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一堆遗弃的垃圾中发现的，一只老式、废旧的煤油灯。

　　这只煤油灯被岳母从老屋扔进了门口的垃圾中，嘴中好像碎碎念地唠叨着什么。

　　我听不清。我站在二楼的阳台上打扫密密的蜘蛛网，俯视着岳母，因为角度的问题，在眼中凸现得更多的是岳母的头，一头白发多于黑发的头，有些凌乱。一抬头，与老屋旁边高大的喜树上的鸟窝有点类似。

　　岳母离开家乡二十多年，已经七十高龄了。叶落归根，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追求，尤其是农村出来的老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再美的地方也不及老家的好，其实是担心终老异乡，回乡终究有个让灵魂安息的土堆，有鸟鸣，有花香，有狗吠声，还有吹过树林的沙沙声，一点也不落寞。年轻时总是按不住勃动的心，义无反顾地走出村子四处闯荡，老了还是心甘情愿地回到自已的老窝。岳母的家是位处湘北丘陵地带的一个过于普通的村子，叫骆坪村，村子前有一条河，游港河，《水经注》居然记载了的河。河直通洞庭湖，曾经是一条重要的水道。河的历史，岳母不懂，她关注更多的是中年时建成的楼房。那幢二层的砖房还在，只是形同一个满脸沧桑的老人，在村口守望着门前的那条古老的河，当然更多的是漂泊在外的游子。岳母曾几次千里迢迢回乡，整葺老屋。无人居住的房屋格外容易腐败，没有温度，就如生命孱弱的老树，风一吹，雨一淋，似乎有摇摇摇欲坠的感觉。有一年刮大风，屋顶上瓦片吹烂了不少，岳母回来将老屋的木檩进行了更换。又一年，再次回乡把屋檐用水泥浇注了，老屋才显得更加结实。可是，不管怎么修葺，老屋也愈发的老了。正如正在老去的岳父岳母。

　　岳父四十多岁的时候，从家乡外出办茶砖厂，就是南方人用老茶压制的黑砖茶，专门销往大西北的牧民，消食，化腻。岳父凭着这块黑砖茶，把他的三个子女送出了农村，大儿子，也就是我的舅哥，转了国家粮，进县城招了工，成了国家的人，只不过后来国有企业“破三铁”，成了下岗工人，这是后话。老二是女儿——我的妻子，读了师专，当了一名老师。三儿子最争气，大学毕业后分到怀化成了一名国家公务员，真正的铁饭碗，自然成了岳父岳母最疼爱的一个。后来岳父岳母干脆去了远在湘西怀化的舅弟家，帮助照顾孙子，一住就是十多年。去年春节，我们一家人去了怀化。岳母说，想回老家住。已在怀化扎根安家的舅哥舅佬没有附和母亲的话语。或许是舍不得老母，抑或是其他的什么想法，只是一时找不到表达的方式。后来，舅佬说，他不同意两个老人回乡。

　　想不到，岳父说回就回了，月底竟然回到了老家。思乡心切呀。

　　老屋已经很老了，所有的门窗基本上腐烂了，电线上满是蛛网，地板上是堆砌的渣土，好像容不得人插脚，苔藓已爬上了墙脚。

　　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清除垃圾。一堆又一堆的垃圾，曾经是父母生活的物品，时间久远了，原本有用的东西，已变成了废物。

　　这只煤油灯也不例外地扔进了垃圾中，等待运走。我无意的一眼，余光中有一股熟悉的感觉，定神，在尘埃中发现了它。

　　这是一只普通的玻璃灯盏。外形如细腰大肚的葫芦，沾满了尘泥。上面应该有一个形如张嘴蛤蟆的灯头，灯头一侧有个可把灯芯调进调出的旋钮，以控制灯的亮度。灯头上还有一个高高的玻璃灯罩。而现在，灯头已经找不到了，抑或是锈蚀成粉尘了。毕竟是二十多年光阴。曾经在老屋呱呱落地的舅侄，在这一段光阴中也长成了青皮小伙子了。或许，曾经在这只煤油灯下吮过母亲的奶汁。如今这只铁皮制成的煤油灯头在这漫长的二十几年，一点点地锈成了粉尘，随着岁月一同淹入了历史，只是无人知晓或无人记录在案。

　　怀念一盏乡村的煤油灯，照在乡村的生活场景中，照在一间间温暖的房屋内，总是在黑夜即将来临时，给我们光明和镇定。煤油灯，曾经是六、七十年代中国农村的照明工具。曾经家家户户必备的煤油灯，势不可挡地退出历史舞台。在这样的高楼里怎么也找不到他的身影。他成为乡亲嗤之以鼻的物具，他们早已毫不吝啬地将他扔进了垃圾堆中。如果不是岳父外出二十多年，我可以料想到这只煤油灯的命运，他怎么也不会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将这只煤油灯带回了城里的家，用清水反复洗净了他身上的污泥。他圆形的肚子里竟然闻不到星点煤油的味道。我细细地闻了又闻，我是想找寻那曾经熟稔的一种味道。岁月真的是一把刮骨钢刀，甚至连一点点气味都削得干干净净。

　　我至今非常奇怪，小时候，对煤油味有着一种偏爱。那种煤油的独特芳香，淡淡的如空气。吮着它，感觉一股温暖存在，感觉它静静抚摸我们周身，每一个细胞都含着它的体温。几十年了，从离开家乡，就再没有闻到过煤油味。这只煤油灯，让我自然触摸到那些情节，那些温暖的夜晚。

　　洗净的煤油灯，被我把放在书房中的书柜。妻子说，灯与书格格不入吧。而我想，灯是黑暗中的光明。书更是照亮人生前行的灯。

　　然而岳母的煤油灯却是一盏有故事的灯。

　　岳母曾经是村庄里的妇女主任，这并不重要，重要的岳母是一个赤脚医生，还是村里的接生婆。那时中国农村就医条件差，赤脚医生作为改善农村看病难曾在全国各地蜂涌而起，成为新中国一段无法抹去的历史。所谓赤脚，其实就是没有受过专门培训，岳母那时年轻，又读了点书，便选送在公社卫生院进行了半年简单的学习，学得一招半式，足以招架日常小病，便抽身返村，旗鼓开张。当然只是半农半医，时常还要捋起裤管打着赤脚下田忙农活，栽秧、种菜、割谷子，样样都行。我想像那些日子，岳母常常背着一个有红漆画的“十”字标志的白色药箱，里面摆置针管、针尖，萄葡糖、感冒药，酒精，棉团等物品，进东家，出西家，穿田过畈，为村民看病。而且方圆几里，凡是有人家要生孩子的，都请岳母去接生。岳母是一个热心人，只要哪家产妇要生了，接到叫唤，不管白天黑夜，随喊随到，即使屋外是凄风苦雨，岳母立马放下手中的活计，哪怕是刚刚端起饭碗，她也二话不说，背起风箱，就冲进雨幕中。白天还好，最怕的是晚上，没有灯，岳母一手执着煤油灯，一手打着一把油纸伞，在黑夜中前行。我常常想，那一柱灯，就是一个光明的使者，每一次出行，都是迎接一个新的生命。当哇哇的叫声划破夜空，村庄又多了一个新生命，他睁开来到人世的第一眼，看到的是一柱并不十分明亮，但温暖的煤油灯光，指引他向人生的希望之旅前行。岳母已不记得自己究竟把多少孩子带到了人世间，胖的，瘦的，美的，丑的，聪明的，愚蠢的，富贵的，苦命的都有。但她记得谁家的孩子，身上的胎记。记得许多孩子出生时，是5斤、6斤，还是8斤。她像一个女神，提着接生的小箱子，行走在有风有雨，有鸡鸣狗吠，有月光和闪电的大地上，一次次迎接生命的诞生，为村庄平添一次又一次喜悦。

　　随着农村医疗基础设施的改善，赤脚医生渐行渐远，最终退出了舞台，“赤脚医生”的称呼已成为历史。后来岳母举家外出。一出就是二十多年，曾经的中年，虽然不是少小离乡，回乡时却是两鬓斑白的老人。

　　如今岳母已老，对赤脚医生的日子，岳母却是念念不忘，又如何能忘，十七年的赤脚医生生涯，第一个接生的孩子，都即将走向成人之旅。有一次岳母拿出一个证件给我，是当年赤脚医生的证书，正是一个时代的座标。证书上有一张一寸的黑白照，记录着岳母的青春印记。那时岳母二十四岁，刚刚为人妻为人母，年轻的面庞注满对生活的期待。在微笑的背后，是母亲对一个时代的注解。

　　岳母说，要是赤脚医生也能办养老保险退休，就好了。说完是一声沉重的叹息，砸下来，仿若能把日子砸出一圈火花四溢来。她的眼睛里分明隐忍着泪水，这不仅仅是心酸，更是一个时代特征被遗忘的泪。

　　返乡的岳母生活并不宽裕，农村老人的养老除了子女的救济，没有更为宽广的路径，虽然每个月可以领取55元钱农村退休金，但在当下物价飞涨的社会，55元钱仅能买到一壶色拉油，而且只能是最差的调和油。生活的窘困，让岳母心情有点烦躁。七十高的岳父竟然在村里一家私营企业当上了搬运工。这却让我的妻子伤心不已，竟在夜深人静之际，痛哭流泪。我知道她是心痛年老体弱的父亲，何以承受如此重压。

　　母亲期盼着这一张证件能温暖她的晚年生涯。

　　母亲的期盼终于有了些许结果。在我行将结束这篇文章之时，岳母打来电话，她刚刚接到通知，赤脚医生可以到政府领取每月120元的困难补助。我突然想像到那盏煤油灯的光芒，在灯光暗淡之时，母亲从发髻取下别针拔一下灯芯，灯光忽地亮了许多。

　　煤油灯的历史已经成为一个乡村的老黄历，煤油灯的退隐世界是电的光来了。电灯让黑夜震颤了一下，煤油灯不得不打点行装，正如老人。但它却温暖了一个时代，温暖着许多人的记忆。灯下的那份温暖、安静的氛围不会消失，它永远会点燃乡村回忆的空间。

　　煤油灯渐行渐远，但记忆却不漫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