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805年，湘南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刚进入十一月，雪花便铺天盖地而来，一千多年之后，再来看那场雪，它似乎是为一个人而下的。那个正值而立、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在踏上这块土地的一瞬间，仿佛就老了。大雪掩盖了道路，积雪盈尺，野地人迹绝灭，鸟雀也遁隐无形，天地间只有寒风像一位暴君肆虐着。寒风固然凌冽，更寒冷的是自己的内心，面对此情此景，哪里才是自己的道路?他想去问那位独自在江上冒雪垂钓的老人，任他满腹经纶，使劲力气，却答非所问，这里不是京城，在未及开化的南蛮之地语言完全不通。

　　多年以后他才发现，就算那位渔翁听懂了他的话，恐怕也给不了答案，“道”与“路”这道千古难题，天地间谁又能解答呢?出发之前，他还在幻想能尽快重新回到长安，继续未竟的事业，他的贬谪之地原本是在武陵郡，为了照顾拖儿带女的好友刘禹锡，他以戴罪之身大胆上书，这样刘去了武陵，而他自己则到了更偏远的永州。他的这一举动帮了兄弟的忙，却害死了自己母亲。在往后的日子里，他依然没有放弃希望，然而没想到的是，“长安一去不回头”，十余年之后悄然客死途中。

　　现在他的大名当然人尽皆知了，柳宗元，中国的读书人从唐以后世世代代都要啃他的文章，自己读了不算，还让子孙们前赴后继地读，后来还逐渐被封为了山水小品的始祖。不光是读，还要背，捕蛇者很造孽，苛政猛于虎呀……为的是什么?不是理解，更不是想弘扬他的思想精神，也许只是应付考试罢了。谁真正走进了他的内心?那个满怀抱负，此前也志得意满，正打算一展拳脚，突然就从天梯上跌入深渊……

　　观后人对柳宗元文章的众多评语，本人最认同苏轼的话，他说：“所贵乎枯谈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文章的味道相似，是因为他们骨子里的精神气一样。当我们谈论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对于他的理想，很容易简单地归结为政治作为，而一打上政治标签，往往会把问题弄得简单而僵化。在那苍茫的历史背后，这到底是怎样一个生命，那些华章诗句之后又隐含了一颗怎样的心灵?

　　陶渊明、柳宗元，这两个读书人中的典型理想主义者，他们都想过“致君尧舜”，安抚黎民，至于著书立说，反倒是其次。遗憾的是，他们生错了时代，有志难伸。魏晋就不用说了，从头至尾都是政治闹剧，战乱不休，谁上台都疑心重重，曹氏如此，司马氏更甚，统治者砍人头颅，就像砍瓜切菜般容易，竹林七贤大多掉了脑袋，剩下的一二也只苟活着，哪里还敢谈理想呀；大唐固然有盛世，可柳宗元看到的已是王朝的背影了，经历“安史之乱”，世界一片乱象，宦官、藩镇交相争权，每个有志向的读书人都希望自己能挽狂澜于即倒，只是……面对这样的世道，同样是理想主义的陶、柳二人采取了截然相反的两种姿态。陶渊明最初也是入世的，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这个世界已无药可救，理想不可能实现，既然如此，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守住自己心灵的一方净土，实在难受了，就在心里虚构一个桃花源，聊以自慰。每天种豆南山下，倾听风声，心藏草木，管它是草盛还是豆茂呢。

　　柳宗元就不一样了，陶渊明是自弃，他是被贬，即便身处荒蛮之地，远离政治中心，他仍不肯轻易认输，要和现实死磕一番。去读他的《永州八记》，感觉这家伙久居偏地，居然还有心情出去优哉游哉，寄情山水，看起来好生自在的样子，仔细一品，就会发现那些疏朗清晰的字里行间酸意十足，原来这一切不过是故作潇洒，装作遣怀而已，有时候甚至装都装得难受，忍不住来一句真情流露，《始得西山宴游记》的开头便写道：“居是州，恒惴栗”，因为在乎，才会在意，进而患得患失，战战兢兢，流连山水也不忘最初的志向，如果是陶渊明，游玩就是游玩，“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才不会想那些烦心事。

　　大概是到永州的第二年，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

　　那天早上，柳宗元早早地起来了。此时的他不像初到永州的那个样子，他知道，永州恐怕要呆上一段时间了，得注意身体。刚来那段时间可真是“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内消肌骨”，面对艰苦的生活环境，到永州不足半年，母亲就因病去世了。现在他总算挺过来了，养成了早起锻炼身体的习惯，他要留着有用之身将来去干大事。母亲去了也有好处，这样他便再无其他顾忌。门前的溪水哗哗有声，他独自一人沿着岸边走啊走，直到晓雾渐开，晨光透亮。

　　眼前这条溪，位置太低，不能饮水灌溉，又峻急多坻石，连一条竹排都走不了，更别说大船了，而且这种浅狭的地方，蛟龙肯定也是不屑的，不能兴云雨，对世界毫无用处，这不就像自己么?想到这里，他莫名地笑了起来。诗人海子说要给每一条河流，每一座大山取一个名字，其实，他已经后人一步，算拾人牙慧了。这种事柳宗元早就干过，干得大胆而出奇，他把眼前这条溪叫愚溪，每个山丘，每道泉水，甚至每块石头，都姓“愚”。不仅如此，他还要为这些愚蠢的家伙各写一首诗名为《八愚诗》，并为这些诗写下《愚溪诗序》。

　　柳宗元留下不少传世之作，说到重要性，《愚溪诗序》是最突出的，如果没读懂这篇短文，就等于白读了柳宗元。寥寥几百字的短文，字字写溪，也字字写“我”，以我观物，万物皆染我之色彩，以物观我，则物我两相忘。如果说在其他文章中他还有所隐藏，那么此处是完全直剖心境了。先贤们的愚都不是真愚，自己才是天地间最货真价实的傻子，没有用就没有用吧，就像这条溪一样，躲在世界的角落里与人无干，却偏偏要出来做事，想派上用场，这就是最大的错误，所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谁也无法治疗的理想主义病!

　　命名，是要让整个世界回到原初状态，重新洗牌，重新编排自然秩序，说到底，也就是要它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排序。

　　命名，大事也!那是圣人才能做的事，创世者才有的权力，柳宗元不是圣人，更不是创世者，所以他不能给全世界命名，而只能为一条溪取名。作为命名者的柳宗元，便是最大的理想主义者。自古以来，命是极为重要的，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只有那些先哲圣人用过、住过的和题过诗文之物，后人才能据此命名，他这一举动不可谓不疯狂。

　　柳宗元是真蠢么?蠢，他自己也知道“邦无道才愚”，如今遭“有道”居然明目张胆地“愚”起来，摆明了是指桑骂槐。上面的当局者不可能不注意他的这些举动，尤其是诗文和言论，当他们听闻到这一切，这个人返回长安的机会无疑更加渺茫了。但又不蠢，他只是聪明过分而已，当一个人看透了这真相，难免心有不甘，对那些小人悲愤交加。且看柳宗元初到永州写下的诗文，要么忧国忧民，要么借物讽人，寓言小品写得再有趣，难免有一股子怨气。直到后来几年，随着时间的拉长，那种幽怨之气淡了一些，至少在文字上淡了，或者也可以说是掩盖得更深了。所以，才有了后来《永州八记》里那种清丽俊逸，妙自天来的情趣，当然他的幽怨之气是始终存在的，在山光酒色之中不时跳出几个字眼来，让人突然就变得忧伤而沉重起来，但这已经不是文章的主导了。

　　二

　　那么，柳宗元到底是怎样的人呢?

　　作为后来者的我，看到的是一个矛盾结合体。似乎世界上所有的理想主义者都是这么个样子，不论凡人还是伟人，理想主义者总希望世界达到美好的状态，事实上，美好的事物之间也充满了矛盾，这就是这类人的悲剧所在。

　　柳宗元是修佛的，却并不信佛，他是一个朴素唯物论者，修的只是内心的通达。在佛教盛行的唐代，也存在韩愈这种“尊儒反佛”人士，而且力量不小，柳宗元则主张“统合儒佛”，在当时非“佛”即“儒”的情况下，他是两边都得罪，不论谁人得胜，他都是失败者。韩愈、刘禹锡这两个柳宗元最好的师友，到最后都跟自己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尤其是韩愈，虽然柳宗元和他政见不同，却始终隐忍包容，从而保持共同的文学追求，可韩却不那么想，现在看来，韩愈的文章确实没啥好挑剔的，可为人相比柳宗元，心胸实在差太远了。永贞革新时期，韩愈仅任江陵法曹参军，而柳宗元却为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在这种情况下，韩愈便对柳宗元等新进怀有妒忌心理，他《永贞行》中称革新党派为“小人乘时偷国柄”，歌颂阉臣功绩，对革新党派升官过速表示不满，对永贞革新进行中伤和诋毁。在柳宗元贬谪其间，这个曾经并肩战斗，一起引导“古文运动”的文学至交，依然对自己持有莫大的偏见，甚至不惜下笔丑化……

　　他和刘禹锡之间，就更值得一说了。

　　这两人作为志同道合者，命途是同样多舛的，只是最后的结局却截然不同。和柳宗元的批判、讽刺，将忧患形诸笔下相比，刘禹锡似乎选择了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朔风悲老骥，秋霜动鸷禽。……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即便在贬谪数年之后，心有戚戚，忍不住写下“巴山楚水凄凉地， 二十三年弃置身”，紧接着他还会写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句子来。然而，不管是柳宗元的不妥协，还是刘禹锡的积极面对，在当时的境遇是一样的。后来，终于有一天，刘禹锡似乎“醒悟”了，开始慢慢学会合作，而柳宗元却一条路走到黑，毫不妥协，最后柳宗元死在了从柳州回京的途中，一共活了47岁，刘禹锡后来一直做到礼部尚书，71岁而终，算是寿享天年。

　　一个理想主义者生活中确实很难有几个知心的朋友，真正的知己，都在千里之外，在书中，在历史深处……所以，他只能掩书长叹。当然，也不能说刘禹锡的选择有错，但单从理想主义者的角度来说，他至少是打折扣的。在我看来，陶渊明和柳宗元才是真正理想主义者，他们的区别在于，前者知道世界不可能理喻，和拯救世界相比，拯救自己显然轻松有用得多，我改变不了世界，世界也他妈别想改变老子!他懂得就超然世外，柳却不能。与他们相比，韩愈和刘禹锡则更像实用主义者，并不是说他们没有理想，而是他们不像柳宗元那样和理想死磕。光有理想，远不能称作理想主义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才是这类人的要命处，也是他们最大的共同点。而理想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实现了理想，享受成功带来的荣耀和成就；另一种是理想通过自己来实现，哪怕身死也绝不后悔，柳宗元显然属于后者。

　　在永州，柳宗元过的是“西北望长安，可怜万重山”的生活，希望如此渺茫，现实如此无力，除了闲来游历山水，写点自己心中所想，一点办法也没有，一切交给天，交给可能出现的圣主。可天却总和理想者为敌，跟贤达之士过不去，天意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在这个地方他知道，一千年前楚国名臣屈原的命运和自己如出一辙，穷途末路的屈原写过惊世骇俗的《天问》，他问得太彻底，太直接，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后来者再无人敢问，也无人不敢答，那些以维护统治者为任的读书人过了一千年都回答不上。终于的，有一天他要来回答了，在一壶永州米酒的催动下，他下笔疾书《天对》，他相信世界是有理可循的，世道是可以由人掌握的，可他所有的回答同时好像也是质问，现实实在和自己所说的不太一样呀……

　　上天最大的爱好就是愚弄人，尤其是那些理想主义者，奇怪的是，他们也喜欢让上天愚弄。愚弄来愚弄去，便写成了谁也说不清的历史，暧昧而又谁都说不清的历史。

　　三

　　柳宗元生京城大族，居乱世，他所在的时代正是大唐朝由繁华走向衰败的转折。“安史之乱”后，当局腐败，社会长期动荡不安，这个人九岁遭遇建中之乱，跟随父亲颠簸流离，12岁那年亲历了藩镇割据的战火之苦。发生在公元805年的“永贞革新”并不是一起偶然事件，它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它的成与败，直接影响到中唐社会的进程，“永贞革新”最终彻底失败，参与革新者均被放逐，一切又恢复了原样，对包括宦官集团、藩镇势力和朝中的守旧势力在内的反对派来说，可以舞衫歌扇、弹冠相庆了，可整个唐王朝却走向了难以挽救的颓势。

　　“永贞革新”历时一百四十六天，比后来清王朝一百零三天的“戊戌变法” 仅长命四十几天而已，从历史角度看，这两次改革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就两个王朝来说，“永贞革新”如同唐朝的百日维新，唯一的救命可能就这样失去了。唐室最后被朱全忠控制，亡于藩镇之手，而削弱藩镇势力正是当初柳宗元等人改革的重要内容，也许最大的幸运就是，柳宗元本人没有看到这一天。

　　我对政治并不很关心，尤其是那种背景下的政治，具有太大的局限性，我感兴趣的是那个站在历史背后的人，或狂妄，或失落，或天真的鲜活生命。

　　现在读《愚溪诗序》的人，大多是些聪明人吧?站在局外当“文章”来读，当“一个人” 来读，一边觉得有趣，一边可能又觉得好笑，谁还记得那个在溪水边站在大雪中向渔翁问道的年轻人?我倒希望自己能蠢一点，至少别在无序的世界四处问道，不做世人独醉我独醒的那类痛苦人。听住在溪边的人说，喝愚溪的水就能做到这一点，它可以让人变得稍稍世俗，而不老去犯傻，所谓“难得糊涂”，如果真是这样，下次回永州老家我一定喝上几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