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赴京城参预新政上谕时，谭嗣同心绪复杂，半是欣喜，半是忧虑。欣喜于自己将参知新政，拥有大展鸿图的机会；更忧虑于湖南维新运动已陷于艰难，新政必将遭遇更大的困局。此次北上，自己前途未卜，新政也成败难测。他在写给妻子李闰的信中，道出了他真实的内心：

　　我此行真出人意外，绝处逢生，皆平日虔修之力，故得我佛慈悲也。夫人益当自勉，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惟必须节俭，免得人说嫌话，至要至要!

　　看来，他已强烈地预感到维新变法的前途莫测，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而意欲让夫人有思想准备，希望她视死辱为常事，听其自然，有珍重与托付之意。但即使前途凶险，他也不愿畏缩不前。面对亲友不要轻易上京的劝告，谭嗣同表示：“于我而言，此生如同是累赘，当拚却全力一行”。谭嗣同以平常心面对生死荣辱，并借此宽解妻子李闰，其侠士心性，佛子情怀，坦露无遗。

　　或许是出于对未来结局的预感，他与唐才常、宋恕、程颂万、刘世珩等几位好友，都一一作了十分郑重的告别。平日很少饮酒的谭嗣同，在长沙分别的前一晚，与刎颈之交唐才常喝了个酩酊大醉。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三日(1898年5月22日)这天，谭嗣同自长沙启程前往武昌。临行前，谭嗣同猛然发现，这天是他与妻子李闰结婚十五周年的纪念日。恩爱夫妻，行将分别，情意深重，感慨不已，谭嗣同遂作一诗颇具佛意的《戊戌北上别内子》，赠予爱妻李闰：

　　戊戌四月初三日，余治装将出游，忆与内子李君为婚在癸未四月初三日，恰一十五年。颂述嘉德，亦复欢然，不逮已生西方极乐世界。生生世世，同住莲花，如比迦陵毗迦同命鸟，可以互贺矣。但愿更求精进，自度度人，双修福慧。诗云：

　　娑婆世界普贤劫，净土生生此缔缘。

　　十五年来同学道，养亲抚侄赖君贤。

　　迦陵毗迦鸟是爱情鸟，同命鸟是友情鸟。谭嗣同将他和妻子视为佛界中的迦陵毗迦同命鸟，“生生世世，同住莲花”。希望与妻子无论在今世的娑婆世界，还是来世的净土世界，都能“缔缘”恩爱。夫妻之情深如此，不似缱绻缠绵，却胜过缠绵缱绻百倍。

　　谭嗣同赴京前，特地赶回浏阳与李闰辞行时，随口和她说起龚自珍的一句诗：“朝衣东市甘如饴，玉体须为美人惜。”李闰一听，顿时满眼是泪，嗣同只得赶紧宽慰她，他迟早还是要回到浏阳，回到她的身边。李闰才略微心宽，静心为夫君打点行装。就在离别前夜，夫妻二人相顾对弹“崩霆”与“残雷”二琴，如水的琴声抚慰着两颗伤痛的心灵。未曾料到，这将是这对聚少离多的夫妻相伴相随的最后一夜。次日一大早，目送着嗣同登上远行的木船，李闰站在浏阳河岸边的周家码头上，万般不舍，泪眼朦胧，竟然从此永诀。

　　江湖多风波，道路恐不测。李闰哪里知道，夫君谭嗣同毅然辞别故土北上，等待他的，将是一场近代史上最为猛烈的血雨腥风。呼啸成风的历史旋涡中，他将以死生飘摇去，换得日月又新发。

　　一

　　说起谭嗣同妻子李闰，还得先从其父李寿蓉说起。

　　李寿蓉，字均裳，号篁仙，生于道光五年(1825)十月初一日。祖居长沙河西杉木桥(今望城区白洲街道)，乃一方书香世家。年少时，李寿蓉受表兄丁叙忠(时掌教城南书院)影响，与二兄锡蕃一道入读长沙城南书院，师从陈本钦先生门下，攻八股文。锡蕃尤长算学，积多年心血，草成《借根方勾股细草》，刊行海内，与丁取忠等同被誉为湖湘算学界之精英。

　　与兄长醉心算学不同，李寿蓉以文章诗词出众，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补廪生。李寿蓉在城南书院就读时，与湘潭王闿运、武冈邓辅纶、邓绎兄弟、攸县龙汝霖同师陈本钦门下，于咸丰元年(1851)倡议，共结“兰林(陵)词社”。因长沙、湘潭、攸县、武冈同属湘中地区，他们自称“湘中五子”。这群才华出众的青年学子，攻读八股的同时，社日集会，分韵赋诗，结伴游历。渔火湘江畔，夜月定王台，秋雨宝庆(邵阳)道，大雪祝融峰(南岳主峰)，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摒弃当时湖南流行的所谓诗古文，诗取潘(岳)、陆(机)、谢(灵运)、鲍(照)，文推汉魏，学采古今，尽得人生风流。他们的学问、诗文赢得了天下士人的喝彩，湖湘文学由此迎来执牛耳的时代。

　　李寿蓉年纪略长于几位同窗，学业亦冠于同窗之首，连王闿运都不得不服。李寿蓉果然不负众望，于咸丰元年(1851)乡试中举人，时年26岁。至咸丰六年(1856)殿试，则荣登进士，考卷赫然在进士十本之列。然而朝考时，李寿蓉点名注册时延误了时间，没有得到谅解，主事者将其置三甲之列，用为户部主事。李寿蓉深感失意，情绪低沉。

　　咸丰六年(1856)，由于满清朝廷局势江河日下，财政日用不足，拟铸铜、铁、铅大小钱，更名钱肆为“五天、四乾、五宇”。铸钱属户部下辖的钞局主管，委托商贾发行。不久，朝廷废除“五宇”钱，可其时钱币已开始发行了。这一兴一废，出现了漏洞，不少商家从中获利。当时有精明的商贾趁机将作废的钱钞20万贯上交官钞局，以求抵数，填补官钞，钞局的人不予收讫。商人即寄存局中廊下，过了一年多，仍请将这些废钱领回。其时李寿蓉进职官钞局，局里长官还指着那些钱，告诉他说：这些都是局里没有接收的钱。看来，钞局从铸钱到废止，到商家以废钱充数填局，李寿蓉尚未入户部，对以前钞局所发生的事也只是仅有耳闻。

　　此事让尚书肃顺知道了，甚为气愤，决定就商贾将废铁钱存放在钞局一事，兴师问罪，彻查到底。肃顺很看重李寿蓉的文章气节，且主动和他结为兄弟之交，此次委派李寿蓉为之立案调查。李寿蓉生性耿直，初入官场，没有充分领会肃顺想借此排除异己的真实意图，只是如实地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进行了禀报。这在肃顺看来，多少有些为钞局的人开脱，对李寿蓉大失所望，并指责他：“君难道想从井底救人上来吗?”李寿蓉书生气上来了:“我怎么有能力救人上来，只是不忍心落井下石罢了。”如此各执一词，肃顺盛怒之下，以户部的僚属们“难保无营私舞弊情事为由而兴大狱，将户部中与“钱钞案”毫不相干的人统统弹劾，株连竟达一百数十人，包括李寿蓉在内。事后，有人言及此“难保无”三字，颇似南宋“莫须有”。

　　咸丰九年(1859)十月，李寿蓉与户部众僚一同被打入刑部牢狱，随之被抄家，没收其家产入官。李寿蓉家中除了几十卷书与隔宿之粮外，并没有任何多余的钱财。却以营私舞弊论处，真不知从何谈起，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可惜他所写的诗文大多被抄查，随后佚散，竟不知所终。

　　友人王闿运闻讯后，急得团团转，念及他曾与肃顺有私交，即上书为李寿蓉鸣不平，请求宽赦。肃顺位高权重，哪里听得进去，根本不予理会。既入狱，李寿蓉在狱中认为自己无罪，一切听之任之。旁人为他抱不平，他却淡淡地回答：“我在狱中可以读书打发时光，也好似到了天堂一般。”他真的静下心来，认真研读《史记》《汉书》，偶有所得，或长啸而成《乐府》，或慨叹而为《史论》，便有了《榆囹读史草》诸作。“榆囹”之“榆”，指刑部牢狱一侧的忠愍公祠中的榆树，据说是明代杨继盛为严嵩父子所陷害，在狱中亲手植下这棵树。这也就是李寿蓉将在监狱中写下的作品取名为“榆囹”的由来，可以窥见其内心还是有愤懑。

　　咸丰十年(1860)8月，英法联军进犯北京、天津，情势危急，咸丰帝率重臣逃往承德避暑山庄，京城一片混乱，李寿蓉得以出狱。尔后清廷被迫与英法签订和约，和约既成，清廷又将他关了起来。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咸丰帝病死于热河行宫，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和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等8人受遗命总摄朝政，辅佐穆宗载淳登基，初改年号为祺祥，后改同治。肃顺骄纵狂妄，慈禧对他有所顾忌，暗地里勾结恭亲王奕䜣等，于同治元年(1862)一举将8位顾命大臣借机投进监狱，或被杀或被贬。肃顺被杀，慈禧太后还借此清除肃党，许多大臣因此被牵连。李寿蓉反而因为肃顺所陷害，冤狱得以昭雪出狱，得以官复原职。

　　二

　　李寿蓉最值得称道的，还是他的对联，他是有清一代超一流的对联大师。李寿蓉联语对仗工整，引经据典，寓意深刻，且语句雄健，清新明快，飘逸淡雅，令人叹服。

　　李寿蓉曾题山西省湖南会馆联，自是相当精彩：

　　霜威出塞，云色渡河，李太白咏三晋遗风，今日犹如昔日否；

　　汉口夕阳，洞庭秋水，刘长卿写两湖好景，此乡得似故乡无。

　　上联起句出自李白《太原早秋》诗：“霜威出塞早，云色渡河秋。”下联起句出自刘长卿《自夏口望岳阳》诗：“汉口夕阳斜渡鸟，洞庭秋水远连天。”此联语妙在既写山西，又写湖南，上下联均由唐人诗句生发开来，引出富有诗趣的提问，委婉巧妙，气韵不凡，颇见功底。

　　李寿蓉虽生性正直恬淡，才气逼人，但命运坎坷，原配熊氏25岁时就去世，未留下一儿半女。李寿蓉身陷冤狱时，继配夫人蒋氏正身怀六甲，听说丈夫下狱，忧急相交，两天后就因血崩而亡，时年29。家里仅留下一幼女，由一位老保姆带着，无所依靠，只得寄人篱下。出狱后，李寿蓉续娶王氏。王氏名仁华，字荷生，河北宛平县人。所生三女，长女润宜，即李闰，次女昭宜，三女定宜。李闰6岁时，生母王氏又去世，时29岁。李寿蓉悲伤不已，所幸保姆高氏受王夫人临终之托，尽心抚养李闰仨姐妹，视同己出，令她们学习诗文和礼节，教导其贤淑女子的种种规矩，后来姐妹皆以贤闻。高氏离世时，李闰满怀深情为其题照诗云：“髫龄失母实堪怜，朝夕相依十六年。问暖嘘寒勤抚恤，追随不异在娘前。”

　　李闰于同治四年(1865)四月二十日生于北京，字韵卿。李寿蓉复官户部时，谭嗣同之父谭继洵亦任职户部。两人既为同乡，又为同僚，在京寓所也相距不远，交往甚为密切，二家很早就约为婚姻，即谭继洵聘其长女李闰为子媳。后来谭继洵70大寿时，李寿蓉还专为他撰联，可见他俩的情谊非同一般：避节制尊，讲十数年朱村旧谊；为使君寿，展重九日黄华晚香。

　　同治九年(1870)二月，李寿蓉在户部因升迁无望，且心有余忌，不愿留作京官，请假回籍，李闰亦随父回到长沙望城。同治十二年(1873)，李寿蓉捐资道员，分发湖北试用，为汉黄德道候补道道员，携全家迁居至武昌。光绪九年(1883)三月，谭继洵从甘肃巩秦阶道升任甘肃按察使，经与李寿蓉相商，定下良辰吉日，为嗣同与李闰完婚。于是，谭嗣同奉父命奔赴千里外的汉口，于四月初三(5月9日)到达湖北汉黄德道兼江汉关监督署，迎接新娘李闰。看着一对青春年少的新人，李寿蓉喜上眉梢，特亲笔书赠一副对联给女婿嗣同，字作颜体，笔势纵横：两卷道书三尺剑；半潭秋水一房山。语意含蓄，劝嗣同稍敛锋芒，养气定心。

　　李闰随后偕谭嗣同返回甘肃兰州。父亲是大才子，李闰从小熟读诗文，非常信奉和服膺孔盂之道的种种教条。她长相端庄，行事端正，给谭家带来了她那完整的“不逾矩”作风。上下人等，无不夸她贤惠。有一次，谭继洵与亲家李篁仙见面，劈头一句话就是：“你的女儿是个好女儿，我的儿媳也算是个儿好媳! ”二人拊掌大笑，可见她在父母翁姑心里，是个非常贤淑温婉的好女子!

　　但婚后初期，颇富自由和平等意识的谭嗣同，对这段包办婚姻并不满意。面对李闰这位循规蹈矩的大家闺秀，他曾一度产生过逆反的情绪。在途经陕西蓝田的古蓝桥时，想到传说中裴航与云英自由恋爱的故事，他还曾写诗自嘲：湘西云树接秦西，次弟名山入马蹄。自笑琼浆无分饮，蓝桥薄酒醉如泥。

　　后谭继洵升任甘肃布政使，重修布政使署，谭嗣同夫妇俩住进了布政使署邸憩园凿申轩，一座精巧诗意的小平房。园中亭阁楼台布局巧妙，更有四时花卉。春天来了，园里牡丹朵朵盛开，高者达屋檐，甚是美丽。谭嗣同其时正迷上撰写联语，乃撰写多幅楹联，遍贴园中。比如四照厅曰：“人影镜中，被一片花光围住；霜华秋后，看四山岚翠飞来。”天香亭曰：“鸠妇雨添三月翠；鼠姑风裹一亭香。”

　　自母亲徐五缘过世后，卢氏不待见他，加之他不得不南北来回奔波，谭嗣同时常陷于孤寂之中。在随后的五年时间里，谭嗣同除了光绪十一年(1885)回湖南参加过一次乡试外，几乎都呆在兰州读书。也许是憩园美丽的景色，也许是青春年少，也许是李闰也能作诗吟咏，且给予了他特别的温暖，夫妻俩感情日渐和睦，日渐恩爱，在此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秋天是谭嗣同最喜欢的季节，当他登上憩园里的阁楼上，极目远眺，但见远近林木尽在夕照之中，秋风已将雁来红涂上层红色，不由诗意大发，乃写下《甘肃布政使署憩园秋日》：小楼人影倚高空，目尽疏林夕照中。为问西风竞何着，轻轻吹上雁来红?春天又如何呢?读书读累了，细雨绵绵，小夫妻站在屋檐下看看天，再登高望远，园子对面便是白塔山，近处为滚滚黄河，又有《憩园雨》：深林初过雨，宛宛碧苔新。依岸残云湿，平桥一水春。看山浓似黛，种竹短于人。好续《齐民术》，桑麻万绿匀。

　　光绪十五年(1889)冬，李闰在兰州生下儿子，名传择，取字兰生。谭嗣同已结婚六年多了，才迎了第一个孩子，不久谭继洵于十二月一日(12月22日)喜升任湖北巡抚，可谓是双喜临门。谭嗣同平日里对卢氏所生的弟妹都非常喜爱亲切，现在自己有孩子，他人虽在浏阳，心却在兰州。过年后，谭嗣同赶至武昌，为父亲谭继洵即将赴任湖北巡抚而布置一切，就住在岳父汉口家中，岳父依然为汉黄德道候补道员兼江汉关监督。

　　至五月十八日(7月4日)，谭继洵因与李寿蓉为姻亲，故上折《道员李寿蓉与臣姻亲例应回避折》。骨肉刚刚团聚，李寿蓉当年就被改派安徽，在安庆任安庐滁和道道员。光绪二十一年(1893)，又被派去了芜湖任徽宁池太广道道员，直至在任上离世。

　　谭继洵是个循规蹈矩的官员，不怎么亲近儿女们，但李寿蓉是个有趣的老头，他素有才名，从来不在下人面前摆架子。他平日里喜欢听人讲故事，自己也喜欢讲故事，还会将那些有趣的故事写下来。正是这个有趣的老头，极爱谭嗣同，也给予了谭嗣同很多慰藉。每次谭嗣同去看望他，李寿蓉都非常开心，都好吃好喝地招待他，亲自给他准备很暖和的被子。谭嗣同也非常喜欢去岳父家，甚至觉得呆在岳父家比呆在自己家里还舒心，后来李寿蓉调到安徽当官去了，他还不辞劳苦地时常与夫人一道跑去看他。

　　光绪十八年(1892)秋，谭嗣同携李闰至安庆，看望岳父。光绪十九年(1893)春，谭嗣同经九江赴芜湖，又去看望岳父，住了三天，时李寿蓉在徽宁池太广道任。当李寿蓉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故去，他伤心了很久。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谭嗣同由南京乘船至武汉，途径芜湖，怀想岳父，特地作了《江行感旧诗》四首，最后一首情感最为深重：

　　花落棠梨冷券台，过车谁为翦蒿莱。年时鸡酒弥珍重，曾自乔公墓下来。

　　三

　　谁都知道谭嗣同长身玉立，虽然皮肤黝黑，但灼灼的目光，英俊的面庞，俨然一个风流倜傥的伟丈夫。李闰端庄娴淑，面目和善，但相貌平凡，个子不高，且有些富态，柿饼般的脸上还有些“雀斑”，且从来不事粉饰。偶尔叔伯兄弟相聚，就会议论议论谁的老婆最漂亮，当时他们兄弟间公认，老九的老婆最漂亮，老九本人长相倒不敢恭维，总是要打趣老九。老七嗣同对此从来不参与议论，某次同族的嫂子见他在一旁不作声，便笑着调侃他道：“七叔(嗣同)，七婶蛮不错的吧?”嗣同不以为意，爽朗地回答：“是呀!是呀!配我有多，配我有多!”见他一脸坦荡，众人不由为之动容。当时他仅有的儿子兰生已然夭折，但谭嗣同不光著文反对纳妾，且严以律己。到南京为官，他带着李闰、二嫂、侄子侄女等一同前往。应陈宝箴回湖南参与维新运动时，他先送李闰回到浏阳，细心地将她们安顿好后，才奔赴长沙。

　　谭嗣同忧国忧民，不断寻求经世之学、救国救民之道，与李闰厮守的日子很少。即使在一起，也不善卿卿我我，李闰也有失落。但在嗣同平日言论的感召下，她渐渐认可丈夫义重于私情，乃毅然以乐羊子妻自居。十多年的夫妻生活，让李闰清楚地知道，谭嗣同洁如冰雪，了无纤尘，视富贵如浮云。他东奔西走，为的只是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四亿百姓的安危。也因此，她不愿用儿女情长和家庭琐事去羁绊他。十五年里，他们过着包办婚姻中难得的恩爱平和的生活，也成了谭嗣同生命里的亮色。

　　谭嗣同刚刚到达北京时，特地写信给李闰：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而他身体尚好，精神极健，一切可以放心。此后太忙，万难常写家信回去，请妻子勿挂念。而他自己不光挂念着妻子家人，还挂念着妻子的思想进步，特地寄上《女学报》及女学堂书各一包，且叮嘱她，今后想看《女学报》，可托好友唐才常等人去买。《女学报》为中国女学会主办，多为宣传变法维新，提倡女学，争取女权等等。而在夫君嗣同鼓励下，李闰名列中国女学会倡办董事之列。女学会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1897年12月)创办了女学堂。谭嗣同不光参加了女学堂筹备活动，还以夫人李闰的名义为女学会捐款百金，每年经常费十金，名标第一。后有石印捐册寄到浏阳家里来，李闰的格式为“赏花翎江苏补用知府浏阳谭嗣同之妻，诰封恭人长沙李闰捐助开办常年经费洋银壹百拾圆”。由此，谭氏伉俪情深，志同道合，于维新事业付出了自己的光与热。

　　谭嗣同应召北上后，一天天刚蒙蒙亮，李闰突然听闻厅堂上有人大呼“老七进京不好!”其声凄厉，将李闰从睡梦中惊醒，吓得她赶紧起床，打开房门出去查看。内院寂静无人，大门也紧闭，未曾看到人影。李闰忙唤老仆人杨妈起床，让她到外院察看情况，是不是有人来过?杨妈打开大门，外院也寂然无人，仆人们都还没起床。李闰认为这呼喊声来得蹊跷，好多天都闷闷不乐。过后听说嗣同在武昌卧病在床好几天，以来梦兆就此验证了，才放下悬着的心。谁知谭嗣同六月从武昌进京，七月二十日召见，八月十三日就死于国难。担任军机章京只有20多天，谢恩折都尚未及时呈上。当时，李闰并不知情。噩耗迟迟传到浏阳，已是落叶衰败，凄风苦雨的深秋了。无异是晴天霹雳，无异是天塌下来了，李闰抢地呼天，几经晕厥。她坚决要去北京奔丧，被家里人劝住了。等到清醒暗自思量，以后守寡岁月漫长，该如何捱过?她不免忧心如焚，柔肠寸断。但念及还要瞒着公公谭继洵，她有泪只能往肚子里咽，强压着绵绵悲痛。到后来，公公也终于知道噩耗了，她再忍不住了，每每念及丈夫惨死菜市口，于寒夜夜深人静时，不禁悲从中来，终于不管不顾地哀哀地哭出声来。

　　其时，谭继洵已罢官在家，不堪又一次白发人送黑发人，也在伤心苦恼中，夜不成眠，乃踱至窗外扬声说:“七嫂，你不要过份伤心了，使我及全家都很难过。你要知道，复生(嗣同之字)已不能复生了，他将来的名声，必然在我之上。”古代《礼记》上有曰“寡妇不夜哭”，李闰是翰林的女儿，平日出入都十分知礼。她知道自己逾礼了，赶紧抑制住伤心，停止了哭泣，移步窗前，用低沉的语调说：“爹爹，听你话，我不敢再越礼了。”为了减轻她的悲痛里，谭继洵让她搬出了先前的卧室，住到了厅次右边的房间。一年多后，谭继洵哀惧交加，离开了人间，所有的担子都压到了她肩上。

　　谭嗣同英年捐躯，膝下犹虚，谭继洵便以谭嗣襄之子传炜兼祧为嗣，又将其两女归其教育婚配：还郑重地告诫她: “你兄嫂为人老实，不识书文，以后管理家务，教育子女，由你一概承担!”至此，李闰顿悟未亡人往后的责任尚极为重大，徒有悲伤，于事无补。于是，她力图振作，因谭嗣同在狱中作的诗有“忍死须臾待社根”之句，并改名为“臾生”，表示自己含悲忍辱暂且苟活之意。她果然含辛茹苦，不辱所命，治家并井有条，从未松懈，对兄嫂黎氏如同姊妹，出同行寝同室，相互扶持维持全家大小。对子女之教育婚配，亦严亦慈。嫁给宋姓之黎氏大女儿不时回娘家，李闰总是笑逐颜开，待她特别亲热。

　　但伤痛和思念绵绵不绝，撕扯着李闰的心。她太懂得夫君对昔日那些琴剑及书籍等的喜爱，而今他已逝去，她要为他好好保存那些昔日的物品。于是，她悉心捡点谭嗣同的种种遗物，一一封存好，让人放置在她居室的阁楼之上。竟然有数十个大大小小木箱，还有不少藤箱竹簏，而今物在人非，睹物思人，又是一番伤心。木箱中内贮瓷器、书籍、砚石、字画、古钱，古代刀剑及仪器、乐器、昆曲抄本等，还有旧式手枪等物。藤箱中则为佛经、佛像、法器(佛经佛像多来自“金陵刻经处”)。有六、七只竹簏中，所藏多系刊物，计有《申报》《时务报》《湘报》《湘学报》《知耻报》《知新报》《农学报》《算学报》等等，及英人丁韪良译《万国律例》《英文字典》《日文字典》《新约全书》、谭嗣同昔日演算草稿数十本(用毛边纸、毛笔演算)及当时所谓格致书籍。特别地，木箱中贮有湘乡曾国荃刊行的《王船山全书》，谭嗣同亲批点，盖有“浏阳谭氏复子雠书”篆文印。也许是不愿重睹故物，李闰深闭楼门近30年，裱褙之件及书册多被虫蠹。直至李闰逝世第二年，其孙谭训聪于她居室楼上发现这些遗物。后来，几经社会动荡，所有这些遗物竟不知所终。

　　民国二年(1913)，时任湖南民政司长的刘人熙，忆及弟子谭嗣同为变法牺牲之惨烈，遂呈请北洋政府褒扬谭嗣同，兴建纪念祠。大总统袁世凯慨然同意，内阁总理唐绍仪颁布褒扬令，下拨了500光洋修建纪念祠。浏阳县知事随后划拨了前清县典史署前500平方尺空地以建祠，在西城正街上。500光洋，自是不够，但李闰顾不了那么多，毅然变卖了部分家产，就召集匠人动工了。想想她踮着一双小脚，日日奔波于家里和工地上，家人也劝她不必如此辛苦。她早已满面是泪，这一天她等得太久了，她的夫君为了这个民族和国家的维新变法已殉难五年了，终于等来了世人的认可!她一定要尽快建好夫君的祠堂，让世人知道她的夫君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她要好好地纪念她，好好宣扬他的精神和气节!至民国三年(1914)秋天，祠堂终于建好了，李闰站在大门跟前，悲喜交加，不管不顾地大哭起来。

　　这是一座沉稳大气的祠堂，坐北朝南，祠门上额嵌有“谭烈士专祠”汉白玉石碑。自南向北，中轴线上，依次为前门、前厅、过亭和后堂，过亭两旁为天井。后堂神龛上题“俎豆馨香”，牌位上题“中华民国烈士谭公讳嗣同字复生之神位”。前厅正中，挂着梁启超送来的匾，其上“民国先觉”四个大字兀自沉重。李闰还特地购得左侧杂屋，以作宾客休息之所。

　　李闰少即好读博览，擅长诗韵，生平爱作诗词，也喜欢高歌朗诵。她每日黎明即起，至大厅祖宗座前，将其新做诗词，高声念后，即拍案大哭，曾呼曰，“且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但她所写的诗从未留有稿文，多是随做随焚。每月初一及十五及夫君嗣同生辰忌日，李闰都要祭奠他。孙媳妇刘萍君嫁到谭家后，李闰必携谭训聪夫妇到谭嗣同烈士祠向神座前拜奠，焚香燃烛相祭奠。她还作悼忘诗，书于钱纸之上，裹着头上竹簪焚于炉内，以寄托哀思，痛哭而返。刘萍君常常陪在一旁，她太知道李闰心里重重的痛苦。

　　但李闰时刻没有忘记未亡人的责任。刘萍君是谭家早就定下的娃娃亲，她7岁进入浏阳女子师范就读时，李闰任学校总学监。每当李闰到小学部时，就会要刘萍君把所有作业送给她阅看。听说刘萍君母亲要替她缠足时，就劝阻道：萍君是我们谭家的媳妇，不必给她裹脚!刘萍君17岁嫁入谭门，第二年就生了儿子。李闰喜形于色，当即手抱着刚出世的孩子，来到正厅祖宗牌位前焚香敲磬，向祖先祷告：“我谭家已有继承遗志的人了!”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在她卧室的墙上，李闰特地悬挂了一张谭嗣同的画像，对丈夫的思念陪伴她度过了几十年孤独的时光。念及肩上的重任，她只能苟且偷生，只能用满含热泪的诗句来慰藉伤痛的内心。有悼亡诗一卷保留在天井坡谭家祖屋里，惜“文革”中被抄家而下落不明。流传至今的一首七律《悼亡》，李闺当年之痛断肝肠赫然可见：

　　盱衡禹贡尽荆榛，国难家仇鬼哭新。

　　饮恨长号哀贱妾，高歌短叹谱忠臣。

　　已无壮志酬明主，剩有臾生泣后尘。

　　惨淡深闺悲夜永，灯前愁煞未亡人!

　　四

　　李闰一生坎坷，三岁失母，青年丧子，中年丧夫。尽管谭继洵将谭嗣襄的儿子谭传炜兼祧过继给她，但后来谭传炜自杀，她老年之时又不得不担负起抚育两个孙子的重任。但她无比坚强。在谭嗣同受难之后，谭家的境况日益衰落，为了贴补家用，她还将浏阳老宅临街的几间房子开做了客栈。

　　就在当年戊戌北上出发前，谭嗣同曾向浏阳的浏通银号借银四百两作为旅费，并留有借据，由他亲笔书写，只是未加印章。谭继洵一直没有主持分家，每年对成年儿女均拨给一定之费用，谭嗣同向来没有私财，又不敢向谭继洵伸手要钱。谭嗣同所借的这笔钱，直至他殉难后，谭继洵给几个儿子分家后，李闰才还清。为了教育子女，李闰特意在借条上加了批注：本利清楚，日期清楚，此据子孙应永远保存。李闰死后，孙子谭恒锐于皮匣中发现，还感慨和伤心了好久。

　　昔日谭嗣同《旧学四种》，在南京由他自己请人刻印，有《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石菊影庐笔识》。当时印刷并不多，后来因谭传炜家失火，那些印板都被烧毁了。但李闰及家人看来，谭嗣同自《仁学》外，尚有《兴算学议》一卷、《思纬吉凶台短书》十卷、《壮飞楼治事》十篇、《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四卷、《剑经衍葛》一卷、《印录》一卷。自谭嗣同遇害后，手稿散佚很多，李闰很看重嗣同的遗著，既伤心于印版已毁，又忧虑于天长日久文稿不复再见。于是，她花时间和心血，亲手将所搜集之遗文整理成《补遗》一卷，交给谭传赞，并与他谋划重新刊行。宣统三年(1911年)与谭传赞在长沙重刊《旧学四种》，次年又在长沙出版《浏阳兴算学议》及《〈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补遗》等。李闰是如此珍惜夫君的文稿，刻印时不惜花钱，一律用最好的梨木、枣木刻版，连谭传赞都深为感动。

　　其时，眼见浏阳教育之不普及，更别说女子教育，李闰念及当年与夫君谭嗣同一起参与创立女学堂，于1912年年初和刘善涵一道着手筹办浏阳女子学校。刘善涵家境也不宽裕，李闰当即捐出部分家产作为办学经费。还是不够，就让刘善涵去主持修复柴家巷那破旧的迎佛寺，她则踮起小脚，步出家门，四处奔走倡导人们捐资兴学。谭继洵、谭嗣同望重乡里，由其家人举其事，不少开明人士纷纷捐资。有些老古董对开办女子学校，则持不同意见，以为万万不可，但当时人们已意识到兴学的重要性，也就没有人公然反对了。且报请县衙批准襄助，到年底时迎佛寺也修好了，浏阳第一所女子学校就开学了，开设小学班、高小班、师范班和缝纫班。

　　之后，李闰把全部的精力集中在办学上，她宁愿布衣布履，粗茶淡饭，将节省下来的钱用到学校上。迎佛寺就在她家后面，隔一条小巷子。她坚持每天看一看，她喜欢和老师们谈心，和她们讨论教学问题；总是督促财会人员，按期如数发放薪俸，决不拖欠；遇到老师内部发生矛盾时，她总是排难解纷，使之互相谅解；学生中有因家贫交不起学费，她总是及时地拿钱出来，给她们交学费交伙食费。有时，李闰还亲自登台给女学生们讲课，灌输自立自强的观念，最喜欢讲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偶尔，她还到女生寝室巡视，这里掖掖被子，那里关关窗户。没几年，学校成效斐然，浏阳当地女子入校就读或任教，蔚然成风。

　　之前，谭嗣同对家乡浏阳重男轻女、特别是溺杀女婴的现象深恶痛绝。当李闰常住大夫第后，不时听闻浏阳四乡都有弃婴溺婴现象，她震撼了。那些无辜的小生命牵扯着她的心，她决意在城里设立育婴局。她不仅四处奔走，大力倡导，还率先捐出部分家产。当地很多人的恻隐之心被牵起来了，纷纷捐出闲置的祀产和家里的积余。一所崭新的育婴局在浏阳城诞生了，还有订有详细的规章：赤贫的送局代养；次贫的或部份代界，或予补助；较贫的略予补助。没过多久，育婴局里的小孩为之告满，不少女孩得以活了下来。但李闰常以弃婴溺女的事还时有所闻自责，认为自己做得还不够好。于是，她经常派育婴局工作人员深入穷乡僻壤，深入到农家进行宣传、调查、拯致，一心想杜绝此种恶习。

　　李闰之庭训，常以积德以遗子孙，胜过积财以遗子孙为要旨。忽一天寒冬深夜，她听到大门口传来婴儿的哭声，马上让仆人杨妈去看看。杨妈提进一只破篮子，里面躺着一个女婴，骨瘦如柴，已奄奄一息了。李闰见她可怜，便请了位奶妈来照料她，为她取名为谭佩聪。佩聪很乖巧，她没舍得将她放到育婴堂，干脆自己来抚养。陪伴佩聪着长大，待佩聪七岁，就赶紧送她上学。谁知佩聪不喜欢念书，只顾玩耍嬉戏。有一次竟然爬到桃树上摘桃子吃，也许是吃得太多了，还拉了好久的肚子。真令李闰哭笑不得，将培养她成为大家闺秀怕是行不通，只得作罢。但她依然宠爱她，一直抚养到她长大成人。

　　民国十三年(1924)，李闰60寿庆前夕，康有为、梁启超特地合送了一幅横匾，上书“巾帼完人”4个大字，由谭训聪夫妻将其悬挂于“大夫第”厅次。李闰初见很高兴，继而忆起丈夫嗣同，乃伤心流泪。没过多久，李闰就身患重病，作别了她忧思多于惬意的一生，于民国十四年(1925)逝世于大夫第。

　　每次至谭嗣同墓祭拜时，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朝山后走，李闰的墓地就在后山脚下。那是一座简陋而又普通的墓，略为整齐的土坟堆上，长满了杂草，坟前一座高大的墓碑，只有简单的几个字：“李闰之墓”。这里远离喧嚣，只有一条弯曲的泥土小径，周围仅自然生长些杉树。张望着她坟堆顶上，那枝已然褪色的塑料花，我总是心绪沉重，李闰生前孤独，死后也如此孤独。遥想当年孤儿寡妇，共处一堂，不胜孤苦。而夫君嗣同却是朝廷的罪官，她只得抖擞精神，经受起当时的流言蜚语，内持家政，外及社会事业，历尽重重艰难，竟然内外都有可观的收获。她原本只是一个软弱的女子，但她又不得不挑起所有的重担，读其为自己写下挽联，更知其内心深沉的痛苦：“今世已如斯，受人间百倍牢骚，一死怎能抛恨去；他生须记着，任地下许多磨折，万难切真带愁来”。

 

　　作者简介：

　　彭晓玲，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十四届高研班学员，湖南省作协全委会委员，浏阳市文联副主席。曾出版散文集《红石头的舞蹈》《挂在城市上空的忧伤》《苍茫潇湘》《寻访谭嗣同》，散文特写集《民歌婉转润浏阳》，长篇纪实《空巢：乡村留守老人生活现状启示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