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应该从春天的油菜花写起，它们一直在我的记忆里开着。现在，它们又开始跟随着我的思绪，席卷着院子附近的田野、坡地和山冈。它们的明亮里有一种震荡人心的妖娆，和透在骨子里的媚态。它们是另一种阳光，让每一个人在面对它们时会一下子省略掉内心的晦暗和忧伤。它们开着，整个院子也就跟着亮堂起来，真正的阳光反倒像是它们照射过来的，铁灰色的檐瓦、松木窗栏、土砖院墙、青石台阶以及院子外围鱼卵一样堆垒着的褐红色泥巴墙，都像是蒙了一层金箔一般，一个劲地在眼前闪动。

　　院子不大，只有十几户人家，其中有几户是外姓，却不分彼此，隔墙必有耳，屋脊连着屋脊，屋檐牵着屋檐，围成一个“U”字。齐叔家住在院子的东头，琴姐姐家住在院子的后面，挨得都很近。

　　院子的中间是正堂，一扇红漆剥落的大门在白天老是敞开着，正中是供奉着祖先牌位的神龛，插着几根没有燃尽就已熄灭的香烛。两边靠墙的位置堆放着一些杂物，主要是农具，如锄头、犁铧、风车、箢箕、箩筐、引水用的管子等，这些东西都是祖辈们所熟悉的或者曾经使用过的。从台阶上下来，是两米宽的水坑，黑到腐烂的泥层上是不到一指深的水，水里长年浸泡着树枝、菜叶、饭团、纸片、石块、瓷片、竹筷、碎瓦、烂布条、家禽的粪便、一些细小的扭动着的虫子以及一些缺了胳膊少了腿的物什，像个大杂烩。平时，这一切倒也相安无事，一旦有人触动了坑里的哪怕是一根伸出来的细小树枝，一股恶臭就会随着咕噜咕噜的气泡直往上冒，就像是一个一不小心触动了的机关。水坑的边沿，一些瓜秧和禾苗正稀稀落落地排着队，因为有了足够的底肥，它们昂扬的姿态就有了咄咄逼人的气势。水坑上方的顶棚是专门为丝瓜、苦瓜、葡萄或蛾眉豆用树枝和粗草绳搭起来的，一旦季节来了，就会成为那些藤藤蔓蔓攀援的路径。院子的正前方是一块平地，是接纳议论、争吵和欢笑最多的地方。一些去年的干稻草散落在上面，让所有走过的赤脚总是感到一阵阵温软。几只母鸡咯咯叫着领着一群小鸡仔走到这里又走到那里，它们大踏步行走的样子像极了一边走一边解开棉衣的纽扣甩开膀子往前冲的矮小而肥胖的妇女主任。与此不同的是，公鸡的姿态就显得傲慢得多，它们昂着头，走的往往是标准的台步，有时纵身一下子就跃到了高坎上，然后梗起拉长了的脖子开始即兴发表它们早已名满天下的演说。有些公鸡已不会叫了，因为在此之前它们都有过一次小小的手术，那个抄一把小刀和一根铜丝的带着老花镜的二爷把它们都给阉了。二爷每过一段时间就到院子里来一次，鸡的主人就将鸡一只只搁在他的膝头。不一会，两粒黄澄澄的睾丸就取了出来。一只猫伸了个懒腰从门坎边站了起来，它灰黑色的毛发上有被烧焦的痕迹，它的尾巴笔直地竖起来，迈着虎步，一步一步地走下阶台，走到了令它不得不眯缝着眼睛的阳光下。那条红鼻子母狗像受到了某种伤害，对一只猫的出现第一次流露出视而不见的神情，它先是趴在一团由树枝和院墙构成的阴影里，然后出乎意料地从屋里叼出一根红萝卜放到平地上的灰土里，盖上，再扒出来。等了一会，又叼到屋里去了。等它出来时，眼里透着的焦虑而悒郁的光再也无人能懂。后来平地上堆了一堆煤，用一层厚厚的黄土盖上、踩紧，作为过冬所需。这些煤大多是从很远的地方运到离院子还有很远的毛马路上，再用箩筐一担一担翻山越岭给挑回来的。平时，院子里升起的总是柴火，用竹耙山前山后地搜罗，有枯死的芭茅、晒干的麦秸杆、折断的松枝和灌木，扎成捆，再背回来，然后堆在阁楼上或者火塘边。尤其是在早上，那舔着锅沿不时发出笑声的火舌，那沿着熏得漆黑的墙壁升腾起来的，紧接着透过屋顶瓦缝那蓝色的、黑色的、灰色的、浓烈的、淡薄的炊烟，总是和着风和着雨，缓慢地或者飞快地散去，那是真正的人间烟火，连煮出来的米饭都是十足的烟火味。

　　小孩子是从来不去管这些的，我和他们一样，只知道沿着墙根捉蜜蜂。土墙上有许多圆形的小洞，小洞的口径基本上和蜜蜂的身体一样大小，成群的蜜蜂总是嗡嗡叫着从油菜地里采完蜜回来，它们一飞到院墙处就散了，各自飞进洞里去了。我们就用找来的空药瓶斜对着洞口，再用细小的树枝伸进洞里去挠，再小心翼翼地将蜷缩在洞里的蜜蜂一只只扒拉到瓶子里去。为了防止它们跑掉，又赶紧将瓶子盖上。药瓶是玻璃做的，透明，一看就知道谁捉得最多。有性子急的，干脆从家里拿来一把蒲扇，对着正在飞着的蜜蜂就兜头扇下去，被扇晕了头的蜜蜂总是一下子掉在地上或阶台下面的水沟里，不等它们醒过神来，我们已提着它们的翅膀塞到瓶子里去了。也有被蜜蜂的刺螫到的，尽管也很痛，这并不影响到我们的快乐。我们的快乐是如此简单，简单到不知道具体的答案。我们甚至一厢情愿地往瓶子里塞进一些油菜花，瓶子的空间那么小，小到蜜蜂根本就无法飞起来，当然更不会去理睬油菜花上的蜜了。开始它们还能在瓶子里爬动，生命毕竟是需要一定程度的阳光、空气、水和自由的，更何况是这么小的生命。很快，它们就会和瓶子里的油菜花一起，成为被遗忘的标本。若是在夏夜，当我们面对遍地萤火时，同样会拿出捉蜜蜂的伎俩来，有的将萤火虫放在瓶子里，有的捧在汗渍渍的手心里，有的则用一块布包着吊在床头的帐钩上，更多的是跟着那飘忽着的像拖着尾巴的萤光在院前院后疯跑。

　　对待动物，尤其是小动物，我们的喜爱和虐待几乎是在同时进行着的，甚至完全取决于我们心情的好和坏。我们在丢给红鼻子母狗一块肉骨头时可能会随时给它狠狠地踹上一脚，我们在抱着猫咪轻轻抚摸着它的时候可能会突然将它往地上丢去。有一回，院子后面的一棵枫树上坠下来一只还在刚刚试飞的小麻雀，赶来援救的母雀一边俯冲下来一边发出凄厉而仇恨的叫声。我们充耳不闻，小麻雀被我们捉住后得到了精心的呵护(当时我们就是这样认为的)。我们轮流给它喂米饭、菜叶或者水，它稚嫩的小嘴老是闭着。为了不让它饿死，或者说为了让它在我们的手掌心里慢慢地长大，我们老是强制性地把它的小嘴给掰开。我们还在它的小腿根部缚上一根粗麻绳，目的之一就是给它一点行动上的自由，它那细小的腿很快就红肿了起来，有时我们把它用力抛向空中，“你飞呀，你飞呀”，又硬生生地攥回来。我们的这些愿望都是美好的真诚的。一只小麻雀永远也不会明白，因为折腾来折腾去不到三天的时间它就死掉了，什么都来不及了。

　　一到冬天，院子阶台的横梁上就会挂满红薯藤，一些无家可归的麻雀往往将这里当成它们的旅馆。晚上，你若是拿着手电去照，一只只伸手就能捉来。有个别惊醒的，突然振翅飞起，那惊魄未定的叫唳像冲天炮一样在夜空中划拉一下，拐了一个弯，落到院子西侧的那棵枝叶繁茂的大槐树上去了。被捉住的麻雀往往不等过夜就成了下酒的菜，酒是自酿的米酒或高粱酒，麻雀的炒法则是再简单不过了：去毛、剖膛、洗净内脏，整只整只地下锅，用猪油炸至外黄内嫩，然后抓一把剁碎了的红辣椒爆炒一下，然后用一只青花瓷碗盛了，连骨头都酥香可口。当然，喜鹊、燕子、乌鸦和毛四婆婆就没有这种顾虑了。喜鹊在枝头叫的时候，院子里即使没有什么喜事也会随之蒙上一层喜气。燕子经常会将窝筑在祖先的神龛顶上或者靠近屋檐的墙上，谁要是端燕子的窝，头上会长癞子。乌鸦的出现是不祥之兆，大人们避之犹恐不及，何况是小孩子。毛四婆婆则是一种独来独往的鸟，比麻雀稍大，身上的羽毛白多灰少，警惕性也强，这种鸟打不得也吃不得，因为招惹了它等于是招惹上了厄运。这些都是院子里的大人们言传身教的结果。

　　那个时候，我们根本还不明白自己在对待事情上应该负有的责任。对动物是如此，对人同样是如此。

　　院子的前方有一口叫荷叶塘的水塘，每年夏天我们都会到水塘里游泳。那年流着鼻涕站在塘岸上的二毛还只有七岁，他鼓着一双眼睛无限向往地看着我们光着屁股在水里扑腾。这时，不知是谁恶作剧地冲他招手，“二毛，你也下来呀”，引来一片水花和笑声。大家都以为二毛肯定是不敢下来的，不过是逗他开开心而已。逗完二毛，我们就在水里打水仗，待疯够了爬到岸上，这才发现二毛不见了。问院子里的大人，也不知道，院子里一下子就急成了一锅粥，院前院后到处找，连院子后面的地窖都找过了，没有。直到还穿着开裆裤的三妹用手支支吾吾指着水塘，大家才醒过神来。二毛从塘里打捞上来时早已嘴唇乌青全身僵硬，二毛的父母亲抱着他的尸体直哭得天昏地暗。我们一个个围在旁边，开始还你怪我我怪你，后来，被各自的父母恨铁不成钢地大骂一通后，心怀余悸，谁也不敢吱声了。天大的事情，不过几天的时间就被一些好玩的事情给掩埋了，就像二毛裹了一床草席被屋后山坡上的黄土掩埋了一样。

　　对于院子来说，一天的开始或许还不是大门开启的吱呀声，而是卖豆腐的刘家大嫂的吆喝声。她的声音高亢中带着甜味，随着这种声音从院子后面的斜坡上下来，四周的空气里就仿佛有了一种漾动的波光。一天的结束或许也不是放牛娃打着飞脚鞭着牛往家赶，而是猪郎倌兼光棍的王三脸上那落寞的表情，他的公猪刚给院子里的一头母猪配过种，他看不惯公猪在配完种之后那副趾高气扬而又不听使唤的样子，一边用条帚将簸箕拍打得山响，一边大声地吼骂着。他和那头公猪缓慢行进的步履离院子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的，还有太阳的余晖。

　　岁月似乎并没有加深院子的衰老，那灰色的瓦和土黄色的院墙一直在太阳底下明亮着，还有那一溜溜沿着墙根奔跑的绿色的草和一朵朵不时闪现的野菊，它们的清新和如泪眼般汪汪的露水在一个人的意识里几乎是无处不在。衰老的只是人，或者说人的衰老总是走在院子的前面，这更像是一个错觉，它是真实存在的。即便是如此，人的衰老也只是院子明亮的一部分。

　　双目失明的元奶奶七十多岁了还自己到井台上去打水。她行走得虽然很慢，脚下的每一步都是那样地从容不迫，她决不会因为脚下的一块小石子而绊倒，她瘦小的身子也不会因某个台阶的突然出现而摇晃。她手中的铝皮脸盆像长了眼睛，在牵引着她走向低矮的井台。随着她的身子勾下去，井里的水晃荡起来，她那张满是皱褶的脸也跟着在井里晃荡。一些青苔升上来又沉下去，几只有几分透明的小虾米倒退着身子，一眨眼的功夫就隐没到幽深的角落里去了。元奶奶逝世的那天，院子里没有一点关于死亡的气息和迹象，像往常一样，元奶奶打完水之后，就搬了一把藤椅坐在井台边上晒太阳，那天的太阳暖烘烘的，元奶奶晒着晒着像是睡着了，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对于院子而言，衰老或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中断了的记忆。

　　齐叔是院子里唯一的工人，曾经是煤矿里的劳动模范，带着大红花去过北戴河，是我们眼中的大人物。以前一年到头难得看到他，后来他每个星期都回来，他回来的时候大多已是夜半，挑一担黑乎乎的柴呀煤块呀呼哧呼哧地喘着，一进院子听到狗叫，他就会大骂一声“畜牲”。不一会儿，他家的门就唱歌一样地开了。齐叔喜欢喝酒，不是一般的喜欢，从早上喝到中午又从中午喝到晚上。齐叔也喜欢讲故事，同样不是一般的喜欢，他可以从早上讲到中午又从中午讲到晚上。齐叔每次回来都是我们的节日。我们陪着他，总是一直陪到天黑，那一天的太阳是怎样落下去的，我们都不知道。后来齐叔一家都迁走了，迁到十几里外的县城里去了。

　　没想到的是，这之后不到两年，琴姐姐恋上了一个广东来的后生，他是被大队部请来做炮竹的。后生长得高大威猛，心眼也好。琴姐姐的父母不同意，认为广东太远了，嫁过去等于是白养了一个女儿。琴姐姐是个烈性子，当众从家里拖出一把菜刀跑到院子当中的一块石头边，一刀就剁掉了半节小拇指。当时我们谁也不知道琴姐姐为什么要这样做，只知道从那一次后，琴姐姐如愿以偿嫁给了那个广东佬。后来，琴姐姐的两个妹妹也嫁了过去，用她父母的话说，都嫁出去也好，好歹姐妹之间有个照应。

　　院子里最热闹的时候无非是逢着了红白喜事，昨天谁家的老人去世了，今天又是谁家娶媳妇，后天又是谁家的小孩过满月。流水席摆满了院子里的平地，炮竹声声中，前来吊唁或前来祝贺的人来了一拨又一拨，又去了一拨又一拨。就在这种迎来送往中，院子有了自己泛黄的卷宗。

　　入冬以后，霜天又开始连着暖阳连着雪地，那奔跑着的呵着热气的孩子们，那此起彼伏的公鸡的打鸣声，那铡刀切割干稻草的嚓嚓声，让整个院子的呼吸变得急促，变得慌乱。只有那晒在瓦上的红薯片，无时无刻都在以接近阳光的成色，加深着院子的乡土意味。

　　院子的周围，红花苕子又像春天的油菜花一样漫不经心地开遍了，那米粒般大小，白色的或暗红色的花就会一大片一大片地覆盖田野，一直会开到来年的春耕时节，开到牛背着犁铧拖泥带水地走上田埂。现在春天还有点远，院子就像是搁浅在花海中的一艘旧船，仿佛在下沉，又老是沉不下去。

　　红鼻子母狗身上的毛开始脱落，那雪一样白的一身毛只是几年的光景就黄了灰了暗了。即使是在晚上有生人走进院子，它也懒得叫唤了。倒是它正在成长中的儿女们散布在院子的各个角落，以一种无畏的忠诚的盲目的叫声继续加深着院子在夜晚中的寂静。

　　夜晚中的院子是美的，这种美你必须隔着一定的距离去看它。比方说你出了一趟远门回来，或者相隔了一段较长的日子，或者有意地站在对面的高冈上。在点燃一支劣制香烟之后，你是真真切切地看到了这个院子，这与你平时无数次身在其中所看到的都不一样。尤其是在有月亮的夜晚，院子熟悉的轮廓所呈现的就不再是院子本身。它沐浴着这月辉下的一切，包括风，包括各种昆虫的叫声，它包容和承担了太多的东西，也隐忍了太多的东西，它的沉默里写满了期待和爱。当它告诉我们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却要真正地弃它而去了，有的或许永远也不会回来了。因此，它的美是内敛的，内敛到让你心虚，让你喊痛，让你不敢正眼看它。此时此刻，它就在那里，它让你看，让你看到自己的卑微里也会有一种沉重的东西，被它推搡着也被它拖拽着。

　　院子越来越冷清了。有许多人是注定不会在院子里呆一辈子的。你像平时一样在院子里喊一个人的名字，突然想起这个人已到了一个也许你一辈子都无法知道和到达的地方，一种真正的冷清就会自足底上升，一直上升到你的内心。

　　离开院子的人越来越多，青皮后生和精壮汉子出去了，紧接着黄花闺女和七姑八姨也出去了，他们大多怀揣了到外面捞世界的心，剩下来的都是些老弱病残。院子周遭的草趁机疯长。田荒了，土荒了，连耗子也来得少了，偶尔出现在院子里也是大摇大摆。

　　院子还是这个院子，你可以搭错车，走错路，你不会进错院门。哪怕你是一个偶尔驻足的外乡人，哪怕你只是为了讨口水喝或者歇一歇行程，当你走到别处的院子门前时，你都会厚厚道道地喊上一句“里面有人吗”，即便是里面真的没有人答应，你也会很小心地进去，生怕惊动了什么。

　　时光、尘土、过往的人的气息、曾经的故事，都在每个人的院子里弥漫着，雨冲不散，风吹不走，即使是岁月的轮子也载不动。

　　更何况这原本就是属于你的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