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登过泰山、华山和庐山，也游览过衡山、岳麓山和天子山，不少被那云雾缭绕、气势磅礴的峰姿山色所吸引，也常常被那泉水叮咚、拿云攫石的天籁神韵所迷住，但给我感触最大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一棵棵屹立山头、扎根悬崖、挺身幽谷的松树。它无需照料，不择环境，沐风栉雨，傲霜斗雪，玉洁冰清，傲骨铮铮，朴实无华却又非同寻常。

　　我赞美松树，赞美它的俏影、逸态和风度，更赞美它的品格、气节和境界。

　　有一个人，在我心中，就是这样的一棵松树。他是一位长者，更是一位楷模。他的言行举止、身体力行，影响了我的一生，激励着我不甘雌伏、奋勇前行。他，就是令我高山仰止、肃然生敬的老处长——林宝谦。

　　说来有缘，八十年代初，我从学校毕业，分配在湘潭地区财税局工作。刚好这时财政部门恢复成立财政监察机构，监察科需要人，就把我安排了进去。地区财税局监察科的业务隶属省财政厅监察处领导，老处长是省财政厅监察处的“一把手”，理所当然，我就成了老处长旗下的一名新兵。

　　第一次见到老处长的时候，是在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即1981年的全省财政监察工作会议上，他是全省财政监察系统的总指挥，无论是在座谈会听取大家发言，还是在主席台上做总结报告，他给我的印象既是一位严肃认真刚毅果断的领导，又是一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长者。当时，我的科长刚从部队转业，还没到机关报道，就被抽调到地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去了，监察科就只我一个毛头小伙子干事。初生牛犊不怕虎，凭着一股热情和胆量，我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一年中，根据群众举报，竟一连查处了好几件违反财经纪律的案子，在地区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轰动，甚至惊动了省厅的领导。我在会上的发言，引起了他的关注，得到了他的高度评价：“湘潭地区虽然只有小刘一个人，但他敢想敢干，敢抓敢管，干得出色，抓出了成绩!”没过多久，他就与处里的同志说，想把我调到省厅监察处来。能从地区调省城工作，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当我听到这个消息后，不以为然，一笑了之，我一个才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资历浅，经验不足，且与老处长仅一面之交，不是很熟悉，那有这样的好事。我不敢奢想，也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一天，我正上班时，有人把我拉到一旁，悄悄地告诉我，省财政厅派人来考察我了。我一阵惊讶，仍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直到正式调令下来，我才如梦初初醒，心里像开了一朵大红花，兴奋得好几个晚上都睡不觉。就这样，老处长没有抽过我一支烟，喝过我一杯酒，更没有收过我一份礼，就凭着他喜欢我的工作热情和干劲，一纸调令，就把我调到省厅来了，为我搭建了更高更宽施展才华大显身手的平台，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调到监察处，与老处长更接近了。说他是一个好领导，还不如说一位好长辈。财政监察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工作难度大，是一项得罪人的苦差事。有句话，叫做“士为知已者死”。老处长对我们几个年轻人，在工作上、廉政上，高标准，严要求，决不允许有半点含糊和差池，但在学习上、生活上，倍加关心，无微不至，情同手足，胜似亲人，让我们深感亲切和温馨，心情舒畅，信心百倍，劲头十足，干起工作来，一个个像拼命三郎似的，夜以继日，风雨兼程，早把私心杂念忘记得一干二净，将一切艰难困苦抛至九霄云外。

　　老处长的事业心有口皆碑，令我等自叹勿如。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对党对人民赤胆忠心、矢志不移，对事业执著追求、痴心不改，对工作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效彷的楷模。他老家在辽宁大连，1949年，年仅19岁，就告别亲人，离乡背井，随军南下，湖南和平解放后，被分配到省税务局，先后从事税票管理、机要员、人事工作，后来被调到省财政厅企业财务处、监察处工作，再任行政监察室主任，从科员、副科长、科长，再到副处长、处长，最后为副厅级干部，春来冬去，寒来暑往，辞旧迎新，一心扑在工作上，在财政战线一干就是41年，把青春和年华彻底、无私地献给了神圣、光荣的财政事业和湖南这片广袤、英雄的热土。老处长家境贫寒，12岁进工厂当童工，参加革命早，书读得不多，但他有一股韧劲和钻劲，勤奋努力，刻苦钻研，在干中学，学中干，一点一滴积累知识，一科一门精通业务，逐步达到得心应手驾轻就熟的程度，成了财政队伍中的行家里手。

　　省财政厅是个管钱的部门，很多人羡慕在这个部门工作，但是在财政厅内部，也有人不想去的地方，监察处就是其中之一。业内人都知道，财政监察工作要求高、难度大、得罪人，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关系难协调，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问题难解决，没有自我牺牲精神和强烈的事业心是干不好也干不久的。组织上慧眼识珠，看中了老处长，把他从企业财务处调到监察处，担负起组织、指挥全省财政监察工作的重任，按照别人的说法，他是从“米箩里”跳到“糠箩里”，但他毫无半句怨言，也不讲半点条件，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

　　他谦虚谨慎，不耻下问，经常放下处长的架子，走进我们办公室，带着请教的口吻，向我们询问，听取意见，集思广益，寻求正解。有时候，为了斟酌、鉴别文件里面的一个字、一句话的含义，或者是分析、界定检查材料中的一件事情、一项数据的情况时，他不惜降低自己的身份，一而再、再而三地与我们探讨、争论，打破沙锅问到底，直至事实清楚、真相大白。1986年，双牌水库管理局有个会计，由于心胸狭隘、性格倔犟，与领导发生矛盾，关系紧张，水火不容，她长期不上班，四处奔走，连续上访北京和省城，各级组织多次协调未果，成为信访工作中的“老大难”。老处长主动接手这项“棘手”的工作，调来案卷材料，埋头伏案，挑灯夜战，分析案情，对照政策，列出大小问题四十多个，然后亲自带队，深入现场，内查外调，明察暗访，一干就是三个多月，终于查清了事实，明辨了是非，分清了责任，使这一久悬不决的疑难案件得以妥善解决。在他担任湖南省财政厅监察处处长期间，湖南的工作始终处在全国先列，其工作经验经常被财政部监察司选定在全国会议上作典型发言，全国评比表彰财政监察工作先进单位时，湖南一定首当其冲，榜上有名。

　　老处长严格要求自己，生活俭朴，艰苦奋斗，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他虽先后位居处级、厅级职务，资格老，贡献大，但没有一点官架子，经常一身洗旧了的中山装布衣，一双纳底布鞋，加上他那清瘦的身材、健康的体魄、稍深的肤色和满脸的皱纹，不知道的人还真看不出他有半点“处长味儿”“厅长气色”来，以为是个地道的老农民、老工人而已。他接待基层同志和上访人员，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和热情，不管是谁，走进他的办公室，他一定马上起身，热情相迎，给你让座，给你泡茶，悉心听你说话，平等与你交谈，让你如沐春风、如饮甘泉，心悦神怡，满意而去。我与同事们都有一种感觉，与他相处，无拘无束，随心所欲，是一种享受和福分。下地市检查工作，他从不向机关要车，也拒绝下面派车接送，总是坐公共汽车或火车前往。好几次出差地市，进了招待所，发现接待方安排的是豪华套间，站在门口，就是不进去，直至换了简单房间才罢；就餐时，发现桌上多了几个菜，硬是拉开长脸，批评下面的同志“不听招呼”，执意按“四菜一汤”标准，要服务员将多上的菜撤了下去。下面的同志都说：“林处长太认真了!”我想，如果我们的干部都像他这样，我们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又何愁得不到进一步地改善，党和政府的形象在群众的心目中又何愁得不到进一步地提高呢?

　　记得1985年，我们去零陵地区查办一件信访案，任务完成后，返回长沙，那时没有高速公路，路途远，路况差，要坐一整天的汽车，地区局的同志要派小车送我们，老处长执意不肯，坚持买票坐长途汽车。天刚蒙蒙亮，人们还在睡梦中，我们就起床了，匆匆洗涮一下，在街边小摊上吃点东西，提着行李，步行几里路到汽车站。上车以后，一路走走停停，颠颠簸簸，好不容易于中午时分熬到了衡阳。这时，清晨吃的那点东西早已消耗殆尽，坐车的人都已饥肠辘辘，望着街道两旁挂着招牌冒着饮烟的饭铺店子，大家提出吃点东西再走，但开车的司机丝毫不顾大家的感受，佯装没有听见，不但没有停车，相反地把个油门踩得呜呜直叫，驾驶着汽车飞也似地窜过市区。大家虽然有意见，但方向盘操在他手中，奈何不得，只好任凭着汽车继续向前奔驰。下午两点多，过了衡山县，汽车才在一座矮房门前停了下来。这里前不挨村，后不达店，是司机的“关系户”。下车以后，司机“哐当”一声关了车门，竟自进矮房的里间吃“优待餐”去了。走近一看，这哪是什么饭店，简直就像个工棚，破旧的墙壁，脏兮兮的地面，还有那黑不溜秋的桌子、凳子……这时，大家都已上肚皮贴着下肚皮，饿得心里发慌了，没有办法，只好将就着应付一下。与老处长出差，生活安排理应由我负责，我安排他坐在桌子边休息，自己则挤进闹哄哄的人群中去买饭菜。独此一家“饭店”，卖方市场，垄断经营，价格、品种没有选择，也无容你讨价还价。经济餐，两元钱一份；高档餐，四元钱一份；另外可以点菜，价格不等。一个小店子，一下子拥进三四十号人，自然应接不暇，供不应求。我讲斯文，慢了半拍，四元一份的高档餐早卖完了，看看点菜，价格高得太离谱了，还要等上一段时间，不敢下手，买上两份经济餐。哪知道，这经济餐也太差了，一碗饭、一个菜，饭是糙米饭，倒是有点份量，还算过得去，但那一个菜，哪是什么菜，只是一碗汤，一碗漂着几颗油星子几片菜叶子的盐水汤。就这样，老处长和我一起，一口饭，一口汤，味同嚼蜡，囫囵吞枣，草草应付了一餐。当时，我难受极了，由于我的安排不周，让老处长吃了一顿“忆苦餐”，太委屈他了。看着我那副样子，他却乐呵呵的，相反来安慰我：“出门在外，凑合着就行，哪有那么多的讲究。”

　　1988年年底，我陪同老处长到山西榆次参加全国财政监察工作会议，坐火车从长沙出发，途中需在石家庄转车。上车前，我请示他，是否向河北省的同行打个电话，请他们在我们转车时安排接待一下。他连连摇头，不要麻烦他们了。到了石家庄，下了火车，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我们裹紧衣领，耸肩缩头，在寒风凛冽、雨雪交加的火车广场打听住宿的地方，由于经验不足，加上人生地不熟，听信一位拉客的妇女花言巧语，被骗到一偏避小巷的“黑猫旅社”。这里房子低矮，空间狭小，设施简陋，卫生极差，由于天寒地冻、夜深人静，我们不想再奔走劳顿，反正就一晚，应付一下算了。哪想到，住下来以后，情况更为糟糕。我们还没吃饭，但旅社根本不开火，出门寻找，四处一片寂静，昏黄的路灯，狭长的巷子，在雨水寒风显得格外孤零，临街一家挨一家的房子大门紧闭，人影全无，哪里还见得着餐馆，只好回到房里，打开提包，将随身带的方便面拿出来，向旅社老板借一瓶开水，算是应付了一餐。最使人难受的是，房间里没有空调暖气，微弱的灯光下，一张钢丝床，一床薄棉被，凉飕飕、冷冰冰的，寒气袭人，越睡越冷，我不知道老处长情况怎样，我是一个晚上没有睡着觉。

　　每当想起这两件事，我就自责不已，愧疚难安。很久很久以后，我曾问过老处长，由于我的失职，让他几次在旅途中受苦遭罪，是否有过责怪我的想法。他惊讶地望着我，那几次?早不记得了，压根儿就没有怪过我呀!一句话，真诚朴实，透明亮爽，让我稍有慰藉，心中包袱减轻了许多。这样一位好领导，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最使我感动的是，老处长对我们年轻人的关心、爱护，不求报偿，情同家人，胜似父辈。

　　我调到省财政厅监察处，是老处长的抬举和器重，我惟有埋头苦干、扎实工作，以优异的成绩来报答他的关心和爱护。长期以来，下基层，进单位，查案件，抓检查，搞调查，看材料，写报告，不分白天晚上，也没有休息假日，加班加点，尽心尽力，一年出差最多达250多天。那时，我爱人在一家企业工作，三班倒，劳动强度大，身体不好，孩子又小，没人照料，其困难可想而知。老处长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多次向单位领导反映，甚至不惜与领导纠缠与争辩，终于争取到把我爱人调到了财政厅，从事劳动强度较轻的后勤服务工作，既免除了经常“三班倒”夜行之苦，又可以就近照顾孩子，免除了我的后顾之忧，使我得以轻装上阵，专心专意干工作。

　　在监察处，有一个极好的学习氛围和环境，年轻人勤奋刻苦、努力好学，纷纷参加函大、电大和攻读研究生学位，老处长热情鼓励、大力支持，甚至不惜自己加班加点，担负更多更重的工作任务，也决不让我们误了学习时间和考试。我是1978年恢复高考时读的财会学校，拿的中专文凭，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这一学历远远不适应时代的要求，我立志自学，经过努力，考上了中南财经大学函授大学。对此，老处长鼓励我树立信心，认真学习，并明确表态，全力支持我的学习。他说到做到，在我五年的函授学习中，不管处里有何重要工作任务，也不管人手如何紧张，始终如一，雷打不动，坚决保证我每个月固定的三天面授时间，使我能够集中精力、集中时间完成了所有的课程，并取得了优秀成绩，顺利地拿到本科文凭和经济学学士学位。在承担繁重工作任务的同时，如果没有老处长的开明通达，重视和支持我的学习，很难想象，我能坚持下去，圆满地完成学业，拿到这张让我引以为傲的文凭。

　　还有一件事，让我深有感触：1984年，老处长把我调到财政厅后，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在他的大力举荐下，工作才一年时间，1985年就被提拔为副科级干部。1986年，喜讯接踵而至，我不仅从副科级干部提拔为科级干部，升了级，加了薪，还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在政治上实现了我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夙愿。1988年经处里推荐，厅党组讨论决定，向省委组织部上报我为财政监察处副处长，1989年元月正式任命下来，并派我去桂阳县任省委下乡干部工作组副组长。在老处长的培养下，我几乎一年一个台阶，在短短的不到五年时间内连升了三级。可以说，我与老处长的关系，除了工作以外，没有半点私人瓜葛和牵连，提拔和重用我，完全是出于一片公心。没有老处长的爱才之心，就没有我的成长之路，更没有我今天。毫无置疑，他是我人生历程中的贵人。一生中，能际遇这样的贵人，是一种福气!

　　知恩图报，是中国人的传统。明知老处长不喜欢送礼，但老处长待我厚爱如山，不表示一下我心中难安，买了两瓶酒，硬着头皮敲开他的家门。碰巧得很，他外出有事不在家，听我说明了来意，他夫人说什么也不肯收下。推来推去，见一下子难以说服于她，我来了个金蝉脱壳，撂下东西就走了。哪知道，这事并没有完。第二天，上班时候，老处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关上门，严肃认真地批评了我一顿，说我不该去他家里送礼，他是看中了我的才气和表现，才不拘一格地推荐我、重用我，要感谢，也应该是感谢组织，如果说硬要感谢他的话，那也只要一如既往地扎实工作努力完成组织上交给的各项任务就行了。说完了，把那两瓶酒完璧归赵，退还了我，并加上一句，不是处长不领情，这是他处理同志关系的原则。一席话，说得我无地从容，从脸上到脖子全红了，恨不得从地底下钻了进去。从此以后，他在位时，我再也不敢冒昧行事，哪怕是送上一丁点儿的小礼。他的固执，虽然我不能完全接受，但他形象，在我心目中却越来越高、越来越大。

　　在我印象中，老处长对待同志、下属，和蔼可亲，关怀备至，但他在工作中，对那些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侵犯国家利益、侵吞集体财产的违法违纪行为则冷若冰霜、疾恶如仇。1985年，当我们在一次检查中发现有个县的民政局存在侵占、挪用扶贫救济款的问题时，他怒不可遏，拍案而起，责成我们不能轻易放过，再一次进入这个单位，一定要把问题查个水落石出。然后，他又亲自出马，穷追不舍，向纪检部门汇报，请新闻媒体曝光，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使主要责任人受到了应有的惩处。还有一次，有群众举报，反映一个县的财税局长以权谋私截留、转移税收收入、私设小金库、违规建房住房等问题。当时，有人说，这是财政系统的内部问题，家丑不向外传，向市里打个招呼，提醒他本人写出检讨，纠正就行了。他坚决不同意，说财政部门是制定财政政策执行财政纪律的主管部门，财政干部尤其是财政部门的领导干部更应该带头作表率，发生了问题我们更不能藏着掖着包庇护短，必须严格要求，依法依规严肃查处，随即召集省财政厅、省税务局讨论研究，组织联合调查组赶赴该县，全面彻底地查清了这位局长的问题，移交当地党政部门做出了严肃处理。他常说，我们是吃这口饭的，组织上信任我们，我们就要不徇私情，按原则办事，与违法违纪行为斗争到底。话语不多，一语中的，是他心灵的鲜明写照。

　　他，就是这么一个认准死理，死不开窍，让我们信服和敬佩的人。

　　老处长今年进八十了，按照习俗，“男进女满”，大吉大利，是个值得庆贺的年份，但他低调处理此事，生日那天，除了家人在一起团聚之外，任何老朋友、老同事一律不请。在位时，我们几位老部下不敢造次，为他做点什么，现在他离休了，在家颐养天年，不图别的，只为旧时的一份情义，我与往日的同事正坤、先锋、春芳商定，共同办一桌酒席，为他再做一次八十大寿。他破天荒地欣然应允，携夫人、子女如约赴宴。在宴席上，我们欢聚一堂，情深意切，心心相印，频频向他举杯，感谢他多年来对我们关心、关怀和培养，感谢他赐予了我们永志难忘、终身受益的宝贵精神财富，也衷心地祝福他家庭幸福、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老处长心情激动，热泪盈眶，从心窝底里掏出一句话：有你们的成功，我心满意足了!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般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这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同志日记中的一段经典的座右铭，我想，拿来安在老处长身上，应该恰如其分，毫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