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校园门口的书店挂出一条横幅，写着本土作家某某某散文集发售，让我这个怀抱着文学梦禹禹独行的中学生感到亲切又好奇，但是连高中小卖部都没进过的我并没有钱买下这本书，幸运的是作者的一篇散文被选进了高中语文阅读理解的教辅中，其中有一个句子“灯光一闪一闪地躲着菜刀扬起的白色的风”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我读完高中，上完大学、参加工作，一晃过去了十多年，当年的文学梦连同校门外挂着的本土作家的名字早被我忘了个干净，唯独这个句子，不知为何，居然一字不差地一直印在我脑海中。大约是在2012年，我加了刘怀彧老师的QQ，在他空间里读到了这篇散文，终于知道他就是当年把“白色的风”留在我心里的那位作家。后来我常去他的空间读诗读文，留了好些冒昧草率的反对意见，他丝毫不以为忤，反而对我赞赏有加。他温润谦和的风度，真诚质朴的文字，时常让我想起黄山谷对周茂叔的评语：“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

　　《一叠欠条》出版后，人们给刘怀彧写评，往往称他为“老师”或“先生”，我想除了他确实当过老师之外，其中还有另一层原因。《白鹿原》里的饱学乡儒朱辰熙总是被所有人叫成朱先生，此人一介书生，既无家财万贯，也无一官半职，但城里的军阀头头见了他也得自称学生某，恭恭敬敬叫上一声先生。在古代，尤其是明清以来，大学问家往往散居在乡间的书斋里做学问；古代的“学”和现在这种专业化分工的知识也很不一样，与其说是学术，不如说是修养，就像孔子说过的：“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是先把道德实践做好了，再去补充文化知识。儒家的信仰，是把自己体内蕴藉的道德精神一圈圈地推而广之，从而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因此像朱先生这样有学问的儒生，就是古代乡村孝悌、忠信、仁爱和礼仪的精神象征，在方圆百里起着稳定人心，教化一方的作用。然而随着农村改造和现代教育的普及，像朱先生这样的乡贤，早已不复存在。今天的教授、博导都是在大城市的高校里集中教学，脱离高校和城市独自搞学问的人不是没有，但很难获得学术评价体系的认可。至于那种隐居乡间山野却声震庙堂，乃至皇帝怎么请都不肯出山的大贤更不可能再有了。纯从知识构成上看，刘怀彧并不像是一位现代版的“朱先生”；除了《诗经》之外，我也看不出刘怀彧对儒家典籍有过太多关注，然而他诗文中对人性美好的孜孜以求，对内在道德的真诚反思，都与儒家传统有深度的契合，这大约是人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称他为“先生”的另一层原因。

　　个人看来，儒家的核心理念，是坚信人性是相通的，当由人所组成的这个社会产生矛盾、分歧甚至仇恨的时候，只要双方各退一步，退到这个共通的人性的基本起点，就找回了重新建立共识的契机。立足于人性共识的写作，使刘怀彧的诗歌呈现出和西方现代诗截然不同的意趣。里尔克在《安魂曲》里有一句道出诗歌精神的名言：“……生活与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古老的敌意”，但刘怀彧的诗却反其道而行之，总是致力于与生活“化敌为友”，平淡谦冲的语言底下往往暗藏着“退一步”的隐忍与张力：“把刀锋留给他，/别留下绳索。/把爱或者恨留给他，/别留下淡漠。/把酷热或者严寒留给他，/别留下梅雨。//他哭，他笑，他痴呆。/但他会说：谢谢!”(组诗《留下最后一点痛——幸福颂》(以下简称《幸福颂》)，第三首)这种谦退的态度反诸内心，直抵儒家精神的核心“仁”，孟子谓：“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刘怀彧的散文集《朋友三四》充满对朋友的敬重和关怀，而诗集《一叠欠条》则处处可见他对草木生灵的仁爱和对自身道德的反思。例如他写一棵大树上有个小小的鸟窝：“树够不上粗壮，但很高挺/冬天大树摇身，积雪压枝/他青筋暴起，安静地挺着，因为他/毕竟举着，一个家庭”(《鸟巢》)。一条无主的流浪狗会让他无端牵挂：“狗蹲在那里/时常叫唤几声/像是在看护/这越来越深的夜/又像是要抵御/这越来越深的夜/将它彻底吞没”(《一条自由的狗》)。乃至面对一片落叶，他也心存悲悯：“对于柔软的事物我们都是这样/觉得亲近 安全/就放心地践踏/甚至听到它咯吱的/断裂声/常常免不了 还饶有兴致地/多踩几脚”(《柔软的事物》)。“仁”不仅仅是一种态度，而且时常被儒家视为“世界存在、关联、生生与运动的根源”(陈来：《仁学本体论》绪言)，进而将仁上升到万物生发的本体层面，刘怀彧或许不曾对儒学做思辨或学术方面的深入探索，但他的诗歌却隐约体现出建构“仁本体”的意图，他的诗总是充满谦卑的善意与盈盈生机，饱含对一切生命的尊重与礼赞。此外，这种仁的精神，如孟子所言带有“敬爱”的特征，因此刘怀彧的诗并不像很多现代诗那样，对事物的内在本质进行穿透或者攫取，他从不用锐利的语言去冲击事物，而是在关怀的同时，对他描写的事物抱有敬畏的距离，这使得他的诗歌意象通常都比较模糊，例如他写自己在西藏拍的照片：“而我在此岸骑马 拍照/马是白马 天是蓝天/现在看来/横竖 都是污点”(《纳木措骑马》)，对马和天都只做白的、蓝的这样简单的修饰。这也使得他的语言充满绵软温和的笔触，如：“我要送你的丝瓜 还在藤上/干净的天空 干净的屋檐/长袖的瓜蔓/微风一吹 晃起一帘黄翠”(《丝瓜》)。刘怀彧通过诗歌写作中潜在的道德克制，对物我之间的相互审美进行了提纯和净化，但这种写法有时也会使他的表达显得过于寡淡。

　　其次，现代诗的精神谱系根源于西方的个人主义，通过对日常语言进行解构并赋予新的意义，来抵抗社会强加给人的各种身份，打破身份体系加诸于个体的精神异化和价值威权，而儒家则一直坚信身份是人的本质属性。孔子曾说过“政者，正也”(《论语•子路》)，所谓为政之道不过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社会无非是由不同身份的人所组成的，假如每个人都扮演好自己固有的角色，作为整体的社会就安定了。这种身份理念延伸到文学中，也使中国的传统诗歌充满诸如游子、思妇、书生、臣子等一系列相对固定的抒情角色。在处理日常身份与诗歌写作的矛盾时，刘怀彧延续了儒家的身份意识，他曾坦言，他的第一任务不是成为一个诗人：“我只能选择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在学校时努力做个好教师，在报社时努力做个好记者，在机关时努力做个好公务员，在家里努力做个好儿子好父亲好爷爷。生而为人，这才是我应该承担的使命……”(《后记——一叠欠条的诞生》)因此他的诗歌不但不规避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日常身份，还努力将其中所蕴涵的伦理温情转化为诗意，如此一来，现代诗的禁地就被转化成了合法抒写的主题。这种理念在他所写的《感恩书——致儿子儿媳》以及《哦，天使——致孙儿路路》两组长诗中体现得格外明显。这些诗不但充满真挚的人伦情感，同时也在诗歌的意义上充满对人的生存体验的新异发现，例如写给孙儿的第一首：

　　准!

　　在此之前 你妈你爸

　　是准妈妈 准爸爸

　　我们是准奶奶 准爷爷

　　只有在你哇啦一声落地后

　　我们才如获恩准般 正式地

　　成为爸爸 妈妈

　　成为爷爷 奶奶

　　你是天使

　　仿佛一声令下

　　我们 全体起立

　　“恩准”这样的词，本是从君对臣，上级对下级，父对子等层层的权力等级的宝塔上传递下来的，诗中却被彻底倒置过来，表明诗人在延续了传统社会身份语言和秩序观念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了饶有趣味的重构。身份意识的建构离不开仪式感，所以儒家特别看重礼仪。在记录儿子儿媳婚礼的《感恩书》中，诗人不忘对婚礼的各种礼仪习俗进行了正面书写：“每个程序都充满意义/每个仪式都无比庄严”(《礼成》)。这些描写不能说都是成功的，毕竟按照我们的日常感受，婚礼的种种仪式早已被商业化运作弄得丧失了意义，变得格外俗套。诗歌写作通常也会回避这类素材，假如不得不写，多半也会采取反讽或悖论的视角。《感恩书》的作者一定了解这个基本原理，但他仍然坚持这样写，一方面因为他首先不是一位诗人而是一位父亲；另一方面，也是源自他对上述儒家式的身份观念所怀有的强烈信念。

　　然而这种坚守是不易的。《中庸》有言：“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在传统儒士的精神世界里，“道学问”与“尊德性”是“知行合一”的两个侧面，共同构成了儒家思想“同真善”的基本特征。但现代的知识体系把“道学问”这一块从理想整体里划出去，交给了高校里的专业学者。缺少了“道学问”对世界的整体解释，儒家的语言就丧失了公共性，儒生便无法打通自我和社会的通道，他失去了将内在的精神品格推而广之的实践途径，只能做一个在封闭、孤独的信仰里挣扎的道德个体。人们在谈论刘怀彧的诗歌时，通常都会留意到他的身体状况——动过六次大的手术。病痛的折磨确实在他的诗歌中留下了深深的刻痕，但同样值得关注的，也许还有他精神世界的那种不完整的残破感，一如他笔下等候拆迁的旧房子：“顺溜的人 提前走了/坚持的人 还在坚持/整座楼都 破罐破摔/充斥了自贱和邋遢/像一场不幸的婚姻/伤痕累累/却还在 勉强使用(《一座房子放下了尊严》)”。不像那些打着国学传统招牌自我膨胀的人，刘怀彧对自身的精神困境一直保持着清醒坦诚的认识——无论这困境是源自于自身缺陷，抑或是来自时代的冲击。他的诗从不借助那些宏大的命题或复杂的文化符号去打造幻想殿堂，而是经由一种近乎卑微的自我拷问去无限逼近内在的神性。他似乎在盖一所只存在于自己内心的庙，搭建的材料都是从自身的血肉中割下来的，而这血肉，割得越多，就越痛，反而越是暴露出他作为一个凡人的残缺、卑微和无力，但同时也就越发加强了他对于神性和完整的渴念。这种“大成若缺”的矛盾构成了他诗歌写作中深刻的悖论：

　　你是我的神，

　　是我笔下最辉煌的词句。

　　因为你，我无法扫除心中的积雪。

　　这点积雪，正为你经年的神光而设。

　　我无法褪去这最后一个冬天，

　　心甘情愿，就这样，

　　这样保持着对春天的期盼。

　　——《幸福颂》第八首

　　“积雪”象征着“我”作为个体的有限和残缺，但正是这残缺映照出“你”的神光，所以“我”总是无法扫除心中的积雪。这种自我反思的“负的方法”，大概也是这本诗集被取名为“一叠欠条”的原因之一。我们知道儒家对宗教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这是因为儒家从源头上就有“求诸己”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它坚信人总是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去实践在世价值，如此神对儒家而言就成了多余的概念。唯有在信念和实践产生激烈冲突的悖论中，才会有神存在的必要，就像《圣经•约伯记》里的好人约伯，上帝不断给他降下灾厄，他反而要更加大声地赞美上帝。刘怀彧的身体状况大大削弱了他按照儒家式的理念行事的可能性，如他自己所言：“它总是变着花样折腾/给我一个一个伤口 一场一场疼痛/让我在尘世里翻滚/英雄气短 一辈子/讲不起一句硬话”(《我和我的身体互致歉意》)。在精神层面上，他同样察觉到在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追求内在的纯粹所面临的悖论，他知道：“我只能布置自己的寂静”(《我轰隆隆的城市》)，他还知道，哪怕这种独善其身式的寂静也是荒诞的，因为城市的本质就是欲望的集合，当一个人选择生活在城市，他必然也选择了欲望，于是个体的道德诉求就变成了一张尴尬的棉被，“怎么也捂不住/我们这个时代/轰隆隆的城市/盖在脸部/露出脚趾”(同上)。身心的双重困境使他心中传统的儒家式理念产生偏移，向一个莫可名状的“神”靠拢。这个神有点像基督教的上帝，是没有形象也不可思议的，即使信徒的善行换来的是厄运和打击，那也是上帝在以一种凡人无从理解的旨意行事，而人要做的只是相信他，把自己整个交给他。这样的神无法企及：“你无处不在/我却找不到你”(《幸福颂》第十二首)；这样的神又是有大能的：“我找不到你/你却无处不在”(同上)。在我的感觉中，《幸福颂》和《西藏念想》这两组诗，是上述同一主题在不同时期的表达，第一组诗注重拷问和思辨，而在第二组诗中，抽象的神从西藏的风景中获得了丰富的地域表象。把两组诗放在一起对比，就能感觉到二者之间丰富的内在呼应。例如在《西藏念想》的第一首中作者写道：“我想去西藏/因为 她站在那里/是一种召唤/因为 我活在这里/是一种必须//她过于高峻/因此孤独/我过于低矮/因此幽暗”(《因果》)，这是在重现《幸福颂》中“神”和“我”的对立。作者身在西藏，看到高原、雪山、寺庙和藏民对宗教的虔诚，感觉到他内心向往的种种美好在这里都变得触手可及，整组诗歌的笔调变得热情愉悦，不像《幸福颂》那样忧郁低徊；神我之间的对立也趋于缓和，由追问转入对话。即便如此，二者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依然存在：

　　无人区

　　我不打算去无人区

　　劝你也别去无人区

　　至少现在别去

　　要去

　　就等我们卸下这一副臭烘烘的皮囊再去

　　就等我们消掉这一神沉甸甸的欲望再去

　　就等我们化作一溜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灵魂

　　再去

　　那是上帝仅剩的一点点版图

　　前文提到的后儒家时代追求个体道德的悖论，同样在《西藏念想》中得到了重现。例如作者说到：“此去西行 最好能取到一本好经”，这是因为“虽然手头有很多经/但它们 往往只教我/错上加错 或者用另一个错/盖住原来的错”(《经书》)。诗中的“错”以及“错上加错”，无疑就是《幸福颂》里内心那堆永远化不去的积雪。正是这种一以贯之的道德立场，使得他看起来就像一位在后儒家时代依然坚守在城市的道德瘠土里的诗人“先生”：

　　我有一个宏愿

　　要用足够的墨水

　　把这都市的夜

　　刷黑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

　　我们没有真正的 白昼的白

　　也就没有真正的 黑夜的黑

　　从来都不会斩钉截铁

　　白天瞌睡 晚上失眠

　　生活像一部无用的法典

　　充满空泛模棱的修辞

　　……

　　——《将黑夜刷黑》

　　刘怀彧的诗歌还有很多与传统的儒家文化相通之处。例如，他的诗对于平凡事物和日常生活的偏爱，与孔子“道不远人”的主张是一致的。《易经•系辞上》说“一阴一阳谓之道”，这个道“显诸仁，藏诸用”，乃至“百姓日用而不知”，儒家往往将“道”蕴含在日用人伦之中，而刘怀彧也总是把他诗人的灵性隐藏在最朴素的日常体验之中。此外，他延续了《诗经》“思无邪”的传统，始终保持着质朴童真的写作风格。在语言的运用上，也不难看到《诗经》对他的种种影响，例如：《诗经》常使用回环往复的句式，尤其如《芣苢》这样早期的作品，通过反复咏叹来营造音乐美。刘怀彧的诗也经常使用排比和重复来进行铺陈；《一叠欠条》中诸如《幸福颂》《感恩书》这类作品，显然也继承了《诗经》中《颂》的功用。他的诗和他内在的人格精神水乳交融，无法分离。纯从技术层面看，道德写作往往会损害现代诗对元生活的感知灵敏度，因为道德需要用某种统一的原则来处理生活，而现代社会的价值多元化，使传统的道德守则远远不足覆盖复杂的当代生活；即使回顾中国旧有的文学传统，也极少有理学家、思想家同时还是一流诗人的例子。但刘怀彧的道德自省具备足够的深度和复杂度来支撑他的诗歌写作，他那些看似平淡的诗句，是对生命的一次深入和对诗歌的无数次浅出。与此同时，他依然保持着灵性的双眼，敏锐地捕捉着人情百态中的种种细节。例如我很喜欢那首《她们》，写在城市里生活的女孩们回到乡下过年：“这些侄女辈的孩子，礼貌而亲和/窈窕而芳菲，足够给家乡长脸/而家乡却放大瞳孔，注视着她们/当她们，偶尔放肆地笑起来/你会眯起眼睛，如同有处伤疤/正隐隐作痛，又忌向人言”(《她们》)。返乡女孩低调的容妆与礼貌的态度，并不足以消除乡村人那种喜欢窥人隐私的疑心，反而在两者之间营造出隐忍的张力。诗人在这里没有做任何道德判断，而是像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用不动声色的语言道出了存在于城乡文化的裂缝间的那种微妙难言的紧张感，如此敏锐的洞察力不是一般诗人所能具有的。行文至此，我想在末尾附上自己作为长期读者的一个心愿，即怀彧老师在今后的诗歌创作中能多写类似这样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