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牧良(1901—1973)，湖南涟源人，著名作家。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十年》、《夜工》、《强行车》，长篇小说《湖边风雨》等。曾任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主席、湖南省文联副主席。

　　困境中奋起的名作家

　　——蒋牧良记略

　　刘勇

　　一场心诚难圆的“读书梦”

　　蒋牧良，原名蒋希仲，笔名池沛、敬士、牧良等，1901年5月4日诞生于湖南省湘乡县杨家滩桥头蒋家冲(今涟源市荷塘镇)。从小家境贫寒，4岁丧父，靠父辈兄弟在宝庆 (今邵阳)合开一家绸布店维持生活。他5岁发蒙，一连读了7年私塾，打下了较好的古文基础。12岁时，他考上了县城求实学校。离开了小山村，接触的人多了，学的东西也多了。谁知，天有不测风云，1916年，他家赖以生存的布店倒闭，彻底失去了经济来源，他再也无钱在县城里读书了，迫不得已，辍学到新化矿山谋生，当了个小职员。但志存高远的小牧良心里想的还是读书，于是苦攒了几个钱，便回到学校。21岁时，总算在民治中学毕了业。

　　经过一段时间紧张的复习，第二年，蒋牧良又顺利地考上了长沙雅礼大学预科。此时，他心里非常高兴，暗下决心，要更加刻苦地学习，以掌握更多的知识。谁知，好景不长，入学不久，赵恒惕投靠北洋军阀，对付谭延■，闹得很不安宁；加上日本水兵制造事端，群众纷纷起来反抗，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日爱国运动遭到了赵恒惕的镇压，学生再也无法读书了!蒋牧良恨死了日本鬼子，也恨死了赵恒惕。可他还是要读书，长沙读不成就到武汉去读，他打算入武昌师范。但等他到武昌时，师范的学生已满，不再招生了。于是，他找到学校负责人，再三要求作旁听生，得到许可后，在那里听课一年。就这样，蒋牧良时断时续，读了十几年书，真可谓好梦难圆。青少年这段不平凡的经历，对他的一生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

　　“秀才兵”的不平遭遇

　　天下乌鸦一般黑。武汉与长沙并无两样。军阀、地主、恶霸，都是欺压穷人的魔王。要与他们作斗争，光读书是不够的。

　　1925年，蒋牧良毅然投军常德熊克武部队。部队长官见他有文化，便动员他当文书。蒋牧良有些不情愿，他说：“我这高高大大的身材，手粗脚长的，是块当兵的好材料，还是让我背枪吧。”长官不依，让他先干一段文书再说。蒋牧良只好答应下来。

　　不久，贺耀祖的部队打败了熊克武，蒋牧良便逃回了家。后跑到湘西投一地方部队。部队又要他当司书。不到一年，这支部队也被贺耀祖改编，加入了贺部。贺部很快编为北伐军独立第二师，进行北伐。蒋牧良随部队打九江、攻南京、克徐州……一路打了不少胜仗。蒋牧良是一个硬汉子，靠本事吃饭，从不与人拉拉扯扯，吹牛拍马，讨好上层。因此，他在风气不好的旧军队干了5年，最后也只当了个营部军需。随着时间的推移，蒋牧良逐渐认识到在这种部队混，同样是没有出息的，他要另找出路。正当他一筹莫展时，见到报上登载的一条消息：南京训练总监部招考司书。他便离开部队前去应考，结果考上了。1930年春，他来到南京当司书。这里工作任务不重，他就利用空余时间读外语，学习写作。

　　1932年春，南京卫戍司令部成立。蒋牧良通过熟人介绍去那里当了收发员。谁知，那里很不安全，又调至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副官室当司书。

　　走向文坛

　　真是有缘，在南京军事委员会第三厅，蒋牧良与同乡张焕之(张天翼)共事。两位老乡见面，有说不完的知心话，道不完的故乡情。当时张天翼已是有名的作家，他问蒋牧良爱不爱好文学，蒋牧良说，他随贺耀祖部队攻克南京后，得了大批图书，大多数是世界文学名著，也有一些社会科学著作。一有时间，他就读这些书，几年来，把这些名著都读完了，有的还读了两三遍，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他都能说出来。他很想搞写作，只是没有动笔。张天翼见他读了那么多书，生活的经历又那么丰富，便鼓励他拿起笔来。于是，一有空，张天翼就与他谈写作……在张天翼的具体指导下，他终于写起小说来了。他每写完一篇就请张天翼看，要他提修改意见。他比张天翼大5岁，却把张天翼当成了老师。而这位老师在创作上对他是很严格的。每篇作品都是要他反复修改，改到他没有办法修改才罢休。真是严师出高徒。1932年11月，蒋牧良的处女作《高定祥》投向当时最大的文学刊物之一《现代》月刊，《现代》月刊从二三十箱同类题材的来稿中，经过精密的考虑和选择，认为《高定祥》是最完美的一篇，决定予以发表。《高定祥》发表后，获得了读者一致的好评。认为是继茅盾的《春蚕》后，又一篇写农村生活的力作。鲁迅先生对这篇小说很感兴趣，并问及《高定祥》的作者是否还有新作问世。从此，蒋牧良写作更积极了，仅一年多时间，就发表了《懒捐》、《夜工》、《账米》、《当家师爷》、《锑矿上》、《三七租》、《干塘》、《荒》、《伙食尾子》、《雷》、《分家》、《吃寿酒》、《南山村》、《拂晓攻击》、《强行军》、《不压秤的儿子》、《生死朋友》等20多个短篇和一部中篇小说《旱》，他以优异的成绩步入了中国文坛。

　　蒋牧良的小说题材广泛，多数是写农民的苦难与抗争。作品情节并不曲折复杂，却能在短短的生活片断中，写出社会的尖锐矛盾。他不依靠夸张，而是注重写实，通过对社会本质的深入观察，精心选材、巧妙构思，写出的作品生活气息浓郁、含蓄且具有一种内在的讽刺力量，读来意味深长。

　　投身于党的怀抱

　　在鲁迅先生和一批进步青年作家的影响下，蒋牧良的思想大大地进步了。他认为，中国要有希望，必须依靠共产党。于是，他常与一些共产党员接近，参加共产党员组织的各项运动。

　　1937年春，蒋牧良应葛琴之邀，与邵荃麟、叶以群、刘白羽、朱凡、王悌之、张天翼、吴组缃等，去葛琴家乡——江苏宜兴丁山窑场聚会，研讨创作问题。会后，他创作了以反对日本侵略战争为内容的小说——《十七包糖)等作品，为共同抗日鸣锣开道。

　　不久，卢沟桥事变发生，日寇下令“通缉”陈荒煤、蒋牧良等写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作品的十多位作家。接着“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了。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形势非常紧张，在上海文化界抗敌救国会的帮助下，9月中旬茅盾与张天翼一同离开了上海，经浙江、江西来到湖南。这时，北平、上海等地的作家也纷纷来到了长沙，开展活动。张天翼与蒋牧良投入了长沙文化界的救亡活动，并主编地下党创办的《大众报》副刊，发表了一些党员作家的作品，为抗日救国呐喊。1938年4月，由谭丕模介绍，蒋牧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在长沙的文化工作者向汉口转移。从上海迁到汉口的上海杂志公司，邀请蒋牧良主编一套抗日救国的丛书。蒋牧良认为这是为党开展活动的好机会，5月，便应邀去汉口，住在好友吴组缃家里。后因各种原因，编辑这套丛书的计划未能实现。这时，蒋牧良便向八路军办事处提出要求去延安。因抗日工作的需要，他还是被留下来了。经党员作家蒋弼介绍，蒋牧良结识了在孙仲连部三十一师的地下党员丁行，又由蒋、丁引荐，经党组织同意，去三十一师当秘书。武汉大撤退后，他随部队开往河南，后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调往汉中，他便去了城固西北联合大学。他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见缝插针，到处开展活动。他们的活动终于被国民党发觉了，有不少地下党员被捕，气氛非常紧张。蒋牧良根据党组织的指示，离开部队，几经周折，才脱离险境，回到了家乡。

　　蒋牧良由于有党组织的领导和帮助，又通过在国民党三十一师的活动，得到了锻炼，思想有了很大的提高。回乡后，他仍以笔当枪，向长沙的报刊投稿，宣传抗日救国。日寇攻陷荆沙后，南北交通阻塞，完全失去了同党组织的联系，他非常苦闷，便在家乡以开“蒙馆”的方式，向家乡人民传播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许多有志青年纷纷前去就读，在蒋牧良的影响下，这些青年多数在解放前成了党的地下工作者。

　　因劳累过度，加上生活贫困，蒋牧良心脏病发作。他带病写作，先后在桂林等地发表了《夜袭》、《十年》等作品。这又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要逮捕他。为了保存自己，免遭敌人下毒手，他逃离了家乡，去找党组织。1944年秋，他想经湘西去贵州，再到重庆。他到湘西后，被正在筹办《中国晨报》的进步新闻工作者严怪愚等留住了。他便开始了新闻编辑工作。他自1945年1月至1946年底，先后在辰溪、晃县主编《中国晨报》副刊《大地》，后又在长沙主编《中央日报》(湖南版)副刊《平明》和《国民日报》副刊《星期文艺》。在这些副刊上，除了发表茅盾、冯雪峰、沙汀、黄药眠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外，还发表了很多进步青年的新作。他自己也挤出时间写了一些杂文，为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起了很好的作用。

　　蒋牧良搞了一年的编辑工作，还是没有找到党，心里总是不踏实。“宁可三岁离娘，不可一日离党”。1947年春，他又去上海找党的组织。此行未能如愿，只好乘轮船去香港。在香港他找到了邵荃麟，非常高兴，便详细说明了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心情，迫切要求恢复党的关系。邵荃麟与他是老友，了解他的为人，便及时向上级党组织反映了他的情况，同年8月，经上级党组织批准，他由邵荃麟、周而复介绍重新入党。此后，蒋牧良更加积极地为党工作。他协助周而复编辑《北方文丛》，参加了茅盾主编的《小说》编委会。这时，他也从中学习了解放区带来的创作经验和办刊方针，借以充实提高自己。他还抓紧业余时间写作，在沪、港等地发表了《藜灼五嫂》、《失业》、《休息休息》、《老秀才》、《挖了下去》、《渡口》、《车上》等小说，以及《记张天翼》、《读史杂记》等散文、杂文。这是他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在创作上的又一个丰收期。

　　新的时代 新的生活

　　1949年春，北平解放了。不久，蒋牧良作为全国文代会代表到北京开会。与久别的老朋友欢聚一堂，好不高兴。这时正值大军南下，会后，他以新华社记者的身份，前往汉口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随军转战鄂、湘、桂。部队在崎岖山间，携带辎重艰难行进。由于他的年龄大，部队给他配了一匹马。然而他自己不骑，把它让给了伤病员。他克服困难，及时地报道了解放军取得的辉煌战果，多次得到了四野政治部的表彰。

　　1950年春，蒋牧良因工作出色，调任四野政治部创作员。他每天穿上整齐的军装，戴上军帽，浑身都是劲。他深感人民解放军是世界上最好的部队，他为在这里生活与工作而自豪。部队赴湘西剿匪，他深入实地进行采访、体验，积累了很多素材，准备写长篇小说。因工作紧张，他于1951年春肺病复发，只得休养了1年多。这次患病与以前患病大不一样了，以前患病缺医少药，还要挨冻受饥，担惊受怕，现在住在医院里，各方面条件优越。于是他带病写作，到1954年，完成了50万字的长篇小说《国防在后方》的初稿。

　　1958年，蒋牧良当选为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和省作协主席，这是他第一次回家乡任职，感到格外亲切、舒畅。为繁荣创作，蒋牧良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号召有志于文学创作的同志们，一是要读书，一是要深入生活。他以身作则，反复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以及一些著名的作品。他针对一些青年作者读书的通病说：“你们看书不能只看故事，不看人物，要一边看，一边想，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这样才会有收获。”

　　蒋牧良还带头深入生活，他曾到南县三仙湖乡蹲点，与群众一道参加劳动。体验生活期间，除了省里有重要会议需他参加外，一般不回长沙。他在那里与群众的关系很好，群众什么话都对他说，他也为群众办些力所能及的事。他在那里收获很大，不久就写出了长篇小说《湖边风雨》的初稿。后因工作需要，不得不离开生活基地，回长沙主持作协工作。这时，他用大部分时间辅导青年作者创作。他从20多部长篇小说初稿中挑选出三部有一定基础的作品进行具体指导。他勤勤恳恳，不厌其烦，在稿纸的旁边写上了很多修改意见。他还将自己将要写的素材，充实到青年作者小说中。他这种甘为人梯的精神，使作者们深受感动。他对作者要求很严，但在讨论稿子时，又让作者充分发表意见，他与作者展开争论，谁有理就听谁的，决不强求一律。他鼓励作者创新，常常对作者说：“不要人家画猪我画猪，人家画狗我画狗。不要重复别人的，也不要重复自己的……”

　　生活是创作之源。蒋牧良在工作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也不忘记深入生活。汉寿县红菱湖大队成为全省农业先进典型后，他带了几位作者冒着绵绵的春雨，去那里生活。不论是白天黑夜，他们都在泥泞的路上走来走去，与社员们一起交心谈心，了解情况。后来修建韶山灌区，他又带了30多位作者奔赴工地，在那里半天劳动，半天写作，搞了近半年。他在工地采访了很多先进人物，如“十八勇土”、“铁姑娘队”、“硬骨头排”等，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为了把湖南的文学创作搞上去，蒋牧良一方面要求专业作家下乡，以提高他们的观察能力，认真分析生活的水平。另一方面，又把基层的业余作者找上来，为他们办读书会和学习班。他亲自讲课、看稿。他还打算到各个地、市去办创作讲习班，争取五年办完。可是，当他正准备实现这个计划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在运动中，他遭到无理的批斗，并戴上几顶大帽子，他提出的写作理论也遭到反复批判。他的党籍也被停止了。在逆境中，蒋牧良坚信自己一生清白，没有对不起党的地方。后有关方面用了两年多时间，将他的历史查清了，恢复了他的党籍。1973年2月，他从省“五七”干校出来，被安排任省文化组副组长。

　　谁知，蒋牧良在“文革”中受了折磨，高血压、肺病加剧，身体异常虚弱，不得不住进医院。那时的医院受造反派的干扰，他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病情一天天严重下去，就在通知他去文化组上班的那一天去世了!

　　蒋牧良还有很多想做的工作没有做，还有很多要写的题材没有写，就这样遗憾地告别了人世。但他的崇高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