将自己致于了刀锯之上、鼎镬之中。在诸多朝官眼中，他就是一个祸害。政治生态，被他破坏殆尽，偏偏他还不自知。元和五年，征讨王承宗的战事陷入僵局，白居易连上三篇《请罢兵状》，“不然，则臣合得罪；不然，则陛下罢兵。”就是说，皇上您要么治我的罪，要么罢兵。刚烈如此，简直魔症了。

更魔症的是，白居易认为自己做得还远远不够。“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就是说，还有一些可以解救民间疾苦、弥补时政缺失、却不好写成奏章上谏，白居易都写成诗歌，以便从街头风传到皇帝耳中。

这么做的好处有三：“上以广宸听，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一是用乐府诗来开阔皇帝的视野，让他在处理国家大事时，有更好的考量。二是报答皇帝恩赏，尽到自己作为谏官职责。三是振兴诗道，以慰平生之志。新乐府创作既是他工作的延伸，又是他实现“赶杜超李”志向的手段。

由此，白居易的新乐府讽喻诗再次迎来高峰期。他将搜集来的“黑材料”，改巴改巴，全变成新乐府。最著名的，便是《秦中吟》十首。

今天，我们知道了“题材决定论”和“眼球效应”后，发觉饱含讽谏的《秦中吟》，之所以能破圈，从官场和文人圈中突围出来，影响了“士庶僧俗、孀妇处子”，并不是它的艺术成就有多高，而是里面蕴藏浓郁的八卦味道。十首《秦中吟》，据说每首都对应一个炙手可热人物、或一个钟鸣鼎食家族。白居易收集了黑材料，不好、不敢、不能直接上谏，便以讽喻诗传扬出去。

像官场小说，若是以某位仍在任上的高官为原型，其受关注的程度就特别高。譬如说，《秦中吟》中的《不致仕》，据说就是讽刺光禄大夫杜佑，笑他已老得“齿坠双眸昏”，还恋栈名利君恩，置“七十致仕”的朝廷规款于不顾。

诗歌一出来，大家嘻嘻哈哈，指指点点，侧目而视，不说是谁，但谁都知道是在说谁。很快，诗歌就在长安街头流唱开来，弄得杜佑老脸紫红，一口老血憋在心中，恨不得杀白居易而后快。这种恨意，甚至还延继给了他孙子杜牧。

不过，八卦都具有很强时效性，当诗歌中的当事人相继去世，同时代的知事人纷纷离世，《秦中吟》的魅影跟着风流云散，后世没谁会在意那些诗究竟讽刺了谁，都是些不相干的人，有什么好围观的？年代越久，越让人提不起兴趣。今人如我者，只有在需要时，才会当资料翻一下。其思想性和艺术性，乏善可陈。

05

白居易摇摇晃晃，做满两年左拾遗，依例得升官。他自我感觉还不错，皇帝却晾了他半年。半年后打发他去了京兆府，做了户曹参军。白居易很吃惊，不知自己做错什么了？为了帝业，他不惜与整个世界为敌，皇帝竟不领情。

万丈雄心万丈，突然像个被刺破的气球，白居易开始偃旗息鼓。他笑中带泪，写下打油诗《初除户曹，喜而言志》。大意是治国平天下的大志落空，但哪又如何？一切都是浮云，只要俸钱给足，廪禄上涨，能养家糊口，就万事OK。“苟免饥寒外，馀物尽浮云”。

“喜而言志”，这个喜字，虽是反话，但在白居易那里，也不见得全是悲凉，按他的性格，这里面的确有几分欣慰。精神的苦闷，换作了物质的满足。

户曹参军任上一年，白母逝世，白居易辞官丁忧，移居渭上村。现在他又跟广大农民“打成一片”了，按说，这种深入底层、扎根百姓的机会难得，合该是他大展身手的时候，可他不写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以前写讽喻诗，是左拾遗的使命所然，现在不做了，就没有义务再写。

吃力不讨好，写什么写呢？恨他的人，可不止杜佑一家。在《与元九书》里，他说得很详细：“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誉，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诫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

就是说，新乐府讽喻诗一出，他众叛亲离，成了过街老鼠，连家人都觉得是他的错。以前之所以“虽千万人吾往矣”，那是他以为皇帝会欣赏他的“一往无前”，并且还能得到相应奖励，谁知“我欲将心向明月，无奈明月照沟渠”，还写个啥呢？

乡居时期，他写什么呢？写《闲居》：“心足即为富，身闲乃当贵。富贵在此中，何必居高位？”高盖车里多忧畏，给个宰相都不换哟！写《咏慵》：“家人告饭尽，欲炊慵不舂。亲朋寄书至，欲读慵开封。”懒汉嵇康偶尔还弹弹琴，锻锻铁，自己什么都不做，混成了懒汉界的新高哟！一半是自怨自艾，一半是自得其乐。

仍是长诗，叽哩呱啦，全是围绕自己说事，有时乐富，有时忧贫。若蒙上名字，百分之八十的读者，会当作现代人的打油诗。乐府讽喻之征不见了，乐府通俗之表却保留下来了。可是，这种自说自话、自相矛盾、自圆其说、杯水风波的杂感诗，即便再通俗易懂，老百姓也没兴趣呀，田里地里忙着呢。

史学家分析，这时期不写讽喻诗，还有一个原因，是丁忧后工作要重新分配，前程拿捏在他人手中，白居易怕别人使坏，所以不敢写了。尽管这样，白居易还是没被朝廷“夺情起复”，甚至丁忧期满，仍渭上滞留了一年半时间。

元和九年冬，白居易被任命为太子左赞善大夫。与太子有关的职位，基本上都是闲职。可这个闲职居然是正五品上！与户曹参军比，连升了三大级六小级十三半级！

升迁之快，不能用坐飞机形容了，而是坐时光穿梭机！不知是唐宪宗对白居易四年不写讽喻诗的一次性奖赏？还是对他左拾遗任上所作所为的一次性褒扬？

安史之乱后，朝廷一直动荡，皇帝是个高危职业。太子什么时候冷不丁一即位，赞善大夫这个闲职就有秒变要职的可能。白居易却不满意，多次写诗嫌这个官职有点“冷”，加之上班路途又远，还不如丁忧时每天睡到太阳晒屁股更舒服。“远坊早起常侵鼓，瘦马行迟苦费鞭。一种共君官职冷，不如犹得日高眠”。

而且，唐代官员的俸薪，应该分了几条线，太子这条线，因为是闲职，同级相比，俸薪要差很多。白居易只能自我安慰：“勿嫌禄俸薄，厚即多忧责。何以养吾真，官闲居处僻。”

赞善大夫，相当于谏议大夫。尽管不是诤谏皇帝，白居易还是产生了专业对口的感觉。加之这期间，“永贞革新”失败后的被贬官员，陆续被召回朝廷，白居易认为改革派的春天来了，便又跃跃欲试，不但上谏参政，且再次燃起讽喻诗的创作热情。

但是，改革回暖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又被反对势力扼杀了。刘禹锡、柳宗元、元稹等人再度被贬。恰在这时，宰相武元衡被刺杀，白居易上谏，呼吁尽快缉拿凶手。唐宪宗一筹莫展，恼羞成怒，反责怪白居易多嘴，超出了本职权责。反对派嗅觉灵敏，利用这乍现的时机，参了他一本，说白母因看花坠井而亡，白居易却在丁忧期间，作了题为《赏花》《新井》两诗，犯了“不度”之忌，“有伤名教”。唐宪宗以此罪贬他为江州司马。

相对左赞善大夫是降了一大级，但相对于正八品下的京兆府户曹参军，仍高两大级，俸钱一下子变成了“六七万”。加之又重回帝官序列了，怎么看，都不吃亏。何况当时长安政治形势复杂，远离是非之地，并不是坏事。

可古代官员都有很重的京城情节，离开长安，白居易的心态再次失衡。新乐府讽喻诗自此几乎在他笔下绝迹。在江州，如果说有讽喻诗，便只有《琵琶行》一首。才艺超群的妓女，小时候遭父母抛弃，后又被教坊中的五陵年少冷落，最后被商人丈夫凉一边。细剖来，里面并没有讽喻意，只是抒写了大时代背景下，一个小人物的命运沉浮史。既是诗歌，也是小说（传奇）。

同初闻李杨爱情一样，白居易再次感同身受。自己先被赶出皇宫，后被逐出帝官序列，现在又被贬出京城，来到这地僻无音乐的浔阳，这种无法自控的命运，跟眼前的妓女又有什么区别？正因为这样，“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哭得一塌糊涂。

06

就是在浔阳，史上最著名的长信——《与元九书》诞生了。在这封信里，白居易说了很多，既述说了自己的理想抱负、文艺观念，及新乐府运动的因由与历程，也感叹这些年来他的苦苦坚持所带来的委屈、艰辛与困倦。

感谢白居易这种爱唠叨的性格，这对我们研究唐代的政治经济、社会风俗、人文思想，以及他本人的心路历程和新乐府的成败得失，都有莫大好处。这么长的内心独白，若多几份，历史研究者就会少费很多脑筋，少走很多弯路。

《诗经》的艺术特质是思无邪，表现内容是风雅颂，创作手法是赋比兴，《诗经》带给社会人心的影响是“兴观群怨”。从春秋到唐代，《诗经》一直在流行，甚至汉乐府也在流行。深得《诗经》和汉乐府真谛的新乐府，怎么就不行呢？这是白居易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的。

后世有评论家认为新乐府讽喻诗反映下层“急病”的根本目的，只是为了上达“圣聪”，这样一来，把诗歌的社会表达、现实批判、历史存照、民情体现等功能给狭隘化了，甚至庸俗化了。

明代钟惺在《唐诗归》中则说:“元、白浅俚处皆不足为病，正恶其太直耳。诗贵言其所欲言，非直之谓也。直则不必为诗矣。”就是说，通俗易懂，不算元白最大毛病，元白最大的问题是不懂委婉含蓄，都是直接冲着主题就来，太不像诗歌了。

另一个说法则是，白居易是“站在社会外面反映社会”，“站在底层之上同情底层”，因为没有杜甫的底层体验，白居易的新乐府缺乏打动人心的痛感和力量，很难引起下层百姓的共鸣。

兴观群怨，现在的解释是，兴为联想，观是观察，群是合群，怨是怨恨。进一步引申，兴是诗歌的启智功能，将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绞绕在一起，丰富人们的想象力。

观是诗歌作为数据库的功能，扩大人们的脑容量，以及对复杂人世的情感体悟，上位者则可以借此甄辨是非，作出正确决策。群是用诗歌来增加社会的和谐度与人心的凝聚力。怨则是让民间疾苦以诗歌的形式呼喊出来，以此来“泄导人情”，缓解社会矛盾，就像人们用呻吟来减轻病痛一样。上位者听到社会的呻吟，也会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从而“补察时政”。

如果白居易细心的话，就会发现，他所倡导的新乐府，因急于求成，只凸现出了“观”和“怨”的功能，而“兴”与“群”的功能则退居其次，甚至消隐不见了。就像火药中硫磺、硝石、木炭的固有成分发生了变化，火药的稳定性失衡，说炸也就炸了。

再者，事物要改善，得经历三个阶段，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讽喻诗算是提出了问题，可是，谁来正确分析问题？谁又来恰当解决问题？如果没人，那提出问题，掀起舆情，制造混乱，除徒增烦恼和压力外，还有什么意义？甚至如果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只会被表相蒙蔽，根本无法直击事物的核心。

我们不妨以《秦中吟》中最著名的《买花》为例。诗中说长安人酷爱牡丹，“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

放在现在，这不是问题。满足了物质享受后，有钱人家又有精神追求。这是一件好事。如果白居易不能证明，那些买花的钱，是公款消费，或是巧取豪夺之财，为什么要去批判呢？这只是商业价格的自由调控罢了。如果不是强买强卖，也没将牡丹当作传销或期货疯狂炒作，你管人家价格如何？

若因这诗，牡丹交易被禁，那我敢肯定，不但富贵人家不乐意，花农更会恨不得杀之而后快。为什么？因为白居易摧毁了一个已培育成熟的市场、一份很有前景的事业，一桩能摆脱贫困的营生，一个能用精神产品赚取物质生活的梦想。如果白居易能发现其中的商机，完全可以建议皇帝扩大市场需求，再对花卉交易课以重税，以此缓解朝廷的财政之急。

现在都说，中国封建王朝灭亡最大的原因，是每到王朝末期，都会面临人口过剩、豪强兼并土地严重、耕者无其田的矛盾。这差不多就是一个死结。白居易就算知晓，也无法解决。

再是，王室与官僚集团同时取利民间，这个矛盾也无法调和。封建社会微薄的生产力，要维系两套人马的奢侈生活，相当困难。当两套人马子又生孙，孙又生子，队伍变得庞大起来后，对民间就只能“杀鸡取卵”。温和一点的说法是寅吃卯粮。直白一点，就是榨取百姓最后一滴血。

白居易一会儿劝谏皇帝和王族要节约。在皇帝看来，他屁股坐到官僚集团那边去了。再一会儿，白居易又诤谏要杜绝官僚集团的贪腐。在官僚们看来，他这是撅起屁股窝里斗，沽名卖直。

欲缓解阶层矛盾，让社会永葆活力，须损有余补不足。有几个肉食者不清楚？可又有几个能拿起刀子对自己下手？白居易写讽喻诗，既想救百姓，又想换“积分”，以兑取更显赫的职位、更优渥的收入。中年后的白居易，简直称得上纸醉金迷，年收入都不知有多少户“中人赋”了。但他嫌多了吗？没有。有质疑过官僚薪水制度吗？也没有。正因如此，有史学家认为“白氏理论与实践自相矛盾,暴露出了他的双重人格”，“其诗论实为欺世之谈”。

07

《与元九书》不是白居易的战斗檄文，而是偃旗息鼓的反省。白居易认为新乐府害了自己，他不想再兼济天下了，他要独善其身。而其实，“兼济天下”只是白居易的手段，目标就是为了“独善其身”。

白居易一直在为过上富裕生活而努力。他对薪水异常敏感，几乎每换一个工作，提笔就会写到俸钱，也多亏有了这些诗，我们现在研究唐代官员的生活水准，有了直观数据。

白居易也挺看重世俗的显贵。这从他对官服颜色的追求，就可以看出来。任校书郎时间稍长，他就有“青衫不改去年身”的诗句。今年穿在身上的，还是去年的青色官服啊。这是嫌升迁太慢。

任主客郎中，有诗题为《初著绯戏赠元九》。著绯，穿红色官服，表示官至五品。心情好，才会跟好友元稹显摆。任秘书监当天，作《初授秘监并赐金紫闲吟小酌偶写所怀》。赐金紫，则是指赐紫服的同时，还赐金鱼袋。唐制，三品以上，穿紫色官服。佩金鱼袋，则是紫服中的显贵。白居易自然要小酌几杯，写一首诗，抒发一下内心的兴奋与感叹。

跟他的名字一样，白居易对宅庭的渴求，也超乎寻常。还在校书郎任上时，他就急巴巴去老家渭北下邽县购了宅子。月俸一万六千的校书郎，除日常开支，略有盈余，哪有购房资金？只能动用母亲的养老金。

从江州司马到忠州刺史，共五年。召回长安第一时间，白居易又购买一套旧宅，并大兴土木，进行改造。“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很显然，随着这套住房的改造完工，白居易已完成祖父的遗愿，不但避开了“湫隘”，还躲开了“嚣尘”。

出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时，白居易又在洛阳履道里购买了柳宗元岳父杨凭的豪宅：“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有堂有庭，有桥有船。”我看过这宅的平面图，简直就是一座园林。经装修扩建，宅院焕然一新。白居易的祖父这时若还活着，一定会被园中的豪奢惊掉下巴。

晚年白居易好赏歌狎妓遛马，与其说“妻孥熙熙”，不如说妓妾攘攘。与其说“鸡犬闲闲”，不如说骏马欢腾。家中长年蓄妓百名，一旦容颜稍丑，声音稍老，就及时更换。“十听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十年换了三茬歌妓。即便是樱桃小口的樊素，杨柳弱腰的小蛮，说换也就换了。

“感二郡之雄，慕刺史房孺复、韦应物之尊”，十七岁那年，走马苏杭的白居易，便给自己订了目标：“异日苏杭苟获一郡足矣”。后来他真的梦想成真了。或许正因如此，也使得他与权力巅峰失之交臂。要知道，元和三年，与他同入翰林院的五人，后来都做了宰相。

史学家赵翼在《瓯北诗话》中，对白居易作出如下评价：“可见其苟合苟完，所志有限，实由于食贫居贱之有素，汔可小康，即处之泰然，不复求多也。”苟合苟完，意思是差不多就满足了。就是说，白居易理想的天花板并不高，小富即安。他没有大格局、大襟怀，也没有坚定不移、一往无前的大志向。

所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其善”的儒家理想，白居易就是提提罢了。这种标准答案，儒家子弟，谁不提呢？只是很多人的文字被历史湮灭了，《与元九书》则尚存。后世有人用这话给白居易贴标签，其实大谬不然。事实证明恰恰相反，白居易走的是一条“穷时欲济天下，达时则善其身”之路。

白居易常在诗中，唱衰自己，后世之人，听听也就罢了，毕竟抒写愁苦贫穷比抒写快乐富贵，更能获得审美诗意。韩愈更是直戳本质：“欢愉之词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你得打个三五折，才与白居易的真实状况匹配。

尽管这样，在人生各个阶段，白居易还是有不少自鸣得意、富贵逼人、炫权炫势炫财炫宅的小诗从笔端愉快流出来。虽没多少美感，成不了名篇佳句，奈何白居易高兴，忍不住啊。而这种无法自抑的兴奋劲，就不必给他打折了，那才是他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

总的来说，白居易一生算是波平浪静，顺风顺水，心理虽有失衡，却非常短暂，且都被他爱唠叨且富有阿Q精神的诗歌给化解了。就是说，他很容易说服自己。白居易的幸福指数与唐代其他诗人相比，高出了不知多少。然而，文章憎命达，白居易写严肃文学，无法写出杜甫那种痛感。

08

有一则心灵鸡汤是这么说的：奋斗就是每天都很难，但一年比一年容易。不奋斗就是每天都轻松，但一年比一年难。怕吃苦的人吃一辈子苦，不怕吃苦的人，吃一阵子苦。拼一个春夏秋冬，赢一个无悔人生。

这则鸡汤是针对现代中学生的，看起来很空洞，如果对标杜甫和白居易的话，则是量身打造。杜甫与白居易，都是官宦世家出身。大小官僚，构成了他们的亲戚网。杜甫是家中老大，白居易是家中老二，按说杜甫比白居易要更懂事一些，可事实恰恰相反。

十六岁出品的《赋得古草原送别》，里面呈现诸多超越年龄的珍贵品质。而杜甫呢？“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十五六岁的杜甫，像患了躁动症的猴子，而且嘴馋得很，一天偷吃千回啊。

不同的心性，决定了不同的命运。杜甫玩得不亦乐乎之时，白居易已经在埋头苦读了。四书五经，诗赋文章，白天黑夜，轮番上阵，以至口舌生疮，手肘生茧，肤暗皮枯，牙齿摇动，头发灰白。甚至还患了飞蝇症，眼前黑影乱飞。一副未老先衰的惨样。

苦读14年，白居易29岁拿下进士。“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29岁还是金榜题名中最年轻的一个，可见唐代进士之难考，主要还是录取人数太少了。这也是唐代“五十少进士”的原因。五十岁考上进士，都算年少的。

白居易是先苦后甜，杜甫则是先甜后苦。杜甫虽有才华，却不爱死读书，酷爱四处穷游。他自己则说是“壮游”。少年骑瘦马，万水千山跑遍。杜甫缺乏直面困难的毅力，也不具备十年磨一剑的心性，24岁那年，他随便参加了一下科举，未中后就再不考了。他的老大李白，甚至连参加科考的勇气都没有。杜甫追随他，一起闲逛好长一段时间。

然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可怜这个“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的才子，后来竟落得个20年干谒无门，直到44岁才补为左卫率府兵曹参军，相当于掌管兵甲器杖门禁钥匙的仓库管理头目。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是杜甫的代表作之一。诗歌写于安史之乱前夜，当时杜甫刚得到兵曹参军之职，由长安前往奉先县，回家探看妻儿。诗的前半部还在“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很是愤懑。

后半部却画风一转：“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一个志大才疏的父亲形象跃然纸上。连自家的孩子都饿死了，你还忧什么黎元？你拿什么来忧黎元？他又不是马克思，直接给人类社会进行顶层设计，有好工作也辞而不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学打怪升级的标准程序，杜甫甚至连修身都没做好。

李白的干谒之路一度很成功，成了唐玄宗的御用诗人。杜甫很想学他。可情商远不如李白，李白的风流俊逸，他只学到了表皮。长安十年，权贵只在诗会上与他玩，诗会散了，立马形同路人。杜甫以诗干谒，四处碰壁。这个抛妻弃子、一脸穷酸的傻冒，没有做官的才能啊。人家眼睛毒着呢。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命运仿佛注定了杜甫只能做一个底层诗人。前半生他没经济压力，四十年闲逛，佳作寥寥。自从京城返回奉先县，带着一家人辗转流浪后，杜甫从此开启了创作上的“开挂人生”。

在四川奉节，为养活一家子，杜甫又是租公田，又是买果园，并撸起袖子，亲自下田。正是这种劳动体验与家国情怀的完美结合，杜甫迎来了创作的井喷期。两年不到，就写了430多首诗。其中包括《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阳楼》等诸多名篇。

国运颓废，民生凋弊，家事惨淡，痛彻肺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三五句格律诗，已不足以表达心中的忧愤，很自然，杜甫就将古乐府挪作今用。因事命题，随心而赋，“三吏”“三别”，纷纷出笼。其忧国之心，忧民之情，九曲回肠，感人至深。可以说，杜甫一不小心，就混成了新乐府讽喻诗的开山鼻祖。真正做到了白居易所追求的“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年轻时的穷游，让杜甫对祖国万里山河，有一种沉浸式的眷恋，心身俱爱。晚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又让杜甫对底层百姓的悲惨命运，有一种深入骨髓的体悟。他是封建时代少数几个真正有家国概念的诗人，万家忧乐挂心怀。

不像白居易，创作冲动来源于书本理念，创作素材来源于二手材料，创作目标是冲着巩固皇帝座位去的。正因为如此，其讽喻诗的艺术成就，远不如杜甫。他做不到像杜甫那样，随时随地，一张口，就能忧己穷以及人之穷，愁己困以及人之困，一点做作的痕迹都没有。从“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直接过渡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逼格高得直冲霄汉，白居易如何比？

白居易根本没有“人我同一”观念，也没有发自肺腑的家国概念。面对水深火热的社会，他一直把自己置于旁观者的位置，既没有沉浮与共的疼痛感，又没有休戚相关的责任感。大多数时候，他都在活在自我里，为些小忧小愁，斤斤计较，讨价还价。

白居易嫌李杜符合《诗经》六义的诗歌太少，归根究蒂，还是嫌李杜批判社会丑恶、关心民间疾苦的佳作太少。可他不知道，等嫌弃完，自己就完全放弃了讽喻诗的创作。白居易现存诗歌总量是杜甫的两倍余，讽喻诗却不如杜甫多，名篇更差之甚远。

09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白居易的严肃文学创作陷于了死胡同。揭露社会黑暗，关注底层命运，解剖人性险恶。结果上层不喜欢，下层不关注。对缓解社会矛盾、推动文明进步，也毫无作用，甚至恰得其反。

晚年白居易，用实际行动，走到了他早年诗歌理论的对立面，活成了自己年轻时憎恨的模样。白居易最受争议的一首诗，写于公元840年。题为《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

“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

意思是说，你们这班人恋权贪势，陷得太深，才会招致祸端，就像嵇康与李斯，现在想要后悔，也来不及了。语气颇为幸灾乐祸。

那年白居易68岁，任太子少傅，正是他写“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之时。诗中所说之事，是残酷的宫闱政变，史称“甘露之变”，上千人头，纷纷落地。唐文宗想励精图治，有所作为，遭反动势力阻挠，最后被宦官拘禁，郁郁而终，年仅31岁。朝廷动荡，国策改弦易张，面对如此剧变，二品高官竟一副事不关己的口吻。末了竟说人家不如自己知进退，卷进了争权夺利的漩涡中。

这时的白居易的确老啦，他占着茅坑不拉屎，只为俸薪。这个年纪，他不但不迷权势，连“樱桃口，小蛮腰”也没兴趣了。玩不动啦，他开始遣散家妓、贱卖骏马及各种珍玩，把大量钱财捐给寺庙。今生已满足，他还要修来世。

此举相当于助纣为虐。要知道，军事割据和僧侣资本是唐朝灭亡的罪魁祸首。唐朝遵循隋朝，对寺院庙产不征税。到武则天时期，初唐颁布的均田制已全面崩溃，大量自耕农一部分去当兵。另一部分，则进寺庙做佃户。甚至很多自耕农没有破产，为了合理避税，也把自己的土地献给寺庙，甘愿去做佃户。另有很多大地主，在自己地盘上，大造寺庙，招募僧侣，成为寺庙资本的背后控股人。朝廷完全被军阀、地主和僧侣架空，少得可怜的税赋，很难维系国家运转。白居易“不济苍生贿鬼神”，完全是倒行逆施。

刘禹锡在《酬乐天醉后狂吟十韵》中，这样评价白居易：“散诞人间乐,逍遥地上仙。诗家登逸品,释氏悟真筌。吏隐情兼逐,儒玄道两全。欲向醉乡去，犹为色界牵。”真是太恰如其分。只要是认为有利于己身的东西，白居易都会沾一沾。无形中，他的人生真达到了某种圆和与平衡。“中庸”一词，白居易算是做到了顶格。

新乐府运动，反倒是他中庸人生中惟一的冲动。

10

“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是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的观点。对新乐府的修辞、叙事、内容、体裁，都作了明确规范。总之，作诗就要通俗易懂，直截了当，不遮掩含蓄，不迂回曲折。

民间甚至还有传说，白居易每写一首诗，都要念给婆婆姥姥听，听不明白就修改，直到听明白为止。白居易太想发挥新乐府的最佳效力了，除“泄导人情”外，白居易还想利用这些口语诗，给底层百姓进行文化扫盲，可惜没人理他。

有意栽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文化扫盲之功，竟被一桃色事件给承担了。中国古代，有个陋习，同性恋成风。明代才子张岱，文字美得让人心碎。几百年后，仍有无数女粉为之迷醉。然而这家伙却是个双性恋，并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竟在盖棺定论的《墓志铭》中，得意洋洋地宣称自己“好美婢，好娈童”。

元白两人是不是同性恋，史上未有定论。但很显然，两人并不忌讳这种暖昧，“死生契阔三十载，诗歌唱和九百章”。《唐才子传》评价他们“虽骨肉未至，爱慕之情，可欺金石，千里神交，若合符契”。两人的关系究竟好到什么地步了呢？这里随便挑些诗句，大家不妨读读。

“今来云雨旷，旧赏魂梦知。”“好去鸳鸯侣，冲天便不还。”“美人醉灯下，左右流横波。王孙醉床上，颠倒眠绮罗。君今劝我醉，劝醉意如何？”“渺渺江陵道，相思远不知。近来文卷里，半是忆君诗。”“怜君独卧无言语，唯我知君此夜心。”“晓来梦见君，应是君相忆。梦中握君手，问君意如何？”“当时丛畔唯思我，今日栏前只忆君。”“我今因病魂颠倒，惟梦闲人不梦君。”“当年此日花前醉，今日花前病里销。独倚破帘闲怅望，可怜虚度好春朝。”“是夕远思君，思君瘦如削。”“何况今朝杏园里，逢尽闲人不逢君。”“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相思呀，云雨呀，鸳鸯呀，魂梦呀，两人指名道姓的唱和诗，太多这类让人脸红耳赤、牙酸肉麻的句子了。因通俗易懂，晓畅易记，街头不识字的张三道听途说后，脑筋稍转，就记住了。转头现炒现卖，吟给隔壁的麻子姑娘。把姑娘弄得满脸羞红，娇憨至极。让张三心痒难耐，成就感满满，爱煞这等“泡妞神器”。

元稹做越州刺史，白居易做杭、苏刺史，两人书信更为频繁。那几年，邮吏背着诗筒，骑着骏马，呼啸而来，呼啸而去，就为他俩传诗递情。但见一骑红尘飞来，百姓便纷纷簇拥向前，只想知道这回诗信，又有几多暧昧基情？元白也不避嫌，诗信一来，阅后便公开，公开就流行，红遍东南各大城市。

对这种现象，杜牧咬牙切齿，厌恶至极。“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於民间，疏於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

现在看来，元白这种唱和诗，被当时庄雅诗人鄙薄的程度，应该跟现在严肃诗人瞧不上口水诗和下半身诗歌差不多。而元白唱和诗在唐朝，就相当于现代口水诗和下半身诗的混合体。

真是悲哀。元白希望通俗晓畅的新乐府，在目不识丁的老百姓中传播，以达到文化启蒙的目的。结果呢，新乐府讽喻诗甫一开始，就遭上层怒怼，下层漠视，元白很快蒙圈，并由此歇菜。可没想到，讽喻诗没在民间流行，反倒是两人的“香艳诗”，传得大街小巷，僻乡俚村，到处都是。

事实一再证明，人们并不特别关心自身疾苦是否在文字中得以呈现，因为现实生活中的疾苦，远比诗人笔下的疾苦要深重得多。人们也不想通过这些苦难文字，重温内心的痛感和绝望。反倒是元白这种基情四射的唱和诗，引起了他们的兴致，这里面既有八卦，也有稀奇，还有无数唏嘘和感慨。相对寄身他人的弱女子，或许每位男子都希望自己有这么一位肝胆相照、互相扶持、共赴时艰的哥们吧？

有网友总结了元白之间的关系：“志同道合，喜恶相近，志趣相投，三观相近。同饮同醉，同行同止，同栖同息，同床共枕。势均力敌，互尊互重，相敬如宾，相濡以沫。情深意厚，荣辱与共，相思相忆，千里神交。一心同体，如漆似胶，云垂雨合，缘定来世。”千万别以为这只是一堆词语胡乱堆砌，要知道这堆词语，都可以找到出处，换句话说，这里每一个词语，都有两人一段动人的故事。

有恩，有怨，爱了，恨了。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泪，从而忘却自身在这个世界的尴尬和困苦，反倒成了文学最实在的功能？换句话说，老百姓并不需要文学给自己实质性帮助，甚至也不需要文学传道解惑，能力提升。他们只需要文学能带自己暂时离开现实一会，在虚幻时空，泪一番，笑一番，感叹一番，然后重回苦逼现实。像在水里憋久了，要伸出头来，透一口气。

文学就是那口气。或许正因为这样，与现实生活隔得很远的金庸及现在的网络作家反倒火了？

在反对派面前，元白唱和诗，像是挖了儒学伦理纲常的根，将市井乡村的纯朴赤子，都变成了浪语淫词之徒。当我们用现代尺度去审视时，会觉得这些诗稀松平常，一点情色的影子都没有，如果当时真能流行街坊乡村，并以此文化扫盲，未必不是元白巨大的功德。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乐府讽喻诗败了，杂律闲适诗却火了。

正如杜牧担心元白唱和诗会污染民间风气一样，我也好奇，诸如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之类的小黄书，借科普之名，行淫秽之实，却被上层社会津津乐道，捧若至宝，由此会不会搅乱达官贵人的人性正途和儒学初心呢？

11

毕竟基情不是主流，当元白先后离世，八卦没了时效，后世百姓不再关心前朝官僚的私事，那些唱和诗也就失去了文化扫盲的功效。大浪淘沙，白居易最后流传民间的，还是得数《长恨歌》《琵琶行》两首。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这是唐宣宗对两诗传播广度和深度的官方认证。千年后，两诗先后进入中学课本，一茬一茬的学子，就算背不出全文，但“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和“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之句，皆顺手拈来。两诗情感真挚浓烈，字词千锤百炼，读来满齿噙香。

但是，细剖两诗内容，依然透着浓浓的八卦味道。爱情、皇帝、皇妃、妓女，都自带流量，且永不过时。况且其中一位，还是中国四大美女之一。千百年来，由少及老的男人，对她寄予的异想与梦念，自会加持诗歌的历史传播时空。

文史家普遍认为，写同一段历史，元稹《连昌宫词》的思想深度及反思力度，可绝杀《长恨歌》。但《连昌宫词》写杂了，主题太散，立意过深，以致很早就蒙尘于繁浩的卷帙之中。《长恨歌》则只冲着爱情下手，所以能“一颗恒久远，爱意永流传”。

自喜欢上新乐府讽喻诗后，白居易不太看得上闲适诗，认为只有小情趣，无《诗经》大义。谢眺的“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与鲍照的“归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被白居易拿来狠批，认为句子虽美，却是为写景而写景，没啥意义。又说“风雪花草之物”，《诗经》也有，但那是比兴手法，先咏自然之物，以引出所咏主题。

然而令白居易想不到的是，除《长恨歌》《琵琶行》外，他让后世迷恋有加的妙句，大多出自闲适诗。比如《钱塘湖春行》：“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忆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花非花》：“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这些妙句，都是写景，没有比兴，只为心灵愉悦，跟他批判的鲍谢美句，好得如出一辙。并且，更通俗，更接地气。

显然，白居易的诗观过于狭隘片面，连他自己都做不到，人们又怎么会按他的要求去审美呢？每个人有自己的阅读和审美选择。而且，历史已证明，当人们的选择成为集体无意识时，反倒是顺应了时代的正确审美潮流。

回头想想，这些年，为狙击网络文学“入侵”，我们为青少年推荐了多少书目？而为扶持严肃文学创作，我们又救济了多少门可罗雀的刊物？究竟能起多大的社会作用呢？百年后，其功过是非，就让后人祭告枯冢中的我们吧。

文学的审美及需求，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谁也无法阻挡。绝大多数时候，文学也并不具备改变时局制度的能力，甚至连移风易俗都做不到。信息时代，百业兴旺，人们视野开阔，“兴观群怨”的获得和达成，早不靠文学一途。比文学更快捷的方式，多得是。这个时代的人们，只需文学换口新鲜空气，也就是它的娱乐功能。所以，那些感动人、迷幻人、温暖人、鼓舞人的作品，才能大行其道。

从小到大，一直处在竞争选拔下的人们，不需要拿文学来规范和提升自己，以灌输学问为目的的专业书和工具书已汗牛充栋。人们选择文学，只想好好享受一下，稍稍放纵一下，适度休整一下。如蛛网般遍布的社会制度和法则一直在规范人心、束缚人心，人们不再需要文学打磨心灵了。疲惫而受伤的心灵，需要温言细语，需要轻揉慢抚，需要吸一支烟雾，饮二两甘醇。所以，得派一个文学的丫环来，不需要一个文学的老爷。

文学既然连改变人心的能力都不具备，又如何能做改革社会的大梁？白居易欲借新乐府“振臂一呼”，期待“应者云集”，实在是痴心妄想。

五四时期的“文学救国”之所以看起来很成功，是当时的文学搭上了革命的顺风车，在种种爱国救亡的思潮和行动中，文学只要顺应潮流就可以了。白居易、元稹、李绅他们败了，是他们想把文学当作社会变革的发起者。陈独秀、鲁迅、胡适他们胜了，是他们幸运地赶了一个大变革时代。至暗时刻，人心麻木，按摩无用，需要锤打。文学的小榔头，与革命的大铁锤，叮叮当当，同频共振了。

只是，历史的书面总结，终究掌握在文人手中。变革成功后，文人在歌功颂德之时，总爱给文学脸上贴金，让学子们信以为真。然而，稍微夸大文化的先锋作用是可以的，毕竟文化的内涵很广，包罗所有社会人文思想。可过分夸大文学的作用，对整个国家民族，都是有害的。对文学本身的发展，也无益处。

那么，新乐府运动的春天在哪里呢？如果白居易晚出生半个世纪，跟搞农民起义的黄巢碰上了，新乐府讽喻诗这时或许就找到了施展抱负的空间，成为农民军的号角与旗帜、精神与动能。那时写“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黄巢一定会成为新乐府运动的主将。可是，中庸了一辈子的白居易，敢跟黄巢玩在一起吗？呵呵。

还是那句话，新乐府运动只是白居易生命中的一个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