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谈论写作时，说不清，就来一句：因为爱啊。他们不可能不知道爱是世间最说不清道不明的事，甚至是它的反面——恨的同义词。用原本说不清的事来分辩另一件事，当中有多少真诚，又有多少虚伪?当我们谈论写作的时候，更多的是在谈论某个人的命运与际遇。

　　我一点也不喜欢写作。这并非矫情，在我看来写作是失败者的行业，我写下夕阳，夕阳就落了下去，写下童年，童年转瞬不见，伙伴们开始两鬓发白，努力讲述梦境时，我的人早已经醒来，而朝露茫茫，捕捉到的只有幻影，所以，我很少提及爱情。我写过不少关于亲情、苦难、饥饿以及山林草木的文章，这些我无一例外都失去了，而它们是那么地令人怀念，包括那些苦难与饥饿——没有它们我就不能成其为我。

　　可我还是写了好几年，并且打算再写一阵，对现在的我而言读书写字已经像呼吸一样自然了，一个人不呼吸，马上会死掉。写作是一场宿命，很难说是你找到了路，还是那条路凑巧出现在你脚下，将来若有什么高科技能让人类一辈子都不做梦，文学或许就会消亡——我想，那是不可能的。我所有的文字都是关于梦的，这是一段无从选择、无从躲避的旅程，你控制不了自己是否做梦，梦里又会说些什么，从哪里开始，又到哪里结束，梦里的事你决定不了。而中国的现实，最不允许人胡思乱想。常常地，我只能对着自己说梦话，梦话说得太多，就忍不住要写。

　　从小没有写作天赋，众多堂兄弟中，我的语文成绩最差，及格的次数屈指可数，尤其害怕写作文。据母亲和村里长辈的回忆，我三岁还不太会说话，五岁还要吃奶，也就是说，我是个弱智——至少表面看是这样。依稀记得，六岁那年村小的老师来家里动员我去读书，想到每天忍饥挨饿，走那么远的山路去学校，然后整天坐在教室里像个呆卵，哪有在家放牛抓鸟，海阔天宽般舒服。死命不去，就算挨鞭子也不去。那时正大力推行九年义务教育，老师们有任务，谁谁谁管哪几个大队，没落实的扣工资。姓唐的老师前后三次来我家动员，前两次都被我巧妙地躲过了，最后一次，父亲将我摁在板凳上，打算用牛绳绹住，吊起来打。唐老师吓唬我说，九年义务教育，国家规定的，人人都要学，儿子不读书，父母要坐牢。我信了。第一天上学，出门时回头跟父亲说：“老子啊，我的书可是给你读的啊!”我妈在旁边一听，眼泪都出来了。哥哥之后，她又生了两个，都夭折了，轮到我，好不容易养大，居然是个傻子。

　　至于成绩，可想而知，虽到了学校，跟在家放牛没区别，成天捣蛋惹事，小学五年级以前每次考试我都稳定在倒数前五名之内。现在，偶有人称道我的文字，我跟他们说，像我这样的人我们村里能用箩筐挑，他们只是不屑于写作罢了。他们都有自己的谋生技能，在各自的一亩三分地里过日子，怎么会去干写字的苦差事呢。

　　事实也是，山里考大学出去的大多是蠢人，死脑筋，听话的笨蛋，只有他们认为唯有读书才是出路，愿意用那么多时间去背书，童年的乡村世界随便一样东西就能把聪明的脑袋吸引过去。据我观察，作家队伍里也是笨蛋居多，只有脑子迟钝者才坐得住，肯花那么多功夫去琢磨字句，聪明的人都是浅尝辄止的，一开始没捞到好处，很快转向别的行业，有那些精力干啥不行，得到的回报远比写字多。

　　偏僻的湘南山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理想，那里没有可供参照的人和物，当时最大的理想是做一个放羊娃，因为这样可以逃离学校和家庭，我不想被任何人管束，像怕瘟神一样，害怕我的师长，而放羊，羊群得听我的指挥。我也只会打理羊群，让它们按照我的意志生长，或许，所谓“打理”就是我对世界发表的第一次看法。

　　我家祖上出过将军，也出过武夫，但从没出过作家，方圆百里也没听说谁以写字为生。出门打工能把家书写顺畅，过年时，能贴得好对联，便是文化派上的最大用场，没有谁会将学到的文字用来做文章写书。我从未接受一丝来自家庭的文学教诲，小时候家中仅有的几本书是打上文革烙印的《鲁迅选集》和《隋唐演义》之类，它们作为父亲茶余饭后的消遣，绝大部分时间与农具摆在一起，破败不堪，不但缺张少页，还沾满了鸡屎和猫粪。父亲一开始就反对我学文，他说，报纸上说有个人搞写作把自己弄疯了，我脑子这么笨恐怕更容易走火入魔，他还等着我将来养老送终呢，要是疯了，这个儿子就白养了。父亲尤其强调，学文容易与政治挂钩，我们家两代人都吃了这个亏，至今翻不过身来，可别这样了。

　　可我不争气，理科太费脑筋，而文科只需要死记硬背，高中理科读了大半，实在读不下去，无奈之下，临时转到文科班，勉强上了一个大学。

　　来常德(洞庭湖边上的小城)之前，我只见过大地的“地”，没见过大地的“大”，在湘南老家，种的田是梯田，走的路是羊肠小道，十六岁之前，仅仅去过几次县城。第一次火车开进常德，从洞庭湖平原驰过，放眼看去荷花翻飞，白鹭成群惊起，那是九月，是荷花的最后光景，依然美到超出山里人的想象。这就是柳永所说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了?岂止十里，简直是百里千里的气象。当时心想，若是能在这么平坦的地方，种上一块田，就算是值了，湘南的梯田实在难种，挑谷担肥，将人当牛马用，产量也极低。我出生时，村里依然不能完全解决温饱。因此，大学毕业后，我的第一份工作就去了金健米业——当地一家粮食企业，真的是种田。可后来发现，不管是山区还是平原，种田总是辛苦的，果断选择辞职。

　　彷徨，无计，进而绝望。没有人能为我的职业和人生提出规划，更谈不上指导。我的亲人，我的长辈，他们一辈子生活在大山里，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除了教我吃苦耐劳，任何精神层面的东西都是缺失的。那时的我如同趋光的虫子，想摆脱命运，却不知道光明在何处，无头苍蝇般四处乱撞。

　　有一天，无意间读到了余华的一篇随笔，在那篇文章里，他大谈自己如何从牙医走向文学创作，最后成为了一名作家。余华是我最喜欢的小说家，之前只知道他小说写得好，没想到随笔比小说更棒。他之所以写作是想去县文化馆上班，因为那里的人每天都在街上晃荡，而牙医一辈子只能跟一张又一张臭嘴打交道，无聊透顶。当中有一段尤为打动我——余华第一天到文化馆上班故意迟到了两个小时。十点才去，想试探一下他们的反应，结果他发现自己竟然是第一个来上班的，仿佛他就应该这个时间来，于是他说，这地方算是来对了。按照余华的描述，文化馆的工作就是到处晃荡啊，将游手好闲当职业，如果这样，那就跟在乡下放羊差不多，无疑也适合我。余华1983年1月份发表处女作，当年年底就调去了文化馆，余华是个牙医，半路出家，我是学中文的，大学参加过文学社，也写过一些东西，不能连个半吊子牙医都不如啊。于是，我埋头，写了起来。后来，果然如愿考进了常德市文化馆。只可惜，一进文化馆，我就发现自己上了余华的当。

　　文化馆已经不是余华说的那样，如今，它跟其他政府机关没有任何区别，一律按部就班，不可能让你自由写作。从进文化馆的第一天起，我就想着离开，想着恢复自由之身，可离开是需要资本的，我不得不继续写下去，积累这个资本。但真离开的时候，我一点也没觉得轻松，一进一出之间，身边多了一件东西——文学，我发现自己已经跟它永远在一起了。

　　我一直都很清楚，自己爱上的不是文学，而是自由，一个把握自己命运的机会。对别人来说，可能有其他方式，对我，除了认识几个字，再无别的可能。文学是一条贼船，我上来了，这是一个偶然事件。一个人一辈子遇到的路可能有千万条，聪明一点的甚至都可能走通，可最适合他的，有且只有一条，那宿命般的一条，对我而言，就是文学。纵观世界文学史，很少有人生下来就将文学作为理想的，是命运将大家推到了这里，想到这儿内心略微有点坦然，否则，别人都是真心热爱，唯有我是被迫，跟做贼似的，心虚得很。

　　没有理想可言，那是一条虚伪的道路，是对现实不满的幌子。写作的最大乐趣就是，你可以在里面自欺并且欺人，公然行骗，说白了，写作是一种骗子艺术。不过，你首先得拿出最大的真诚，换取别人的信任，如此，才能让你的描述显得可信，这虚伪里夹藏着世上最大的真诚。让文字里的世界比眼前的现实来得可靠，这要求高明，而我真诚有余手段不足，成功的机率太少，却屡屡被他人捕获，成为别人的文字信徒。

　　尽管如此，我很难说服自己不去写。毋庸讳言，写作对于我是一次又一次的刮骨疗伤，中国的体制和现实不言自明，每次干完工作，我的灵魂如同遭受万箭齐发的伤害，像死过一回一样，那些箭簇上带着致命的毒，非得写一个什么东西才能将毒素逼出体外，恢复元气。因为从小体弱，我的康复期显得格外漫长，有时是一个月，有时则是好几个月，这段时间也基本左右了我的情绪波动，我不愿意与人交流，闭关是常态，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张口，那些堆积在体内的毒箭就会射出来，击中对方，所谓如鲠在喉就是这个意思吧。文字是唯一救命的灵丹妙药，只可惜配方捏在大师前辈们的手中，讨要的过程非常艰难，不过也充满了乐趣，只有此时，我才觉得自己尚且活着……

　　鱼离开水，才懂得舞蹈；天鹅临死，才会玲珑歌唱，你们看到的美丽弧线，听见的美妙歌喉，正是一部分人面对命运的奋力挣扎。

　　很多作家喜欢夸大写作的意义，其实他们并不是在说写作这件事，而是在强调自己的重要，作家不应过多谈论自己，高明的作者会努力把自己隐藏在文字的缝隙中。事实上，绝大部分作品只对少数人有意义，也只有少数人喜欢。如果有几个人去认真读一部作品，并且感到了它的意义，那它就成功了。

　　前几年我一直在写散文，不是我格外偏爱这种体裁，而是在生活层面我有话讲，不吐不快，而散文是离生活最近，烟火味最浓的文体，写来直截了当，不用绕弯子。在小说和诗歌不断经历变革，江湖流派层出不穷的情况下，散文长时间遭受冷漠，显得十分凄凉，不过，近年出现了难得的热闹，在场、原生态、新乡土、非虚构，旗帜变幻，山头林立起来，但这些是外在的。在我看来，写什么从来不应该成为讨论的话题，一个人只会写他最熟悉，最有言说欲的东西，舍此无其他，关键是怎么写的问题。庖丁解牛，千变万化，啥招数一一使出来，可最终的指向，散文是一种自言自语的文体，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美学发明，这是我对散文的终极认知。

　　在散文的书写上，一个作家不一定懂得怎样与人交流，精通和人说话，但一定懂得跟花草说话，跟石头说话，那些话都是说给自己听的。在这条道路上，绝大部分人被语言驱使，像河流带走的枯枝败叶；小部分人简单运用语言，像被流水冲刷的石头，磨出一点样子，做生活工具；极少一部分人懂得发现语言，表达对天地人世的看法，记录浮光掠影的历史；只有少数几个天才能创造语言，赋予它们新的生命，让它们自由呼吸，活得比作者自己还要久，还要精彩。世界上没有一个词语是平庸的，只是未落在合适的位置上。有一种说法，好的文学—般产生于害羞的人，孤独的性格，忧郁敏感的情绪，对词语相当敏感……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种鉴别，我以为这正确无误。

　　对那些将文字写得过于优美的文章，我总怀疑其用心与质地，帕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中说：“有些词语比事物本身更美好。”他承认了词语的伟大之处，但他说的是更美好，而不是更真实，也不是更有力量。对于阅读，我宁愿信任那些粗粝的，野性的篇章，很多时候，美和假是同义词。

　　最好、最真实、最柔软贴切的文字，都是写给极少数人的，更有甚者，是写给未来的读者的。这些年，我看过太多只见才华，而不见生命的作品，这些都属于无效写作。他们写东西并不是真有东西可写，而是别有所图，这些人写了一辈子，表面看起来“著作煌煌”“虚名缠身”，其实一个有价值的字都没留下。什么是有生命的文字?就是要有体温，不仅有胸腔的温度，还要有生命自我无法觉察的节奏，那些文字是像草木一样从心底自然生长出来的，有独立的生命，而不是依靠学识捏做出来的。不然，就真是在“作”文章了，写的人累，读的人更累，给审美蒙了一层厚厚的老茧，读之有害无益。女娲呵气造人，一团泥巴立马活起来，好的作家也要具备这种能力，他不仅是文字的运用者，更应该是语言的创造者，要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才华。我说这话的时候心虚而恐慌，做到这样，何其难也!

　　散文是个人的心灵史，但又不完全是属于自己，它必须能代表一部分读者和人类的共同痛感，从这个程度上说，散文也是大众的。心脏是自己的，但心脏的跳动声是整个人类的。

　　在对散文的题材上，我比较赞同一个说法，就是要做减法。散文的写作到最后不止是词语上的减法，也是人生切口的减法。一个作者写自己热爱的事物，从一开始是全人类，到最后回到自己的村庄，生活的那个小镇，又或者自己亲人，从大到小的过程消耗了他的一生。每一个写作者都应该有减去的过程，写到最后，有很多东西我们渐渐不会了，我们只会做很小的事情，写很少的东西。写给自己，或者最少的人看。

　　所以，仅仅写得好是不够的，你还要写出别样的价值。因为你不是在为他人歌唱，而是表达自己。表达是艺术的终极意义，一个字太像字，一个作家太像作家，一幅书法太像书法，都不是艺术，他是在模仿别人，或者给别人提供学习模板，它什么都可能是，就不可能是艺术。

　　我的理解，好的散文和好的小说一样，都应当是一个寓言，细节上，情绪上能包罗万象，让人看到更远的地方。散文也需要一个核，一张密不透风的网，一股沛然之气。这和小说几乎是一样的。

　　当下的散文写作和评论，一会儿批评乡土散文过于泛滥，一会儿又指责非虚构功利心太强，“好像全中国的作家都住在一个村子——小山村或者城中村”。我觉得这毫无道理，一个人写什么，是无法选择的，它不是政治站队，观察衡量一番之后再趋利避害。对那些不熟悉的风景，就算写也只是浮光掠影，在表皮上挠一把痒，不如干脆别伸手。

　　写作这个领域，从来没有陈旧的内容，只有陈旧的形式。当沈从文把乡村写到了那种程度时，便有人出来说，乡土已经被他写完了，再也不可能有什么可写的了。可是后来，张承志、韩少功出现了，再后来，刘亮程、谢宗玉也出现了。作为文字艺术，它的对象永远只是社会、大地、信仰，但形式是变动的。乡村不会被写完，城市也不会被写完，乡村和城市之间的瓜葛更不会被写完，担心这个的人，完全是杞人忧天。

　　过去几年，我的散文写作一直以乡村题材为主，这是由我的出生所决定的。有人问你怎么不写写别的?这就好比要一个人重新选择自己的出身一样，荒诞而滑稽。我生在乡土，最初的写作自然只能从那里开始，就像沈从文和张爱玲的区别。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我们可以离开故乡，但不能让故乡离开我们。故乡不是某个明确的地方，也不是明确的人和事，而是一种精神皈依。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城市化水平这么高了，乡土文学依然占据着不可动摇的位置的原因，不单现在，恐怕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都将是农业国家，至少在文学上是这样，因为我们的根在泥土里。我相信，一个人一生中只要一次触摸到泥土，看见群鸟从村庄上空飞过，那么他的内心到死也会装着那片土地。

　　不管别人怎么写乡土，都与我无关，我只写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过去十几年的散文写作，乡土确实已被严重伤害，先是过度批评，然后又无尽止地歌颂，仿佛那里是人间净土，是人类最好的归宿。事实上，乡土散文热闹也好，寂寞也好，和乡土本身没有什么关系，那块土地并没因为别人的书写停止衰落，或改变它的更新趋势，恰恰相反，写乡土的人无一不在逃离现场，和写下的一切越来越疏远，那些人跟我一样，大多生活在城里。

　　现在，我已经开始把镜头切换到城市，我已经在城市生活十几年，写作的选择就像观景，只有拉开一定距离才能看清事实，才能准确下笔，目前这个时间点我正好可以去写写它了。

　　读书就像旅行，不出门，就不会遇到那个召唤你的人，写作也是一样，这是一条虚伪而真诚的道路，很多时候，你记下什么风景，笔下会跳出一句什么话连自己都无法预料，但只有写，才有别的可能，才会遇见一个更完整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