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体大备及分化整合汉语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以单音素为基础，在古代单音词占多数。要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每个诗句至少要由两个词组成，所以从原始歌谣开始就是二言的形式，随着社会生活的丰富和发展，双音词、联绵词逐渐增多，二言体就不能满足表情达意的需要，于是产生了四言体。四言体是适应语言发展趋势的产物，它比二言体更自由更宜于抒发感情和描写事物，四言诗的出现造就了《诗经》时代的诗歌繁荣。此后，屈原根据楚地的民歌，创造了骚体，汉代民歌中又产生了杂言诗。这是诗体的一次大解放，四言的格局被突破，但由于骚体后来演变为赋体，有些脱离诗的范畴，而杂言的形式不固定，诗句的节奏、用韵缺少规则，所以没有解决四言诗后中国诗歌的民族形式问题。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五言诗的出现才被打破。

　　中国诗歌传统的发展，总的趋势是从不甚规范到比较规范，从自由体发展到格律体，从辞体、杂言到五言，就反映了这样一个趋势，在这个大的趋势中，五言诗的兴盛是一个重大事件，律诗的形成又是一个重大事件。律诗的形成有一个先五言、后七言的过程。齐梁时期，南朝诗人的诗歌创作讲究对偶和格律，创造了一种新诗体，称永明体。永明体是指南朝齐代永明年间由谢眺、沈约创造的诗体。永明新体诗的出现，揭开了中国诗歌史上从比较自由的古体诗向格律严谨的近体诗转变的新的一页，为唐代格律诗的最后形成和发展在形式上奠定了基础。五言诗的律化，始于南齐武帝永明年间(483—493)。最初是由四声的发现而避忌声病，从而产生了“永明体”——王闿运《八代诗选》称之为“新体诗”。永明体的产生是文学史上重要事件之一，有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首先提出四声说的周颙；一个是首先揭示律诗音乐美、倡导避忌八病的操作原则的沈约。八病的规定不但过于繁琐，也缺乏科学依据，难以全部遵循，然而它是通向简捷的调声术的第一步。永明体诗歌炼句工稳，音韵谐婉流利，风格圆美流转，篇幅趋向短小，这些都对近体诗的形成有重大影响。永明体的诗句几乎都是律句，不过还未形成粘对规律，它的最大特征是丢开汉魏诗的浑厚古拙，而趋向精妍新巧，这种精妍新巧是基于汉语的元音优势，及四声区别。因而，通过平仄变化与双声叠韵追求，可达抑扬顿挫之听觉美，和骈句对仗之视觉美。由沈约首倡风气，吸引了一代文人参与创作，新体诗的作者很多，南北朝合计有80余人，直到唐初，才最终将四声简化为平仄，由消极的回避声病变成积极的调声，从而形成了具有一整套格律样式可循的五言近体诗(即五言律诗)。这一完成过程，就是中国诗史上的新体诗运动。

　　中国诗史在齐梁近体诗出现以前，是古体诗的时代。古体是相对于近体而言的，其差别简而言之：近体诗讲格律，古体诗则比较自由。律诗是近体诗的一种，主要有五言、七言，简称五律、七律，全诗八句，每两句为一联，共四联。也偶有六言律，还有六韵以上的长篇律诗称为排律。绝句是近体诗中体制最小的一种，分五言、七言两种，简称五绝、七绝，全诗四句，其音韵、平仄、对仗要求与律诗相似。古体的自由只是相对于近体而言的，或者说它是自由而不放任的。大多数古诗还是遵循着一些基本的规范：其一，句式以整齐或大体整齐为常则。四言诗的句式就很整齐或大体整齐，骚体的句式大体整齐。其二，句群以两句为一单元、偶句用韵为常则。四言诗如此，骚体也如此。当然，句式完全不整齐，或出现奇句的诗也有，但毕竟是少数。新体诗在梁陈时代的宫廷演变出一种诗风轻艳的诗体，当时号称宫体。主要内容写妇女生活与体态，以及咏物，宫体诗的特点是争驰新巧，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其影响所及，造就了诗风的靡弱。另一方面，宫体诗多用典，辞藻秾丽，比永明体更趋于格律化，故对律诗的形成有重要推动作用。

　　中国诗的一大转关是乐府五言的兴盛，从《古诗十九首》到陶渊明告一段落。五言诗的最大特征，是把《诗经》的变化多端的章法、句法和韵法变成整齐一律，把《诗经》的低回往复、一唱三叹的音节变成直率平坦。所谓“八代”是指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是唐代以前，中国诗史的一个重要阶段，五言诗在这一阶段中成为最重要的诗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五言诗体起于汉代，经魏晋，历南北朝隋唐，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主要诗体之一。像其他诗体一样，它最早出现于民间，经历了从民间诗到文人诗的发展过程。赋不入乐，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

　　后起的五言诗则与此相反，它是歌诗，与音乐密不可分。汉武帝设乐府后，民间大量五言诗被采入乐府。因此，从文体的角度，汉乐府的建立是五言诗发展的重要条件。汉代班固《咏史诗》、张衡《同声歌》、赵壹《疾邪诗》、秦嘉《留郡赠妇诗》以及郦炎《见志诗》等是文人采用并加工汉代民间五言体的最早尝试。汉末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使五言体最后成形，四言诗的许多诗艺手段得到更好发挥，如重叠词的使用“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远，空床难独守。”(《古诗十九首》之二)。五言句式虽然《诗经》、《楚辞》中皆有，而作为等言体的五言诗的出现，却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征于文献，较早如《孟子·离娄》所载《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如果去掉两个作为语气词的“兮”字，就是一首等言的五言诗。而完全整齐的五言体诗，至少在秦汉时已经萌生于民间。

　　秦汉民谣中颇有五言之作。而汉乐府民歌如《十五从军征》、《上山采蘼芜》、《陌上桑》、《长歌行》等，则更是形式圆熟的五言之作。南朝和汉代一样设有乐府机关，负责采集民歌配乐演唱。当时以《子夜歌》为代表的歌辞大都是五言四句体，在汉代民歌中已有少量出现，其体裁还可溯源到《诗经》的每章四句，不过，这种体裁的小诗形成气候，却是在南北朝时代，特别是在南朝乐府之中。这种诗体恰好符合新体诗篇幅趋短的走向，所以为当时诗人采用，最终形成为五言绝句。北朝民歌也以五言四句体为多，但从内容题材到艺术风格、表现手法与南歌有显著差别。五言四句体诗的大量产生，引起南北朝文人的兴趣，文人聚会，就常用这种体裁来进行联句。所谓联句与后世文人唱和大体近似。一人先作了四句，别的人如果续作，便成“联句”。假如无人续作，便成了“断句”，或称“绝句”。最初，绝句只是五言四句体的专名，后来其外延扩展到七言四句体，成为兼名。于是，五言四句体诗就称为五言绝句。五言绝句的产生先于近体，故以古风为多，与七言绝句基本上属于近体不同。五言诗自其优越性为人认识以来，就很快取代四言诗而得到普遍采用，从而成为汉魏六朝最流行的诗体。由于文人的参与创作，而渐成时尚，有人认为《古诗十九首》中部分作品，成于太初改历以前。现存较早而又无可争议的文人五言之作，是史家班固的《咏史》，诗直咏其事，质木无文。正始诗人阮籍创作了大量的五言诗，对五言诗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建安诗歌将五言古诗推向文质并茂的最高峰。

　　五言诗细分为五言古诗、五言律诗和五言绝句，在近体诗出现以前，五言诗主要是五言古诗，以及它的特例——古体的五言绝句。唐以后，五言诗成为“近体诗”的主要诗体之一，五言律诗、五言绝句久传不衰。现代民歌用五言体的也不在少数。五言诗的文体意义，首先在于它扩大了诗的审美容量和审美能量。社会生活的日渐繁复，要求诗体必须有所发展。五言诗正是适应了这一需要，由于增加了一个字，内容的含量扩大，从而能更好地抒情叙事。钟嵘《诗品序》说四言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又说五言诗“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钟嵘在当时还未能发现七言的长处，这个“最”字用得有点过了。但若光就五言、四言来比较，他的上述意见还是对的。例如“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之类漂亮的诗句，用四言是怎么也写不出来的。四言诗当然也有写得很美的，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但它的美在于这些诗句所组成的整个境界，如孤立起来看，那么，“杨柳依依”和“雨雪霏霏”不像“余霞散成绮”或“澄江静如练”那样，每个孤立的句子都给人以强烈的美感。另外，五言体的出现与叙事诗的繁荣有关。

　　如果说在古代西方，史诗是诗歌的主要品种，那么在古代中国，叙事诗则是非常不发达的。在《诗经》中，仅有《氓》等少数篇章可以算得上叙事诗，五言体开阔了诗的天空。这样中国古代叙事诗才有了展现自己的可能。《陌上桑》、《孔雀东南飞》、《十五从军征》等作为最早的叙事诗出现了。其后，杜甫的“三吏”、“三别”等名篇出现了。

　　其次，五言诗虽然只比四言诗多一个字，却可谓“一言兴诗”。五言体在更好地适应汉语的发展(如双音词增多)和推动诗歌语言的音乐化、口语化方面明显地显示出巨大的艺术能量。四言句式大抵两字一顿，每句两顿，两个音步(二二节奏)使得单音词和双音词在配合上有一定局限，音步短促，结构板滞单调。五言的句式则既可由两顿组成，也可由三顿组成。两顿的可以第一顿两个字，第二顿3　个字，也可以倒过来。三顿的则有“一、二、二”、“二、一、二”、“二、二、一”等组合。因组合方式繁多，在同一首诗可不断变换，故有灵动之致。这样，它不但可容纳双音词，还可容纳单音词，以至多音词。它有奇数顿，又有偶数顿。单音词和双音词交错，奇顿和偶顿交错，变化多样，便于组词达意，较之四言体句容量更大，刘熙载认为它一句可以抵四言两句。钟嵘《诗品序》谓四言“每苦文繁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四言体节奏虽然鲜明，却单调，未能曲尽抑扬顿挫之美。五言句以单音步收尾，便于句末适当拖长或停顿换气，比双音步收尾要从容得多，对于咏歌玩味、因声求气更为有益。同时，诗歌也是呼吸的艺术，呼吸的人均时值对应于诗句，大抵以三音步、四音步为宜。两顿稍嫌短促，四音步以上(九言)则偏长，不妨偶尔用之，但难于形成等言体诗。

　　七言诗的发展则相对迟缓。所谓七言诗，是指每句七字或以七字句为主的诗篇。七言诗历八代而到唐代大为发展，与五言诗同为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七言诗也是最早见于汉代。据传汉武帝群臣联句的“柏梁台诗”开了七言诗的先河(后人称为“柏梁体”)。现存最早的文人七言诗是东汉张衡的《四愁诗》。

　　三国时期魏国曹丕《燕歌行》被认为是七言诗的奠基之作。曹丕之后，六朝文人多作七言。刘宋时的鲍照最具影响。鲍照改早期七言诗的句句用韵为隔句用韵，这就大大加强了七言诗的表现力。至唐代李杜、元白，七言诗更臻完美，七古之外，还有七绝和七律，与五言一起，成为中国古体诗和近体诗的主要诗体。七言诗细分为七言古诗，七言律诗和七言绝句。在近体诗出现以前，七言诗即七言古诗。七字句的出现较早，在《诗经》中偶尔一见，在《楚辞》中大量出现。七言诗当起于汉代的民间歌谣，但未能像五言诗那样很快地受到文人重视。较早的文人七言之作有东汉张衡的《四愁诗》，不过，此诗奇句中夹有一个“兮”字，保留着楚歌的痕迹，直到晋代的傅玄也还是如此。今存较为成熟的文人七言诗，是魏文帝曹丕的《燕歌行》二首。七言诗相对于五言诗，自有潜在的优势，相对而言，“五言尚安恬，七言尚挥霍”(刘熙载《艺概·诗概》)，“五言绝尚真切，质多胜文；七言绝尚高华，文多胜质”(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七言较五言更能胜任纵横捭阖、淋漓恣肆的表达，和形成多种风格。

　　然而这一潜在的优势，由于习惯的势力，长期被文人忽视，直到刘宋时代出现了鲍照，才出现转机。鲍照的五言诗以清新俊逸著称，而最能表现其艺术独创性的是他的七言古诗。七言古诗是每句七字或以七字为主的古诗。以七字句为主，间有杂言的七言古诗，在汉魏乐府中多以“歌”、“行”命篇，故后世也称七言歌行。鲍照的七言古诗，相对于曹丕《燕歌行》，已变句句押韵为隔句押韵，变一韵到底为灵活转韵，使得七言古诗更多地具有散文和辞赋体的优长，拓展了七言古诗的范畴，完善了七言古诗的形式，从而大大推动了七言诗体的发展。

　　五言体和七言体还有古体和近体之分。古体诗和近体诗的区别主要有两点。

　　其一，近体诗在修辞上讲究严格的对偶，而古体诗不把对偶作为成诗的必备条件。即使用对，也不那么严格，位置不定，句数不限，不回避用重用字。古体诗还有“扇面对”(隔句对偶)。

　　其二，近体诗在声调上讲究平仄。这是中国古诗的对称原则从意义上推广到声音方面的结果。朱光潜在《诗论》中说：“中国自有诗即有韵，至于声的考究起于何时，向来没有定论，一般人以为它起于齐永明时代(五世纪末)。”乐府诗是入乐的歌诗。乐府之后，诗日渐与歌分离。于是在诗自身寻找、开发音乐美，成了举足轻重的问题。在外来的印度梵语文化的影响下，六朝的音韵学研究发展起来，尤其是《四声节韵》和《四声谱》，可以说是声韵著作的始祖。以四声制韵，“五字之中，韵韵悉异；两句之中，角徵不同，不可增减。”四声的发现与运用，谢朓、沈约等在齐武帝永明年间创造的讲究声律与对偶的“永明体”，推动了近体诗在初唐的繁荣。古体诗一般不讲平仄。近体诗产生以后的古体诗，在“三字尾”上与近体相区别。也有入律的古体，入律古体诗多为七言，它句数不定，大多(或全部)是律句，有时换韵。唐之后的许多诗人(包括李杜)即是既写近体，也写古风的。

　　中国诗史上最光辉的篇章是唐诗，诗歌体式由分体走向整合。唐代的文学领域出现了自战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现见于《全唐诗》一书中的2　300　多个诗人的诗作就有近5万首，唐代文学的繁荣正是以诗歌的高度成就作为标志的，产生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李商隐等伟大的诗人。至唐代，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各种诗体皆具备。因此，从诗体来看，唐代是一个集大成的时代。

　　五、七言古体，兴盛于汉魏，唐人有所发展：或古、律结合，使音节宛转优美，韵致生动流畅；或诗、文结合，破偶为奇，使风格古朴奇崛。唐人的五古，或追踪汉魏，或效迹陶潜，杜甫则是堂庑大开，记事、述行、抒怀、议论，无施不可。唐人的歌行体风格多样，或铺张排比，有类汉赋，或沉郁或激荡，笔法奇幻，或通俗平易，律句律调，声情哀婉。唐人乐府，多不合乐，属古体。

　　律体是唐人的创新。他们在六朝永明体和骈文讲究声韵、崇尚骈偶的基础上，将律诗声调和谐、句法关联、平仄相对、词义对仗等要求程式化，予以定型，形成五律、七律、排律、律绝等体式。初唐的上官仪总结出六对、八对说，丰富了对仗的手法。

　　四杰的律体，风格婉丽，未尽合律，至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五、七言律诗基本定型。盛唐诸家，各创意境，至杜甫则浑涵汪茫，千汇万伏。中唐以后，气格虽降，门户纷开。唐人绝句有古绝、律绝之分，大都能谱乐歌唱。风格的走向多样虽不仅是形式问题，但也与形式的演进有关。刘勰《文心雕龙》在《体性》中把作品风格分为8类，司空图《诗品》光是诗歌的风格就有24类。这主要不是刘勰的分辨力不如司空图，而是由于人性的发展，作家的个性差别越来越明晰，诗体越来越丰富多姿，所以风格也越来越多样。

　　诗歌这一古老文学样式，至唐代焕发出空前异彩。唐诗体裁大备，流派众多，造诣甚高，极盛难继。宋代诗人面对如此丰富的诗歌遗产，可以转益多师，突破却很困难。古典诗歌的传统样式是五七言诗体，其发展趋势，是从五言到七言，从古体到近体。八代诗人处于开创的阶段，这一时期，五言古体已发展得相当成熟，七言和近体也开始形成。唐代诗人处在集成阶段，这一时期，五七言古近体诗在样式上已全部定型，发展得相当圆熟；而词体也产生于民间，由于文人的染指，也以小令的面貌登上了诗坛。到北宋，从晏、欧到柳永，词体完成了从令词到慢词的繁衍，它以缘情为主，而有别于载道的诗文，蔚为大国。

　　五七言诗在体式上已没有新的拓展。

　　宋代以后，诗歌创作在整个文学创作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方面，由于写诗与作文一样，是文人必备的技能，五七言古近体诗仍被大量地写着，给作者带来了声名；另一方面，这些诗歌的影响，又被局限在文场和官场以内，它们在社会与公众中的影响，则远不如唐诗和宋词，而戏曲和说部这些非传统的、生气勃勃的文学样式，却相继登上文学的舞台，成为雅俗共赏的、最有生命力的文学样式。在诗歌发展史上，文学新样式的魅力总是超过旧样式，新的样式总与民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总是拥有广大的受众，总是处于上升发展的阶段，因而产生较大影响和经典的作家。

　　元明清诗人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难以与八代唐宋诗相提并论，因此，在诗歌创作上能否以旧体出新意，如何以旧体出新意，就成为元明清诗人所面对的新课题。不过，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重大的历史变革不断发生，不少的生活内容、精神境界，为前人无从梦见，这又给元明清诗人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所以，对于元明清诗人来说，实际是挑战与机遇并存。而五七言古近体诗作为成熟的诗歌体裁，也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诗人们用以描写社会与人生，早已得心应手，作品数量之多，远逾古人：佳作累累，美不胜收。

　　随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到来，新诗狂飙风靡中国诗坛，新诗的创作成为中国诗歌创作的主流。五七言古近体诗逐渐失去往日的容光，虽然在写作上不乏传人，但在整个诗坛的影响和地位，却已今非昔比，至此，中国诗歌历史便跨入了另一个崭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