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 耀(1936—2000) 原名王昌耀，湖南桃源人，著名诗人。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调青海省文联。1982年后参与“新边塞诗”运动，是新边塞诗派主要代表之一。著有《昌耀抒情诗集》、《命运之书》等。曾任青海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高原：昌耀诗魂

　　张文刚

　　一

　　在昌耀诗歌中，高原是作为一个泛意象而存在的。有时候出现的是高原这个显形意象，包括它的替换意象荒原、古原、草原、裸原、莽原、岩原、雪原等等；而有时候高原只是一个隐形意象，充当了诗歌话语特定的空间背景。诗人以凝重饱满、激情内蕴的笔调描写了神秘、充盈、美丽的高原，表达了一种深深爱恋的诗化的情感倾向。高原意象，在昌耀笔下主要包含这样三个层次的含义。

　　第一个层次：作为自然的“高原”——“好醇厚的泥土香呀”

　　昌耀把诗歌带到他赖以生存的这块“天地相交”的地方，对大气磅礴、五彩斑斓、灵动多姿而又充满古朴原始气息的高原景物进行了剪贴和点化：冰山雪岭，荒原古壁，红狐大雁，旱獭鹿麂，夏雨雷电，雪豹冰排，奔马的汗息，羚羊的啸吟，驿道的驼铃，古寺的钟声……构成了一种鲜明的画面感，或是伸手可触的特写，或是棱角分明的远景，或是万物性灵的灌注和流溢，或是众生内力的跃动和奔突。一方面诗人极写高原的粗犷、凛冽、壮观以及蕴藏的无穷的生命力：

　　四周是辉煌的地貌。风。烧黑的砾石。

　　是自然力对自然力的战争。是败北的河流。是大山的粉屑。是烤红的河床。无人区。是峥嵘不测之深渊。……

　　是有待收获的沃土。

　　是倔强的精灵。(《旷原之野》)

　　不必计较他的诗体形式，因为他急于把感受深刻的高原印象记录下来：众多景物的排列构成一种流淌不绝的悲怆情韵和傲岸精神。另一方面诗人又写出了高原的柔情和浪漫气质。这里有柔美的天空、幽幽的空谷、静谧的夜晚，有染着细雨和青草气息的爱情。

　　放逐的诗人啊

　　这良宵是属于你的吗?

　　这新嫁娘的柔情蜜意的夜是属于你的吗?

　　这在山岳、涛声和午夜钟楼流动的夜

　　是属于你的吗?这是月光下的花苞

　　如小天鹅徐徐展翅的夜是属于你的吗?(《良宵》)

　　而同时诗人又时时撩开高原历史的帷幕，在“沙梁”那边展示出美如江边楼船的骆驼、青铜宝马和断简残编。就这样诗人用奇瑰的诗歌语言打开了高天下神奇的“一角”：荒蛮而妩媚、粗犷而多情、坚韧而古雅、野性而诗意的高原!

　　而行走在高原的诗人，又着重突出了三样景物：山、鹰、太阳。山以其高耸、鹰以其飞翔、太阳以其灼烁给“高原”意象增添了魅力和内涵。诗人反复沉吟：“我喜欢望山。”他为“望着山的顶巅”而激动，为“边陲的山”造就了胸中的峥嵘块垒而自豪。而“从冰山的峰顶起飞”的鹰，双翼抖落寒冷，使人血流沸腾；诗人也常常神游天际，“享受鹰翔时的快感”。高原上的太阳如同神明：

　　牧羊人的妻女，每日

　　要从这里为太阳三次升起祷香。(《烟囱》)

　　可见高原上的这三样景物，构成了诗人的心灵向往和精神图腾，也构成了高原人的胸襟和气度。由此，山、鹰、太阳不断向上拓展，引领人的目光向着至高至美延伸，成为了“高原上的高原”：庄重超迈，激情横空，光芒四射。

　　第二个层次：作为生命的“高原”——“大漠深处纵驰一匹白马”

　　对大自然的贴近，必定也是对生命的抚摸和谛听。高原的原始气象和神秘气息，人与自然的亲密与对立，人的弱小和微不足道，似乎回到了人类的初始阶段，因而人便有了更多的对生死的体验，对苦难的体味，对宇宙大化的体悟，有了更多的人生的悲壮、悲怆、感伤和痛苦。

　　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人也渴望而且在不断变得强大。昌耀诗歌的生命意识首先体现为一种“巨人情怀”和“英雄情结”。《高车》一诗显然是诗人生命理想的寄托：“高车的青海于我是威武的巨人。/青海的高车于我是巨人之轶诗。”在该诗小引中诗人还写道：“我之难忘情于它们，更在于它们本是英雄。”巨人和英雄以其形体和精神的高大屹立于天地河汉之间，永远怀着“生命的渴意”，“踏着蚀洞斑驳的岩原”，“驻马于赤岭之敖包”，“俯首苍茫”，聆听河流的“呼喊”和冰湖的“坼裂”，感受“苏动的大地诗意”。巨人情怀和英雄情结归根结底是对生命的关切，是对生命运动中体现出来的意志和毅力、激情和憧憬、崇高和伟岸的敬重，也是对高原体内流布的孕育了人的生命的“倔强的精灵”的崇拜。这种英雄情结和生命英雄主义的仪式化，“与西部壮烈的土地、强悍的人种形成恰如其分的对应与契合”，使得昌耀诗歌和西部文艺所共有的开拓奋进精神显得“更内在、更激烈、更持久”[4] 。

　　英雄崇拜导致人生一种前行的姿态。由此我们看到的抒情形象大多是一个“赶路人”、“攀登者”的形象：驼峰、马蹄、汗水、血迹、太阳般的燃烧、死亡般的沉寂。诗人藉以逐渐走进高原和生命的深处，走进花朵和雪峰的灵魂。于是诗人惊叹于“一个挑战的旅行者步行在上帝的沙盘”(《内陆高迥》)；沉吟于在草场和戈壁之间比秋风远为凛冽的“沉沉步履”(《天籁》)；骄傲于“我的裤管溅满跋涉者的泥泞”(《干戚舞》)。《峨日朵雪峰之侧》把生命的征服、坚守和渴望表现得惊心动魄：

　　这是我此刻仅能征服的高度了：

　　我小心翼翼探出前额，

　　惊异于薄壁那边

　　朝向峨日朵之雪彷徨许久的太阳

　　正决然跃入一片引力无穷的山海。

　　石砾不时滑坡引动棕色深渊自上而下一派嚣鸣，

　　像军旅远去的喊杀声。我的指关节铆钉一般

　　楔入巨石罅隙。血滴，从脚下撕裂的鞋底渗出。

　　啊，此刻真渴望有一只雄鹰或雪豹与我为伍。

　　…………

　　可见“赶路”和“攀登”是一种生命的坚持，也是一种心灵的飞翔，从前行和攀登的身影中体现出来的强悍和苦难仍然是一种英雄情结。

　　当“巨人”俯首苍茫的时候，就自然滋生了一种“悲怆”的情绪。昌耀诗中的“旅行者”常常听到“召唤”，也常常陷入“回忆”。召唤使之超越痛苦和苦难，而回忆则使之在岁月和道路的褶皱里抚摸高原的伤口和心灵的疼痛。于是便有了飞翔与盘桓、呐喊与沉默、疾行的蹄铁与疲惫的身影。这种“英雄式”的痛苦既是个人的、高原的，也是整个西部的、整个民族的。《听候召唤：赶路》一诗就表现了这种多重形象叠合导致的内心的伤痛：沿着“微痛如听箫”的记忆牵来了一条历史的“血路”；“血路：一支长途迁徙跋涉的部落。/血路：一个在鞍马血崩咽气的母亲”。

　　而当卸去一切外在的东西，这种生命意识便直捷指向对人的“存在”的思考。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发问，而是一种感性的直观，一种穿过岩石、旷原的生命诘问，一种透过鸟啼、雪孕的神秘思绪，是生命的时钟置于辽阔的原野发出的“嘀嗒”之声。速朽与永恒、古老与年轻在生命的镜像前更加澄澈。一旦拆解了生死的密码，对有限的“存在”便倍加珍惜，伴随着生命的“前行”和“攀登”就有了一种至上的精神渴望。这同样是一种深藏的英雄情结。

　　景物的精神内涵和人的生命意志、心灵渴望的交融奏鸣出一种大漠雄风的“英雄气”，一种回肠荡气的“高原魂”。这种刚烈不屈、自强不息的精神是西部高原时刻涌动的春潮，也沉淀为一个民族性格的精魂和骨架。昌耀笔下的西部高原，是一种原始的生命力的象征，是人类社会的缩影。而作为一种精神现象，这种生命力的纵驰和横溢，则潜伏着西部高原特有的文化传统，即父性文化传统。历久形成的父性文化的因子，在耕种、战争、迁徙和繁衍的轮回中，有如“巨人”的身影和气息笼罩着原野。在那里，“父性主体神如那轮不朽的西部太阳，照耀着那养育生命、养育创造力的亘古荒原，照耀着那野性狂烈的野马群”[5]。

　　第三个层次：作为灵魂的“高原”——“彼方醒着这一片良知”

　　高天厚土之间呈放的是毫无遮蔽的随时接受阳光和云彩爱抚的诗意灵魂。《听到响板》写在“一片秋的肃杀”中听到“响板”：“骤然地三两声拍击灵魂”。还有什么比这来得更直接呢?躯壳隐去，是一片灵魂的原野!而高原这种地理上的高度，对尘世的超脱而对青天的逼近，使这一方生民具有一种仙风道骨之感：

　　不时，我看见大山的绝壁

　　推开一扇窗洞，像夜的

　　樱桃小口，要对我说些什么，

　　蓦地又沉默不语了。(《夜行在西部高原》)

　　这是灵魂美丽的洞开和无言的诉说。诗人就沉浸在这种美好的氛围里：

　　他启开兽毛编结的房屋，

　　唤醒炉中的火种，

　　叩动七孔清风和我交谈。

　　我才轻易地爱上了

　　这揪心的牧笛和高天的云雀?

　　我才忘记了归路?(《湖畔》)

　　在高原，语言是多余的，只有高山、灯火、音乐直接和心灵对话，和灵魂共舞。

　　高原，“世代传承的朝向美善远征”的高原，把爱、美和良知托向了高天云霞、冰山雪莲。昌耀的抒情长诗《慈航》以“不朽的荒原”作为舞台，以个人的“伤口”和时代的“暴风”作为背景，在心灵的“慈航”中演奏的是“爱”的千古旋律：“是的，在善恶的角力中/爱的繁衍与生殖/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

　　当横扫一切的暴风

　　将灯塔沉入海底，

　　旋涡与贪婪达成默契，

　　彼方醒着的这一片良知

　　是他惟一的生之涯岸。

　　他在这里脱去垢辱的黑衣，

　　留在埠头让时光漂洗，

　　把遍体流血的伤口

　　裸陈于女性吹拂的轻风——

　　是那个以手背遮羞的处女

　　解下袍襟的荷包，为他

　　献出护身的香草……

　　在诗人眼中，高原就是“生命傲然的船桅”，就是“灵魂的保姆”，就是“良知”的“彼岸”和“净土”。这首诗涵容了古今、生死、善恶、苦难与爱情、夜晚与黎明、“昨天的影子”与“再生的微笑”等多重意蕴，而主旋律则是不断复现的对爱、美和良知的深情礼赞。高原，是这样一方“灵魂”的净土：“雪线……/那最后的银峰超凡脱俗，/成为蓝天晶莹的岛屿”。《慈航》是一首非常优秀的诗作，可以说在中国新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这首诗及其价值还没有被充分地发掘出来。“昌耀的《慈航》一诗，至少可以说是没有得到足够评价和充分重视的作品。如果我们对这样的诗依然保持沉默而不给以应有的肯定，让岁月的尘垢淹没了它的艺术光彩，或者是在若干年之后再让人们重新发掘它，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起码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或者应该说是一种批评的失职和审美的失误。”[6]

　　在昌耀的诗歌中，自然的高原、生命的高原和灵魂的高原是浑融的，共生共存的：自然中蕴藏着巨大的生命力，回荡着灵魂的呼喊；生命中内含着自然的悍野、诗意和冰清玉洁的灵魂；灵魂就是高天下一片裸陈的未被污染的土地，就是这土地上走动的芸芸众生。从荒原、古原到雪线、银峰，诗人在不断提升着这样一方“高原”，这样一方富有情义和灵性的高原。作为生命的高原和作为灵魂的高原，如同“山”、“鹰”和“太阳”一样成为了“高原上的高原”：挺立、飞翔、闪烁。高原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上的概念，而是灌注着生命和灵魂、历史和文化、地域和种族、人性和神性等多种因素的复合体，是一个浪漫而悲壮、诗意缭绕而令人刻骨铭心的高原!

　　二

　　昌耀置身高原，深深地爱着这“群峰壁立的姿色”，这“高山草甸间民风之拙朴”。而当他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来审视和反思“高原”的蛮荒、驳杂和粗砺时，则又满怀忧思。这种审视和反思主要有以下三个向度。

　　第一个向度：历史反思——“我将与孩子洗劫这一切”

　　高原保留着更多历史的陈迹和化石，上面刻写着贫穷、衰朽、战争、残忍、隔阂这样一些文字。原野上有“未闻的故事”，“哀悯已像永世的疤痕留给隔岸怅望的后人”；有“被故土捏制的陶埙”，吹奏着“从古到今谁也不曾解开的人性死结”。诗歌中一再出现的“城堡”已成为一个象征，成为另一个封闭的、荒凉的古原。《哈拉库图》表达的是“城堡，宿命永恒不变的感伤主题”：

　　一切都是这样寂寞啊，

　　果真有过被火焰烤红的天空?

　　果真有过为钢铁而鏖战的不眠之夜?

　　果真有过如花的喜娘?

　　果真有过哈拉库图之鹰?

　　果真有过流寓边关的诗人?

　　是这样的寂寞啊寂寞啊寂寞啊

　　在诗人看来，光荣的面具已随武士的呐喊西沉，城堡是岁月烧结的一炉矿石，带着暗淡的烟色，残破委琐，千孔百疮，时间似乎凝固了，“无所谓古今”，“所有的面孔都只是昨日的面孔。所有的时间都只是原有的时间”。站在城堡上，抚摩历史“高热的额头”，诗人满怀着美好的期待：“仰望那一颗希望之星/期待如一滴欲坠的葡萄。”《空城堡》用“我”和“孩子”两代人的眼光——亦即“现实”和“未来”两重身份，看待和走进“城堡”：

　　而后我们登上最高的顶楼。

　　孩子喘息未定，含泪的目光已哀告我一同火速离去。

　　但我索性对着房顶大声喝斥：

　　出来吧，你们，从墙壁，从面具，从纸张，

　　从你们筑起的城堡……去掉隔阂、距离、冷漠……

　　我发誓：我将与孩子洗劫这一切!

　　诗人对历史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眷顾于高原“昨天”拓荒者的足迹和音乐的盛典，敬畏于历史的古老和肃穆，另一方面又在“太寂寞”的感叹中含有对历史凝固的反思和超脱。

　　第二个向度：现实反思——“神已失踪，钟声回到青铜”

　　现代文明的脚步给古老的高原带来青春活力的同时，也使高原的精神海拔开始陷落。地表在倾斜，诗意在流失。“偶像成排倒下”，“伪善令人怠倦”：

　　不将有隐秘。

　　夜已失去幕的含蕴，

　　创伤在夜色不会再多一分安全感。

　　涛声反比白昼更为残酷地搓洗休憩的灵魂。

　　人面鸟又赶在黎明前飞临河岸引领吟唤。

　　是赎罪?是受难?还是祈祷吾神?

　　夜已失去修补含蕴，比冰霜还生硬。

　　世界无需掩饰，我们相互一眼看透彼此。(《燔祭》)

　　不少人失去了精神追求，失去了内心的激情，陷入迷狂，变得空虚、浮躁和平庸。“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与高原的厚重底蕴构成反差。“荒原”已失去了其原初的质朴和内在的富有，逐渐延伸到人的精神领域，成为荒凉的代名词：

　　淘空，以亲善的名义，

　　以自我放纵的幻灭感，而无时不有。

　　骨脉在洗白、流淌，被吸尽每一神经附着：

　　淘空是击碎头壳后的饱食。

　　处在淘空之中你不辨痛苦或淫乐。

　　当目击了精神与事实的荒原才惊悚于淘空的意义。(《淘空》)

　　在外界因素和自我心灵的作用下，精神被慢慢淘空；“骨脉在洗白、流淌”一句，则暗含着高原历史精神的富有和饱满，赋予淘空这种“现实存在”一种悲剧性的色彩和意义。

　　对现实的反思，也就导致对高原昔日生活的回瞻，在历时性的心理跨越中构成一种对比：“然而承认历史远比面对未来轻松。/理解今人远比追悼古人痛楚。”(《在古原骑车旅行》)

　　第三个向度：自我反思——“谁能模仿我的疼痛”

　　诗人的自我反思，以及由反思带来的孤独、焦灼和痛苦，表明诗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那份清醒和对人格的坚守。当人声喧嚣、欲海横流时，诗人问自己：“是否有过昏睡中的短暂苏醒”(《划过欲海的夜鸟》)；当在暗夜里因痛苦而哭泣时，诗人告诫自己：“人必坚韧而趋于成熟”(《夜者》)；当止步于岁月的“断崖”而感觉自己是“苟活者”时，有“莫可名状之悲哀”(《深巷·轩车宝马·伤逝》)。更多的时候，自我反思和高原反思是联系在一起的。他的《伤情》组诗，所“伤”者，决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失落，更是对高原蒙尘纳垢的伤感，同时也包括对个人精神历程的检视：“我以一生的蕴积——至诚、痴心、才情、气质与漫长的期待以获取她的芳心”，可是“她”却投向了那个“走江湖的药材商”的怀抱；被“良知、仁智与诗人的纯情塞满”的人，被嘲笑是“城市的苦瓜脸”、“田野上的乌鸦嘴”。显然这些都是诗化的寓言故事。

　　在现代精神荒原面前，诗人自己也有一种被“淘空”的感觉，因而感到恐惧、虚脱和焦渴。《生命的渴意》为古原上“到处找不到纯净的水”而痛苦，并期望着一种“醒觉”。可见诗人的反思和理性批判是为了寻找纯净的“水源”，以润泽干枯的原野。实际上，诗人是抚摸着整个中华民族的版图，既痛苦地承受历史和现实的沉重，也深情地据守历史和现实中的诗意。他不容许理想中的“高原”诗意摇落，止步不前。他常常听到“巨灵”的召唤：“巨灵时时召唤人们不要凝固僵滞麻木”(《巨灵》)。这种来自幽冥之中的雷霆之声，其实也是诗人心底深情的呼唤，是古老中国经久不衰的呐喊。

　　三

　　高原，在昌耀笔下是一个被生命化了的意象。他“以沉郁、苍劲，也以高致、精微征服了诗坛；在他的诗中，土地所繁衍的一切已与心灵、语言融为一体，他，是大西北无数生命的灵魂”[7]。对高原意象的钟情，源于诗人的人生经历、追求和对艺术的看法。具体来说有以下三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人生追求——“向着新的海拔高度攀登”

　　喜欢“望山”的昌耀，一生活在仰望中，活在渴求和寻找中。他的面前永远有一座不断接近而不能最终抵达的高山，他苦苦地跋涉着，他的诗歌就是他“在路上”的向往、惊赞和内心独白。《僧人》一诗可看作是他的人生宣言。他宣称自己是一个“持升华论者”，他把自己比作托钵苦行的僧人，带着信仰向着“高山极地”攀登。这个“新的海拔”，就是他在别的诗中一再提到的灵魂的寓所和精神的家园。这就不难理解他的巨人情怀和英雄情结。他的“巨人”与“英雄”梦想，实际上是他的一种精神投射，是对平庸和“平面”的拒绝，是对诗意、激情和心灵高度的追求。

　　于是诗人常常寻找另一个“自我”。他借呼喊的河流寻找着自己的“另一半”：

　　这里太光明，寒意倾斜如银湖。

　　峭壁冻冰如烛台凝挂的熔锡。

　　这里太光明，回旋的空间曾是日珥燃烧的火海。

　　我如何攀登生满鸟喙的绝壁?

　　我如何投入悬挂的河流做一次冬泳?

　　我如何承受澄明的玉宇?

　　太纯洁了。烟丝不见袅袅。

　　穹顶兀鹰翼尾不动，不可被目光吞噬。

　　这里太光明。

　　我看到异我坐化千年之外，

　　筋脉纷披红蓝清晰晶莹透剔如一玻璃人体

　　承受着永恒的晾晒。(《燔祭》)

　　这个在“光明殿”里的“我”，就是已经登上了“新的海拔高度”的精神自我。由此可见，诗人笔下的高原不仅仅是地理上的高山厚土，同时也是诗人心中诗情氲氤的高原，是诗人的梦幻城、理想国，或者说就是诗人在向着“新的海拔”攀登过程中的另一方精神的高原，是诗人抵达至善至美的人生境界过程中的美丽村庄。

　　第二个因素：艺术信仰——“我们都是哭泣着追求唯一的完美”

　　诗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生活中是这样，艺术上也是这样。诗人曾表白道：“我一生，倾心于一个为志士仁人认同的大同胜境，富裕、平等、体现社会民族公正、富有人情。这是我看重的‘意义’，亦是我文学的理想主义、社会改造的浪漫气质、审美人生之所本。”(《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对于诗的功能，他作了这样的解释：“诗，不是可厌可鄙的说教，而是催人泪下的音乐，让人在这种乐音的浸润中悄然感化，悄然超脱、再超脱。”(《与梅卓小姐一同释读〈幸运神远离〉》)于是他怀着如同地火的“内热”，“梦想着温情脉脉的纱幕净化一切污秽”(《烘烤》)。他把艺术的理想和生活的完美统一在“梦想”中，有时候就免不了失望，就感到无奈和伤心。但诗人是执着的，始终打着他的理想主义的艺术旗帜。

　　第三个因素：生命历程——“我们早已与这土地融为一体”

　　昌耀，这位20世纪30年代出生于湖南常德的诗人，经历一段军旅生活后于1955年自愿参加大西北开发来到青海。1956年调青海省文联任创作员，参加创办文学杂志《青海湖》，并担任编辑工作。1957年，在青海贵德乡间体验生活时，为勘探队员创作的诗歌《林中试笛》被诬为“反党毒草”而被打成右派，先后在潢源、浅山等地劳动改造，继而因写下近万言的《辩护书》而罪加一等被投进西宁监狱。1959年，被流放到祁连山深处的劳改农场，在这里度过了20年痛苦而漫长的岁月 [8]。昌耀是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进入青藏高原的。陌生感和距离感使他得以更加诗意地、更加清醒地观察和感知高原生活，而他因诗歌带来的生活磨难又使他贴近并逐渐融入那一片荒蛮而神奇的土地。“他感受着自己现实的生命，并一层层地向着深处伸触渗透，感触着历史焰火之下庞大的生命文化根系，感触着远古流民的目光和血脉。”[9]诗人在这片土地上要指认的，是一种精神属性的生命。诗人脱掉了个人苦难的“外衣”，也消隐了自我的凡身肉胎，只剩下教徒般虔诚的“灵魂”，与高原的灵魂对视和对话。

　　难怪这样深深地爱着“高原”!对高原的爱，就是对生命理想和艺术理想的挚爱，就是对人生历程和心灵历程的珍视。爱使他忧伤，不是因为个人的幸福或苦难。深入骨髓的伤痛来自高原上极端的美和美的悄然流失。诗人灵魂的哭泣和“语言的哭泣”，使他的诗歌充满了一种无法抵挡的“疼痛感”。踏入昌耀用诗歌雕刻的“高原”，观赏者也会随时放弃“阅读”，而像诗人那样代之以精神的触摸和灵魂的喊叫!绝端的美，会让人有一种晕眩的幸福的疼痛感；凝固的历史和美的流失，又给人一种迷茫的伤心的疼痛感。诗行的跳跃有如钟摆，心灵的疼痛被置入一个广大的时空。一切都聚合了、收敛了，高原以一种扑面的诗意和一种透骨的感伤，花朵般地窒息和重锤般地击打着心灵；此时感应着诗歌气息的心灵就成为了另一片“高原”，像诗人那样“娇纵我梦幻的马驹”。于是诗美的获得也是一次能量的耗损，心灵的疼痛也是一次精神的升华。杭州诗人卢文丽1990年为昌耀的《淘的流年》(后因为种种原因诗集未出版)作序，有这样美丽的文字：“他笔底那特有的神奇的青海高原，一次比一次强烈地震撼着我的心。作为一个把生命付诸于美和真理，怀有天地自然之大爱的诗人，他所有的冷峻、坚毅、沉雄不露，超脱一切私利和计较的宽博胸怀，令世俗的虚浮尘嚣一触即溃黯然遁离。这来自于一种内心的力量，正如他在一封信中所写，是一种愈挫愈奋的创造精神，为着美的理想而不稍作懈怠的意志，一种善恶抗争的魅力。是的，正是这种内在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他的诗歌才具有如此震慑灵魂的作用，使人脱低级而向高尚，脱卑俗而向纯粹，永远焕发着勃勃的生机并为人们所钟爱。”[10]这段话是透彻的，既是一个读者获得阅读震撼后的心灵随笔，更是作为一个诗歌知己为昌耀所作的人格造影和精神画像。

　　注 释：

　　[1]邵燕祥：《有个诗人叫昌耀》，载昌耀《命运之书 ·序》，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2][9]燎原：《西部大荒中的盛典》，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0、120页。

　　[3]骆一禾、张扶：《太阳说，来，朝前走——评“一首长诗和三首短诗”》，载昌耀《命运之书·序》，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4][5][12]李震：《中国当代西部诗潮论》，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0、95、130页。

　　[6]叶橹：《杜鹃啼血与精卫填海——论昌耀的诗》，载昌耀《命运之书·序》，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页。

　　[7][18]韩作荣：《诗人中的诗人》，《昌耀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3页。

　　[8]罗鹿鸣：《昌耀小传》，《桃花源诗季》2010年夏季刊，第210页。

　　[10][13]昌耀：《昌耀的诗·后记》，《昌耀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422页。

　　[11]韩子勇：《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

　　[14]敬文东：《对一个口吃者的精神分析——诗人昌耀论》，《南方文坛》2000年第4期，第52、57页。

　　[15] 罗鹿鸣：《迟到的怀念》，《桃花源诗季》2010年夏季刊，第214页。

　　[16]J·G·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页。

　　[17]金元浦：《伶仃的荒原狼》，《诗探索》2000年第3-4辑，第229页。

　　昌耀主要著作及艺术风格

　　主要著作有《昌耀抒情诗集》(1986年)、《命运之书》(1994年)、《一个挑战的旅行者步行在上帝的沙盘》(1996年)、《昌耀的诗》(1998年)、《昌耀诗歌总集》(2000年)、《中国当代名诗人选集·昌耀》(2006)、《昌耀诗选》(2009)等。代表作有《划呀，划呀，父亲们!》《慈航》《意绪》《哈拉木图》等。他的诗以张扬精神困境中的生命意识见长，融感悟和激情于一体，意象凝重而壮美，而饱经沧桑的情怀、古老开阔的西部人文背景、强烈的生命意识，又共筑为宏大的诗性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