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铃声闯入梦中，那么急促，真烦人.星期天连个懒觉都睡不成。

　　我提起电话：“喂，哪位?”

　　“我呀，老同学。”

　　“你!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

　　“到处问呗!”

　　“真行，你在哪里?”我问道。

　　“深洲。”电话那头答道。

　　“当官当到深洲去了，还记得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啊，呵呵……”我开玩笑说道。

　　“哪里哪里，一刻也没忘记过啊。”

　　也凑巧，爱人今天早已去加班，否则这个电话还不好接。下面他就同我讲他现在是“四个一”：“单位的一把手，一套高级住房，一辆私家车，还有个一百万以上的工厂。”我说：“恭喜恭喜啊，你这块金子终于在深洲放光了。”尽管这“四个一”与我毫不相干，可我还是为他感到高兴，毕竟我们曾是知己。他接着说：“好久不见了，如果你有机会来深洲，欢迎到我家做客。”我说：“好，到时一定去拜访你这位新贵。”

　　他叫李要伟，是高我一届的高中同学，大我两岁.一米七六的个子，浓眉大眼，国字脸上带着自然的微笑，高鼻梁，稍大的嘴说起话来声音洪亮。当时的人都说他很标致。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学生都停课与工人一起搞“文化革命”。碰巧我们同在一个叫“井冈山革命造反军”的工人组织中帮他们写大字报。我毛笔字较好，负责抄写，他文章写得好，负责写稿，于是我们接触比较频繁，以至于后来的关系就有点不尴不尬了。

　　他出身“红五类”，是郊区贫农的儿子。“文革”初期，他就有“红卫兵”红袖章。那时的红袖章是出身“红五类”与权力的象征。可他没一点“自然红”的架子。与我这出身“黑五类”的还有很多共同语言。有次我们谈到看课外书，我说我喜欢看外国小说和受批判的书。他说：“我也是，越是受批判的书我越要设法借来看。”说完后，我们都哈哈大笑。

　　“文革”中，我爸被打成“走资派”关进牛棚。我小弟弟去送饭，有个人几次故意刁难他。我把这事告诉李要伟，第二天，他带着“红卫兵”袖章，领着我弟弟去送饭，那个人问他是我爸什么人。他说.“这个不要你管!但杀人犯也要吃饭……”此后，再也没人阻止我弟弟送饭了。

　　我有个初中要好的同学，是个有“海外关系”的孤儿，下乡在交县。一天，我接到她的信说她病倒在床上。我把信给李要伟看，他第二天就找到一辆便车搭我们去。我们在那里帮我同学花钱打针吃药。等那同学病好后，我们回来时既没便车可搭，又没有了路费。他要我不着急，说“我自有办法。”他自学过中医，买了一元多钱治风湿的中药，花2毛钱和1斤粮票兑购了1斤糯米，他把糯米和药分别磨碎，经过精心制作成“膏药”，又花一毛钱买了一张牛皮纸，裁成几十小张，再在每张小牛皮纸上放一勺膏药。然后对折好，放干后拿到县城小广场，操着“红卫兵”串联时学会的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乡亲们，你们南方人风湿病多，我师父是祖传治风湿的，这次他要我带些风湿膏药来给我师叔，我找了很久没找到师叔，身上的路费都用光了，我迫不得已，只好将这些宝贵的膏药卖给大家，五角一片，药到病除……”一会儿，他那些东西一抢而光，他拿了30余元钱回来，还给我那个同学留了10元。尽管我认为他这种挣钱的手段有点不光彩，可也说明他临危不慌，解决困难的能力不同凡响。

　　这以后我们的关系更加密切，初中部的小调皮都叫我们哥哥嫂嫂，但那时的农村太穷了，我妈不让我找农村出身的对象，所以我们都是偷偷的地下活动，我们在一起很谈得来，也觉得很开心，但谁也不提个人问题，彼此心领神会。他不敢来我家，而我却常去他家，也不远，过了沱江，走十几分钟就到了。记得第一次去他家，他妈又是杀鸡，又是去塘里捞鱼。之后我去他家总要带些干豆腐、肥皂等城市里凭票供应的物资，他们郊区都难买。尽管我们这样往来密切，心里也都有着对方，可六十年代的中学生不容易起“化学反应”。仅仅有一次，天下着大雨，我们在河边等船，河边人稀少，我们一人打一把伞，他走到我跟前，把自己的伞往前一挡，在我脸上飞快地亲了一下，一瞬间，我立刻闪开。我们都不好意思地红了脸。那是我们的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

　　一九六八年，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席卷全国。有豆腐票(即城市户口)的“老三届”都是下乡对象。我面临上山下乡，有点慌乱，跑去和他商量。他马上就计上心来，说：“扯一纸结婚证，户口迁我家，既下了乡，又跟没去一样。”实在是高明!我很赞同，他家里人也都高兴得要命。那段时间我翘首以待，等着他来见我父母。

　　然而，命运往往会捉弄人。就在我们城里人要下乡时，他们大队(现在的村)突然来了两个招工指标，其中一个是运输公司司机。当时的社会，“四个轮子(司机)一把刀(卖肉的)，白衣战士(医生)红旗飘(军人)”非常吃香。可掌管分配这个指标的大队书记却看上了李要伟，要招作女婿。就这样，我没等到他来，却等到了他进运输公司的消息。不久，又听说他由运输公司调到了交通局，而他的妻子也不是大队书记的女儿，而是运输公司书记的千金。无独有偶，一天，当时主宰我何去何从的土皇帝——居委会主任上我家为她侄儿提亲，我一听说对方是小学文化，就宁愿不要这主任许给我的好工作，一口回绝了她的好意，于是这个主任立即逼我下乡。

　　看来结婚是躲避下乡的唯一办法，在门庭若市的介绍中，我很快找到了后来的丈夫。他是城里人，大学文化，既合我的意，又合我妈的意。婚后我发现他各方面都不错：不仅工作兢兢业业，业务能力强，没电脑的年代，他画的图纸及上面的宋体字，无人不佩服；且待人真诚。在单位“好处”“先进”总是让给别人，有次单位选工会主席，他是满票通过，但他当场就拒绝当这个官；他还做得一手好饭菜，在月子里照顾我，让我倍感温暖甜蜜。

　　改革开放后，随着生活中矛盾的不断出现，我逐渐发现我的这位“优秀”丈夫，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李要伟相比，判若虹泥。

　　记得我大儿子考初中那年，他的成绩超过重点中学市一中录取线，可教委规定开办初、高中的子弟学校学生不能进市里重点中学，同时子弟学校也不肯放成绩好的学生。我要我丈夫去找他的发小、子弟学校刘校长或在教委工作的同学帮忙，他死活不去。我气得与他吵了一架。我突然想到李要伟以前在写给我信里的一句话：“无论你今后遇到多大的困难，我都能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你解决。”无奈之下，我只好找到交通局，把情况和难处告诉李要伟。他说：“行，反正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他利用他交通局政工科长的权力，一天内就为我爱人办了个假调令，说我儿子是在邻县随父亲调动工作转来的，又通过邻县一所学校为我儿子办了相关入学手续。我儿子就这样瞒天过海地进了重点中学市一中。

　　另一件事，发生在三年后的中考，还是因为这个儿子的事。

　　考试的第一天，中饭是我请假去给他送的。第二天是星期天，我要忙家务，要我爱人去送，结果下午五点，他还未进屋，儿子考试完回来了，进屋就问：“妈，你今天怎么不给我送饭?”我说：“你爸十一点就去了。”我心痛孩子饿了一整天，眼泪都流出来了，赶紧弄饭给他吃，等儿子刚吃完饭，我丈夫提着饭盒慢慢回来了，我问他原因，他说没看到儿子在教室里。儿子从里屋出来说：“我上午考完一直在教室看下午要考的英语，等你送饭来”。他说：“我明明在教室里没见到你。”儿子问他哪间教室。他说一栋303。我儿子说：“爸，我是第二栋303。”我一听就火冒三丈，不顾孩子的劝阻，指着他怒吼：“你没长嘴，没看到儿子，就不知道问别人!开了三年家长会，(两个孩子的家长会，大的他去开，小的我去开)，还找不到教室，眼瞎了啊!没看到儿子，那你一下午哪去了?”他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下楼时碰到科长，他对我说有一个新的项目要赶紧预算出来，厂里好拿到部里批钱，我加班去了。”并气愤地说：“以后这些事不要我做!”他说到做到，以后家里这类的大事小事他一概不管。

　　后来，家里孩子一个上大学，一个上高中，经济非常紧张。他这个最早的土木工程师，别人都说他是基建方面的全卦子，在大兴土木又奇缺人才的八十年代，他同学的单位与私人建筑企业碰到业务上的难题，常常找他帮忙，要给他劳务费，他却从不收取，最多吃人家一顿饭，好象我缺钱用与他无关似的。我大儿子在学校任体育部长，运动量大，开销也大。我把自己每个月的工资都寄给他，他还说不够用。于是我要老公拿点奖金出来，他说“你叫化子背米不起——自讨的，别人孩子都寄50元，你要寄80!”，好像这个儿子只是我一个人的!真是气死人。

　　人受钱憋办法来，我见厂里上千人发帆布工作手套，大家把戴不完的都拿到市场上去卖5角钱一双，我心里一盘算，就以每双6角在发手套的现场收购，再以每双8角返卖给厂里进手套的采购员。采购员从外单位进货每双要1元，而从我这里他能赚2角钱一双，双赢局面，何乐不为?就这样我每月可赚到50元钱外快，直到我儿子大学毕业。

　　也是在那个时候，本市水泥厂他的厂长同学，要他去任基建科科长另建新厂；一个沿海的副市长亲戚.要他去该市新建造纸厂。那年头，这两个事都是他施展才干与发财的大好机会。要是别人，求之不得。可是他都以“厂里不放”回绝，厂里不放是事实，但他从不去争取。天上掉馅饼，要对准他的嘴他才张口。所有亲友、同学都讲这个人“有钱不要”，“有官不当”，“简直不可思议”。他负责近万人央企的基建预、决算，建筑行业有句“赚钱不赚钱、在于决算员”的流行语，干他这一行，别人干几年发财后就要求调走或出事不得不走，只有他干到退休，没出一点事。旁人都认为我家里有钱，其实我同他一直过着拮据的日子。人家到我家来送红包，他说：“你硬要放我这里，那就别怪我送到厂党委去!”，想从他这行贿谋私利，门也没有。改革开放以来，除了工资，我没见他一个“外快”。几十年后他去世时，我在人情簿上看到几个不认识的名字，送的礼还不轻，当我与儿子去寻找他们感谢时，才知道那是几个搞基建的老板。上个世纪80年代，我爱人他被市里一所大学聘请给一些正在学施工、搞基建的年轻人上预、决算课，这些老板就是当年的学生。他们对我与儿子说，当年他们创业起步时，在技术上我爱人帮助过他们，业务上还为他们提供过许多方便。他们那时也没什么钱，但找谁办事都要钱，就我老公不收他们的钱。这就是我收到他唯一一笔迟来的外快。

　　他工作积极、廉洁、不要钱、不要官，一些关系好的同事问他时，他说：“按我的资历、能力与过去调回部里那些老干部的推荐，我早就该是处里的一把手了。我清楚现在厂部这些本地人，基建是块大肥肉，他们要千方百计为他们农村的家人揽工程、搞项目转包捞钱，知道我是个讲质量、有原则的人，不会与他们同流合污，他们怕我成为他们发财的绊脚石；再说我在这里没有老同事、老上级、老同学、我又不喜欢拉帮结派，即使给我个官，也是个受气的。我不如干好自己的业务，不看长官脸色，不做违心的事，过得自在一点。”他的话没错，那年头顺口溜都讲：“提拔溜须拍马的，累死当牛做马的，整倒单枪匹马的，肥了指鹿为马的。”他有他做人的道理，有事不愿求人是他的性格；不自私、不搞旁门左道也不是他的缺点。但所有这些，对我这个做妻子的来说，确实没半点好处。尤其是当我遇到困难非得要我自己去求人和遇到钱憋时，我也不得不发发牢骚。但我仔细一想，人各有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并没有错，我没有理由埋怨他。只怪我自己是这个命。然而有两件事却让我刻骨铭心，不能原谅他。

　　第一件事是这样的，我一个朋友的爱人是司机，他帮我从城市中心搬家搬到郊外我们厂区，又是清晨5点多钟，事后我要他同我一起带点礼物去感谢朋友，他不但不去还坚决阻止我去，他的理由是：以前你也帮过他的忙，不必要去。他就是这样倔得不讲理，做事从不考虑我的感受。其实我清楚，他是对我那个朋友的优秀丈夫妒忌。既自私又不自信。

　　另一件事发生在物资紧俏的七十年代末，一天，我在街上碰到二十年没见过面的小学班长，长得挺帅气也很能干。我问他去哪儿，他说他妹要出嫁了，想买床好的被面都没有，正好我家买了一床打算第二年嫁表妹送礼用的，于是我把被面先让给同学，再找在商业部门负责的家人另买就是。不凑巧，我同学来拿被面时，被从外面回来的爱人看见了，当时他没表情，到了晚上他就对我说：“明天赶快把被面拿回来!”我说：“今年只要来货了我就能买到”。他说：“你一定要拿回来!”并告诉住在附近要出嫁的这个表妹，说我把要送给她的被面让给别人了。我气愤得更不会去找同学要了。夜晚，我睡觉了，发现他不上床，坐在床边一根接一根的抽烟，直到天亮，心软的我出于无奈，我就和同学说清楚，他很理解，就在他主动退给我被面那一刻，我简直无地自容。我不知道他是对我那年轻帅气的班长同学忌妒还是什么，反正自那以后我对他冷若冰霜。

　　生活中他正的没有，邪的有余，在科室里谈天说地扯谈，经常逗同事笑得前仰后合，可要办正事他就傻了，根本谈不上交际。诸如上面之类的两件事，不但自己天上开门还为我地上栽刺。为被面那件事，我气得回娘家说要与他离婚，我妈当场就骂我：“你几十岁了不怕丢人现眼，孩子都这么大了还离婚。”我说我坚决要离，我妈就哭：“我前世造了孽，小的还没结婚大的又要离婚。”就这样我只好回家，而往往就在这样的时候，我就不自觉地想起了那位李要伟。

　　就这样一个电话，打断了我的梦，也让我回忆了这么多往事。

　　不到一年，我随单位去深洲考察，我带去了自己做的好吃的猪血丸子与一些别的土特产给李要伟。他带我参观了他的工厂，我看到了他的“四个一”，又随他去了中英街，买了许多港货，虽然他有“四个一”，但我用的都是自己的钱。我住在他为我们团队订好的宾馆，后来我知道他在我隔壁也订了一间。我认为他动机不纯，表现出了提防的神态，他敏感地看出来了，马上解释说：“我没别的动机，只想跟你多呆一会。”那晚，我们说了很多话，他说他奋斗的历程。我说：“凭你的能力，还有希望上去吧?”他说：“现在不同了，没钱送没靠山，是上不去的。”我说：“没关系，你已经不错了，知足者常乐。”我们就这样聊着，直到深夜，他才离去。睡到五点多钟，我就醒来了，怎么也睡不着，干脆起来穿好衣服走到窗户边，看着外面灯火阑珊。突然听到隔壁也有打开窗户的声音。我无意咳了一声，马上听到隔壁也咳一声。天大亮了，我刚打开门，李要伟衣着整齐地出现在我房门口，我就问他：“你怎么到深洲来的?”他说他的“那位”在晨阳对他的父母特差，从没叫过“爸妈”。他还念了一首《三字经》给我听：

　　清早起　脚步轻　进厨房　拉火门

　　煮茶饭　敬夫人　饭菜熟　桌上请

　　星期六　莫出门　洗衣服　一脚盆

　　星期日　莫出门　做煤球　一千斤

　　发工资　交内勤　少一分　查原因

　　…… …… …… ……

　　“这就是我在晨阳的生活。父母沾不到一点光，弟妹我也帮不上忙。有天我在报上看到深洲市检察院的招聘广告，我是以第一名考到这里来的。现在我父母不愁钱花，弟妹都有稳定的工作。”听到这，我想，我眼前这位堂堂的检察官，整天想的做的是挣钱、养父母、养家庭，的确是父母的好儿子，是女人的好丈夫。但他不见得能成为人民的好公仆。而我丈夫恰恰相反，他没有好的房子，没有车，不图钱，不要官。却是人人公认的廉洁干部。我有时也不得不承认我的丈夫比李要伟可靠，可可靠对我有什么用呢?我这个妻子能得到他什么呢?我儿子、他父母又能得到他什么呢?每每想到这里，心中还是拔凉拔凉的。

　　一年后，李要伟突然回来了，直接到办公室找到我，跟我讲他工厂接到一笔大业务，需要投进百多万，还差10万，要我帮他借，月息按10%付，半年至一年本息还清。对这种高息借款，我是从不参与的，90年代初我厂集资去广东炒地皮的高息投資，我都不曾上当，因为我深信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可是这件事，由于李要伟曾帮过我的忙，又加之我看到他有“四个一”，我便把自己私存的三万元钱借给他。还帮他在同事那里集资，最后凑齐10万。开始三个月，他很守约，每月利息照付，我收回了三万。第四个月没来钱，我去电话，可怎么也联系不上。我知道到深洲也找不到他。后来我小弟去深洲出差，顺便从他的同事那里知道：别人比他能力、资历各方面差的人都升上去了，他为了升官拼命捞钱，甚至受贿，但官买到不久，他那位离了婚的前妻就告发了他，他已被收审。

　　为了还清这些债，在家里我拼命省钱，下班后去外面拼命挣钱，人一天天消瘦。我丈夫见我如此反常，问道：“老婆子，你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无奈之下，我只好把这件事讲出来，但不敢说李要伟的真实身份，只说是一个同学的爱人，并隐瞒了自己的三万元私房钱，只说是七万。三万利息抵了，还有四万没着落。我满以为他听了以后会臭骂我一顿，出乎意外，他不但没有骂我，反而对我的消瘦感到心疼，安慰我说：“别气了，现在的骗子多的是，不是你一个人受骗，气坏了身体更不合算。”说完找出他的三万元存折给我还债。我看到存折，想到这三万元是他大半辈子的奖金、省啊、抠啊攒下来的。我这个妻子，不但这件事对不起家庭，而且感情的幽灵也多少侵扰了他。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一头扑到他身上放声大哭。这时我才体会到，我虽然没有得到他大把的钞票，也没有得到像李要伟妻子那样的高档享受，但我得到了他给我的平安无忧的生活，得到了他专一的爱。

　　窗外，屋檐水在滴答滴答地响着，那是雪在融化。阳光照在雪地上，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我们夫妻尘封已久的感情也像这冰雪一样，在这春回大地的阳光沐浴下，开始融化了。

 

　　作者简介：

　　唐瑟：生于1947年，湖南邵阳人。高中毕业于邵阳市一中老三届，做过裁缝，当过教师，工人。看过许多中外名著，退休后感觉自己的生活有太多的创作素材，于是开始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