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1952- ) 女，祖籍湖南衡东，出于台湾高雄。著名作家。1974年毕业于成功大学外文系，1982年获得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后，一度在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1983年回台湾，先在中央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后去淡江大学外国文学所任研究员。现定居德国法兰克福，任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野火集》、《孩子您慢慢来》等。

　　她就是龙应台

　　弘 征

　　1995年夏末一天的正午。

　　放下电话，立即去舍旁的大马路上接她，当她迎面走来，我还是稍稍地迟疑了一下。后来她问为什么?我说见旁边有人提着一只大旅行箱，像是送一位女教师返校，来车又远远地停在前面，万一认错了呢?

　　不过，要认识这位“龙旋风”的庐山真面目也真不容易。当1984年3月她在台湾《新书月刊》探文批评白先勇的《孽子》，又接连批评一些作家的作品，毫不留情，使台湾文坛如同发生了一场地震。对此，她后来曾经自白：“我写书评其实抱着狂妄的野心：希望推动台湾的批评风气……我迫切的、迫切的希望……中国人的客气与虚假不能带到艺术创作里来。”同年11月写出《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在报上开辟《野火》专栏，接连以“锋利的辞锋，灵转的文字，镇密的思虑，悍然无畏的揭开我们社会的种种病象，让血淋淋的事实逼着我们张大眼睛去看，去思索”。(引自台湾圆神出版社《野火集》的发行词)很快就席卷了台湾全岛，造成了“龙应台旋风”，并迅速扩展到全世界的华人读者当中。与此同时，另一条新闻也如同“野火”，就是人们惊讶池“发觉这个阳刚的名字后面居然是个女人!”

　　《野火集》在台湾不到两年就印行150版。大陆经她授权的湖南文艺出版社加上没有经她同意而出版的几家也有数十万册。

　　紧接着，《龙应台评小说》、《人在欧洲》、《写给台湾的信》、《美丽的权利》、《孩子你慢慢来》、《在海德堡坠入情网》……一本本地在台湾出版并立即畅销，很快，又都有了大陆版……

　　既然发现龙应台“居然是个女人”，读者当然更想探索她的“神秘”。是一副睥睨天下的“女强人”模样，说话像机关枪，言辞像把刀子?是冷若冰霜，言必引经据典，俨然一尊大作家、大学者的派头?

　　现在，这位湖南人的女儿生平第一次踏上了古城长沙的土。一双白色的小圆口皮鞋，大陆俗称“一脚蹬”的那一种，因为天热，连袜子都没有穿。一袭浅色的西装套裙，散淡、随意、和谐，从头到脚没有一样珠花、项链、耳环、手镯、戒指之类，看不出一点长期旅居欧洲的痕迹，也很难想象她一周前刚刚来自台湾。只是由于陪侍着高龄的双亲经历了从台湾、上海、杭州、松阳乡下回到衡东故里的行程，略显奔波的疲惫。

　　一口纯正的普通话，不带半丝在电视剧里常听到的台湾腔。她讥笑我学普通话的水平低，不无得意地说她在北京连出租车司机都相信她是地道的北京人，只是在经过天安门时指着人民大会堂问这是什么地方才一下子露了馅。说话如细雨飘飘，倒像有点火星都会浇熄了，不知那“野火”是怎么燃起来的?

　　离六点去赴省作协的晚宴然后去车站还有几个小时，我提出去参加岳麓书院。“真有你说的那么好吗?”没想到还只进入第一道院门，徜徉于古树掩映的白墙青瓦之间，她就立即痴迷了。在正厅的讲坛，两旁的学生斋舍、左侧的亭园、后面的御书楼以及文泉、回廊、碑刻、池塘……流连不舍，似乎都聆听到了历史的跫音。一面向陪同的书院研究员邓洪波提出种种问题，诸如：书院与官府的关系，相对独立或成为官府的延伸，书院的独立人格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等等，使得这位研究员禁不住向我悄声感喟：还是第一次遇到有参观者提出这样层次的问题。每至一处我都提醒她抓紧点时间，她皆点头称是，但到下一处又依然故我。后来我只能晓以大义：你初次来长沙，家乡的作协宴请你，是千万不能让大家久等的。好不容易到了快出大门时，见有一七八岁的小女孩在赫曦台上蘸着清水在地面写擘窠大字，她又跑上去认真欣赏，蹲下来和她絮絮叨叨，如果不是司机在车上一再摁喇叭，她又会记忆原来约好的时间了。

　　她坚持要去湘西。一通晚的夜车第二天上午才到吉首，张二牧和小陈在车站迎候。她问能否立即就去凤凰?二牧建议先休息一下。我知道她的心情，因为明晚还得坐夜车赶回长沙，以便次日和她双亲会合，我社里也还有一个座谈会在等着她。然而，待到州文联喝茶候车时，她却忽然不见了，急得二牧他们满院了寻找，好一阵只见她从一户人家里笑嘻嘻地走出来向大家报告：她刚才见到了家乡的第一只猫。

　　一行人立即驱车去凤凰。不料一辆新旅行车在半路便抛锚了。正好来了一辆在乡间既载货也载人的小型农用车，她和我商量就坐这种车去。二牧他们连连摇头说不可，至少也要等一辆那种虽然破旧但还有个座位的“中巴”。我知道她不在乎，也许正想尝尝这种车的滋味，只是担心这位手持拖拉机司机一不小心将我们永远留在凤凰山上。我们从后厢爬上车，在帆布篷下的两条长木板上与背背篓的湘西大爷大娘们挤在一起。同行人问她在德国开什么车?她说是“奔驰”和“宝马”，大家笑说她又新添了一部“凤凰”。

　　下午去谒访了沈从文化的故居和墓地。在故居时她说我们应该在这里签名，向这位文学大师致以虔诚的敬意，但故居没有签名本，只好临时找一个学生练习本权充。饶有兴趣地徜徉于沱江边古老的城门，蹀躞在青石板的街上，欣悦中有轻声的感叹!一座座新城拔地而起，各种颜色的什物飘浮于江水之中。在街巷里见到有几个孩子在吹泡泡胶，立即寻个小摊去买了一版，晚餐后就急忙想进行表演，但找不到一个针状的工具将它启开。后来一个人关起门不知怎么竟成功了，立刻跑来吹出一个个小泡泡落到我的手上，炫耀她在台湾五岁时就吹过，嘲笑我先前在街上回答是吹肥皂泡泡。

　　第二天上午去山江苗镇，上拉尔山，苗家用甜米酒招待她。她兴奋地换上苗家服装，大家都说那模样、神情真像，加上她又与这里的许多苗胞一样：姓龙。一路上我向陪同、接待的人介绍她是一位作家，大家都说已经知道，有的还欣喜地回答曾读过她的书。当我又说她25岁就在美国的大学教英文写作(等于老外来教中国大学生的汉语作文)，曾获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的英美文学博士学位，现在是世界著名的德国海德堡大学带汉语研究生的教授时，听的人又不免吃惊了。

　　我们在回长沙的夜车中饮湘泉酒，列车在一片漆黑的山地上运行。有一位省直工委的小彭转弯抹角地同我攀谈，近乎像是盘问，当他从我口里听到“这位女士就是龙应台”时，只见他霍地从座席上跳起来，叫了一声“我的天，真的是你!”原来，他在侯车室曾突然听到有人说到龙应台的名字，好生奇怪：难道这地方有人和她同名?带着这个疑团上了车又无从打听。恰巧他的领导严书记和我们在一个包厢里，他见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谈文学和作家，就不免猜疑，但又不好直接询问，待到探知了我的单位和名字时，心中就肯定面前这位女士必然是龙应台了。接着我们四个人便一同小酌湘泉，严书记说他平时是不喝酒的，也受到我们的感染，畅谈直到夜深。龙应台说在世界各地经常碰到热情的读者，但都是从演讲会、新书签名会上相识，或者根据照片在路上被认了出来，都没有像这次在湘西夜车中的邂逅这么奇巧开心!

　　我这样将龙应台初次回湖南(认真地说也并非初次，70年代她从美国曾悄悄回过一次衡东)的“表现”如实写出，一点“锋利”和“咄咄逼人”的味道都没有了。其实，从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那本浸透了纯真母爱的《孩子你慢慢来》，我们早就能窥见她的内心世界。卷首张晓风文章的标题称：《这一次，她点燃的是一堆灶火》；席慕蓉说与她相交10年，“让我感受到身为女性所可能拥有的是多么丰富的内涵。”这一点，她自己在《龙应台这个人》中也早已经招认：“难道写《野火集》的人就不会有优柔寡断的一面?多愁善感的一面?柔情似水的一面?……”当然是有的：“譬如在夜里听雨，譬如和喜欢的人牵着手散步，譬如听一支不俗气的歌，譬如到田埂上看水牛吃草……”

　　龙应台并不时时都是“旋风”!

　　野火燃烧的岁月

　　胡 子 编撰

　　锋利中的柔情

　　在当代台港女作家中，龙应台是个“异数”。

　　在1984年发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以前，全台湾几乎没有人听说过“龙应台”这个名字；仅仅过了一年，出版《野火集》之后，整个台湾几乎无人不知她了。很快地，随着龙应台作品在内地陆续出版，更多的中国人越来越熟悉她的风格，喜爱她的文章。

　　龙应台的经历颇为简单，创作也不复杂，却平地卷起一阵“龙卷风”。在台湾，《野火集》一个月内销售5万多本，至今已近20万册，她被称作台湾“1985年最具影响力的作家、1985年文化界风云人物”。让我们来回忆一10多年前那位烧“野火”的龙应台吧。

　　1985年12月，是个冷得不同寻常的冬天，正在台北医院里待产的龙应台，拿到了刚从印刷机上撤下来的《野火集》，因为压的时间不够，封面还向上翘起。那团搅动了台湾社会的“野火”正在病房外面呼呼燃烧。而点火的龙应台，此时却手抱婴儿，以一个母亲的全部柔情与骄傲，给初到人世的孩子一个深深的亲吻。也许很少有读者知道，龙应台那以《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开篇的系列杂文，几十篇一泻而出，正值她身怀六甲、期待初为人母的孕期。也许，是即将出生的孩子给了她特别的勇气和时不我待的紧迫，她像一个横空出世的挑战者，给社会一个大大的惊讶；也许，是即将出生的孩子，使她获得了感知认识世界的另一些角度和经验，“让孩子健康成长”的愿望，在她的檄文中增添了有别于其他社会评论的人性内容。注意到这个并非巧合的写作背景，对理解龙应台的全部作品或许是至关重要的。

　　在《野火集》里她严峻地剖析整个病态社会——懦弱自私：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环境污染：地面、地下的污染，水的、空气的污染，无所不在的“标语口号污染”，立体化地四下蔓延，麻痹同胞的心灵，台湾犹如“生了梅毒的母亲”；反仆为主：住在台湾的中国人40年来患了政治“敏感症”有许多陈腐观念需要纠正，却又怕被扣上大帽子而不敢吱声，卫道者动辄指斥为“民族叛徒”、“赤色嫌疑”；封闭教育：在生活上“抱着走”，在课业上“赶着走”，在思想训练上“骑着走”，牺牲学生自立自决、自治自律的能力……

　　龙应台以她那锐利的辞锋、灵转的文字、缜密的思虑，悍然无畏地揭开社会中的种种病象，让血淋淋的事实逼迫我们去自剖，去反省。她坦率承认《野火集》“很苦很猛”，这只是一个社会批评，“一个不戴面具不裹糖衣的社会批评”，“因为我不喜欢糖衣，更不耐烦戴着面具看事情，谈问题”，她希望自己的批评“是不受传统跟规范的拘束，超越出来的”，“‘野’取其不受拘束，‘火’取其热烈”。这也正是龙应台杂文风靡台湾的根本缘由。

　　“野火”烧得最旺时，龙应台出人意料地远走他乡——随夫定居瑞士，继而迁往德国。但是，她的心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台湾。在历史变迁的每一步，都有她独特的见解和声音。唯其独特，恰是在她自觉持守的三种立场：一个有独立的价值观念的知识分子，一个受过系统训练的学者，一个钟爱孩子的母亲。这三种立场的浑然一体，构成她提出问题、观察问题、解说问题的特别角度。看看她的几乎每年推出一本的作品集——《人在欧洲》、《孩子、你慢慢走》、《我的不安》、《干杯吧，托玛斯曼》、《在海德堡坠入情网》、《看世纪末向你走来》，特别是最近的新著《这个动荡的世界》，无论其体裁是小说、散文，还是杂文、评论，总给人以言他人所未言之感，即使是众人都在言说的话题，她也从不与人雷同。正因为如此，尽管她已不可能像“野火”时期那样，吸引全社会的目光(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台湾10年来的社会变迁)，但一个富有人性的思考者总是会吸引有着同样精神需求的同道。所以，她总有一批固定的读者。

　　从《野火集》走到《这个动荡的世界》，龙应台的视野和穿透力与10年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而处在创作高峰时期的她已给我们充分的信心，我们会看到更精彩的下一部。

　　衡阳是她永远的梦乡

　　在网络上搜寻“喜欢衡阳的100个理由”的话，这其中就包含着一条：著名作家龙应台说“衡阳是我永远的梦乡。”足以可见，衡阳人为出了这样一位名家而多么地骄傲，甚至喊得呼声震天。

　　翻看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不难发现她追寻“梦乡”的踪迹。在书的49页，“人们安静地上车，一如厢房，放好行李，爬上自己的铺位，就把灯灭了。灯灭掉的那一刻，整个世界就没入了铁轮轰轰隆隆的节奏里。” 这就是描写龙应台2009年重新走从广州到衡阳的铁路。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缘起是龙应台19岁的儿子追问龙应台他们的来历、他们家自己的历史，龙应台发现自己没法向儿子叙说，于是她开始寻找资料，努力给儿子勾勒出从1949年到2009年的历史。也试图复原自己的父母和他们那代人对历史的记忆。她开始追寻自己父母的来历，开始认真思索上一代人和自己这一代人对历史的记忆和感受。

　　其实，这本书是写给龙应台自己的父母。作为于台湾出生的国军后裔，她是眷村的女儿，龙应台的父亲姓龙名槐生，母亲姓应名美君，因为她是出生在台湾的第一个孩子，因此取名为台。名字本身，就给她烙上了迁移者的身份。父亲槐生来自湖南衡山，15岁就已不明目的地离开了家乡。在衡山火车站前，他不知怎的被招进了宪兵的“学生队”，回忆起离开家乡母亲时的那一幕，清晰记得他母亲匆忙挤入人群，从怀里掏出一双白色布鞋底，本来想给儿子带上一双新鞋，无奈时间太赶，这位农民母亲只能将一对鞋垫塞到儿子手里。这双布鞋垫，槐生一揣就是60余年，走过大江大海大离乱，鞋垫发黄，却再也无法穿着它走近母亲。80岁，已经生根台湾的槐生，在龙应台的陪伴下，去听《四郎探母》，老泪纵横哽咽出声的槐生，用他那五音不全满口湖南腔的发音，打着拍子哼唱，“七十年岁月如江水飘月，一生再也看不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

　　龙应台母亲应美君来自浙江淳安。应美君1949年1月仓皇上路，离开淳安古城寻找当时驻常州当宪兵队长的丈夫。她临别前，就平常地对她母亲说一句，“很快回来啦。”没想到，就在这一刻，她松开了家乡的手。从火车站到火车站，过江过河过大山，一年半后自己都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应美君发现自己已经到了海南岛，身处海南岛大撤退的浪潮之中。“码头上的伤兵绝望地倒在地上放声痛哭，没有负伤的兵，像是到了地球的边缘”，后面是家乡，阻隔在万里烽火之外，前面是完全背弃了你的汪洋大海。急难中，船要开往台湾，可是台湾在哪里，开军舰的人都不知道。当时国民党64军的军官安慰惶恐的士兵们，但自己心里也慌得厉害。也是，军官只能也安慰自己说：人生的路，太累了，反正去那个叫做台湾的地方，只是暂时躲一躲雨吧，也好。可做梦也没想到的是，这一场雨，一下就是60年。

　　应美君和龙槐生在台湾高雄的码头找到彼此，和前后流落在这个岛上的120万国民党军士兵和家眷一样，他们从此以台湾为家，暂别家乡变成了永恒离别，一上船，真的就是一辈子。他们的故事，是那个时代父母的一个缩影，而他们的儿女，有多少曾经仔细聆听过与他们最为亲密的父母亲的这些故事?

　　龙应台说，在那么多年的岁月里，父亲曾经尝试着告诉我们他们有一个看不见但隐隐作痛的伤口，但是我们一次机会都没有给他们，彻底地，一次都没有给过。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就是追问自己来自何处，更是追寻父母曾经未尽之言语，体味父母那一辈人曾经经历的真实伤痛。龙应台说，她想找回父亲母亲所经历的真实的1949，也找回许许多多普通人的记忆，正是上一代人的境遇，才塑造了下一代人的灵魂。然而，书写成之时，她最大的遗憾却是，父亲去世，看不到了，母亲失忆，看不懂了。

　　龙应台在书中这样写：“余年春一笔、一笔，画出了全世界没有人在乎，只有他和美君这一代人魂牵梦系的水底故乡。”

　　有关她的官场体验

　　1999年，龙应台出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在政治丛林中驰骋了三年零三个月零三天，对自己为官有着深切的人生感悟。

　　那时，台北市长马英九前往德国法兰克福力邀龙应台出任文化局长，马英九认为龙应台常年旅居欧洲，并在欧洲各国发表评论，是少数能表达华人意见的论述者，希望借助龙应台的国际观点打造台北，使之跻身国际文化都市。令同行出乎意料的是，龙应台竟然答应下来。龙应台后来说，“老实说，当时太天真，不知道立功比立言难上百倍。”

　　龙应台确实想得太简单了。面对政治领域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既对文化产业缺乏应有的认识和了解，又没有经营管理城市经验与经历，这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让龙应台等于是在荒蛮中披荆斩棘。三年中她从早忙到晚，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身心极其疲惫与艰辛，对她的体力挑战到达了极限。

　　那么，龙应台对当初的选择后悔了吗?

　　“有人会问我，当时市长把这些困难全告诉我，我是不是就不来了?恐怕也不见得。有些过程是非过不可。而很大程度上是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好奇心。”龙应台认为，知识分子应该进入体制，进入权力机构，否则无法从内部去改革体制。但知识分子一旦进入了体制，就停止了他本来的“知识分子”身份。她很清楚创作和做事是两回事，而后者更富有挑战性。

　　龙应台在这三年里确实做了不少事。她刚上任，首先建立以市民为中心的理念。文化局采取的所有措施都紧紧围绕着市民。她告诉同仁：我们负责的对象不是市长，我们更不是市长的宣传机构，文化局坚持提市民的文化权力如何被照顾。在龙应台的带动下，他们提出了“文化就在巷子里”的口号，把艺术精品带到广场、带到公园，让那些一辈子都不会买票进音乐厅的市民和孩子去看表演，让艺术进入底层的市民生活圈里。

　　她说，这三年来参与台北市的发展，并设计规划宏伟蓝图，但在推动文化政策的过程中，一直没有机会阐述她的施政理念，她希望在未来隐居的三个月里，写一本关于城市发展与文化政治理念的书。她希望这本书能给所有拥有华人城市的决策者做参考。“书写完之后，才是我在台北三年官场的真正了断。”

　　在业内人士眼中，龙应台“甚至比政治人物更能适应政治环境，在台北市政府的政治领域里如鱼得水，使得台北市文化局在市府团队里显得业绩突出。”她的任职证明了文人可以进入政界，并经受了考验，她没有被权利腐化。

　　龙应台说，以前她试图用立言的方式发挥文化的力量，这三年对她的挑战是从立言者变成立功者去发挥文化的力量。现在她从文化局长这个位子上退下来，再回到立言者，只是位子不同，但“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龙旋风”的美名货真价实

　　龙应台这位看似纤弱的女性，让人难以想象她的骨子里会藏有喊出“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的力量。然而，她早在《野火集》里，就发出了这样的“天问”，并由此获得“龙旋风”的美称。

　　上世纪80年代初，龙应台以文学批评家的身份，出现在台湾文坛。多年生活在美国、德国的龙应台，由于没有人情包袱，便用散文的笔法，大胆地写出了《龙应台评小说》一书，直言当时的小说得失。我们提出了如何对待文学批评、散文笔法的文学批评的优势等问题。龙应台稍加思索，肯定地回答文学批评不是读后感，不是印象，一定要当一门专业去搞。要评价某一部作品，必须把它放到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纵横的比较，否则，任何评判都带有偏见，都会对作品产生误解。真正的文学批评，靠的是心胸非常开阔，不为偏见所限制的人。容纳百川的批评家，才能把握文学的大世界。对散文笔法的文学批评，她的解释是，用老百姓都能懂的语言来写艰深的理论，无非让文学评论进入更为广阔的社会层面，把专业批评从学院高深的围墙里带出来。为此，她在台湾遭受过许多批评，但她不悔。

　　我们的话题又围绕着“大散文”观展开，与大陆散文研究专家楼肇明先生提出的散文要戴有一定的面具的观点相反，龙应台主张散文是不应戴任何面具的。主题、语言和个人心灵美感，是散文非常重要的三个因素。写散文应该和写诗一样，因为好的诗歌，总像精美的瓷，它的高贵处，既在于透明，又在于易碎。对大陆散文的现状，她的批评很尖刻，认为除少数大家外，一般散文语言非常粗糙。她认为大陆的小说、戏曲、朦胧诗、现代诗都有非常精致的作品，远远超过台湾，只有散文赶不上。

　　在她衡量文学的尺度里，最好的散文是洗净所有语言污染，找回语言本来的灵性，把真正的生活体验融进去。

　　这位在东方文明中成长起来的女作家，如今完全生活在西方社会里，不同的文化冲突，是无法避免的。对于自己文化的保护和遗失，对于外来文化的抵触和接受，痛苦或愉悦，是每时每刻都必须承受的，感情上的不适是很深的。身处德国，她经常拷问自己：作为一位中文作家，你的家园在哪里?她说，语言文字是她唯一的家园，也是灵魂的家园。

　　当我们问到在世界文化的格局里，中国大文化是什么模样时，她激动地说，大陆应吸收海洋文化的弹力和活力，台湾应吸收大陆文化的厚实和深刻。这是一个了不得的文化圈，是以汉语作为唯一界限的，建立起来后，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龙应台主要著作目录

　　龙应台评小说 台湾尔雅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野火集 台湾圆神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

　　野火集外集 台湾圆神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

　　人在欧洲 台湾时报文化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

　　写给台湾的信 台湾圆神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

　　看世纪末向你走来 台湾时报文化出版社1994年3月第1版

　　美丽的权利 台湾圆神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

　　干杯吧托玛斯曼 台湾时报文化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

　　我的不安 台湾时报文化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百年思索 台湾时报文化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银色仙人掌 又名《在海德堡坠入情网》，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面对大海的时候 台湾时报文化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孩子你慢慢来 台湾时报文化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

　　野火集 二十周年纪念版，台湾时报文化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

　　龙应台的香港笔记@沙湾径25号 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亲爱的安德烈 台湾天下杂志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

　　目送 台湾时报文化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台湾天下杂志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

　　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台湾时报文化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