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因为同乡，或许出于对周立波创作道路和革命文学生涯的崇敬挚爱，他以八度寒暑的耕耘，写出了这本专著，给周立波的在天之灵，献上一个“羞涩的花环”。

　　他是新闻记者出身，多年的编辑记者生涯和从事文学研究的经历，养成了一种敏于思考而慎于言辞的作风。在周立波学术研讨会上，我访问了他。他对我的提问，竟不时翻书作答。斟字酌句，学者风范。这种严谨，恰与我随便的提问形成对照。

　　我的第一问带有挑战性：“有人说，周立波的创作成就正好与其缺陷扭结，您如何看待?”他说，立波同志首先是一个热情的战士，其次才是杰出的作家，其创作步伐始终与中国革命同步，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巨大规模及其宏伟气势。当然，他有缺陷，代表作之一《山乡巨变》，现实主义成就不能否定，但其中确有“左倾”影响，这个影响，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作家对作品进行的某些修改中，还可以看出来。但他认为，这应当进行历史具体的分析，既要看到作家的主观因素，也要看到客观的时代因素。周立波、柳青、赵树理这些描写农村生活的“铁笔”、“圣手”，创作上出现的某些问题，包括后来各自的坎坷遭遇，都不只属于某一作家，而是一代作家的共同“悲剧”。他说，立波其实是一位极富人情味，有一颗美好心灵的作家，作品里充满了对人民、对自然、对生活的爱。这也是在近年文学流派纷起，现实主义相对冷落的情况下，他坚持研究周立波的重要原因。

　　写作是艰巨的劳动。当我问及他写作的细节，并举杨继仁写《张大知传》的细节作例，请他提供时，他连连说：“你太厉害了!”而又报之学者式的回答：“写书时，并未想到成书后有人采访，故未作笔记，现在从哪里谈起呢?”我掂掂27万字的专著开玩笑：“那就是‘劳苦多少事，尽在不言中’了。”他微笑着点头。当然，一抽屉卡片，尺多高的手稿，三次大的修改，沿立波足迹行程万里的调查，以及对作家创作生涯、文艺思想及其矛盾的理论作历史评价，都足够说明来之不易。难怪日本学者阿赖耶教授称他为“周立波词典”，并提出将《评传》翻译为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