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很老旧了，是因为去年在报上看到这样一个主题征文，让我一瞬间想起母亲，意欲行文参与，却因身体原因耽搁。最近翻弄笔记看到当初记录，仍想了其心愿。关于母亲的文字我留下过很多，由“我的老师”想到母亲，是因为母亲在少年时代给予我的财富积累。少年的成长，不仅仅是在课堂。

　　母亲本身是一位老师，一位一辈子的乡村小学老师。她没上过我的课，却完成了对我的课外塑造。

　　我本来是一个城市的孩子，可刚在城里读完一年级，母亲就把我和弟弟带到了乡下，那是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初。乡村的学校是和乡村血肉相连的，它就是村庄里的一个大家庭。我妈在学校的家就像个农民会所，一般是晚上，上门的农民都三五成群，进门就有人去抓饭锅盖，看到有锅巴就会抓起来往嘴里塞，“嗯，今天的捞皮(锅巴)好呷!”妈妈心里有数，晓得他们那张嘴，煮饭时总是多添一把火，而且吃饭时不准我们动锅巴。每次看到他们把锅巴嚼得“嘎巴嘎巴”响，妈妈的脸上就喜气洋洋。家里只要有多余的旧衣旧裤，妈妈也会送给他们。其实并无多余，只不过是我们自己身上多几处补疤或者是冬天里少穿一层而已。那时我们一家四口就妈妈一个人几十块钱的工资，还间常得给城里的爷爷奶奶纳点“贡”，妈妈竟还有给读不起书的孩子垫学费的行为。那时当然没有什么“献爱心”表彰，倒是有一个晚上真的很隆重，家里突然挤进来一屋子的人，一个个争先恐后地高喊“周老师”!妈妈好一会才回过神来，原来是高峰学校门前要修公路了，全区各个公社集中了一批修路的民工，都自带口粮修路来了。妈妈几十年在新化这个吉庆区四面八方的学校当过老师，民工里有四面八方的学生，听说周老师在这里，放下铺盖就“哦呵”一声来了。不知道那时候我是不是有感动，但妈妈和她的农民学生这份快乐，至今活跃在我的生活里，影响着我的底层情结。

　　妈妈也应该算土改干部，一解放她就当老师，一开始就在我刚才说的高峰小学。她一辈子没有进步，退休前又回到这所学校，这是因为文化革命中一次教师回原籍的行动。妈妈是城里人，却不想回城，她习惯了乡间气息，就要求回到投身革命最初的摇篮。这当然为组织解了忧愁，想回城里的不在少数啊。因为妈妈在乡间学校的四处辗转，我的记忆里就晃荡着一对笼箱，那笼箱长方型的，长两尺宽一尺余，不高，有个底座，既可固定储物，又可挑起运输，油漆的，出现在我眼前时已很斑驳。很多的暑假，妈妈就是请一个农民挑了这一对笼箱，然后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我弟弟，说是又调到另一所学校去了。记得从华山完小调去毛坪学校时，一走就是二十里山路。一个暑假过后我从城里奶奶家回到毛坪学校时，学校的老师告诉我，你妈妈又调走了。我就问着路走了十几里，就找到了妈妈的新学校。妈妈不是共产党员，却是“党叫干啥就干啥，打起背包就出发”。这种作风一生就相随了我。说走就走其实很快乐，因为心的轻松而快乐。行囊也轻松，妈妈几十年的财富就一担笼箱全装了，走起来真的是两袖清风。

　　我不知道我出生在哪里，懂事的时候跟在城里的奶奶身边，基本看不到父亲，说父亲是个右派，被打倒了，也不知道“右派”是什么，被打到什么地方去了。我随妈妈到了乡下之后，才慢慢知道了父亲的经历，原来他过去也是老师，而且是城里的中学老师，专门教古典文学并做古典文学学问，可突然之间就戴上了右派帽子，就去劳动改造。父亲偶尔回到妈妈身边，但聚少离多，也总是灰头土脸，不见笑容。听说有不少这样的妈妈离婚了，但我妈没有。后来父亲去了吉庆厚皮垴一个茶场，当时那是个国营茶场，可以养活自己了。这以后的暑假里妈妈就没让我回城里，要我去茶场里看爹陪爹，我的散文《父亲的大山》，写的就是那些没舍得丢弃的碎片。

　　妈妈回到高峰小学后，做了一个抉择。

　　妈妈是“三上高峰”，就像当时的电影《三进山城》。高峰的农民是把妈妈当亲人一样的。讲一件事吧，住在学校背后的康老爹，听说妈妈想买根木料打个木柜，就说周老师我帮你想办法吧，那时的木材是不能随便买到的。他就去赶场，那天运气好，买下了一根。扛着往回走时，场边有人玩小赌博的游戏，康老爹忍不住凑了上去，又忍不住放下木头掺和了两把，这下就运气不好了，带红箍箍的来了。他扛起木头想走时被一把拿下：“要走人就把木头留下!”他立马就抱紧了那木头。结果被作为赌博犯捆绑在那根木头上示众了半天。康老爹只要木头在就什么也没说，晚上把木头放在了学校也什么都没说。这事是好久以后才从别人口里知道的。

　　不知道妈妈后来的举动是不是与这有关，妈妈把我爹从茶场弄回了高峰，让他到高峰大队的第四生产队插队落户。妈妈很感谢高峰的农民给了她天大的面子，收留了她的男人。于是我爹从这时候开始就是正式的农民了，是正式的农村户口了，我妈就成了农民的妻子了，我们一家人就在一起了，爹就晴天雨天和农民一样干活挣工分了，到了年底就分红了。爹孤独的时候，妈让我到厚皮垴去陪父亲；为了让爹不再孤独，她让爹到村里来当农民。在那时的社会情境下，一个国家教师相随一个农民的丈夫，是比较稀罕的。这不弃不离的亲情，就落种在我心里了。

　　妈妈帮我也置办好了所有农具!她让我把自己当农民的儿子看，跟农民一起出工。还是跟着妈妈在华山完小的时候，妈妈就让我清早起床去刹牛草或者捡狗屎捡牛粪，送到当地生产队。那时牛是集体的田是集体的，需要青草喂牛，需要粪肥田。那种茅草长得很深，茅边很锋利，清晨的草在露水里嫩嫩的，养分足，牛吃了长膘，可那茅峰也挺劲，我常常刹得满手是血。妈妈说在乡里就要有乡里人的样，别像个城里的少年公子。我没有觉得那很累，刹起草来很起劲，捡粪也不怕脏，每次送到生产队的时候，很自豪!到了高峰之后人又大了几岁，父亲又落户了，我虽然没有户口但也不能游手好闲。星期天，节假日，寒暑假，只要是在家里的时间，妈就要我跟生产队出工。我因此什么农活都干过，只没干过犁耙。犁田耙田是农活里最高等级的技术活，生产队里能犁耙工夫的都是上等劳力，拿最高工分。除此之外的开荒啊，插田啊，割稻子啊，插红薯啊我什么都干。队里人很喜欢我，说要给我记工分，这下我更来劲。

　　生产队的工分是有规矩的，一要社员资格，二要定底分。底分根据你的劳动能力来定，最高十分。每天又根据当天的劳动实际记工分，那是一种绝对的民主，大家都要到场，张三李四王五，谁记几分都要大家发表意见和认可，那是队里的民主生活会，谁谁偷奸耍滑工夫不到家都会挨批评。对于我来说记分的时候过节一样的快乐，因为那是对我劳动的认可。老乡们没有谁认为我是在抢他们碗里那一勺粥，而是周老师看得起他们农民，都高兴给我记工分，给我定了个六分的底分。挖荒地的时候还会给我记到七八分。收获季节，生产队会让我按工分参加分配，年底会给我分红，那是钱。但那时生产队的钱不容易，第一年我得了三毛八分钱!我是捧回来交给妈妈的。妈妈说这是你的劳动所得，自己留着。

　　这是集体劳动。我家还有自留地，那时生产队的田还给每家每户分了一两丘养点小鱼。每逢大暴雨田里的水就会泛滥出来，鱼就会跑出来，这样的时候我和父亲就是那风雨中的雄鹰，哪怕电闪雷鸣都迎头而上，冲锋陷阵地去保护田里的鱼不被冲走，当然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分到你名下养鱼的田，碰到大暴雨就要保护好公家那一田的禾苗水稻。有时雷声就在头上爆裂，电鞭就在眼前猛劈，那样的时候我感到父亲很高大，很勇敢。他那时身上穿的还是以前当老师做学问时的中山装，只是发白了，有补丁了。队里的人也都喊他安老师的，没想到我爹当农民也能当得这么好，这么认真!我呢，也不错，在这样的暴雨里跟着父亲整完了田，就会去沟沟垅垅里捡鱼。这个时候田里塘里总会有鱼跑出来，只要在草丛和棘蓬里眼尖，就有好鱼。

　　妈妈还给我备了砍柴工具。那时基本是柴火生炊，砍柴只能砍灌木，也是个技术活，爬山跳坎，披荆斩棘，藤条缚柴，扦杆挑柴，都要理手。我脚踏草鞋，腰系弯刀，有形有范。有一次系刀鞘的草绳断了，刀落了下来削着了脚后根，露出骨头了但没伤到筋，大幸!又一回直接就砍到了食指的关节上，也看到了白森森的嫩骨了，也没当回事。现在看到这些伤疤，纪念章一样闪闪发光!妈妈还让我跟小伙伴去山上捡菌子扯笋子，我于是能分辨清楚所有的毒蘑菇，还有能吃或不能吃的各类地菜。小时候吊蛤蟆都成了一把好手，一根竹梢上吊点什么，在蛤蟆面前一上一下勾引，它会蹦上来咬着死不松口。哈蟆怎么这样蠢啊，上当了还舍不得口里那点食。怪不得我们新化人啊，后来把男人找对象或是逗妹子就通俗成了“吊蛤蟆”。抓着蛤蟆啊膳鱼啊什么的我都会轻松熟练地剖洗干净，下刀利索。而现在是什么都不会了，蜕化了。妈妈把水桶也交给了我，高峰垴上缺水，要下到一条小峡谷进到一个小洞子里才能舀到一点水，大旱的时候这点水也没了，就得跑七八里去找井水了。

　　挑煤的事是我主动跟妈提出来的，妈开始不让，太远了。平时我们是买煤，煤矿离我们二十多里地，常有挑煤者叫卖。我们生产队的农民都自己去挑，但要半夜三更起床，走到矿山等天亮，才能抢到从矿井里上来的煤。我说我也要跟着去挑，妈妈就给我买了箩筐。

　　挑担不是个轻松活，我跟爹去区上挑过米，因我和妈还有弟弟都吃国家粮，粮店只有区上有，得走二十里路还要翻两座山，每次挑得我筋疲力尽。我还帮队上的代销店挑过货，那时每个公社一个供销社，一个大队就一代销店，我们大队的代销店就在学校旁边，店里有一个大家喊龚老子的代销员。龚老子每个星期到公社供销社进一次货，都是在队上请一个农民去挑，那时我在公社的学校读初中，每天来回二十里跑通学。有一次我跟龚老子说，我帮你进一次货吧，放学的时候就带回来了。他说你不行，我说试一次吧，半担，就半担的钱。他答应了，可那天挑着担子上山时，还是力不从心。龚老子说，你个老师的崽呷这个亏做什么啊!我说我妈让我什么都干。“周老师就是把你当农民用。”龚老子说着就要我放下担子，帮我挑了一程。

　　挑过米挑过货我又想挑煤了，我跟着队上的人天没亮就到了矿上，他们就教我，一看到煤从那大斗里泻下来就要冲上去抢，先要抢炭块。煤分为灰煤和块煤，灰煤挑回去要和水做成炭粑，块煤就可以直接烧了，亮火。运气好煤多人少的时候，就能买到一整担块煤。有一回，我们几个人凌晨三点钟就起床了，走到最近的煤矿还不到五点，问有煤吗?说没有，今天不挖。又往前走五六里，又一家说没有，今天的煤都有主了。再往前走七八里，那矿里守门的说这两天矿里放假。我们挑着空箩筐身体也空了，又四处晃荡，在一家小煤窑里听说井下正在挖。我们几个二话没说就从井口下去了，那井巷子开始还有点平路，慢慢就斜斜地往下走，坡还越来越陡，最后成九十度了。当头真的在挖，也有人在等着装筐。我们排着等，装了煤往回走，走上坡。我那是第一次到这样的煤井下，我一点也不觉得害怕，那时心里只有煤，今天只要能挑一担煤回去，刀山火海都不在话下。

　　那次回来却病倒了，是走得太远，草鞋把脚趾磨破了，开始没在意，竟发展成破伤风，在床上躺了好些日子下不得地，后来才知道破伤风是要命的，把我爹我妈急了个半死。

　　那时候流行做好事，我总是去扫厕所，有时扫完了没人看到又觉得白干了，就要找个机会透露给老师，从小就有那么点虚荣心。学校里的义务劳动也很多，妈妈从不让我拉下。捡松球是常有的事，有些日子我每天早晨都跟大伙到山上去捡松球，我们捡回来的松球都摊在学校的大操坪里，整个大操坪都是满满的厚厚的，那样的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会仰天躺在松球上看星星看月亮，天真烂漫地谈理想谈未来。但那时根本没想到松子是可以吃的。采松子有时也是危险活，要爬到树上去。我甚至干过一次坏事，爬上一棵小树时看到梢头满满的都是绿莹莹的松球，馋得流口水，但那树梢再不能爬了，手又够不着，我心一横，就用力把那树梢折断了丢下了地。刚跳下树，就听到不远处有人喊，“谁在砍树?”我知道被发现了，吓得拔腿就跑。那时是不准砍树的啊，我随妈妈到乡下的时候眼前也都是一山一山一坡一坡的树林，可在我离开妈妈的时候，那些树林却耍魔术一样的全不见了。儿时在森林里听到的那些鬼故事也都随着森林一起消失了。眼前的森林都没了，我们捡的那些种子呢?

　　那时我的确走过很多的森林，还有很多的田间小路，那是晚上陪妈妈做家访。月亮下面拉着妈妈的手在山野间蹦跳，现在想起来是一幅无法还原的图画。那样的晚上还长见识，有一次走在小路上，我看到前面一块好亮好亮的大石板，高兴地猛踩一脚，却踏进一个大水洼。妈妈就笑了，月光下发亮的是水啊!妈妈带我做家访既是做伴，也是让我去体验农家生活。

　　一个学生逃了一节课，妈妈连夜家访。翻过一个岭到了一个叫老屋里的地方，没进屋就听到哭叫声，进门一看，那个学生被绑在屋柱上，他爹正拿着根细细的竹梢(我们那叫苗尖梢)在他身上狠抽，桌子边还有两个扒在昏暗煤油灯下做作业的孩子。我妈扑上去抱着她学生问怎么回事，这男子汉竟一下跌坐在我妈面前：“周老师我没把这猪崽子告好。我也是您告大的，我……”妈发火了：“晓得我是你老师就快把绳子解了，有这么打崽的吗?”一问情由，妈妈也陪着哭了起来。原来这家的女人因病过世了，父亲一人拉扯着三个男孩。这父亲只有一个愿望，一定把三个崽的书送出来。为了这他把自己口里的食都省了出来，孩子们吃薯米饭，他一个人在灶台边啃红薯，孩子裤子烂得屁股都盖不住了，他把自己裤子的裤脚剪了一截。他说：“周老师， 我也不瞒你，为学费钱我也搞过投机倒把(那时不准私人做流通)，被抓了起来，说只要把钱交出来就没事了，可我要的就是那几块钱给他们读书啊，我死活不交，就被绑着游团，又关了好几天，我受这个苦就是要他们三个读出书来，可他竟然敢逃学，敢在把我教大的周老师手里逃学，读不出书来，将来也会像我一样被人家抓起来捆起来丢人现眼，我做爹的没本事丢人现眼就够了，再让你们去丢人现眼宁可在我手里给打死!”那一晚，妈妈回来后一宿没睡。第二天一早，她就翻出来两件我的衣服，又拿出了两块钱。

　　这就是我儿时的妈妈。这就是妈妈把我从城里带到乡下的养育。没有惊心动魄，却是润物无声。有人说过人生最好的老师是妈妈，可妈妈怎样来当这个老师呢，今天的社会，都是把乡里的孩子往城里带，还有谁会把城里的孩子往乡下带吗?找学校都还往贵族学校挤啊。在城乡差别中间，我心里一直存着悖论：农村的孩子比城市的孩子要玩得快乐，玩得丰富。城市的孩子生活很富裕，但心灵的储蓄不富有。我们高中同学聚会的时候，很多做过知青的不但不记恨那个时代，还很感谢那个时代，是因为不论困境还是苦难，都成长了我们，成熟了我们。艰难困苦是人生财富的沙场!我没当过正儿八经的知青，但妈妈让我做了一回真正的农民，也让我通读了她那一本忠于乡村的书。她那深夜的家访给我的敬业，她那留守大山深处给我的服从与忠诚，她那一担笼箱给我的清贫，她那对父亲不弃不离给我的坚忍与忠贞，她那让我假期里去父亲茶场给我的亲情，她那多煮一层锅巴给我的善良，她把我放逐到劳动土壤里给我的意志磨砺和能力击打，她把我交与乡亲给我的情素养育，难道不是我可以享用一辈子的财富积累吗?妈妈放逐我的，是人生真正的乐园!

　　我离开妈妈最后的那所高峰小学很多年了，但那是我心里永远的家。《文学界》杂志做我的“诗人与故乡”的专题，我选择的故乡是妈妈的高峰，写下的诗是《我的母亲父亲和乡亲》，写下的创作体会是《我是乡下人》，留下的照片是我和高峰大队和四小队还有高峰小 学里现在还很亲切的那些面孔。我也用我的能力帮助那所妈妈的学校添置了课桌，帮助那座校园竖起了旗杆。妈妈早已经走了，走得很远很远了，应该是走到天堂了。我想遥对天堂再唱一遍那首歌，那首我写的《天堂里的妈妈你好吗》，今天，是唱给塑造我人生的老师——

　　天堂里的妈妈你好吗

　　你总在梦里送来牵挂

　　牵挂我的脚步

　　牵挂我的泪花

　　还是炉火边轻轻的唠叨

　　还是山路上颤抖的白发

　　妈妈的慈祥呵护着我的梦乡

　　我永远是母亲手中

　　那根扯不尽的纱

　　天堂里的妈妈你好吗

　　我总在梦里接你回家

　　接回一段童谣

　　接回一碗粗茶

　　总是看到你忧伤的笑容

　　总是牵着你蓝色的衣褂

　　妈妈的身影走不出我的梦乡

　　我永远是母亲怀里

　　那个长不大的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