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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国梁与谢宗玉访谈录

来源:谢宗玉   时间 : 2014-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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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宗玉:彭老师,我们太熟悉了,套客的话就不多说,直接进入正题。首先,我想从我最感兴趣的话题说起。呵呵。其实相对你的文章来说,我更喜欢你的钢笔绘画,那真是一绝呀。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非常优秀的。你简直就是一个天才画家,线条在你笔下,特别富有灵性,看似随意的线条,根根都精美绝伦。而且你的创造力非常强,怎么画就怎么有。从意象、构图、主旨和审美上看,都是一流的。远远强过绝大多数职业画家。并且,听你说,画这样的情趣小画,你甚至都不需要打草稿,提笔就来。真希望有一天,你能开一个大画展,肯定会把那些不了解你这方面才华的人吓一大跳。就不知道你有没有过绘画方面的专业训练?你的绘画灵感来自什么?还有,你的这些情趣小插图有没有什么师承?我记得以前也看过类似的情趣插图画,只是你的插图特别富有想象力和表现力,将它们放大,就是一幅幅充满魔幻现实主义的风俗画卷。        彭国梁:太过奖了。至今为止,我还真怕别人称我为画家。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胡乱涂鸦》。其中有这么一段:“我从来就没有画过画。三月二十二日之前,我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因此,二零零七年的三月二十二日,对我而言,也就真正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了。那一天晚上,我到一位茶文化研究专家曹进的家中作客。他家从一楼到四楼的走廊上,参差不齐地挂满了弥漫着诗意和想象的画。一问,原来是他儿子画的。他儿子刚从国外归来,前两年还出版过一本《洪通——台湾素人画师》的书。洪通?这书我有。而且,我记得洪通是一个很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画简直可以说让人过目难忘。洪通五十岁以前从未画过画。五十岁之后的某一天,他忽然发疯似的画起画来,且在台湾形成了一种洪通现象。就是那天晚上,我从曹进家归来,便找出了那本《洪通——台湾素人画师》。我开始重读。读着读着,便不由自主地拿起笔来,画了一幅四不像的自画像。而且,画完之后还不过瘾,就再画。后来我数了数,那天晚上我胡乱涂鸦近三十幅。现在看起来,那些画实在是可以用‘可笑至极’或‘不堪入目’来形容。我不会素描,也没有写生,我就是信笔由之。有个朋友见了说,你这画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没有透视,也不合比例,不过线条看起来也还舒服。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在画些什么。只是我画的时候感觉良好,有一种快感。而且,只要拿起笔在纸上画来画去,我的心便静了下来。”

  我一直喜欢画。也收藏了不少与画相关的书。我二楼有一间书房,装的全都是图文类的书。比如《西谛藏书珍本小说插图》、《中国古画谱集成》、《点石斋画报》、《图画日报》、《四库全书图鉴》、《世界名画家全集》、《世界雕塑全集》、《中国雕塑史图录》等等。我也主编过一些与图画相关的书,如和杨里昂先生合作主编的《跟鲁迅评图品画》中外两卷;《名作家的画》中外两卷。我还写过一本《跟大师开个玩笑》,那是从世界上最著名的六十个画家中挑出来的二百多幅画,我在每一幅画的下面配上或长或短的诗与散文诗。

  如果说有什么师承,那我的师承便是我二楼的这些图文书。说到灵感,说出来也许你会觉得好笑。我看画,看到某一幅,感觉那画我喜欢,线条也简单,估计我也能画,于是就提笔画了起来。因为我没绘画的基础,也就没办法真正的临摹。从我下笔开始,就与我看到的那幅画“背道而驰”。于是,我就把那画丢开,按我自己想法画将起来。我的画,很大一部分就是这么来的。一开始,可能我的脑海中想着要画出一个什么东西来,可等我画完,经常是与原来的想法相差万里。

  还有,我画画不是“甚至都不要打草稿”,而是我“有史以来”从来就没有打过草稿。百分之分的信笔由之。有的自己满意,有的自己不满意。但我都留着。现在有二三十个画稿本了。画了很不满意撕掉的,从动笔画第一幅画至今,加起来估计只有十来页。敝帚自珍吧。        谢宗玉:记得若干年前,你与何立伟老师有过图文合作的经历,而且合作过很长一段时间,在不少报刊杂志开过专栏,《南方周末》还隆重推介过。结集出版了七本的图文书籍,市场效应也挺不错。请问你如何评价何老师的漫画的?你后来的钢笔插图画有没有从他的漫画中获得什么启示?既然你自己也画,并且有将语言形象化的表现力,为什么你没有自文自画?而充满机智的格言警句很多作家都有,何老师当初为什么会选择你作为他的合作伙伴?        彭国梁: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事了。一九九六年,我从长沙市广播电视局调到长沙市文联,主持《新创作》杂志。为了活跃版面,便开了个“文与画”的栏目。首先是我的文,何立伟的画。这个栏目很受欢迎。当时《家庭》杂志的两位编辑看了,来湖南长沙组稿时,就和我聊,要我和何立伟也在他们的杂志上开设一个专栏。题目就叫《第三只眼看家》。每期六幅。谁知这个专栏一开,便开了四年。因为《家庭》杂志的影响大,其他的一些报刊也找我们开专栏。我记得当时至少有十余家报刊开了我们的专栏。二零零一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们的图文书四本,即《闲文闲画》、《情文情画》、《怪文怪画》、《痴文痴画》四本,不久,这四本就被香港三联书店买去了版权。二零零三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第三只眼看家》和《是是非非》,之后,长江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色拉情画》。何立伟的画有灵气,有趣,线条简单,且与文字有机结合,又来得快。有人找我要开专栏,我问何立伟,画不画?他说画。然后我就把文字或者说段子写好给他,他很快就画好了。不是何立伟找我合作,而是我找他合作。我接的单,我提供文字,然后稿费二一添作五。他觉得合作也还轻松愉快,也就合作了好多年。我的钢笔画走的不是他的路子。他的简约,我的要繁复些。我是有意与他的画保持距离,我就是怕别人说我的画像他的。我现在还不想“自文自画”,不想借助文字来“相得益彰”,我就是想“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谢宗玉:记得你曾给摄影家卓雅的五百余幅照片配上诗歌和散文诗,还结集出版了两本书《太阳起床我也起床》、《月光打湿了草帽》。在文坛和摄影界都反响不错。当时我也读过这两本书,觉得你的诗文为卓雅的照片增色不少,夸张地说,你的诗文成了她系列照片的灵魂。我们都知道,给照片配诗文是很考究一个人的艺术感觉和文字功夫的,何况这么多照片。你当时怎么就想起要给卓雅的照片配诗文的?你是怎么评价她的摄影的?再是,她的摄影对你后来的钢笔插图画有过什么影响吗?对了,你还出版了一部《跟大师开个玩笑》,从六十多位世界名画家中选出两百多幅名画,给每一幅名画配上了诗文。你似乎对诗文配画有瘾?我估计这些对你后来的钢笔画,都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吧?        彭国梁: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我与卓雅就相识了。最开始是湖南新闻图片社的一个杂志要发卓雅的摄影作品,卓雅让我为之配上一些文字。我很喜欢卓雅的摄影。她的摄影很静,有诗意。我只要一见到他的摄影,就有一种想写诗作文的冲动。也是一种机缘。大约是二零零三年吧,我主持了近八年的《新创作》(后改为《创作》)易主。我也就轻松了起来。有一天,与新上任的岳麓书社社长丁双平先生喝茶,他听说我没搞杂志了,便要我帮他们社做书。那一次的聊天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他说:“你已经编著了那么多书,但都是这里一本那里两本的。你如果锁定一个好的出版社,比如岳麓,我不敢答应你最高的稿费,但我可以用最好的装帧设计、最好的印刷来包装。你只要坚持做上二十本书,想不成为出版家都难。”这几句话极具煽动性,对我真是莫大的鼓舞。于是,我便下定决心,认真地做书。做什么书呢?我想到了卓雅的摄影。卓雅在新疆、西藏、云南、贵州以及湖南的湘西等边远的地方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其中小孩是一大主题;原生态的民俗民风又是一大主题。我把这想法与丁社长一说,他说好!再和卓雅一商量,她立马就给我寄来了一大堆照片。就这样,我的配诗配文工程便开始了。两本书,一本《太阳起床我也起床》,一本《月光打湿了草帽》。五百余幅照片,五百余首诗和散文诗。那一段时间,我真的是整个的身心都沉醉在诗意和童趣之中了。后来,又出了一本《跟大师开个玩笑》,走的是同一个路子,只是将摄影换成了世界名画罢了。今年我在湖南文艺出版社还出了一本颇有意思的书,叫《世界文学史上最美的诗歌》,我从古今中外的世界名诗中挑出我有感觉或者是有话要说的诗一百余首,然后我与之对话。或各抒己见或借题发挥。走的路子与上述的配诗配文依然类似。你说我对诗文配画有瘾,还真没说错。我曾在长沙广电负责《空中之友》的副刊“月亮岛”时,每一期的“月亮岛”刊头便是一幅摄影作品,然后我再配上一首小诗。至于说到这种诗文配对我的钢笔画有没有产生影响,我想应该是有的吧,虽然不是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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