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刘勇 时间 : 2014-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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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牧良(1901—1973),湖南涟源人,著名作家。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十年》、《夜工》、《强行车》,长篇小说《湖边风雨》等。曾任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主席、湖南省文联副主席。
困境中奋起的名作家
——蒋牧良记略
刘勇
一场心诚难圆的“读书梦”
蒋牧良,原名蒋希仲,笔名池沛、敬士、牧良等,1901年5月4日诞生于湖南省湘乡县杨家滩桥头蒋家冲(今涟源市荷塘镇)。从小家境贫寒,4岁丧父,靠父辈兄弟在宝庆 (今邵阳)合开一家绸布店维持生活。他5岁发蒙,一连读了7年私塾,打下了较好的古文基础。12岁时,他考上了县城求实学校。离开了小山村,接触的人多了,学的东西也多了。谁知,天有不测风云,1916年,他家赖以生存的布店倒闭,彻底失去了经济来源,他再也无钱在县城里读书了,迫不得已,辍学到新化矿山谋生,当了个小职员。但志存高远的小牧良心里想的还是读书,于是苦攒了几个钱,便回到学校。21岁时,总算在民治中学毕了业。
经过一段时间紧张的复习,第二年,蒋牧良又顺利地考上了长沙雅礼大学预科。此时,他心里非常高兴,暗下决心,要更加刻苦地学习,以掌握更多的知识。谁知,好景不长,入学不久,赵恒惕投靠北洋军阀,对付谭延■,闹得很不安宁;加上日本水兵制造事端,群众纷纷起来反抗,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日爱国运动遭到了赵恒惕的镇压,学生再也无法读书了!蒋牧良恨死了日本鬼子,也恨死了赵恒惕。可他还是要读书,长沙读不成就到武汉去读,他打算入武昌师范。但等他到武昌时,师范的学生已满,不再招生了。于是,他找到学校负责人,再三要求作旁听生,得到许可后,在那里听课一年。就这样,蒋牧良时断时续,读了十几年书,真可谓好梦难圆。青少年这段不平凡的经历,对他的一生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
“秀才兵”的不平遭遇
天下乌鸦一般黑。武汉与长沙并无两样。军阀、地主、恶霸,都是欺压穷人的魔王。要与他们作斗争,光读书是不够的。
1925年,蒋牧良毅然投军常德熊克武部队。部队长官见他有文化,便动员他当文书。蒋牧良有些不情愿,他说:“我这高高大大的身材,手粗脚长的,是块当兵的好材料,还是让我背枪吧。”长官不依,让他先干一段文书再说。蒋牧良只好答应下来。
不久,贺耀祖的部队打败了熊克武,蒋牧良便逃回了家。后跑到湘西投一地方部队。部队又要他当司书。不到一年,这支部队也被贺耀祖改编,加入了贺部。贺部很快编为北伐军独立第二师,进行北伐。蒋牧良随部队打九江、攻南京、克徐州……一路打了不少胜仗。蒋牧良是一个硬汉子,靠本事吃饭,从不与人拉拉扯扯,吹牛拍马,讨好上层。因此,他在风气不好的旧军队干了5年,最后也只当了个营部军需。随着时间的推移,蒋牧良逐渐认识到在这种部队混,同样是没有出息的,他要另找出路。正当他一筹莫展时,见到报上登载的一条消息:南京训练总监部招考司书。他便离开部队前去应考,结果考上了。1930年春,他来到南京当司书。这里工作任务不重,他就利用空余时间读外语,学习写作。
1932年春,南京卫戍司令部成立。蒋牧良通过熟人介绍去那里当了收发员。谁知,那里很不安全,又调至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副官室当司书。
走向文坛
真是有缘,在南京军事委员会第三厅,蒋牧良与同乡张焕之(张天翼)共事。两位老乡见面,有说不完的知心话,道不完的故乡情。当时张天翼已是有名的作家,他问蒋牧良爱不爱好文学,蒋牧良说,他随贺耀祖部队攻克南京后,得了大批图书,大多数是世界文学名著,也有一些社会科学著作。一有时间,他就读这些书,几年来,把这些名著都读完了,有的还读了两三遍,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他都能说出来。他很想搞写作,只是没有动笔。张天翼见他读了那么多书,生活的经历又那么丰富,便鼓励他拿起笔来。于是,一有空,张天翼就与他谈写作……在张天翼的具体指导下,他终于写起小说来了。他每写完一篇就请张天翼看,要他提修改意见。他比张天翼大5岁,却把张天翼当成了老师。而这位老师在创作上对他是很严格的。每篇作品都是要他反复修改,改到他没有办法修改才罢休。真是严师出高徒。1932年11月,蒋牧良的处女作《高定祥》投向当时最大的文学刊物之一《现代》月刊,《现代》月刊从二三十箱同类题材的来稿中,经过精密的考虑和选择,认为《高定祥》是最完美的一篇,决定予以发表。《高定祥》发表后,获得了读者一致的好评。认为是继茅盾的《春蚕》后,又一篇写农村生活的力作。鲁迅先生对这篇小说很感兴趣,并问及《高定祥》的作者是否还有新作问世。从此,蒋牧良写作更积极了,仅一年多时间,就发表了《懒捐》、《夜工》、《账米》、《当家师爷》、《锑矿上》、《三七租》、《干塘》、《荒》、《伙食尾子》、《雷》、《分家》、《吃寿酒》、《南山村》、《拂晓攻击》、《强行军》、《不压秤的儿子》、《生死朋友》等20多个短篇和一部中篇小说《旱》,他以优异的成绩步入了中国文坛。
蒋牧良的小说题材广泛,多数是写农民的苦难与抗争。作品情节并不曲折复杂,却能在短短的生活片断中,写出社会的尖锐矛盾。他不依靠夸张,而是注重写实,通过对社会本质的深入观察,精心选材、巧妙构思,写出的作品生活气息浓郁、含蓄且具有一种内在的讽刺力量,读来意味深长。
投身于党的怀抱
在鲁迅先生和一批进步青年作家的影响下,蒋牧良的思想大大地进步了。他认为,中国要有希望,必须依靠共产党。于是,他常与一些共产党员接近,参加共产党员组织的各项运动。
1937年春,蒋牧良应葛琴之邀,与邵荃麟、叶以群、刘白羽、朱凡、王悌之、张天翼、吴组缃等,去葛琴家乡——江苏宜兴丁山窑场聚会,研讨创作问题。会后,他创作了以反对日本侵略战争为内容的小说——《十七包糖)等作品,为共同抗日鸣锣开道。
不久,卢沟桥事变发生,日寇下令“通缉”陈荒煤、蒋牧良等写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作品的十多位作家。接着“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了。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形势非常紧张,在上海文化界抗敌救国会的帮助下,9月中旬茅盾与张天翼一同离开了上海,经浙江、江西来到湖南。这时,北平、上海等地的作家也纷纷来到了长沙,开展活动。张天翼与蒋牧良投入了长沙文化界的救亡活动,并主编地下党创办的《大众报》副刊,发表了一些党员作家的作品,为抗日救国呐喊。1938年4月,由谭丕模介绍,蒋牧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在长沙的文化工作者向汉口转移。从上海迁到汉口的上海杂志公司,邀请蒋牧良主编一套抗日救国的丛书。蒋牧良认为这是为党开展活动的好机会,5月,便应邀去汉口,住在好友吴组缃家里。后因各种原因,编辑这套丛书的计划未能实现。这时,蒋牧良便向八路军办事处提出要求去延安。因抗日工作的需要,他还是被留下来了。经党员作家蒋弼介绍,蒋牧良结识了在孙仲连部三十一师的地下党员丁行,又由蒋、丁引荐,经党组织同意,去三十一师当秘书。武汉大撤退后,他随部队开往河南,后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调往汉中,他便去了城固西北联合大学。他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见缝插针,到处开展活动。他们的活动终于被国民党发觉了,有不少地下党员被捕,气氛非常紧张。蒋牧良根据党组织的指示,离开部队,几经周折,才脱离险境,回到了家乡。
蒋牧良由于有党组织的领导和帮助,又通过在国民党三十一师的活动,得到了锻炼,思想有了很大的提高。回乡后,他仍以笔当枪,向长沙的报刊投稿,宣传抗日救国。日寇攻陷荆沙后,南北交通阻塞,完全失去了同党组织的联系,他非常苦闷,便在家乡以开“蒙馆”的方式,向家乡人民传播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许多有志青年纷纷前去就读,在蒋牧良的影响下,这些青年多数在解放前成了党的地下工作者。
因劳累过度,加上生活贫困,蒋牧良心脏病发作。他带病写作,先后在桂林等地发表了《夜袭》、《十年》等作品。这又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要逮捕他。为了保存自己,免遭敌人下毒手,他逃离了家乡,去找党组织。1944年秋,他想经湘西去贵州,再到重庆。他到湘西后,被正在筹办《中国晨报》的进步新闻工作者严怪愚等留住了。他便开始了新闻编辑工作。他自1945年1月至1946年底,先后在辰溪、晃县主编《中国晨报》副刊《大地》,后又在长沙主编《中央日报》(湖南版)副刊《平明》和《国民日报》副刊《星期文艺》。在这些副刊上,除了发表茅盾、冯雪峰、沙汀、黄药眠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外,还发表了很多进步青年的新作。他自己也挤出时间写了一些杂文,为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起了很好的作用。
蒋牧良搞了一年的编辑工作,还是没有找到党,心里总是不踏实。“宁可三岁离娘,不可一日离党”。1947年春,他又去上海找党的组织。此行未能如愿,只好乘轮船去香港。在香港他找到了邵荃麟,非常高兴,便详细说明了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心情,迫切要求恢复党的关系。邵荃麟与他是老友,了解他的为人,便及时向上级党组织反映了他的情况,同年8月,经上级党组织批准,他由邵荃麟、周而复介绍重新入党。此后,蒋牧良更加积极地为党工作。他协助周而复编辑《北方文丛》,参加了茅盾主编的《小说》编委会。这时,他也从中学习了解放区带来的创作经验和办刊方针,借以充实提高自己。他还抓紧业余时间写作,在沪、港等地发表了《藜灼五嫂》、《失业》、《休息休息》、《老秀才》、《挖了下去》、《渡口》、《车上》等小说,以及《记张天翼》、《读史杂记》等散文、杂文。这是他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在创作上的又一个丰收期。
新的时代 新的生活
1949年春,北平解放了。不久,蒋牧良作为全国文代会代表到北京开会。与久别的老朋友欢聚一堂,好不高兴。这时正值大军南下,会后,他以新华社记者的身份,前往汉口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随军转战鄂、湘、桂。部队在崎岖山间,携带辎重艰难行进。由于他的年龄大,部队给他配了一匹马。然而他自己不骑,把它让给了伤病员。他克服困难,及时地报道了解放军取得的辉煌战果,多次得到了四野政治部的表彰。
1950年春,蒋牧良因工作出色,调任四野政治部创作员。他每天穿上整齐的军装,戴上军帽,浑身都是劲。他深感人民解放军是世界上最好的部队,他为在这里生活与工作而自豪。部队赴湘西剿匪,他深入实地进行采访、体验,积累了很多素材,准备写长篇小说。因工作紧张,他于1951年春肺病复发,只得休养了1年多。这次患病与以前患病大不一样了,以前患病缺医少药,还要挨冻受饥,担惊受怕,现在住在医院里,各方面条件优越。于是他带病写作,到1954年,完成了50万字的长篇小说《国防在后方》的初稿。
1958年,蒋牧良当选为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和省作协主席,这是他第一次回家乡任职,感到格外亲切、舒畅。为繁荣创作,蒋牧良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号召有志于文学创作的同志们,一是要读书,一是要深入生活。他以身作则,反复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以及一些著名的作品。他针对一些青年作者读书的通病说:“你们看书不能只看故事,不看人物,要一边看,一边想,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这样才会有收获。”
蒋牧良还带头深入生活,他曾到南县三仙湖乡蹲点,与群众一道参加劳动。体验生活期间,除了省里有重要会议需他参加外,一般不回长沙。他在那里与群众的关系很好,群众什么话都对他说,他也为群众办些力所能及的事。他在那里收获很大,不久就写出了长篇小说《湖边风雨》的初稿。后因工作需要,不得不离开生活基地,回长沙主持作协工作。这时,他用大部分时间辅导青年作者创作。他从20多部长篇小说初稿中挑选出三部有一定基础的作品进行具体指导。他勤勤恳恳,不厌其烦,在稿纸的旁边写上了很多修改意见。他还将自己将要写的素材,充实到青年作者小说中。他这种甘为人梯的精神,使作者们深受感动。他对作者要求很严,但在讨论稿子时,又让作者充分发表意见,他与作者展开争论,谁有理就听谁的,决不强求一律。他鼓励作者创新,常常对作者说:“不要人家画猪我画猪,人家画狗我画狗。不要重复别人的,也不要重复自己的……”
生活是创作之源。蒋牧良在工作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也不忘记深入生活。汉寿县红菱湖大队成为全省农业先进典型后,他带了几位作者冒着绵绵的春雨,去那里生活。不论是白天黑夜,他们都在泥泞的路上走来走去,与社员们一起交心谈心,了解情况。后来修建韶山灌区,他又带了30多位作者奔赴工地,在那里半天劳动,半天写作,搞了近半年。他在工地采访了很多先进人物,如“十八勇土”、“铁姑娘队”、“硬骨头排”等,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为了把湖南的文学创作搞上去,蒋牧良一方面要求专业作家下乡,以提高他们的观察能力,认真分析生活的水平。另一方面,又把基层的业余作者找上来,为他们办读书会和学习班。他亲自讲课、看稿。他还打算到各个地、市去办创作讲习班,争取五年办完。可是,当他正准备实现这个计划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在运动中,他遭到无理的批斗,并戴上几顶大帽子,他提出的写作理论也遭到反复批判。他的党籍也被停止了。在逆境中,蒋牧良坚信自己一生清白,没有对不起党的地方。后有关方面用了两年多时间,将他的历史查清了,恢复了他的党籍。1973年2月,他从省“五七”干校出来,被安排任省文化组副组长。
谁知,蒋牧良在“文革”中受了折磨,高血压、肺病加剧,身体异常虚弱,不得不住进医院。那时的医院受造反派的干扰,他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病情一天天严重下去,就在通知他去文化组上班的那一天去世了!
蒋牧良还有很多想做的工作没有做,还有很多要写的题材没有写,就这样遗憾地告别了人世。但他的崇高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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