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诗来见我》 李修文 散文

 

　　《诗来见我》，李修文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3月第一版，59.00元

 

　　我以为我们非得要做一条鲸鱼不可：既要尽可能地在这世上潜伏和游弋，更要有一种吞纳泥沙之力。一句话：作家应成为写作的主人。

　　二十年前，李修文在很多读者的印象中还是“畅销书作家”，他在《收获》刊发两部长篇小说《滴泪痣》和《捆绑上天堂》均被改编成影视剧，一时间成为70后的代表作家。

　　但是，他逐渐对自己的写作不满足，而最大的不满足是，“我的笔下几乎没有出现过我在生活里遇见过的人，而我的一个阅读经验是，在文学中，无论哪一个时代，但凡被我们感知，终究是那个时代内部涌动的人格力量来到了我们的体验之中。”李修文放下影响他至深的先锋文学，转而去读许多年都没拿起过的巴尔扎克、狄更斯和托尔斯泰，甚至找来了不少戏曲剧本，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去写更多在生活里认识过、感知过的人。

　　《山河袈裟》中的文字写于李修文奔忙的途中，他用尽笔墨记录世间普通人的情感和尊严，门卫、小贩、快递员、清洁工……他以饱满的情感讲述动人心魄的故事。《诗来见我》则是通过古典诗词叙写人生际遇，以独有的风格与角度解读中国古典诗词，既保留了《山河袈裟》里对身边人与事的关切与悲悯，又对古人命运生出入心彻骨的体悟与理解，使文章兼具坚硬和饱满、悠远和贴己、苍凉和热烈的情感力度。

　　中华读书报：能否谈谈您的编剧生涯? 小说家当编剧，有的如鱼得水，有的痛苦不堪，您是怎样的情况?

　　李修文：我的编剧生涯可以说是非常失败——作家出身的编剧，多半都有一个“文学性”在创作中作祟，这便要得逢其时和得逢其人，但世界上哪有那么好的事? 好多时候，我跟导演们刚刚谈了几句托尔斯泰，一转眼，就被导演们扫地出门了。再后来，做无用功的时候多了，你就总能遇见几个愿意跟你谈谈托尔斯泰的导演了，你写的剧本，才慢慢有了被拍摄的可能。所以，我经常对人说：一个作家，最好还是不要轻易去涉足影视，许多时候，影视是一个无底洞，你在其中感受到的诸多摧残，很有可能使你再也回不到你所渴望的那条写作之路上去。再加上影视产业本就是一个诸多工种联合作战的行业，那种从文学写作中诞生的作者感，你是注定无法从影视写作中获得的。

　　中华读书报：《山河袈裟》写了十年的遇见。每个故事都那么质朴，却击中我的内心。那些生存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无论他们的生活多么贫贱，可是在你的笔下，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生活，温暖彼此的灵魂。这部作品是边走边写的记录吗?

　　李修文：尽管我并没那么喜欢影视创作，但是，它们却从另外一个维度上挽救了我的写作——如果我的编剧生涯顺风顺水，写一部拍一部，也许就没有《山河袈裟》这本书了，所以，《山河袈裟》这本书其实不是别的，它不过是一个失败编剧的个人见证，如你所说，它的确是边走边写的。那时候，我并没想过自己还能重新成为一个作家，可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自山河人间的深处浮现，又来到了我的生活里。在小旅馆里，他们是住在我隔壁房间里那个终日寻找丢失孩子的父亲；在黄河边的小城里，他们是将我送出险境的异姓兄弟，不管在哪里，我其实都没能够从他们中间离开，就像我在这本书的自序里写过的那样：我以为我不是他们，然而事实上，我从来就是他们。到了这个地步，写下这些人，实际上就是认下一门一门的亲戚。有时候，我会把自己写的东西拿给他们看，甚至念给他们听，对我来说，这些时光真是无比美好，且已经足够。所以《山河袈裟》里的好多篇文章都没发表过，写下来，我便完全安慰了自己。后来有些文章流传到了网上，被我的责编陈新文看见了，他给我打电话，说是想要把这些文字集成一本书出版，一开始我也有点难以置信，因为我好多年没出书了，也不觉得它们有出书的必要，但是新文一直劝说，并且宽厚地等待，最终，这些文字还是以一本散文集的名义出版了。

　　中华读书报：《山河袈裟》的写作文风大变，从“小我”到“大我”，这种变化是必然的吗?

　　李修文：就我的生活际遇而言，变化是必然的：一个南方人，因为参与一个个似是而非的影视项目，数年中一直在西北大地上跑来跑去，竹林、石板路、梅雨季、江河湖泊，这些我在南方司空见惯便能感受到的词汇，渐渐就变成了窑洞、敦煌、青纱帐和喇嘛、盐湖、戈壁滩这样的词汇，很显然，这些词汇就是我的生活本身，在这些地方，我赶过路，喝过酒，既有过无路可走的窘境，也在窘境里认下过至今想起都让人眼热的兄弟，如果我的写作要找到一个忠诚的对象，那么，除了他们，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他们更需要我的忠诚。在我的理解里，“小我”是相对专注于一己之感的“我”，而“大我”里一定站立聚集着更多的“我们”，但是，那个作为个体的“我”也是非常重要的，他必须以身作器，以行作舟，才有可能通向更多的“我们”，须知“我们”常常并不在天高地远之处，却正在“我”之面朝他们奔跑的决心和意志当中。

　　中华读书报：有评价称：“当散文家都在各行一路，李修文却偏把这诸多的一一汇聚起来了——思辨、情感、民间，戏剧与古典，对底层生活的焦虑和对世界的独思……”你如何评价自己散文风格的形成?

　　李修文：我愿意将这样的评价当作一种个人生活前进的方向，而非仅仅是一种写作上的策略，即使一片看起来寸草不生的戈壁滩，当你深入进去，你也会看见其中仍然生长着骆驼刺，每一块戈壁石也都截然不同，还有各种各样的风，运气好的话，你甚至能看见海市蜃楼，所以，说到底，我们要将自己的身体变成什么样的连接器才是最重要的，先连接，而后才有可能对你连接的进行处理，用苏东坡的话来说就是：“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而今，我们每一天能够感受到的信息太多了，每一个信息似乎都构成了自己的主体性，它们在吸引和裹挟着我们奔向它们，此种情形之下，我以为我们非得要做一条鲸鱼不可：既要尽可能地在这世上潜伏和游弋，更要有一种吞纳泥沙之力，如此，我们才能重新成为一个时代问题的提出者和处理者。一句话：作家要成为写作的主人。以散文写作为例，当我们的生活边界越来越被打破，仍然墨守着那些关于散文的成规还有意义吗? 散文是否能够去抢夺、去侵占其他文体的特征来重建自己在这个时代的主体性?

　　中华读书报：《诗来见我》通过古典诗词叙写人生际遇，通过古今对话见证自我完成。以自己的方式解读中国古典诗词，写作之初你会有顾虑吗?

　　李修文：这本书的写作，实在是一个意外，尽管我一直想写这么一本探讨古诗词的书，为此算是做了不少功课，但也对自己充满了疑虑，我知道自己就算写出来，大概也不是一本专注于学问的书，但它究竟是何样貌，我也无法道明——古诗词当然是一门学问，但我觉得，它们首先是生命的学问，于我而言，人生越是困厄，它们便越是能破空而来，让我得以安定，得以可能的对照和检视，所以，我接受古诗词的课堂，不在他处，往往就在山河草木之间，在夜路上，在与小旅馆里，而这些地方，恰恰正是那些伟大的诗人们写下它们的地方，那么，课堂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展开自己的学问之路吧。

　　毫无疑问，写这本书和我们至今仍然置身其中的这场疫情有关，疫情初来之时，我很长时间都在读杜甫，一边读，一边跟自己说，眼前所见，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杜甫见证过瘟疫，更早的陶渊明和曹操也见证过瘟疫，我们眼见得的处境，不过是灾难更换了面目再一次来到了我们的眼前，而我们终将如何自处? 我强烈地感受到，越是在困厄中，文章越是千古事，诗词越是千古事。那些我在古诗词中得到的安慰，我想将它们传递给更多的人，就算是自取其辱，我也将在和它们的重新相遇中尽可能变得心平气和，所以，哪怕在当时的环境下找不到更多的资料，我也凭记忆写下了这本书，这本书不是我的文体冲动，而是我的生命冲动。

　　中华读书报：你如何评价《诗来见我》在创作中的独特价值?

　　李修文：我其实根本不觉得它有什么独特价值，它不过是在特殊的日子里将我变回了一个镇定的写作者而已，但它的确激发了我此前从未去思考过的一个写作领域——中国古典文化传统里的许多组成部分，在今日生活里仍然还有被激活的可能。所以，写完这本书，我也一直在想，我们的戏曲，我们的古文字，等等等等，似乎可以再次被我言说。但是在言说它们之前，我还是要乖乖地、认真地去读书，去生活，以此来等待机缘的降临——是的，更加笃定地去等待，这就是这本书给我的生命带来的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