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电话机的故事（外两篇）

1975年，那时我才八岁，正上小学二年级。

国庆伢仔告诉我，大队书记安伯屋里装有一部电话机。

国庆伢仔常常在吃过午饭后带领我们几个调皮蛋趁安伯屋里没人，悄没声息地潜进那间装了电话机的房子里，他急匆匆地将摇把摇上几圈，提取听筒听到里面传来一声“喂——”的甜美女声后，慌忙放下听筒，带领我们一道烟似地逃离安伯家。

国庆伢仔的父亲在公社当书记。国庆伢仔说公社里那个守总机的年轻妹崽长得要多漂亮就有多漂亮。于是，我们几个调皮的男孩子经常跟着国庆伢仔看他玩那去安伯屋里摇电话机的鬼把戏。

腊月了，我父亲还在洞庭湖灭螺没回家，而我家那头年猪已到了无米下炊的断粮时节。我娘在屋里等我父亲回来等得很心焦。

我就自告奋勇帮我娘到安伯屋里摇电话给我父亲。

轻车熟路。来到安伯屋里，照着国庆伢仔的方式，我将摇把猛力摇上几圈，然后提起听筒，待听到听筒里传来那声甜美的“喂——”时，我就立即报了家门，说了事由。

摇完电话离开安伯家时，我飞跑着穿过一条巷道。就在我将要跑出巷道时，“呼！”一只大黄狗朝我飞身扑来。我在瞬间慌乱的意识里将心吓得紧缩成一团时，那只大黄狗在我的右脸颊上重重地“吻”了一下。我跌倒在地，嚎啕痛哭……

这是我的第一次独自摇电话的经历。那次，我天真地想帮上母亲的大忙，却在欣喜之余意外地遭受了黄狗的袭击。

1990年7月，我参加湖南省民师内招考试被录取，获知这一喜讯时，我正在当时的区教育办。我想立刻把这一消息告诉我那远在小山村里的与我患难与共的妻子。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儿时记忆中“公社”里那个守总机的“年轻妹崽”。我骑上单车飞快地朝“公社”奔去。守总机的不是“年轻妹崽”，而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嫂。听我说明来意，她立即走进机房，帮我去接通小山村的电话。可是，我眼见她将摇把“呜——呜——呜——”地摇了无数个圆圈后，她都不能从提取的听筒里听到半点声响……她焦急地说：“怎么回事呢？是电话机坏了还是电话线断了呢？”说完，她还是耐心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那几个单调的动作，但总是无济于事。最后，她不好意思地说：“哎呀，小伙子，真对不起，这电话就是怎么也接不通啊，真急死人哪……”我只好作罢：“大嫂，麻烦您了！”那一次，我不得不心焦地将一个大好的喜讯放在心里一个人“独自享受”。我无限怅惘地离开了“公社”。

这是我与电话机打的第二次交道。这一次的经历，很让人心酸。

1997年，小镇上来了个新事物——程控电话。

人们都说，这程控电话是数字化的，不需要摇把，只需要在电话机上按下一串数字就可以把电话打出去。可那程控电话的初装费用高得吓人，要大几千元人民币才能装一部哩。小户人家只能望机兴叹。

小山村里儿时的玩伴树根来中学找我，说要我帮他打个电话给他那远在广州打工的妻子。我领他去乡教育组办公室找领导。领导很随和，满口应承了。一串数字按下去，电话里响起了声音：“喂——你找谁呀？”我忙回答：“我找广州的×××。”“疯了你的头呀，我这里是岳阳哩。”哟，怎么只打到岳阳？教育组领导闻言过来一看，立即大笑：“哈哈，你没开长途锁，又没按区号，怎么能打得到广州去呢？还差一大截呢。”什么？开长途锁？按区号？我听得一头雾水：没摇把的程控电话怎么这么复杂？

这是我与电话机的第三次接触。这一次，我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倍显尴尬。

刚过两年吧，小镇上又出现了无绳移动电话——BP机、手机。此时，程控电话的初装费下降为几百元人民币一部。

我家装了一部程控电话。

我把这部程控电话安装在客厅里的沙发上，用一个精致的铝盒锁着。有空了，我就用一块干净的棉布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着电话机，让电话机终日里放着晶亮的光芒。晚上从睡梦中醒来，我都要兴奋地想到，我家客厅里装了一部程控电话。每当客厅里响起电话铃声，我感觉到那是一只美丽的百灵鸟在歌唱；每当我打电话给别人、足不出户就可以办成一件事情时，我感觉到电话机就是我的“亲密爱人”。我感受到，程控电话就是我养在家里的一朵晶莹、粉嫩的莲花，程控电话就是我蓄在家里的一泓靓丽、静谧的清泉。

这是我与电话机的第四次亲密接触。这一次，是我自己独自拥有了一部电话，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打电话，接电话。我内心无比惬意。

2002年暑假，我又花2600元人民币买了一台诺基亚手机。

到2005年，我这个三口之家已拥有固定电话两部，手机三台。

近几年，智能手机普及。我用智能手机通话，发短信，上网，听音乐，发微信，读杂志，查资料，写文章，投稿，导航……甚是方便。我觉得，智能手机除了通话，还能当掌上电脑用，真是一机多用。

电话机的升级产品——智能手机与我已是朝夕相处，如影随形了。无论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都可以非常轻松、快捷地找到我想要找的人，说我想要说的话，办我想要办的事，也可以让想要找我的人非常轻松、快捷地找到我。

有一次我打电话给树根：“树根哪，想当年，小山村里百多户人家就靠大队支书安伯家那部摇把话机与山外互通音讯，那时的通讯是多么落后啊。”树根就在电话里神气活现地告诉我：“老兄啊，现在，程控电话已落户小山村里的每一户人家，手机也被牢牢地‘捆’在到山上干活的每一个山民的腰上。近两年，智能手机又渐次走进了山村人家。村民们跟在外打工的亲人网上视频聊天、看新闻、查资料、发‘伊妹儿’、淘宝、开微店、导航……很是方便呢。”

听了树根的话我就想：“原来，在这通讯日益发达的时代，每一位山民都像我一样‘全副武装’了自己；《封神演义》里‘顺风耳’、‘千里眼’的本领真够高强的，即使远隔千里，对方的一言一行他们都听得清清楚楚，看得明明白白，可在当时，那毕竟是一种幻想和憧憬，历史发展到今天，‘顺风耳’、‘千里眼’可谓遍布城乡，不再奇异：电话机、手机不就是那‘顺风耳’、‘千里眼’么？”

我和电话机的故事只是祖国翻天覆地变化中之一粟，但是，从它的身上，折射出的是祖国发生的辉煌巨变。

憧憬原来不是梦

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四年，我是在离家二十多华里和三十多华里的公社中学和区高读完初中和高中的。

那时，为了赶星期一上午的第一节课，我得星期日的下半夜就从家里动身。雄鸡报晓的“喔喔”声在大山里稀稀落落地回响着，几颗稀疏的寒星在深黑的天幕上眨着慵懒的睡眼。我肩上扛着一捆三四十斤重的干柴（我们每位学生每学期要交给学校食堂400斤干柴）在崎岖不平的山间小道上艰难地移动着脚步。经过十几个村庄，走过几十里路程，用几个小时的“双脚行军”，我终于在上午第一节课上课前把那捆干柴和我瘦小的身子挪进了校园……

5年时间，我和大山里十几个孩子一道，每个星期日的下半夜摸黑走路去上学，每个星期六的下午上完两节课后靠“两只脚的车”返回家中。

那时，我曾在内心无数次地憧憬：如果大山里能通公路，能有汽车，我们能乘着汽车上学、回家，那该有多轻松，多幸福啊！

一九八四年，高中毕业后我回大山深处的村里小学当了一名吃“农村粮”的“孩子王”。当寒冬来临，北风刮起时，我和村小的其他老师一齐动手，将红薯粉用开水冲成粥状，再用冲好的红薯粥将白纸、尼龙纸糊在泥土墙的教室里的低矮的木窗户的窗格上。刚糊上时，我和学生娃坐在教室里感觉很温馨，听着北风拖着尾巴从白纸、尼龙纸上“啪啪啪”地轻轻溜走，心里就满意地温暖着。可好景不长，还没过两三天，就有凶猛的北风将白纸、尼龙纸钻出了无数的小洞。“针头大的眼，海碗大的风”，这个时候，人坐在教室里，就只感觉到有无数根钢针在扎我们的脸，在扎我们的手，在扎我们的脚……后来，在北风连续不断的“努力”下，“针眼”在白纸、尼龙纸上扩大着地盘，变得越来越大。再过一两天，糊在窗格上的白纸、尼龙纸就被北风撕成了无数面各种形状的小旗在窗格上萧瑟、凌乱地飘扬。我和学生娃坐在教室里就如同坐在四面透风的凉亭中，我们浑身瑟缩着……

每当这些时候，我这名大山深处的不吃“皇粮”的“孩子王”就由衷地憧憬：如果大山深处也能盖起漂亮的楼房，楼房里装有厚实的明亮的玻璃窗户，那山里孩子在这样的校园、这样的教室里读书，该是何等惬意！何等福气！

后来我来到乡中学教初中。那时，我们要给学生印点资料，全靠钢板、铁笔、蜡纸、油印机这些原始、简单的工具。垫着钢板用铁笔在蜡纸上写字，力用轻了，油印出来的资料字迹模糊看不清楚，力用重了，铁笔笔尖会戳破蜡纸留下许多小洞，使印出来的资料面目全非，所以，要做到使刻在蜡纸上的字笔画匀称字迹工整全靠使用铁笔时用力均匀火候掌握得好，这门功夫非经长久操练不能练就。拿着刻好的蜡纸到油印机上去印时，又有许多事情很难把握好。蜡纸要装得周正，白纸要铺得平直，油墨要涂得均匀，滚筒要推得匀净。不然，不是蜡纸滚皱了、滚穿了，就是油墨涂浓了、涂淡了。记得有一位新分配来的青年教师第一次印试卷时把蜡纸装反了，结果报废了他两个晚上的挑灯夜战。我自己呢，也常常是被弄得满面油污，两腿酸麻。

每当这个时候，我又情不自禁地憧憬：乡村中学何时能拥有自己的印刷机呢？有了印刷机，我们就不需要手肿脚痛地去刻蜡纸、涂油墨、推滚筒了，那个办事效率啊，不知会高出现在的多少倍呢！

后来又到镇中心学校教书。虽然一心想追求课堂教学的直观性、形象性、生动性，但一块黑板、一根粉笔、一本教材、两片嘴皮的教学硬件让我受到了许多制约。即使巧舌如簧，笔下生花，我也不能将语文课本中那些人物形象、生活场景真实、形象地再现于学生的眼前。来源小，材料少，学生的知识面、学生思维的广度和深度都得不到拓宽和加深。有时，尽管我讲得喉干舌苦、痰干气绝，学生还是听得一头雾水、四顾茫然。

每当这个时候，我又止不住无数次地在心中憧憬：如果我们能像城里学校一样拥有多媒体电教室，那一切问题不都迎刃而解了吗？果能这样，那教师会教得多轻松，学生会学得多快活啊！

……

条件的相对滞后，总是能让人产生无穷无尽的美好憧憬。可是，谁会想到，进入新世纪以来，我这些美好的憧憬都会一一变成现实呢？

先是在新世纪之初，山里修通了连贯各个村落的村级泥土公路；近年来，这些村级泥土公路都被打成了水泥路、柏油路。学生娃上学、回家不用走路，有专用校车载他们在青山绿水间奔驰，“搭”“两只脚的车”已永远成为了历史。再是各个村庄都建起了高标准的一律两层楼房的新式学校，宽厚、明亮的铝材玻璃窗已稳稳地装在了教室的洁白的墙壁上，任它室外北风怒吼，室内永远温暖如春，糊白纸、尼龙纸御寒，白纸、尼龙纸被北风吹得千疮百孔的情景，都永远成为了人们心头的记忆。后来，我们山区学校也拥有了一体印刷机，钢板、铁笔、蜡纸、油印机永远被时间老人放在了历史的“陈列馆”里。再后来，我们山区学校也建起了多媒体电教室，班班通，曾经在城里学校安家让我们乡里教师艳羡得要死的新事物也展开羽翼落户我们山区校园。教学硬件改善了，教师们工作起来如鱼得水，如虎添翼。一体印刷机印出的资料工整、规范、清晰，多媒体电教室里教师的课堂教学图文俱现，绘声绘色，声情并茂，形式多样，气氛活跃。

是时代的发展，让我们这些山区教师的憧憬成为了现实。

不满足就会有憧憬，不停止追求就会有梦想。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山区教师又有许多新的教育梦。我们相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时代的向前发展，新时代，我们会有更多的教育梦一一成为现实。

屋场车史

“夫子，屋场里新建叔买了客车跑运输，大家都去贺喜。走！送恭贺去！”

我情不自禁地丢下笔头，跟着跃进哥一阵风似的跑出了门。

“噼噼啪啪……”八挂“万子鞭”一齐在堂屋里燃放，浓浓烟雾中，新建叔向涌进房门的人们分着盛在瓜瓢里的糖粒子、葡萄干、桂圆肉……来贺喜的人们嬉笑着向新建叔“敲竹杠”，新建叔笑开的嘴巴久久地合不拢，笑弯的眉毛老是扯不直，又是递烟，又是点火，被重重围困在人丛中连转身都踩了别人的脚。几个后生将一面书有“致富能手”的镜匾挂在墙壁的中央。东明爹拄着拐杖挤进人堆拉住新建叔的手说：“建伢仔，你私人能买客车搞营运，为我们屋场争了光，添了彩，你有能耐啊。”

听到东明爹的说话声，一屋人都静了下来。东明爹吸一口新建叔刚为他点燃的香烟，向着满屋的人说：“我们这儿是典型的穷山沟，直到八十年代，这儿到三十里外的镇上还都是曲曲弯弯的石板路，山上的树木靠肩膀扛出去，粮食和日用品又得用扁担从山外面挑进来，最先进的工具就是木架子车。你们看如今这变化真是……”东明爹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国荣大伯接着他的话茬说：“是啊，那年我们调去洞庭湖筑堤，因车太挤，没赶上趟，只得冒着严寒在车站露宿一晚。”秀梅婶记忆犹新地说：“我那阵回娘家，得摸黑走三十里山路赶那一天仅仅一趟的班车。”生于“不爱红装爱武装”岁月的武装哥是那时屋场里的头个高中生，他拉过站在一边的关伯说：“我念高中那阵，每回去学校赶课都是我娘擎着煤油灯盏送我转过一个山坳又一个山坳。”关伯接着说：“是啊，我站在高处连声呼喊：‘武伢崽！武伢崽！’我喊一声，武伢崽就回答一声，直到听不到武伢崽的回答声了我才打回转。”姑娘小伙们似乎不满意长辈们的絮絮叨叨：“八十年代初期修公路，由买单车，到买摩托车，到打水泥路，到买汽车，这三十几年来我们屋场人的生活可是一年一个样，就你们死脑筋，常叨旧。”

是啊，由木架子车到单车，由单车到摩托车，由摩托车到汽车，我们屋场的车史可是我们这穷山沟旧貌换新颜的有力见证哪。人们七嘴八舌的议论不禁将我的思绪牵到了从前。

“唧哟哟——唧哟哟——”那是木架子车装了几百斤重的圆木将瘦弱的车轮碾在凹凸不平的青石板上时哼唱出的沉闷曲调，那时我还只有五岁，可屋场里父亲和叔伯们拿罗布手巾储藏了汗珠子用穿草鞋的双脚支撑着架子车将艰辛的日子推走一天又一天的图景叫我稚嫩的心灵浸满了沉甸甸的辛酸。到了八十年代初期，责任山承包到了户。随着“要致富，先修路”思想的输入，“轰隆隆”，山沟沟里的人们拿炮钎、雷管、炸药向千年古岩开战，一条通向小镇、连接县级公路的乡村公路终于取代世世代代凝固不动的青石板路，蜿蜒着伸展在重山复水中。“五羊”、“永久”、“凤凰”单车自然地取代了架子车。屋场前的地坪里，常有四五十岁的伯伯婶婶、十八九岁的姑娘小伙在学着骑车技术，“叮铃铃”，清脆的铃声伴随着山溪的欢唱弥散在层层叠叠的群山中。九十年代中期，“南方”、“嘉陵”摩托车渐渐在屋场落户。屋场里有姑娘出阁，必有摩托、彩电陪嫁。“嘀嘀嘀”，锃亮的摩托又将一曲新的农家乐谱写在青山碧水间。而今，水泥路打起来后，新建叔又私人购了客车跑长途，这变化真是一日千里啊。屋场里的人喝上了自来水，看上了彩电，用上了冰箱，装起了程控电话，哼起了卡拉OK，用上了智能手机，装起了名牌空调，玩上了“网上冲浪”，开起了“农村淘宝”……这日子过得和城里人有什么两样！

“夫子，明天去玩啵，我明天请各位免费游览县城。”新建叔热情的话语把我从追忆中拉了回来。

“好啊，我正要去呢。”我迫不及待地兴奋地回答。

清晨，青翠的群山柔柔地笼在薄薄的青纱似的雾气中，清浅的溪水低唱着从石丛间欢快地淌过，白墙红瓦的小洋楼还静静地和竹篱笆一道沉默在山岚雾幛中，一缕艳丽的朝阳轻轻地涂抹在西山的尖头。新建叔的客车载着屋场里的男女老少迅疾地奔驰在宽阔平坦的山间水泥公路上。打开DVD，张也甜润、舒缓的歌唱就溢满了整个车厢，透出窗户，波向群山：“……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那新时代，高举旗帜开创未来。”

我眯着双眼悠闲地品味着这鼓舞人心的乐曲，突然间，一个念头迅猛地蹦上我的心头：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哪一处不是春风浩荡？哪一处不是福满乾坤呢？

作者简介：张立功，男，岳阳县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晚，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小说、散文、诗歌作品散见于《章回小说》、《散文百家》、《芳草》、《六盘山》、《中国教师报》、《湖南教育》、《科教新报》、《湖南邮电报》、《南方周末》、《扬子晚报》、《湖南日报》、《三湘都市报》、《民风》、《岳阳文学》、《艺术岳阳》、《岳阳日报》、《长江信息报》、《洞庭之声》等报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