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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素兰:生命河流的吟唱——读陈惠芳《九章先生》

来源:湖南日报 汤素兰   时间 : 20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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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章先生》是陈惠芳继他的“一本半”诗集之后出版的新诗集,精选了诗人从1987至2017年30年间写的新诗35组,系“湖湘文津系列”丛书之一种。

  陈惠芳是著名的“新乡土诗派”三驾马车之一。1987年,他和江堤、彭国梁一起,在长沙共同创建“新乡土诗派”,以“传承民族血脉,塑造精神家园”为宗旨,倡导“坚实、简约”的诗风,影响颇大。这本《九章先生》可以看作是他个人新乡土诗创作的实践成果,而且透过这些组诗,我们还能清晰地看到一个诗人跋涉前行的足迹。

  如果说30年前提出“新乡土诗派”,是作为“两栖人”的诗人因为“站在村庄与城市的关节处”“腹背受敌”,为“流动城市血液/却传出村庄声音”的双重身份而矛盾,以乡土中劳动者与大自然的健康朴素的关系和乡村田园的诗意美好作为精神乌托邦,企图为现代人塑造永恒的精神家园,那么,经过30年城市环境的围追堵截,30年精神世界的探索追寻,作为诗人的陈惠芳对于“城市”与“乡土”都有了新的理解。

  纵观他的诗作,诗人为现代人“塑造精神家园”的初心没有改变,但他和都市已经“和解”。事实上,他在2012年提出“复兴新乡土诗派”时,就已经自觉地将“都市”作为“新乡土诗派”的空间开拓了。在现代社会,没有谁能扭转城市化的进程,乡村也不再是世外桃源;而人的精神空间,并不是简单的都市与乡村的地理空间,而是更深层的文化空间。所以,如今的陈惠芳,能为长沙的一场大雪而欣喜,会为“泥巴腿子插在城市的土壤上”而释然。

  但其“传承民族血脉,塑造精神家园”的写作宗旨始终没有改变,而是成为一种更为自觉的追求与探寻。他在湖湘文化中、在湖湘大地上去发现诗,去写诗。作为记者,他零距离接触底层生活,足迹遍布三湘大地;作为诗人,他自觉将笔触探寻到历史文化底蕴的深层,为湘楚大地立传,将风俗民情、时代风云、历史人物、神话传说凝聚在一起,构成隽永而大气的诗篇。

  诗歌是离不开想象的。作为“蓝墨水上游”的湖南诗人,血液里应该天生流淌着屈原、宋玉浪漫沉郁的诗风,而瑰丽雄奇的想象是构成这种诗风的首要因素。但是随着新诗的现代性进程,诗人们越来越向内窥,越来越注重诗歌的精致、澄明、理性,诗歌的浪漫与激情少了,诗越写越精致。陈惠芳的诗,不炫技,不玩弄辞藻,有一种生活本身的粗粝感,更有一种难得的热情和天马行空的浪漫想象。比如:“喝令我的湖泊/煮熟一枚太阳/喝令我的月亮/打扫浓雾的天空”(《张家界》)。

  文学是语言艺术,现代白话诗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够将日常语言入诗。陈惠芳在诗意开掘和诗歌语言的运用上是灵活自如的。他的诗歌语言,既有屈贾骚赋、唐宋诗词意境的巧妙借用,也能将现代日常口语甚至带有明显时代色彩的名词术语入诗,而不显得违和。比如他这样写潇湘合流处:“湘江一路关停并转/一路公私合营/以潇水的名义走到萍岛/亿万年的股份公司,正式命名” (《古潇湘》)。

  陈惠芳对物象的描绘和捕捉非常敏锐,语言风格常破常规,不雕饰,而是准确而感性,用词大胆而锋利。比如雪天屋顶上的反光,是“一道雪亮眼神,站在了高处”(《长沙大雪》)。在《宋玉》一诗中,陈惠芳穿越两千年风雨与宋玉的诗魂相遇,在宋玉“送与我剑/送与我咄咄逼人的锋芒”“送与我玉/送与我通体透明的气质”之后,作为诗人的陈惠芳有这样一段夫子自道:“我活着/我以液态搅拌固态/塑造新的传奇”。

  30多年的写作,“都市”已经成为新的乡土家园,但他对现代文明进程所带来的忧思、他的社会批判锋芒依然没有消退,他依然以纯粹、峭拔、精悍、坚实的风格,塑造着他自己和他的诗歌。

  (《九章先生》 陈惠芳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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