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人以上的集会，尤其是有湖南之外的朋友在场，我的嘴唇仿佛被胶带封住了，只能用耳朵老老实实听朋友们海阔天空。也许，有人以为我是不爱讲话、先天嘴拙或是脑子反应迟钝。不过，对脑子的反应我有足够自信，遇到问题虽也有像电脑内存不足死机的状态，但概率小得像生三胞胎四胞胎。在某些场合我脑袋里那些快速而又智慧的反应，常常封在大脑的仓库里独自欣赏。

　　我的声带仅能发出一种叫宁乡话的方言。准确地说还不是地道的宁乡话，是宁乡灰汤话。灰汤是宁乡和湘乡的交界地，我在一篇写灰汤的散文中描述过，灰汤、韶山、花明楼三地的物理距离，几乎是一个等边三角形，空中直线距离二十多公里。尽管到岳阳生活近四十年，那口宁乡灰汤方言，也混入了个别岳阳尾音和偶尔两个普通话的词语，但仍常有湘乡和韶山朋友听我说话后便认我做老乡。

　　语言，是人与人之间的一座桥。连接心灵的桥。人与人的相识、相知，全凭这座桥。我的桥无法与外省朋友连接，方言让我站在彼岸。就算睫眉相接，心仍在彼岸，只能无声遥望。方言成了我的蚕茧，一层层、一圈圈地包裹着我，把我与世隔绝。

　　身上的肉从五十多公斤，长到近八十公斤；脸上由最初的几条皱纹发育出了一大把；胡子也白了，惟有宁乡灰汤口音仍像我二十来岁那样年轻有活力。虽有杂音混入，但在宁乡灰汤人耳朵里还没有失去正宗原味。同事笑我，“读书”成了“臭书”，“真的”成了“中的”，“买东西”成了“卖东西”。爱人娘家有个亲戚平时少有往来，有次偶然相遇，便怀疑我曾在电视台工作的真实性。电视台有不会说普通话的人?按这位亲戚的逻辑，电视台的工作人员都像播音员一样，张口就是标准普通话。这样的疑问我常常从刚认识的朋友眼中看到，只是他们没像那位亲戚一样质疑。

　　居岳阳四十年，我仍是一口宁乡腔。朋友们说我是乡音不改。三十年前，说乡音不改，是赞扬，是夸奖我热爱故乡，而今天，再听到这样的赞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了。儿子刚去上海读本科，住同一个宿舍的重庆同学提议每人说一段家乡话取乐。四个人，除了重庆同学外，都不会说家乡话。他们只有一个腔调：普通话。我的小家庭也是一个语言博物馆，我说宁乡话，爱人讲岳阳话，儿子是普通话，一家三口，各说各的，互不干扰，也不浸透。儿子从中学到大学，英语像一块顽石横在他面前，要跨越它便要多下几倍于其它课程的功夫。儿子把责任推给他老子，说是遗传。我缺语言天赋，除了先入为主的家乡话外，其它要算白丁。这责任我无法向下推脱，向上推又无意义。儿子的汉语拼音是响当当的，考了级，拿了普通话的合格证。我至今还靠音标判断谁是汉语拼音，谁是英语。我书写汉语，却不能准确地叫出名字，即算叫出来也是宁乡腔。因此，常在外省朋友面前闹出笑话，遭损就是常事。

　　宁乡灰汤是我的故乡。不管是今天的宁乡灰汤，还是我记忆中的宁乡灰汤都是我的故乡。我从不怀疑这个结论。故乡的物理痕迹被时间擦洗掉了，但她仍是我的故乡。我有一个永远不能翻案的证据，就是那口宁乡话为主，附带韶山、湘乡尾音的宁乡灰汤话。

　　我的故乡是从乡音里找回来的。我的故乡藏在乡音里。唐朝贺知章也是从乡音里找到故乡的。

　　如今，要从年轻一代口中找到乡音，就如在大街上寻找一件补丁叠补丁的衣服，近乎徒劳。这是丢失了乡音的一代。他们到了我这样的年龄，没了乡音，还能找回自己的故乡吗?找不回故乡，也许，精神便要失去承载的土壤，灵魂将缺少一份来自故乡的慰藉。人生其实就是三段，一段是成年前的混沌期，二段是打拼事业的梦想期，最后一段是年老体弱回归过去期。对过去的怀想，最美好的是童年，是故乡。故乡，是年老体衰后的另一种梦想方式。

　　物质的故乡是河流，是山头，而河流可以改道，山头能换新貌，一切物质都能在瞬息间轮回。精神的故乡是文化，是语言。文化和语言才是永远的故乡。物质没有传承，只有再造。文化和语言是一代一代传承和发展的，任何文化和语言都无力否认出身，或伪造出身，更不能像高楼大厦一样推倒重建，永远和过去告别。文化和语言的过去、今天、未来是同一个生命体，三个时段联结在一起，一同呼吸，一同排泄。

　　方言给过我烦恼，同样也赐给了我心灵的慰藉。我的人生旅程快要进入耄耋之年，因此，方言将不再是我的敌人，我会和她一道遨游精神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