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希是中国小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从事小小说创作近30年，创作了数量众多的优秀小小说作品。他的小小说深入生活，描绘老百姓恋爱、婚姻、工作、养老等诸多层面的现实状况与所思所想，既展现了当今时代的“烟火气”，又处处散发着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正能量”。

　　戴希作品的烟火气，是指他喜欢从百姓视角出发写原生态的生活，不修饰、不掩饰，也不提炼高大上的道德教条，但有一种属于这个时代的生命高度。比如《柳暗花明》中，护士铁柔一方面要去抗疫，一方面父亲又病重。在描绘铁柔出征时，没有着力刻画艰难决绝或者大义凛然，三言两语就交代过去了，这种写法是真实的百姓视角。百姓的原生态生活里，大多数人非常质朴，所以铁柔的出征无需拖泥带水。而在艰难时刻，百姓的凝聚力也超常强大。铁柔出征之后，单位领导和同事主动照顾其病重的父亲，尤其是唐小曼，原本与铁柔在恋爱、工作上均有些许旧恨，但此时此刻却放下昔日嫌隙，竭尽所能去照顾铁柔病重的父亲。这并不虚伪，相反非常有生活温度、有烟火气。新冠疫情不仅将医生变成了战士，还深深地影响了老百姓的生活认知。留守在后方的老百姓在抗疫情绪的感染下，很多人跨越平日的心理栅栏，以自己最初的良知为抗疫尽一份力量。所以唐小曼对铁柔父亲的这种照顾，既是对国家抗疫工作的默默支持，也是最真实的一种人性。这种温情和人性，没有经历过疫情硝烟的人很难体会到。

　　老百姓的生活哲学比较简单，但这种简单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戴希长期在地方部门工作，对老百姓的生活了如指掌，很多作品都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老百姓的精神状态，同时也看到了老百姓的生命气度。比如《其实很简单》中，见义勇为的小伙子本是非常胆小之人，在抢劫发生现场，那么多人冷漠围观，他冒着生命危险冲上去，其理由很简单——只是为了不在自己儿子面前做孬种——父亲的尊严让他成为了一个见义勇为的英雄。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老百姓的真实精神和生命气度，没有义薄云天的侠情，但依然可以是一个勇敢的人、一个好人。这些都是老百姓的原生活形态，不是高大上的英雄事迹，但有满满的人间生活的烟火气。

　　戴希作品烟火气的基础是人性、是慈悲。张爱玲有一句名言：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老百姓的原生态生活中有最珍贵的懂得和慈悲。《一串佛珠》中的海力为了要回以前送给“我”的礼物——一串已经升值的佛珠，费心编了一个曲折的情感事件，二人的友情在一串佛珠面前变得尴尬。小说讽刺了拜金主义思想，但态度是温和的。古人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也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说中，佛珠最后安然物归原主，这有一种老百姓的生活智慧。无意中收取了朋友价值百万的礼物，未免人情太重，换位思考，也许物归原主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母亲》中的杀人犯杀人不眨眼，身上沾满14个无辜生命的鲜血，但是因为不想在母亲面前杀人，他放下手枪，乖乖就擒。残忍之人，也会有一个人让他心生不忍，这是人性。

　　现在整个社会都在倡导正能量。作为文学作品，传播正能量是其应有的社会责任担当。戴希的写作视野比较宽广，古今中外无一不可成小小说，不管是对老百姓原生态生活的抒写，还是对国家热点话题的关注，作品传达出来的都是一缕缕的正能量，体现了对国家安全、社会发展等诸多问题的深度思考，尤其对人性良知的重视，与中国古代哲学相通，对当下社会的人格教育有积极作用。

　　他的小说传播正能量比较常用的手法是通过故事内容启人深思。比如《鹿战》借古代诸侯争霸故事来思考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齐楚两国争霸，齐国大臣仲渊献策，以高价收鹿为计，扰乱楚国的经济基础。楚人奔走捕鹿，甚至废粮田、种草养鹿，以致粮库亏空，最终被齐国打败。这个故事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大范围地弃农从商并不值得鼓励，对于国家而言，粮食安全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以此类推，实体经济也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传播正能量的过程中，戴希最注重感化、救赎的力量。他喜欢写历史题材小小说，其中《特别赏赐》和《死亡之约》都是写唐太宗治国之事。《特别赏赐》写唐太宗巧治岳父长孙顺德贪污。岳父贪污，惩治难度自然较大，但不治又不行。于是，唐太宗想出“特别赏赐”一计，将长孙顺德贪污绢绸归结为自己没有赏赐他，于是特别赏赐50匹绢绸，让长孙顺德当着文武百官之面屈尊弯腰，将50匹绢绸的赏赐背回家。人问其故，唐太宗说：“只要长孙顺德还有人性、良心未泯，那么，朕在众目睽睽之下加倍赏赐绢绸给他的羞辱，是不是会比判他下狱伏法更剜心?”事实果如唐太宗所料，长孙顺德深感羞愧，特别沮丧。《死亡之约》写唐太宗与死囚盟约之事。死囚们的临刑心愿是想回家看亲人。唐太宗心生哀悯，遂与死囚盟约，准其回家看望父母妻儿，但一年之后须准时返回伏法。这是一场赌博，唐太宗赌死囚的良知。一年之后，这些囚犯如约返回，唐太宗大为感动，赦免其罪。在这两篇小说中，唐太宗是正能量的代表，代表反腐力量，对手在与他的博弈中也吸取了他的正能量，最终变成了正能量的一方。长孙仁德后来把泽州治理得非常好，死囚后来参加卫国战争，为国捐躯。知恩图报、皆大欢喜或壮烈殉国，这是中国人喜欢的结局，也是我们根深蒂固的文化血脉。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治国讲究“怀柔远人”，讲究“修文德以来之”，这是我们的文化基因。

　　感化、救赎的基础是良知。明代王守仁讲究“致知格物”，“致知”是“致良知”，“格物”就是“正物”，将我心的“良知”扩充、推广、贯彻到事事中去，以使事事物物归于正，使事事物物与我心的“良知”相符合。通过“良知”完成人的道德自我完善，完成人对社会的责任。在戴希的很多小小说中，良知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因素。对良知的重视是一种很好的人格教育，能对社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不仅中国古代圣贤这样认为，而且国外也有这样的学术观点。著名神经学家、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就在他的学说中提出，“良知是人的无意识的一部分，是人存在的核心和完整人格的来源”。所以，他特别重视良知的作用，认为良知是人的本能，是在任何情境中都不会被削减的部分。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影响我们，最终决定我们选择的往往是我们的良知。在上述小小说作品中，无论是《柳暗花明》中的小曼、《其实很简单》中的小伙子，还是《特别赏赐》中的长孙顺德、《死亡之约》中的死囚，他们的选择都是某一刹那内心深处的良知起了重要作用。戴希对良知的重视，折射出不同流俗的审美取向。

　　总之，戴希的小小说创作既有生活温度，也有思想高度和人性深度，表现出了一个优秀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精神。尤其是他以坚定的写作立场，比较真实地再现了我们这个时代老百姓的精神面貌与情绪世界，形成了极具个人特色的文学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