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以鲁迅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开始活跃文坛，他们勇于探索，紧贴时代，于历史风云中脱颖而出，引领着中国文学的潮流，开辟出中国文学的百家争鸣的盛大历史局面。在百年的文学发展变革中，散文有了最大的变化，从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现代意识的流行，思想的解放，让散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得现代散文得以薪火相传。新时期的散文创作历经风格流派、品种式样的嬗变后，为了摆脱雷同化、模式化、公式化的制约，开始高扬个性意识、文体品位、文体意识，回归传统。在改革开放时代潮流的契合下，迎来了真正的转机，散文创作开始形成热潮。

孟德拉斯说过“对于我们整个文明来说，农民仍然是人的原型”。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乡土文化情结的乌托邦传统与文艺价值的审美和当代的语言论流行，无不指向宏大的乡土叙事与时代意识。而湘楚大地一直是最擅长耕作的土地，这片广袤而神奇的土地孕育了沈从文、丁玲、张天翼、周立波、康濯等一大批成绩斐然的文学大师与文学精英。从2015年湖南散文年选《乡土呢喃》到2016年年选《炊烟生长》，这两者与自然的巧妙契合令人想到当代的乡土抒写以及挥之不去的永远的乡愁。在如今开放、多元、创新的时代，作为湖湘文化特色的文化元素与乡土韵味，《炊烟生长》无疑是湖南散文发展与传承文化传统的又一精神盛宴。正如梁瑞郴老师写在前面的序言，“于是我们也像农夫一样，又依例各自从自家菜系中挑出一款，以组成琳琅满目的‘百家盛宴’。虽不是宫廷御宴，但那些食材，掺和了自己的心血和智慧，搅拌了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便自然会有大地的芬芳和生命的律动。”

在新时期的文化诗学（即语言，文化，审美）的三维度构建上，湖南散文作家在湖湘文化特色的经验写作上也初步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可喜局面。2016年的湖南散文年选《炊烟生长》收集了90篇优秀作品，达30万字，个性魅力千姿百态，文化视角多维而立体，大面积地辐射湖湘大地，集中体现了湖湘文化的交融碰撞与百家盛宴的精神大餐，其场景恢宏，气象万千，思想火花如炊烟袅袅，大地和弦。

 

语言之上的诗性光芒  

于湖湘文化的品牌力量上，湖南散文作家在文化自信与语言自觉上与中国当代散文的发展保持着敏锐的嗅觉与探索。在城乡二元化对立日趋明显的城市化建设中，中国社会状况同时也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社会正式步入市场经济，国民经济也与日俱增。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文学也开始进入了一种自觉适应经济发展的社会模式。这个时候的散文创作也面临着社会经济的挑战，在日渐萎缩的乡村，渐行渐远的乡愁，原生态的环境破坏与意识崩塌，都让散文创作尤其是乡土散文进入到一种停滞与观望迷惘的状态。在以乡土为载体的宏大叙事日渐消瘦，城市化建设在农村的盘踞与扩张，土地的流失和荒芜，村庄的凋敝与破败等等，这些自然现实，环境现实，社会现实，表明我们的乡土散文创作亟需输入新鲜的血液，发掘深层次的文化金矿，以勇于开拓与创新的精神，更新乡土文化元素的多元化景观，保持和助其葳蕤之势。在形势日益严峻的现实中，湖南散文作家作为本土经验对地域性文化的探索与坚守，对新乡土散文的再生与创新做出了积极的喜人姿态。

汪曾祺先生说，“语言具有文化性。作者的语言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探索一个作者的气质，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态度，不是理念），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可见语言在创作中的巨大魅力。散文之于写作的核心一个是思想，一个就是语言。散文的功夫也就在于语言的功夫，语言能让人看到作者更高的思想境界与艺术之美。语言中流淌的情愫与发由心生的思想内涵，本身就有着不可估量的思辨力量与诗性光芒，在其思想内涵和外部张力不管是抒情散文还是乡土散文，或者议论叙事，或者游记心得，都无不跟语言息息相关。拿捏得当的语言，炉火纯青的语言，心灵合一的语言，在作者的构想中自由行走，情景交融，随心抵达。在《炊烟生长》中，王涘海的《石头的心》，这个题目本身就很新颖，带着一种思辨力量，从本体意识上给人思考和亟待了解的渴望。“在长屿，在方山，在石塘，我身陷硐天石海，像遭遇久别的老友，我们深情相拥，忘却自我，我沉醉在温岭的石头心里。我仿佛触摸到了温岭石头的脉搏和心跳……”朴实真挚的情感，醇厚绵香，透过肌肤的纹理深入内心，感知到作者对温岭的情感发酵与睿智的温度。文中充满了理性与智性的诗意糅合，情理交融，步步莲花。一篇游记能写到如此，也真是因了语言的淬火，沉淀的文化底蕴和境界的升华。沈念的《消逝之上》也可看到语言上的炉火纯青，以及延展而出的自然情愫与对大自然的神秘和向往的诗性光芒，“千岛湖水波荡漾，细波之间，碰撞出银白的月光，在青黛的暮色下跃动出一幅涟涟剪影，更像清朗夜空里眨动的繁星，倒映出粼粼波光，仿佛触手可及。而伸手试水，又凉意刻骨。我不知道，这些‘星辉’是否能照亮水之下的时光。谁，又能像风、像岛上的树木一样，与这湖水秘密交流一生。”这些细腻而柔和的情景交融，通过绵密的安详、语言的诗意盎然、美妙的意境，使得我们在尘嚣上的世俗之心变得安静，祥和，通透，澄明。那种隐约的心灵之殇在湖水的倒映中清亮而迷人，让人缅怀美好，追忆时光。邓宏顺的《南山大草原》写出了一方山水的风情画卷，以及对南山草原发自肺腑的爱恋。作者运用流水般清澈的语言对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镌刻于心，可谓深情款款，尽洒南山——离开南山大草原，久久不能忘怀的是那块静静的草原石，是那座摩天的紫阳亭，是那蓝天白云和大树，是那绿茵的草地、绵延的峰峦、亮丽的房屋以及清凉的溪水；尤其不能忘怀的是放牧在各个山坡上悠闲的牛群和它们与人相处时的那种幸福而亲切的目光……再看周伟的《进得祠堂》，“我一直笃信：祠堂，是大地上鲜活的遗存，是正宗的中国‘国粹’，是一方方最独特的‘中国印’。在那里，我们黄皮肤的中国人，都能寻找我们的根，都能看到自己的‘胎记’。无疑，祠堂是存放我们乡愁的陈列馆，是安放我们灵魂的栖息地……”不仅体现出语言之美与思想的高度，在文化寻根的意识上更是一种超大的自我挑战。把国人对宗祠文化的敬畏对儒家思想的传承，巧妙而自然而然地贯彻始末，与国人精神血肉相连，充分体现出东方文化永久的神秘魅力与民族精神的高度统一，区别于西方宗教文化的特别与精神永存。同时，兼具对时代乡愁的精神皈依与发问，立意精巧，语言隽永，引人深思。而谢宗玉的《文明是心灵的毒药？》以独特的发问方式呈现语言上的综合与思辨之力，“交通的便利，大有把地球变成村庄的姿态，但文明的无比繁杂，却将个体的心灵锁在了一个个无形的封闭空间。生活在你周围的人，由于工种、阅历、爱好、习俗和社会心理等众多不同，将很难与你沟通，也没有热情和兴趣与你沟通。每个人成了每个人的困局，每个人成了每个人的囚笼。”锤炼精当的语言，开放的叙事议事，再用合理的想象和推理给读者呈现出宏大的场景再现。这种阵容强大、独出心裁的影评给人耳目一新的视觉冲击，对大众文化的艺术性构建并入了新的维度和审美，开阔了视野，活跃了思维，让人脑洞大开，一睹为快。远人的《微笑的恶作剧》中对米罗绘画时的微笑作出了笑的各种阐述。他运用娴熟的语言诗意地抵达灵魂之地，米罗的笑是那样地可爱，甚至连他的恶作剧都可爱了。这真是一种爱屋及乌式的美丽，在作者的笔下这是一个如此安宁与祥和的世界，温馨，明亮，美好。还有丘脊梁的《老街道》“老街也许依旧，人事却已全非，想来真叫人愁从中来。如若有缘，我真想约请诸位先生坐到岳阳楼下，煮一壶清茶，来细细品味人生淡淡的幽香，淡淡的忧伤……”他用简约干净的语言，道出了读书人“老街依旧，物是人非”的悲鸣，以及对现今物欲横流的社会现状，读书人愈见寡少的现实叹息，对安静的一隅日渐物化和落寞的无奈，对经典的无家可归扼腕痛惜，无声之中化为淡淡的心灵忧伤。

由此可见，散文中的语言不仅仅包括思想，同时也是一种大众文化下的艺术重建，具有强大的穿透力，渲染力，感染力。也就是说，“一个人说，另一个人听懂了”。当然，之于语言上递进的更深层次的挖掘与艺术探索更是博大精深，于写作者来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语言所能体现的高度和境界非常人所能，能够驾驭语言如化境的自然是少数，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什么样的境界抵达什么样的高度，什么样的思想突破什么样的藩篱，什么样的心灵承载什么样的灵魂。而本土经验和传统文化在新时期的创作中常常会遭遇零度思维的尴尬，在如今大众传媒高度发展的时代，现代意识的流行，以及全球化网络的发展，都让“本土”和“传统”陷入“失语”状态。这就对语言上的描摹无声之中有了更高的要求，不仅仅局限于一个人说，另一个人听懂了，而是像托尔斯泰认为的那样，“艺术是由这样的一种人类活动所构成的，即一个人通过某种外在的符号，有意识地把自己体验过的感受传达给别人，而别人为这些感受所感染，也体验到他们”。这里的他们是指更多的人群，不只是一个代表，而是一群，全体，甚至全国、全世界。可见托尔斯泰追求的艺术境界是思想的大面积覆盖，要求千千万万的群众能够理解和受到感染。这种受感染的程度就是对零度叙事的一种挑战。

当然，散文之于艺术的追求不只是一个艺术追求的层面，不只是大众文化，传媒文化的热闹，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追求的历史语境还要求思想与灵魂，旋律与美感的高度统一，以及流淌在语言中的诗性光芒。因此，不管是少数人能懂，还是多数人都懂，作品的高度就是经典，能穿越时空，预见未来。它不会因时光的流逝遮住光芒，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消亡，它会始终在历史里安静，并且持久弥新，历久弥香。正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经典就如水流的力量，海纳百川，生生不息。在千万条河流中，湖南散文创作作为湖湘文化特色的地域性文化的发展与创新，生态自然主义的成熟过渡与流行，都在助推文化诗学的发展和进步，湖湘文学已经不再受限于本土经验的写作和保持传统，而是积极地投入到文化创新，不再囿于传统游记心得的传统模式，思想和文化的沉淀正在潜移默化。他们妙笔生花，解析自然，再现自然万物的真，抒发内心深处的情，吐纳天地之精华，尽显精神与艺术之美，呈现出成熟的生态自然主义的文化特征和“脱域”表达。可见，湖南作家之于湖湘特色的文化经验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形成一支强劲的生力军。

 

衍生文化精灵的诗性力量

至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从乡土发掘到都市文明，涌现出一批如余秋雨、李元洛、张承志、贾平凹等当代著名作家，完成了从传统散文到现代散文的历史性转变，掀起第二次散文创作的高潮。

而文学始终在特定的轨道上发展，无论是新古典主义还是现实主义的更新性发展，最后都回归传统，新旧主义也好，先锋实验也罢，在大环境的条件下，都不可避免地选择了传统文化。这种中国式的诗意表达与文化资源形成了创造性的文化认同，延续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诗性力量。长久以来，中国文人都追求文化治国的高度，传承“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的思想美德。中华文化充分体现出道德与礼法的自信，道法自然的自信，人性、人文、人道、人心的自信。千百年来天地万物，斗转星移，浩瀚宇宙孕育出众多的大地精灵，彰显出国人高度的文化自信，以及华夏文明的诗性力量。

于中国式抒情传统的美学来讲，经典作家的作品意识作为民族文化母体的基因应该承认其不可动摇的诗性力量。正如陈众议先生所说，“在资本和文化消费主义强劲推动的时候，在‘全球化’时代‘去民族意识’‘去意识形态’甚嚣尘上的时候，一定要坚守自己的文化立场。”“轻易瓦解作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价值认同和审美认同重要根基的文学经典，那不是犯傻或别有用心又是什么？”这是个振聋发聩的发问，意味深长的发问，值得引起国人高度的警觉与坚守自己的文化阵地。

那么，作为湖湘文化经验的价值认同，湖南作家又是如何呈现自己的文化自信与地域特色呢？这里仍然要提及到周伟的《进得祠堂》，这也是国人对于寻根文学的文化自信，可上溯历史，下为传承，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文明与历史记忆，诚如作者所说，“是一方方最独特的‘中国印’，是存放我们乡愁的陈列馆，是安放我们灵魂的栖息地。”作为秉承地域性传统文化的特色美文在《炊烟生长》中呈立体式的多面性放射，如刘晓平的《蛊女》，“蛊，在湘西自治州、怀化、张家界一带的苗族同胞中被称为‘情毒’，即因爱生恨成毒，‘蛊女’也是这一带对‘因爱生恨成毒’的女人的一种特有的称呼。此种现象，千百年，扑朔迷离，成为湘西的一种地域文化之谜。”刘晓平对湘西地域性文化的神秘特色在文本中恣意呈现，探索这一神秘密码的钥匙在他的手上自由地旋转和开启，给人们揭开一个个谜底，留下一幅幅风情并茂的乡情画卷。刘克邦的《书店里的合影》则以真挚朴实的感情呈现出散文的真实力量，“忙乎了半天，照了上十张合影，自己的手机却放在口袋里，忘了拿出来，也没有留下一张两张做个纪念；在与姑娘们拍照中，冠冕堂皇，一本正经，怕丢面子，怕失身份，硬充汉子，假装君子，没有向她们要个电话号码什么的，以便以后有个联系。真是弱智啊！后悔啊！”作者没有拿捏做作，装腔作势，惺惺作态，而是真实地道出了当时的心理活动，毫不避讳，去伪求真，敢于自嘲和自我剖析。语言平实，思想淳朴，不藏拙弄巧，以真情示人，以敦厚感人。正所谓大道至简，大美至真。晏建怀的《禁野史与奏祥瑞》用历史语境和素材叙述了南宋历史上的典故，笔锋犀利，针砭时弊，道出当时“禁野史”与阿谀逢迎的“奏祥瑞”的荒诞离奇现象。典故寓意深刻，指出当时时局政乱不安、奸臣当道，陷害忠良的社会乱象，给后人以警醒和思考。安敏的《百鸟朝凤》道出了传统文化与民间艺术的精湛流传，“一曲《百鸟朝凤》，一阵乡间山野粗朴的唢呐声，一场艺术的盛宴，复活了久违的鸟声。但愿真实的鸟鸣归来，亲切地围绕着你和我；亦能让白居易‘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和美，相伴着我和你。”安敏用民间文化的艺术震撼力碰撞心灵，对现今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痛心疾首，呼吁人类共同关注社会环境，关注动物生灵的悲悯之心，从而引发人类就是鸟王，保护环境，就是人类享受百鸟朝凤的怡然自乐和生态文明。何漂的《屈原》对古圣先贤的顶礼膜拜和景仰，对中国传统文脉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满怀崇敬之心，大胆解析屈原式的忧郁与追寻，敢于自省，勇于担当社会使命。通过历史明镜，追忆今古，与时俱进，不忘家国忧患意识。

作为湖湘特色的文化散文，在《炊烟生长》中以女性视角集中呈现出一批优秀的精品力作，可谓巾帼不让须眉，才情斐然，精彩纷呈。从方雪梅的《看戏》中可以领略到民间文化遗留的精彩荟萃，各种地方戏的流传给中国传统文化增色添彩，艺术魅力源远流长，令人过目难忘，印象深刻。奉荣梅的《蟠虺与猫》通过一只花猫突然出现在寺庙，逮住一只雏鸟的事件，引发人与神兽之间的灵魂互通的玄妙。对蟠虺、寺庙、猫、鸟、人的极致描摹与隐喻，给人思考。曹志辉的《洣水漂流》用隽永清秀的文笔抒写了一方山水，用远离尘嚣上的纷繁安静若素，用如莲的心态去感受大自然的馈赠，在人间仙境里寻觅自由理想和人生的诗情画意。邓朝晖的《零阳》折射出民间传承的地域性文化的印记，以及对零阳的那种近乡情怯式的复杂情愫。一些地方的风俗传承千百年不变，可经过纷繁的世事变迁，许多地方的原生态景观已经被岁月侵蚀，或物是人非，或人是物非，一切的事物变迁在时光的轮回中默默地向后退去，人老去，事物老去，而那些得以留存和流传的繁文缛节、乡情习俗不知道还能传下去多久。“可它还能传多久呢？”作者的发问给人忧思，与人忧伤。申瑞瑾的《点上一壶月光白》，从对传统节日的祭月到赏月，从古人的诗词回到现实的生活之中，生活与文化的沉淀，以及睹物思人的忧伤情怀，在点上一壶月光白的品茗中诗意回味，怀想从前，记住美好。彭晓玲的《逝如夏风》通过浏阳境内孔子圣像的倒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被忽略的悲凉与扼腕痛惜。作者发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叹息和追问，用精神的在场，灵魂的在场碰撞社会疼痛，呼吁国人重视和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庙宇，具有时代的担当意识与社会意义。谈雅丽的《江水中静静浮出的光阴》在往事中静静地寻找光阴，一些曾经的地名，那些去过的地方，从前的美好，在时光中明亮，在诗意里飞翔。许艳文的《另一种安静》，呈现出都市女性散文的恬淡与惬意，闲庭信步的优雅与从容，偶拾的生活情趣与心情叹咏给人心灵上的愉悦与享受。王亚的《执简记》里的历史典故隽永深刻，让人读来妙趣横生，镂刻于心，字里行间流淌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脉脉墨香。而王明亚的《女人的浅水滩》则呈现出浅水滩几代女人的命运交织的悲欢离合，以及她们所经历的风风雨雨，给予女性生活的思考与启迪。姚雅琼的《城门洞里的越剧》用另类的历史语感写不尽对越剧十姐妹的精神追求和悲情命运而感伤，对中国戏剧文化的遗留与传承而欣慰，足见作者对中国文化传承的高度的精神自觉与精神坚守。聂元松的《祖先写真》访古探幽，写出了古老民族的祖先遗留，以及地域性文化的智慧经验与繁衍生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光大。这种古老的家族记忆彰显着传统文化的流光溢彩与璀璨光辉，是值得流传和记住的珍贵的原生态史料。意而的《曾是红楼梦中人》用作者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感悟对《红楼梦》的偶遇片段进行了穿越对比，输入自己的心得感悟，缅怀过去，梦想未来。管弦的《自由行走的花》，写了对蒲公英的执著爱恋，对时光流逝的痛惜遗憾，对自由之花的向往，怀想少年，寄寓物语，放飞梦想。熊幽的《烧龙》则详实而充分地体现出了地域文化的传统特色，对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乡俗习惯耳熟能详，把湘西耳城的烧龙习俗描绘得丰富多彩，细致入微，给人过目难忘的深刻印象。九妹的《墨子悲丝》尽显女性文化散文的柔美与大气，清丽和雅致，让人不忍释卷，文思意味深长，受益良多。此外还有姚进军的《漆匠周尚文》，杨云的《时光深处的窨子屋》，木兰的《女贞红》，李梅的《我在月亮升起的地方等着你》，阮梅的《嘘，不说出来》，张灵芝的《红薯花开》，胡红霞的《即将逝去的家什》，袁晓燕的《捡块石头谢师恩》等一批优秀女作家的优秀作品以其温婉而特殊的诗性力量奏响时代的号角，阵容庞大，千姿百态，芳菲醉人。她们执著向前，齐心协力，锐意进取，为湖湘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高屋建瓴，增光添彩，永葆女性方阵的魅力风姿。

 

多元化审美的诗意桃源

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来都与诗性诗意血肉相连，从最早的《诗经》开始，到古典文学，到现代文学，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抑或散文，思想内核都与诗性难舍难分。在文学理论上也就形成了“文化诗学”的构想，也就是把文学理解为语言、文化、审美三个维度的结合体。那么，“中国式”的诗意在文化诗学审美标准上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其神秘色彩与魅力一次次被激活，富于想象的浪漫主义和审美乌托邦情结在文学艺术上和人文学术领域各领风骚。

诚然，散文不仅仅是以抒情主义见长，也不仅仅是以情动人，散文的真实内核还包含着理性和智性，这两者统领着文本的纲领和生命。散文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种，在审美和艺术上也需要契合时代，延续生命。罗曼·罗兰说，“艺术的历史最大的公用是使它接近一个时代的灵魂，从而使它能够触及情感的源泉。”罗曼·罗兰对于艺术的理解还是要紧贴时代，用灵魂碰撞和激发情感的源泉。黑格尔说，“审美的感官需要文化修养……借助修养才能了解美，发现美。”这两位艺术大师对于文化审美和艺术追求都给出了理性的哲学思想。

那么在湖湘文学的文化符号中，湖南散文年选《炊烟生长》中呈现的是一种多元化的文化景观，是异彩纷呈的诗意桃源。在这方美轮美奂的精神家园中楚子们如大地之子，是大地衍生的一个个文化精灵，他们在炊烟起舞中躬耕，在大地和弦里收获。

凌鹰的《走马镇余音》用清晰的脉络和带有温度的历史语感给人们放映出走马镇的由来和风起云涌。穿越今古之门，让我们看到走马镇里这个职业的艰险，以及走马镇上的万千事物，风土人情，这里的茶馆、酒肆、戏楼、宅院在时光的歌声里沉寂，它们在这里生生不息，屹立千年。就如作者描绘的那样：即便往昔的热闹不再，即便已然历经了长久的沉寂，它们似乎一直就在光阴里打着盹，那睡梦中的呓语，就像这座不甘寂寞的古镇不可消磨也永不终止的生命余音和文化回响。王硕男的《艺术的辩证》用古人的诗情画意引申出中国古典文学的雍容华贵与经典之美，用动和静两种对立统一的审美情趣驰骋艺术文化的疆域和高地。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到西方的空间艺术，作者深入浅出，抽丝剥茧，从而得到艺术与欣赏都是一种新的创造，艺术上的鉴赏和审美得遵从动态美和静态美的对立统一的规律，并从中去感知其独特的艺术个性。肖念涛的《防狼喷雾器》构思精巧，想象丰富，从一只防狼喷雾器联想到社会的现实问题，真是纵横时空，无奇不有。细想之下，这简单的生活日常中却包含着诸多的真知灼见，以及对社会问题的呼吁和报警。邓跃东的《人息屋檐下》写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慢煮生活和悠然自得，在平淡闲适的生活中追求另一种淡好与精神旨趣。叙事简约，语言精练，蕴含生活哲思，细品之下情境高远，意味深长。“我喝茶好多年，开始没感受到山野屋檐下喝茶的散淡悠闲，后来悟出‘茶’字寓意其实很简单，老祖先是叫我们坐在草屋下的木凳上呢。可是我们老坐不住，常常埋怨茶叶不好。”简单的一句话，却道出了世道人心，突出了理性与智性的有机结合，令人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李国华的《家底藏在老屋里》那种对老屋的依恋和无限怀念，对乡村的日渐老去和消失，对乡愁的无处安放和物是人非的痛惜，那声悲从中来的沉重叹息，在久远的老屋顶上回旋，让我们不自然地想到自己的祖先，人生的轮回，以及生命的来路与去路，那些过去和未来在时间的深洞里照见自己，照见老屋。张建安《边城，一首悠远的诗》以沈从文的《边城》里的未可知的人生命运道出人生真谛，对宿命文化的思考，以及对神秘的“未可知”的未来充满着思辨、深沉、忧郁之美。这是一种对时代乡愁和命运爱情的诗意的文化寻根之旅。边城的美，边城的期待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追寻。如文中所言“我们走进边城，宛若走进了‘希腊神庙’，体会到了一种浓烈的乡土诗情。”葛取兵的《遍地黄荆》不仅仅是对乡土文化的诗意表达，在其独到的生活体验上糅杂着丰富的人文修养与洞察之力。黄荆这么一种不起眼的植物在作者的笔下却道出了人间万象，引出了楚国历史与华夏文明。平朴之间，蕴含着深刻的生活哲理与自然文化。

纵观之下，湖南散文的新锐之作也正在形成合力，以乡村物事、乡土文化元素的地域性特色全面辐射，给湖湘文化的春天带来赏心悦目的一抹亮色，为湖湘经验输入新鲜和旺盛的精血。秦羽墨的《拾菌记》注重乡村生活经验，以菌子这种常见的乡村美味叙述了乡村的原生态文化的珍贵与神秘。叙述详尽精当，密布生活的细节与质感，字里行间流淌着乡村生活的质朴与浓香味道，令人感叹大自然的地大物博与隐藏的大地秘密。袁道一的《萤耀村庄》则以诗意的表达追忆往昔，怀念故乡，对儿时乡村里的洋火机（即萤火虫）进行了一番饶有趣味的描摹，拉近了人们日渐遥远的乡村距离，唤起遥远的记忆，回味童趣，回归本真。表达出作者对乡村的日渐消失的疼痛，以及血浓于水的乡情回归、深切怀念和追思；渴望追寻诗意美好的田园牧歌，找到人类灵魂的理想栖息地，呼吁人们共同关注和保护环境。结尾的发问紧扣社会现实问题的思想内核，以人道主义的关怀盘诘生活现实，引人深思，意味深长。“国内某个城市耗巨资引进万只萤火虫，供城里人观赏，仅三天就死一半。而在新西兰北岛一个小城，成千上万的萤火虫在岩洞里熠熠生辉，灿若繁星，有人把这种自然奇观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何处寻觅乡下的小飞机？当年的孙泽远如今下落不明，村里人是否还记得他曾经惊世骇俗的举动？我面对城里长大的孩子，该领着他去哪里看我念念不忘的洋火机，总不至于去新西兰吧？”黄孝纪的《挨刀的疼痛》对乡村物事有其独特的文思异彩。生长在农村的人们都知道，牛、猪、羊都是农人家里的宝。这些牲畜同样也以其不同的作用对农人对乡村默默地贡献出自己的劳动和血肉。黄孝纪以其犀利的笔触叙述了公猪、母猪、家猪的不同贡献和作用，对阉猪、杀猪的真实描写娴熟而细腻，那种挨刀的疼痛触目惊心，令人深刻，足见其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和心灵体会。

此外湖南散文年选里面还有诸多的精品力作功力深厚，值得探索，比如谢子元的《师范生》，石绍河的《地下人间》，杨旭昉的《读红枫》，沙金的《城北荷韵》，卢宗仁的《同床忆梦》，杨汉立的《古屋的缺嘴》，林涛的《立在高处的爱》等等，以多姿多彩的叙事呈现出湖湘文化的特色经验与魅力风采，他们用精神碰撞时代，洞见人心，留存美好，精神皈依。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赘述。当然，肯定还有诸多的表现湖湘经验的特色作品没有进入到年选，遗珠之憾在所难免，希望2017年的湖南散文年选收入更多更好更美更能体现人们生活和贴近时代的独到精品。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