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心目中，作为公务繁忙的业余作者，昕孺先生能够把诗歌、散文写得那么好，就已经十分了得。可他居然时常在小说界里快意驰骋，每年都拿出几个很是给力的中短篇，2016年年底则索性冒着拉仇恨的风险，推出厚达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千年之痒》。在我看来，这种煌煌大著，理当是小说家的责任田，而这个一直以诗人自居的业余作家却毫不惭愧地做了，而且做得毫不逊色。

 

　　说实在话，这些年我真还只接触过有限的三五部长篇，就算某些被界内炒得很火的小说，买到手里了，往往也就读过几页，便再也没有足够的东西来支撑我的毅力。或许人过中年，世路如今已惯，对完全靠故事抓人的手段已基本免疫。而《千年之痒》，我却几乎一口气看完。一周之内，牵肠挂肚，床头枕边，抑扬顿挫。这节奏，除了作者是熟悉的朋友外，必定还有一些其他元素牵住或镇住了我。那会是一些什么呢，我最先想到的一句是：当诗人俯身于叙事!

 

　　之所以用 “俯身”二字，倒不是说诗人如何高明。但不争的事实是：一方面，诗歌的出现是先于所有其他文学品类的，说它是小说、散文等文学体式的祖先，可能并不过分；另一方面，诗歌原本与叙事无隔，无论是西方世界的《荷马史诗》《神曲》，还是中国两汉的《陌上桑》《孔雀东南飞》，只是发展到后来，诗人们特别是中国的诗人们大多驾着情与理、比与兴的马车高歌而去了，而把“赋”以及后来演化出来的记叙、描写让给了散文、传记和小说。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曾写道: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可见在很长时间内，上层社会崇尚的是诗歌，以叙事为主的小说则通过走底层路线，逐渐翻山越岭，显声江湖，以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才终于大张旗鼓、大放光芒，乃至被奉为“国民之魂”“正史之根”。

 

　　尽管如此，无论东西方，诗歌多半是视叙事为偏途而很少涉足的。但这并不排除诗人热衷于跻身叙事的大潮，如大诗人莎士比亚同时又是大戏剧家，而歌德、雨果、普希金等则是世界性诗歌大家兼小说大匠。颇有意思的是，帕斯捷尔纳克曾在前苏联首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被树为诗人的样板，而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恰恰是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当然，西方的写作传统不很一致，他们没有“红杏枝头春意闹”，他们更重视叙事。讲好一个故事，是写作的基础手艺。中国诗人中也同样不乏叙事高手，如唐代诗人元稹则写出了著名的传奇小说《莺莺传》，郭沫若同时是中国新诗、中国历史剧的奠基人和开创者之一，说近一点，当代代表性诗人严力、韩东等，到后来几乎是彻头彻尾的小说家了，而顾城的小说遗作《英儿》也曾风靡一时，至今余波未绝。如此已是拉扯得山遥水远，或许我想要说的是，诗人是完全可能把握好叙事这门手艺的，同时当诗人俯身于叙事，是会让叙事这项技术别有意趣、别成境界、别具气质的。这一点，《千年之痒》便有着饱满而淋漓的体现。

 

　　首先，它表现为主人公的诗人气质。作为故事，《千年之痒》写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一个农村高中学生从熬过高三到考取大学，再到投身社会、厮混职场，约略二十年的人生经历。其间，固然有爱情的跌宕悲欢、理想的迷离扑溯、观念的颠倒冲撞、友情的起伏交错、同僚的相濡相煎、家庭的辛辣无聊、利益的追逐纠葛，但终归没有大悲大痛、大苦大难。对于这样一个天天都上演着喜剧、悲剧和闹剧的时代，这些也许并不见得有让人揪心的情节性，最多使人在回眸中得到一点怀旧的慰藉。而真正让人得到共鸣的，或许还是乌去纱这一大时代的小人物。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感叹：应该庆幸，我们曾经拥有过一个无限清新的年代，一个人人可以做梦的年代，那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乌去纱就带着这个年代的时光痣。在我看来，这个时光痣，就是有点理想有点梦，有点任性有点痞。那个年代的诗人，完全就是这个样子。当然，痣的位置不同、深浅不一，有的人则在随着时代沉浮中逐步消解模糊，而诗人气质者则愚顽不灵，将它刻在眉心、嵌入了脑神经。乌去纱在大学时代就是文学青年，入职后仍然干着记者编辑等营生，写得一手好文字。所以无论社会对他采用内科还是外科，都无法消除这颗诗人气质的“时光痣”。

 

　　就拿乌去纱的爱情和婚姻来看，诗人气质的乌去纱深情而多情，任性而专一，常常表现出被视为怪诞的离奇与病态。高三时代“楼上那双眼睛”，多情却被无情恼，众里寻她千百度，居然将他从少年折磨到中年，从书信时代折腾到网络时代。这场几乎毫无响应的单相思，使他时常神思恍惚，以致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情爱、婚恋与命运。接下来，同样怪诞的是，这个在当时被视为天之骄子的堂堂大学生，居然硬是把一个青春肉感的“发廊妹”视为红颜知己，最终与之在同床异梦的婚姻里颠倒冲扑、无以分解。而与此同时，小姨子昌茜、邻家妹宋小卫、女领导李美超，也都曾或成为他遮遮掩掩的魔怔，或进入他人到中年的绮梦。这个近乎“弱智”的男人，就是太深地带着那个时代的诗人气质，他像贾宝玉一样既相信爱情也泛爱女人，也像顾城一样既质地单纯也怀抱情欲的刀斧。他是深情与多情的矛盾体，也是传统与开放的混血儿。

 

　　凡诗人气质者都会高看这个世界，所见万物都带着他自己造就的理想色彩，所以往往因此而错看世界，并被现实碰得鼻青脸肿，爱情如此，婚姻如此，事业也会如此。所以乌去纱在婚姻里受憋屈，职场里被算计，就是必然的逻辑了。小说里，对乌去纱的情爱之路并无多少露骨的情色描写，却总是让人俯仰叹惋。这是因为，正如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既住着一个天使也住着一个魔鬼一样，我们每个人的气质里既供奉着一个诗人也恩宠着一个俗人。我们天天以俗人的面目应世，却深爱着自己灵魂里的那个长不大的童话。当看着乌去纱在人海里颠倒翻腾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在内心深处自言自语：其实我也曾经是、可能是这个样子。

 

　　其次，它呈现为叙事上的诗性结构。小说固然是讲故事，但最重要的往往还不是讲一个什么故事，而是如何讲这个故事，就是如何结构这个故事的。高明的讲说者能把普通故事讲得韵味十足，拙劣的作者则可能会把优秀故事讲得干瘪生硬。好的结构，就是能使故事的情味、意蕴最大化。这样，就必然用得着一个诗歌评论的常用概念——“张力”。好的诗歌，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小见大、以少藏多，语言精短而滋味悠长。它可能一个个句子都发散晦涩，但整体看来却绵厚瓷实；也可能一个个句子都浅白如话，而汇聚一起则意味深长。所以好诗歌特有的结构个性，一言以蔽之，就是虚实相生。有限之实，生无限之虚，其实这个“虚”，也是让读者可以想象得到的更多的“实”。而《千年之痒》，虽然总体来看还是遵循着时间流水般的线性，没有过多现代感，但在虚与实的处理上，却呈现鲜明个性。

 

　　据说，《千年之痒》原来的标题是《楼上的眼睛》。很显然，现在的标题更为贴切，它把一个人或一群人的悲欢放在千年之交这个充满着巨变与剧变的宏阔背景下，无形中增加了故事的内涵和外延。然而，就叙事结构而言，“楼上的眼睛”无疑成为纵观全书的重大串珠，使小说以明暗两线并行演进。这就是《千年之痒》最为鲜明的诗性结构。书中，作者以乌去纱的生活为明线，用细致而饱满的笔墨叙写乌去纱的爱情与婚姻、求学与工作之路；用零碎而轻闪的笔墨推进吴盈盈的人生际遇。而串起明暗两线的，则是乌去纱对那双难以释怀的“楼上的眼睛”的揣测、追忆和寻找。明线是塑造人物、铺陈情节的主体框架，暗线的穿插闪回，即随着乌去纱初恋情结的不断演化，对明线中乌去纱的情感起落、人生沉浮都产生了内驱力的作用，使乌去纱的诗人气质得到不断强化。所以小说的明暗两条线索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纠缠着向前发展。

 

　　最后，明暗两线终于连接起来。当乌去纱终于找到了“那双眼睛”时，那双“忧郁的、清澈的”眼睛经历过退学、失业、婚外情等诸多生活的打磨，已经是一双空洞浑浊、几乎无法辨认的完全陌生的眼睛。这一明暗两线的碰撞，让我们的心底发出一声钝响。这声钝响，便产生了明线或者暗线无法单独体现的艺术内涵，从而产生了新的诗意主题：传统的、古典的美感已消散殆尽，那些理想浪漫被现实的武火煎熬之后，必然转化为一种日常的“痒”。

 

　　同样与这个主题呼应的是，以明暗两线相带动，这个时代的年轻男女，都无不携“痒”在身而难以消解。女性群体里，这些人当年无不纯真地膜拜才子、崇尚文化，但渐渐大都走向了纯真的反面：贤淑温良的昌茜则在谋求生活独立中落入“小姐”、传销等不堪的红尘；清澈无瑕的邻家小妹宋小卫则沦为毫不知羞的站街女；而当年活泼开朗的昌静则为空虚无聊所俘虏而变成了胡搅蛮缠的怨妇，一出口就把乌去纱和他的知识分子朋友往污秽摁，一口一声“你那些朋友没一个好家伙”。男性群体里，大学时代曾一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李尚能、鞠安仁，前者本已成为炙手可热的名人，冷不防却上吊自尽于荒山僻野，饱读诗书的骨干教师鞠安仁，与仰慕文化的养猪专业户结婚成家，看上去安仁乐道，却因猥亵未成年女生而锒铛入狱；而那个一同入职的同事单洪涛，也算是杂志社的一位青年干才，却为个人“出头”而做出以谣言构陷同僚、用婚恋攀附权贵等猥琐勾当。“阳光是这个世界的脸，阴暗是这个世界的肾。”——这个作为第十七章标题的句子，应该是全书的点题之语。阴暗位置的痒，奇痒无比的痒，剧痒难治的痒。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必须带着这个“痒”继续前行。

 

　　再次，它荡漾着语言上的诗歌气韵。在《千年之痒》中，昕孺先生尽量以小说家的面目出现，但一下笔即已露出他的诗人马脚。乌去纱这个名字出现在小说第一个句子里，就让阅读者涌出怪异和疑惑。且不说“乌”姓在小说隐指的地区极为少见，“去纱”就更是令人费解。随着小说情节的演进，也许可以慢慢体会到其特别意义。小说中，主人公在按正常程序生活工作的同时，一直都在寻找，寻找初恋，寻找单纯的美丽，寻找生活的意义，力图揭去成长成熟中的各种纱帘，这便是“去纱”；而这场寻找的结果，使他看似剥去了遮在面前的重重雾纱，实则给他罩上了更加沉重的虚无之“纱”。当近二十年牵挂、眷念着的美目不复存在，然后，必然是更深的纱幕降下来了。“乌去纱”，即无法摘去的纱。一个名字，暗含了主题，深化了主题。这种深度象征，在先秦诗歌特别是《楚辞》里得到普遍运用，后来几乎成为诗人的独门绝技。

 

　　当然，《千年之痒》的语言可以说是诗性弥漫。作者在尽量精准地描摹真实生活的同时，还以浓郁的抒情意味、深邃的理性分析以及变形、夸张等手法，使整个文本荡漾着迷人的诗歌气息，读来齿颊生香。

 

　　“他没有转身。脑海里充斥着关于那双大眼睛的想象。两个山洞，里面有无尽的宝藏，他是唯一掌握了进入山洞咒语的人，但他能冲破里面同样无尽的黑暗吗?他可以在太阳的光线里游泳，甚至可以成为那光线的一部分，但他能进入太阳炽热的内心而不遭到毁灭吗?那究竟是一个光明的所在，还是一个黑暗的所在?”

 

　　这是高三学生乌去纱对“那双眼睛”的一段叙写，细腻而夸张，活脱脱写出了情犊初开、敏感私密的少年内心。不唯如此，小说开篇就用整整一个章节、近6000字的篇幅，从正面侧面、实描虚绘、主体客体等多维角度来表现那双“乌黑乌黑的大眼睛”，那双“好比太阳和月亮同时出现在天庭，所有的光芒都聚焦在他的身上”的大眼睛。这种浓郁诗意的描写，使这双眼睛如同一个秤砣，足可压实后面的情节和乌去纱近二十年的人生轨迹。

 

　　“他发觉青蛙合唱队还真是训练有素、非常专业的一支队伍，它们有和声，有声部，有领唱，有重唱，全是雄性的嗓门，高昂处如惊雷滚滚，震天动地；低沉处如回涛叩岸，撞击肺腑。乌去纱睁着眼睛，双手搭过头顶，薄被疏离，劲臂斜露，起伏的胸腔恰如一个膨大的中空共鸣体，与屋外的蛙鸣互相应和，此起彼伏，此起彼伏，此起彼伏……

 

　　他起的时候，她伏了下来，伏在他的胸腔上。她也发出一阵响亮的叫声……他们一齐陷入水中，她继续叫着，头发像水草一样竖立、飘浮，看得到她红润的腮帮像充满气的气囊……突然，她坐在他身上直起身子，头发向后一甩，啊!”

 

　　这是在姨妹昌茜的新婚前夜，一段带着暧昧气息的文字。这类文字在《千年之痒》中为数不多，但每每都呈现一种远离俗套和感官刺激的干净，在粗重晦暗的现实世界里，给人以升华与惊艳之美。这种美感，我们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见过，在《英儿》里见过，而两部小说的作者D·H·劳伦斯和顾城，都曾是所在时代的杰出诗人。

 

　　与其他小说作者不同的是，昕孺先生还在《千年之痒》中略显任性地加入了不少旁逸斜出的“闲笔”。除了诸如专题评论朦胧诗、 “千禧之年”等十分宏观的话题，同时还在琐细的叙事边沿见缝插针，发千古之思、哲人之论，作形而上的探索和提升。

 

　　“一个人犯了罪，他的亲人、朋友都要分担他的罪过，都要代他对这个世界怀着歉疚，都要用自己的代价偿还这个人无法还清的孽债。谁也无法脱开干系。每个人的命运都与其他人紧密相联。所以，做好自己就是承担人类的命运。倘若每一个人都做不好自己，那整个世界就会变成一座牢狱。人间的牢狱，神界的地狱，佛学的恶道，都是生命难以摆脱的陷阱，是欲望的五彩光芒背后无边无涯的沼泽。”

 

　　这是乌去纱接听鞠安仁妻子玉兰的电话后发抒的一段感慨。撇开情节与人物，单单提出这段话，也是发人深思的警世之言。何况随处可见的这类哲思睿语，无疑更为凸显了乌去纱这个知识分子的诗人气质。

 

　　有人说，诗人是时代的代言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当是众生的代言人。当诗人俯身于叙事，《千年之痒》便以它独特的诗性美加持了小说的丰富内涵。

 

　　一切真正的文学作品的本体属性就是它的诗性，以致人们在褒扬一个杰出小说家的成就时，往往会说说他(她)在“以诗人的气质写小说”。

 

　　希望昕孺先生继续在诗歌和小说创作的双重领域里跨界翱翔，向读者奉献更多美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