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升，男，1961年生，广东揭阳市人，现居北京。曾任《北京文学》社长兼执行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著有长篇报告文学《失独，中国家庭之痛》等各类作品近三百万字。出版中短篇小说集《身不由己》《日出日落》《寻找叶丽雅》等。曾获徐迟报告文学奖、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全国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浩然文学奖等奖项。

　　舒晋瑜，生于山西霍州。祖籍山东博兴，毕业于中国新闻学院，中国作协会员。自1999年供职于光明日报报业集团《中华读书报》，总编辑助理。著有《说吧，从头说起——舒晋瑜文学访谈录》《以笔为旗——军旅作家访谈录》《深度对话茅奖作家》。

文学给了我充实幸福的人生

——《北京文学》原社长杨晓升访谈录

杨晓升(受访者) 舒晋瑜

　　

 

一、关于写作

　　Q 舒晋瑜：从20世纪80年代到《中国青年》杂志，您就开始从事报告文学创作，很好奇您是生物系毕业，怎么会从事写作?

　　杨晓升：上大学生物系，对我来说完全是阴差阳错，是我人生中的一次误会。无论是上小学还是上中学，我的成绩在学校里属优秀行列，文理科也很均衡，语文成绩好数理化成绩也不错。高考是时候是1980年前后，那时候文革结束不久，提到“从文”，无论老师还是家人都还后怕，因为文革期间受迫害的文人最多。与此同时，“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的口号家喻户晓，而我数理化成绩又还不差，家长和学校老师都不主张我学文。于是我稀里糊涂报考了理科，考出的成绩却不好不坏，虽然分数已经高出重点线十几分，却未被我所报志愿的学校录取，因了志愿栏中最后填写的“服从分配”，早早被非我志愿填报的学校和专业录取。由于家里经济条件不容许我再复读一年，我只好服从分配上了华中师范大学生物系。本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宗旨，我总算完成了四年的大学学业。

　　回过头看，上师范因为是免学费和食宿，减轻了家里的负担，综合性的师范大学校园文化对我能力、视野、兴趣和未来个人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沃土。在学习专业课之余，我在图书馆自由徜徉，广泛涉猎，在课余阅读中文学兴趣和写作训练得以强化与发展，终因参加学校文学社团并在大学文学杂志发表过一些习作，毕业时被提前选调、分配至团中央机关刊《中国青年》杂志当编辑和记者。生物专业的学习于我的事业发展来说看似“走了弯路”，实则“曲径通幽”，歪打正着。假若当初我非学生物而学中文，哪怕是上北大中文系，我毕业后都不一定能分配到北京、而且是在当时期刊界正如日中天的《中国青年》杂志工作。何况生物学专业的学习，让我从更开阔的视野和更深入的体悟、认识我们身外的大千世界和生灵万物，这对我的思维方式、方法和看待事物的态度，毫无疑问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和帮助。

　　Q 舒晋瑜：早期在《中国青年》杂志时的作品，就显示出您敏锐勤勉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那时的创作是怎样的情况?

　　杨晓升：我到《中国青年》杂志工作，那时候《中国青年》如日中天，是为因为一场由北京青年工人“潘晓”寄给编辑部的一封“人生的路为何越走越窄”的信，引发的人生大讨论风靡全国，使杂志发行量高居全国期刊之首，达到期发数400余万份。作为引领全国青年思潮和文化时尚的刊物，那时候《中国青年》编辑部人才济济，思想解放，思维活跃，充满团结协作、蓬勃向上的生机与活力。我正是在这样的氛围和背景下加入《中国青年》编辑团队的，而且一干就是16年。

　　这16年是我个人能力和综合素质得以全面锻炼和全面提升的时期。这16年，我先后受组织派遣参加当时由胡耀邦总书记亲自倡导的首届中央讲师团，赴山西雁北教育学院支教一年，返京后先后担任过编辑、记者、文化版和社会版主编，采访了大量年轻的人和年轻的事，更多的是关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进程以及与之相伴而来的各种阵痛和社会矛盾，当然也包括不同行业、不同领域普通民众的不同命运。

　　也就是在这16年，工作之余我开始创作小说，短篇小说处女作《真诚》发表于广东《作品》1987年第5期，之后有二三十万字的中短篇小说先后散见于《作品》《萌芽》《芳草》《湖南文学》《北方文学》《草原》《北京文学》等刊物。与此同时，结合工作，我先后创作出一系列长篇报告文学作品《中国魂告急——拜金潮袭击共和国》《告警——中国科技的危机与挑战》《拷问中国教育》等。说起来，这些报告文学其实都是工作时的副产品，往往是工作时采访的一个选题，杂志因容量的原因只能刊登数千字或至多是一万来字，发表的文章时常是言犹未尽，而我采访时的大多数素材也都未能用上。这促进我有机会对相关选题进一步作深度开掘，于是便写起了报告文学。

　　Q 舒晋瑜：不论是在《中国青年》杂志，还是在《北京文学》，不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您一以贯之的是关注社会问题，为什么您总能够对社会生活时刻保持敏感?

　　杨晓升：这可能与我自小接受的教育有关，但更主要原因还是在《中国青年》的工作经历和养成的关注点与社会问题的思维习惯有关。我小时候虽然跟当乡村教师的父母生活在粤东农村，但那时候广播却很普及，我喜欢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时事广播尤其是“新闻与报纸摘要时间”，虽然广播的内容很“文革”，但中国与世界的时空感已经在我的意识中逐渐形成，加之学校“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教育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冥冥之中希望将来所从事的是社会性很强、对外联络广泛的工作。

　　大学毕业到《中国青年》杂志当记者，正好契合了我小时候的志向和思维特点。《中国青年》作为恽代英、肖楚女等老一代革命先驱创办的革命号角性的杂志，无论是在大革命时期还是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各个时期，都始终站的时代的前沿，发出时代的先声和时代的强音，恽代英、肖楚女、张太雷、李大钊、毛泽东等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在不同时期都曾经将《中国青年》作为重要的舆论阵地。这本杂志的传统使得后来的编辑记者或多或少都有关注时代、关注社会、捕捉文化时尚和社会思潮的习惯，对现实生活中的急剧变化乃至细波微澜也都或多或少葆有敏感，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也在记者编辑的职业习惯中相伴而生。我本人长期以来对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保持了一定程度的敏感与关注，原因也在于此。

　　

 

　　Q 舒晋瑜：您创作了相当数量的报告文学，《中国魂告急——拜金潮袭击共和国》《告警——中国科技的危机和挑战》《中国教育，还等什么》《六月风暴——拷问中国教育》《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等都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也有作品曾获得“正泰杯中国报告文学大奖”、徐迟报告文学奖、新中国60年全国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等等。已经有如此成就，办刊又占据了大量的时间，为什么还会有创作的动力?

　　杨晓升：说实话，创作才是我真正的兴趣点和原动力所在，这源自我青少年时期培养起来的对文学痴迷般的热爱。但同时，我不是自由写作者，也非专业作家，年轻的时候，为了养家糊口我必须先就业和工作，既不具备自由写作者的经济条件，也没有机会成为专业作家，如果有条件和机会，我可能会首先当自由写作者或专业作家。

　　后来职业渐成我的人生习惯和生命常态，加上无论是在《中国青年》还是《北京文学》，我的工作都还干得不错，而且从工作中也获得了乐趣和职业成就感，某种意义上讲也已经是单位和工作需要我，我已经是欲罢不能骑虎难下。虽然内心深处我仍惦记着个人的创作、舍不得放弃自己心爱的创作，可现实是我平时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被工作不断挤占，因为除了繁杂的日常事务，没完没了的稿子等着我审读给出意见，以致时常只能挤占晚上或周末的时间审读稿件，这正是我眼下最苦恼之处，也真正体味到什么叫鱼与熊掌难以兼得。即使如此，我仍然是舍不得放弃创作，往往是见缝插针，利用工作间隙尤其是国庆或春节放长假的时间才紧锣密鼓抓紧写一点，近年来一般情况是每年完成两部中篇小说，或一部中篇小说加几篇散文作品。作品量虽然很少，但却让我保持了一定的创作感觉和创作状态，这也算是聊以自慰吧。

　　Q 舒晋瑜：《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和《失独,中国家庭之痛》看了令人心痛。两部作品都是您对大量独生子女遭遇意外死亡之后，给父母所造成的剧烈情感创伤和生活震荡进行了真实残酷的描述，是我国首部对独生子女意外伤害问题的全景式采访，也是一部含泪带血、饱醮激情与理性深度的长篇报告文学。您通过什么方式寻找这些遭受意外伤害的独生子女家庭?寻访、采写、我想这个过程一定备受煎熬，要克服太多的困难。但是作品完成后对读者的心理冲击、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也前所未有。这两部作品，不仅关乎人生，关乎家庭，也关系到中国人口生态甚至国家前途命运，堪称是警世之作。如何做到既有文学性，又有现场叙述感，既有细节故事，又有宏观视野和前瞻性，您能谈谈自己的经验吗?

　　杨晓升：这两部名字不同的书，其实是同一部作品，是我国第一部全景式揭示失独家庭惨状、分析一胎政策弊端并探讨开放二胎政策可行性的报告文学。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本已将《只有一个孩子》纳入当年重点图书出版计划，书出版前该社策划部还大规模联系了全国各地数十家报纸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与连载，不料却惊动了国家计生委。计生委干预并阻止出版社出版此书。我当即将书稿转给一家民营出版公司，书很快由华艺出版社完成出版印刷，不料书尚未发行又被国家计生委发现，计生委这回举报到中宣部。中宣部当即到出版社调书审查，虽未发现政治问题，但鉴于计生委认为此书所反映的问题太过残酷尖锐，且与现行计生政策相左，故制止此书发行。此书终成了禁书，而后长达十年时间再没有出版社敢于出版。

　　直到十年之后的2014年，《文艺报》总编梁鸿鹰找到我，提出将我这本书纳入他为太白文艺出版社主编的一套中国长篇纪实丛书计划，我当即同意并将书稿作了修订补充，书名改为《失独，中国家庭之痛》，于2014年10月出版。次年的全国两会，中央宣布全国实行单独二胎政策(即夫妻双方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可以生第二胎)，于是有舆论将我这部书誉为“推动国家开放二胎政策的功勋之书”。

　　说到这部书的采访过程，可谓艰苦卓绝。我是从各种新闻媒体或周围的人群中直接或间接寻找采访个案的，但要知道失独家庭谁都不愿意揭开自己的疮疤，所以即便好不容易联系到了采访对象，遭拒绝或冷眼的情况屡屡发生。即便好不容易对方同意接受采访，采访的过程我的情感也与受访者一样备受残酷折磨，时常是陪着受访者以泪洗面。其实，每个失独家庭都有悲惨的遭遇，自然都不缺故事和细节，加之悲剧发生带来的巨大情感冲击，这一切都已经构成了文学作品最重要的基础和前提，假若将这些东西放到相应的社会背景和已经出现的社会问题上加以考察、观照，自然就不难发现所有这些给你的写作所带来的价值，而前瞻性也正是建立在这个价值判断的基础上的。所谓创作的冲动，其实就是基于对你所要描写的对象、题材及所能揭示的内涵作出的价值判断，你觉得价值越大，冲动自然也就越大，这是文学创作的原动力。而对社会生活的细致观察与敏感捕捉，是优秀作家的应有的基本素质和基本技能。

　　

 

　　Q 舒晋瑜：您的报告文学创作涵盖教育、科技、家庭等方面，既关系个体命运，也关系国计民生。可否概括一下您的报告文学创作特点?

　　杨晓升：从大的方面讲，我的报告文学属于社会问题报告文学，我很少以人物为主体进行创作。即便作品中涉及了人物，也都是放到特定的社会问题框架中描写并为题材的揭示和表达服务。所以，热切地关注现实生活，敏锐地洞察时代风云，深切地体味百姓的幸福与疾苦，以忧患意识和悲悯之心关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及百姓的命运浮沉，为推动社会进步和人民追求美好生活贡献自己微薄之力，这大概是我写作报告文学的初衷和特点吧。

　　Q 舒晋瑜：我们都知道报告文学创作首先是选材。您对于作品的敏感性以及对重大题材的把握来自哪里?

　　杨晓升：某种意义上讲，报告文学是题材决定论，好的选题的确立，其实已经奠定了一半的成功。什么是报告文学的好选题?首先是要立足现实，以当下的现实背景、社会现状和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为参照，及时捕捉并把握普通百姓的普遍关切，尽可能站在时代的潮头和生活的前沿，思百姓之所思、想百姓之所想，紧紧抓住百姓和社会的兴奋点与热点。具体讲是题材必须要有新鲜感、典型性、普遍性和关注度，写出来的作品还要有可读性、感染力和一定的理性深度，最终达到引发读者关注、共鸣与思考的目的。如果能长时间保持对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进程的高度关注、敏感和热情，启开这样的思维雷达不断去寻找、策划选题，好的选题包括重大的选题自然会“其来有自”。无论是我早期创作报告文学还是后来我主编《北京文学》策划报告文学，我都是沿着这样的思路去策划选题的。

　　Q 舒晋瑜：2020年初，您的中篇小说《龙头香》获得第二届“禧福祥杯”《小说选刊》最受读者欢迎小说奖。写小说的时间更长吗?近几年您发表的小说都很有影响，是不是有意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

　　杨晓升：自从参加工作走上业余文学创作道路，我最早写的是中短篇小说而非报告文学，后来因为结合工作派生出副产品——报告文学，其实是工作促使我这样去做，觉得已经捕捉到的好选题而且因工作需要已经采访并收集了大量素材，不写很可惜。但是，写报告文学比写小说无论是时间和精力，要付出更多也更辛苦，而且写作时由于必须遵从真实性、把握分寸感，所以与小说创作比有着更多的局限，不如写小说自由和自如。其实，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创作报告文学了，因为工作太忙没时间和精力去调查采访，而内心深处又还热爱着小说创作，所以已经有十多年时间放弃报告文学创作，同时也重拾起小说创作，近年也收到了一些成效。

　　像《介入》《身不由己》《病房》《龙头香》《海棠花开》等中篇小说都被一些选刊转载甚至收录入多种版本的优秀中篇小说年选，《龙头香》还获得了第二届“禧福祥杯”《小说选刊》最受读者欢迎小说奖。尽管如此，迄今为止，我的创作影响更大、更广泛的还是报告文学，像《中国魂告急——拜金潮袭击共和国》《告警——中国科技的危机与挑战》《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或《失独，中国家庭之痛》)，都在不同时期引发了较大的社会反响，有的还是强烈的反响。但从现在到未来，主观上我可能不会再去写报告文学了，因为自己大量的小说构思都等待着我一步步去完成。

　　

 

　　Q 舒晋瑜：您在创作中最大的困惑是什么?对自己又有怎样的要求?

　　杨晓升：如果说有困惑，那主要是时间和精力总是被繁重的工作所挤占，而我又是一个做事认真、追求完美，自认为责任感很强的人。只要还在任上，以我的性格和做事的态度，本职工作我不可能随便应付，更不会敷衍了事。正因如此，即便我近年已经写了一些小说，但这些小说自己其实都还不甚满意，或者说这些小说远未达到自己的满意度，还存在着各种不足。我只能期待自己退休之后，有充足的时间阅读、思考、写作，即便写了新作也要以更高的标准、以精益求精的态度不断打磨，力求写出自己更加满意的新作。

　　Q 舒晋瑜：和非虚构作品一致的是，无论是小说《病房》还是《龙头香》，都体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真切的社会关怀，在真切地反映社会矛盾的同时，对人性的深入挖掘和透视也令人称道。能谈谈您文学创作上的追求吗?

　　杨晓升：你这个提问，让我无意中审视了自己近年的小说创作，发现像《红包》《介入》《身不由己》《天尽头》《病房》《龙头香》这些中篇小说，都带有很明显的问题意识，这可能是由于早期写作报告文学的缘故，可以说与报告文学的写作一脉相承吧。但同时，与报告文学相比，小说离不开人物尤其是有血有肉的人物，所以写作时更应该从小处入手，更多地体悟人物的身份与处境，时刻关注并遵从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走向以及生活的基本逻辑，通过场景、故事、情节、细节、氛围和心理活动，推动作品的走向，从中发现、开掘并揭示出生活的意蕴和人性的奥秘，尽最大的努力去挖掘人性的多样性和生活的复杂性，尽可能使小说好看、耐看，读后又能让人久久回味，这是我创作上追求的方向。

　　

 

二、关于办刊

 

　　Q 舒晋瑜：为什么会选择《北京文学》?2000年从《中国青年》调到《北京文学》，第一个月工资收入减少了一半。心理上有落差吗?

　　杨晓升：2000年我之所以要离开《中国青年》到《北京文学》，一是自己已经年近中年，而《中国青年》是年轻人的事业；二是内心深处的文学情结，感觉到文学杂志无疑会更接近文学，而《北京文学》又是国内的文学名刊，那时《北京文学》又刚好需要我这样的人。在《中国青年》16年锻炼培养出来相对开阔的视野、组织能力、策划能力、社交能力、综合能力，尤其是对国家、民族、百姓命运的热切关注和社会责任感，对我后来主持《北京文学》编辑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帮助。

　　虽然那时候全国文学期刊普遍正处于最低潮，读者大量分流，发行量严重萎缩，但我认为那不是文学本身的问题，而是文学创作和文学出版机构及文学编辑某种程度闭门造车，孤芳自赏，远离社会远离现实最终远离读者的问题。抓住了这种症结，如何办文学杂志我多少也就心中有数，相应的思路、办法和策略也油然而生。不过说实在的，之前我知道文学杂志正处于最低潮，正式到《北京文学》上班，才惊叹境况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那时候，《北京文学》办公地点还是在前门西大街97号北京文联宿舍楼下阴暗潮湿的地下室，仅有的几间办公室装满了桌椅、书刊、稿件和编辑员工，空气还不时散发着异味。第一天上班走进这样的办公室，我内心多少还是咯噔了一下，心仿佛也掉进了地下室，原本高涨的情绪多少也变得有些灰暗。不仅如此，第一个月快到发工资的时间，漂亮的女会计在办公室无意中向我叨咕了一句，说咱们的帐户里都快空了，根本就没工资可发。待到真正将工资发到我手，我发现只有两千来块，比我在《中国青年》的工资足足减少了一半多。那一瞬间，我的心仿佛又从地下室掉进了冰窟窿，怀疑自己这一步的人生是否走错了。不过这种糟糕的心情只是在一瞬间的事，很快稍纵即逝。紧接着，我全身心投入了新的工作，而且一干就是二十余年，究其原因一是我内心的执著与坚持，二是我在办刊实践中不断取得了成效，刊物逐步走出困境并进入正确的发展轨道，而且影响越来越大，受到了各界读者的普遍认可。可以说，目前的《北京文学》已经进入良性循环，正处于创刊70周年发展史中的另一个黄金阶段。

　　

 

　　Q 舒晋瑜：到《北京文学》担任执行主编后，第二年就开始对《北京文学》进行改版，承担着很大的压力吧?可能也会有不同的声音。当时是怎样的情况?

　　杨晓升：任何改革都会遇到阻力，主要是观念的阻力，当然还有由观念不同而后派生出的人际关系阻力。新时期文学之初，文学期刊曾经过伤痕文学时期的辉煌，甚至曾经走进文学期刊人之前都未曾意料到的社会聚光灯之下，优越感形成之后的固步自封、孤芳自赏和自以为是，在文学期刊编辑中普遍存在。面对后来媒体雨后春笋般的蓬勃发展和外部文化环境的变化，尤其是读者的不断分流和杂志发行量的普遍萎缩，文学期刊人普遍感到迷惘、失落与悲观。一方面，他们既自以为是又自怨自艾，另方面他们既孤芳自赏又抱怨读者，由此陷入观念和行动的怪圈，使得文学杂志普遍陷入低潮并进入恶性循环，发行量跌入低谷，政府主管部门不重视甚至不信任以致财政资金投入少。面对改革和新观念的介入，原有的文学期刊人普遍存在着心理矛盾，既渴望改革又害怕改革，尤其是当具体的改革措施与自己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观念激烈碰撞、更尤其是与自己的个人利益激烈碰撞时，就会形成抵触甚至反抗。

　　就我到《北京文学》之后的经历，最明显的例子是：为了改变文学期刊千刊一面的现状、密切文学期刊与现实生活和读者之间的联系，《北京文学》开设的“现实中国”这个专门发表报告文学的栏目，遭到编辑部内部甚至外部一些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报告文学“不是文学”，而且容易惹是生非，我是顶着巨大压力坚持将这个栏目办下来的。如今二十余年过去，实事证明，“现实中国”每期所刊发的报告文学，不仅没有“惹是生非”，而且影响巨大，所发作品不仅广受读者欢迎和其他报刊转载，还获得过包括中国文学最高奖鲁迅文学奖在内的各种大大小小的奖项，每年的报告文学作品还成为全国各种优秀报告文学年选争先选用的对象，被年选收录的报告文学作品在全国文学期刊中也是最多的，“现实中国”如今已经成为《北京文学》的品牌栏目。再比如：《北京文学》改版改革之初，我就制订杜绝本社编辑员工一律不准在本刊发表文学作品(工作需要时的评论文章除外)，同时要求编辑每月必须审阅一定数量的自然来稿，并将审读自然来稿的情况纳入每月编辑的考核。这一措施因为损害了本社员工一定的个人利益，自然也遭到了内部员工一定程度的排斥与反对。要求编辑审读自然来稿，是因为我认为新人和陌生作者的不断出现是文学期刊的活力和文学发展及繁荣的希望所在，而自然来稿是文学新人出现的最主要渠道。

　　Q 舒晋瑜：栏目调整是基于怎样的思路?改版后的定位是什么?

　　杨晓升：栏目调整是基于营销学中的区分经营战略，打破传统文学期刊以体裁划分栏目且千篇一律、千刊一面的陈旧模式，既要尊重文学的基本规律，兼容文学的共性(比如必须是刊发优秀的文学作品)，又要最大限度拓展文学的边界并突出自身的特色与个性，本着“人有我有、人无我也有”的原则，调动一切手段、挖掘自身潜力，尽最大的努力将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栏目、每一篇作品组织得最好。刊物改版后的定位是：全心全意为读者着想、为读者服务，无论发表什么作家、什么类型的作品，都必须将多数读者的需要放在首位。

　　舒晋瑜：改版之后的《北京文学》“以其内容的清新感、现实感、大众性和可读性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可否谈谈《北京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杨晓升：《北京文学》自2001年第1期开始改版调整栏目，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探索阶段。探索阶段主要指改版和调整初期，我们要看看各方面读者的反映，在小的环节和个别栏目进行微调。比如最初设立的栏目还有“网络奇文”，初衷是想选发网络文学精品妙文，但面对汗牛充栋的海量网文，由于人力和视野所限，我们难以做到精选，因而探索了不到半年我们果断撤销栏目；还有“纸上交流”栏目，初衷是为了及时呈现读者对刊物和作品阅读后的意见和建议，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发现来稿只局限在少数读者，我们也果断撤消此栏目。

　　二是发展阶段，刊物的定位和栏目确立之后，重要是的每期都要组织并刊发质量达到要求的作品，包括杂志的封面、装帧设计、排版、校对、制作、印刷和销售发行等环节，都有一个逐步发展的成长期。

　　第三个阶段是成熟阶段，包括杂志风格、封面、栏目、作品质量达到一定高度之后的相对成熟与稳定，这一阶段还有一大动作是杂志扩容，从杂志改版最初的一百多个页码、中间扩充到160页，再到2017年的每期208页(与《人民文学》容量相同)，而且全部改为彩色印刷，稿酬也大幅度提升到全国文学期刊的第一阵营。迄今为止，无论是杂志风格、作品的质量还是我们杂志社内部的编辑队伍建设，可以说达到了成熟期。

　　

 

　　Q 舒晋瑜：2020年是《北京文学》创刊70周年。70年间《北京文学》的发展历经曲折，是不是也有坚守不变的方面?如果有，这种定力来自什么?

　　杨晓升：2020年是《北京文学》创刊70周年，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约请著名文学评论家、文化学者孟繁华为《北京文学》70周年撰写长达数万字的纪念长文，这篇长文发表在《北京文学》70周年纪念册和《北京文学》2020年第9期创刊70周年纪念特刊上。

　　孟繁华将《北京文学》70周年发展历程作了客观准确的概括：第一个阶段，新时代的新文艺，描述创刊初期老舍等编辑前辈在刊物内容和定位上的艰难探索和历次政治风云对刊物的冲击与影响；第二个阶段，大时代的文学重镇和风向标，描述改革开放之后《北京文学》在新时期文学发展历程中的巨大贡献和重要影响；第三个阶段，新世纪的守正创新，描述社会文化环境发展变化、文学期刊面临市场经济严峻挑战之后，《北京文学》历任办刊人对文学的执著坚守与为谋求杂志生存时的艰难探索，以及我主持《北京文学》工作之后的改版、改革创新并重获新生。

　　孟繁华还归纳总结出《北京文学》70年发展历程的特点：形象正大，引领风潮，扶持新人，锐意创新。我觉得孟繁华的归纳、概括与总结，比较准确与客观，符合《北京文学》70年发展历程的实际情况。《北京文学》之所以能70年红旗不倒，是因为一代代文学编辑执著地坚守文学理想，始终沿着文学的航向前赴后继奋力前行，尽管期间经历过曲折，遭遇过激流险滩、暴风骤雨，内部也有过不同观念的交锋与碰撞，杂志有过低潮和高潮，但始终没有偏离文学的航线。高扬的文学的理想，成为《北京文学》70年间一代代文学编辑唯一的定力。

　　Q 舒晋瑜：您在《北京文学》提出“篇篇好看”“期期精彩”，这其实是很难实现的。为了达到一目标，您采取了哪些措施?办刊物，您最看重的是什么?

　　杨晓升：“篇篇好看，期期精彩”，是我为《北京文学》确定的工作标高，是我们编辑每一期杂志的努力方向。我以为，只有以高标准要求我们自己，我们才能有压力和动力。

　　为了达到这个标高，我们建立了严格的管理考核制度，调动全体编辑员工，兢兢业业、扎扎实实抓质量，比如强化每期杂志重点内容、重点作品的组织与策划，坚持稿件三审制度；比如要求编辑可以有自己的审美趣味，但绝不能以个人好恶选择稿件，选稿要服从刊物的大局和需要，要善待每一位作者，质量面前人人平等，最大限度杜绝关系稿人情稿；比如规定本社员工一律不准在自己刊物上发表或转载作品(工作需要的评论除外)；比如编辑必须审读自然来稿，审稿和发稿的情况每月纳入编辑考核(内容包括审读来稿数量、稿件刊发后的反响等)，同时刊物设立“新人自荐”栏目，每期专门发表编辑从来稿中发现的优秀小说处女作；比如加强与读者互动，开设“作家热线”“纸上交流”“文化观察”等读者参与的栏目，征集读者的评刊、意见与建议，每年策划大众文化话题开展专题征文、吸引读者参与。

　　总之，杂志的编辑和出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牵涉到很多环节，必须以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每一个环节。只要每一个环节尽可能做好、做到位，“篇篇好看，期期精彩”的标高就不是空话。事实证明，如今的《北京文学》每期都有看点有亮点，内容丰富且都有高质量的作品，不信大家都可以看看我们现在的杂志，建议尽可能多看几期，并且不妨与其他文学杂志作比较，我相信《北京文学》不会让大家失望。办刊物，我最看重的是正确的理念与有效的行动。

　　

 

　　Q 舒晋瑜：新媒体时代，《北京文学》如何应对或者融合多媒体，进一步扩大影响?

　　杨晓升：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对文学杂志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必须顺应时代和读者发展要求，努力借助新媒体平台扩大杂志的影响与传播。其实，《北京文学》是比较早开通网页、博客和微博的文学杂志。在电子阅读方面，《北京文学》是全国文学期刊中最早与新浪文化合作推出专题专版的文学杂志，也是最早与龙源期刊网、知网(中国电子期刊)、万方数据网等电子平台合作推广电子阅读的文学杂志之一。

　　除了保持传统的邮局发行、二渠道等方面的销售，2017年始，我社又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和北京文学微店，同时与全国最大的网上杂志订阅平台杂志铺合作，开展网上订阅和销售刊物。比如每期新刊出版，我们都调动编辑在本社的网页、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和一些报纸宣传推介新刊内容要目。在微信公众号、微博、博客、官方网站等常规运营的基础上，《北京文学》在2019年进行了多平台的运营尝试，一方面开始搭建官方app，另一方面，在简书、小红书、抖音等平台开设相应账号，针对不同平台用户需求，发布相应内容，构建新媒体矩阵，初步探索了新形势下文学期刊媒体融合的发展道路。

　　Q 舒晋瑜：有作家的身份，我想您一定特别体谅作家的苦衷、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对于选择优质作品也更有眼光。您觉得作家身份对办刊带来什么?

　　杨晓升：是的。因为我有写作的实践与经历，所以能切身体味作家创作时的甘苦与欢欣，所以我要求编辑要尊重每一位作者的劳动，对所有作者要一视同仁，质量面前人人平等。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北京文学》要像慈善组织或救助站那样去尊重作家的劳动、不顾质量要求帮助写作者发表稿件，绝不是!我们只尊重作家的有效劳动，也就是说你的来稿必须达到《北京文学》的发稿标准和要求，这是最基本的前提。

　　说到作家的身份，我觉得有助于我在审读和选用稿子时设身处地地把脉作品的品相和成色，并且从更具体的角度对不完善的稿件提出修改意见。最起码的一点，你这样编排故事和情节、这样描写细节、情景和对话，路子到底对不对，是否契合具体的场景和氛围，是否符合人物的性格和身份，是否符合常识和生活的基本逻辑；站在更高的角度看，你这篇稿子到底有没有新意，类似的题材和故事别人写没写过?这就像一个会开车的人坐在副驾驶位置上观察正驾车前行的朋友，一举一动你都能观察出对错。这么多年来，无数作者及投稿，甚至包括一些知名作家的投稿，我时常以写作者的身份和角度审视稿件并提出合理化的修改建议，包括一些知名作家的来稿，都曾经听取过我的合理建议对作品作了相应的修改和润色。所以，作家的身份可能更有利于我更广泛地团结作家。

　　Q 舒晋瑜：在众多的文学刊物中，《北京文学》好像更接地气、更重视读者，也能让作家更能体会到尊重。您认为《北京文学》有哪些独特之处?办刊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

　　杨晓升：我始终认为，文学杂志既然是公开发行的杂志，就具备了文化产品的属性。而产品是否受到欢迎，有没有生命力，取决于我们最主要的阅读对象——读者是否喜欢。换句话说，文学杂志的生命力取决于读者是否需要你、欢迎你，某种意义上说读者就是上帝。无论哪位作家、何种作品，你发表作品的目的就是要将作品展示给读者的(那些声称不在乎读者的作家为何还要将稿子投给杂志发表?我对此始终存疑)，所以在不降低杂志和作品文学品位和质量的前提下，我们必须尊重更多的读者。

　　《北京文学》改版的时候我提出杂志为读者办、为读者着想的大方向，近二十年来也一直按照这个大方向全心全意为读者办刊，无论杂志的封面、装帧设计、栏目的设置、作品的内容、类型和质量，都是围绕“读者”这个轴心来进行的。当然，确立刊物的办刊方向之后，必须建立一套科学严格的考核制度、构建一个从组稿、编辑、发行、宣传等方面的全方位系统。主编所要做的，就是以高度的责任感与严格有序的管理，最大限度地确保这个系统的正常运转，一期接一期地编辑、制作出对读者有吸引力、让读者有阅读期待的高质量产品，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不断推出精品力作和文学新人，这也是办好一本杂志的必由之道。

　　说到《北京文学》有哪些独特之处，我还是借用铁凝主席的两次题词吧。《北京文学》创刊55周年的时候，时任河北作协主席的铁凝为《北京文学》的题词是：“精彩，活力，好看，耐看”。2020年，中国作协铁凝主席为《北京文学》70周年的题词是：“淳厚的文化积淀，鲜活的时代生机，常新的艺术样态。团结作家，亲近读者。样貌从容亦有朝气”。我以为，铁凝主席的两次题词、两次概括，会比我们自己的概括更权威，也更有说服力。我以为，办刊的最理想状态是六个字：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指宽松和谐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办刊氛围；地利，就是要拥有一支爱岗敬业、团结协作、充满活力和战斗力的优秀编辑队伍；人和则是指刊物必须建立良好的人缘(即作家、读者、上级主管部门等方面的厚爱与支持)。

　　Q 舒晋瑜：和《北京文学》相知相守20年，是一种怎样的感情?

　　杨晓升：在《北京文学》工作的20年，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黄金时光，我的办刊理念在经过艰难的探索与付出之后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个人能力得到了全方位的锻炼与提升，职业的成就感、自豪感、幸福感和人生价值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实现。所以，我与《北京文学》的感情堪比骨肉亲情，无法割舍。我由衷感谢《北京文学》二十年来对我的滋养以及为我提供的舞台，是《北京文学》成就了我，让我获得了快乐、充实和幸福的人生。同时，我也要由衷感谢当初将我引荐到《北京文学》工作的前任社长章德宁女士，感谢二十年来与并肩战斗的众多同事以及帮助支持过我的无数作家和读者朋友。

　　本文原载《长江丛刊》2021年11月/上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