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冰莹（1906—2000） 女，湖南新化人，著名作家。曾任北平女师大、华北文学院教授。1948年赴台湾，任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教授。1971年移居美国旧金山。主要著作有《女兵十年》、《从军日记》等。

 

——“一个努力奋斗的新女性”谢冰莹

 

李德仁

 

1926年11月的一天，武汉两湖书院、国民政府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北方考生报名处，来了一名女孩。女孩个子不高，但很有精神。她填好报名表，递给招生的军官。看她在籍贯一栏写的是“北平”，军官对她的湖南口音表示了怀疑。女孩解释说，父亲是北平人，在湖南就职，她从小便在湖南长大。军官继而要求出示学校证明，女孩说，修业证书在别人手里，他有事须后天才能到。犹疑的军官还要继续盘问，这时排在后面的报名者们不耐烦了，一声声地催促，只好一挥手让女孩走了。嘟嚷了两声，随手将报名单收好，叫道：“下一个！”

那张报名单的姓名一栏里，女孩留下了一个很平凡很女性的名字。事实上，这个名字是第一次出现在历史上。而这个看起来柔柔弱弱的名字，几年后在五光十色的文坛中迸发出别样的明亮——阎纯德先生称之为“中国女性的精神之光”。虽然她在后来的岁月里一直踽踽而行，那光或强或弱，却总不曾熄灭，鼓励并且见证着旧时代女性的觉醒；同时，也正是这光，将她的身影兼精神，清晰地烙于中国现代文学史。

是的，就从那一天起，她以“谢冰莹”这个符号，演绎了一段情怀烈烈的女兵传奇。

 

一

 

谢冰莹，1905年农历九月五日出生于湖南省新化县大同镇谢铎山村（今属冷水江市）一座叫守园的宅子里。本名谢鸣冈，“鸣冈”当典《诗经•大雅•卷阿》：“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她的字为“凤宝”，可为佐证。她的父亲，当时是新化县立中学的校长，光绪年间举人，却因为不想当官而并未从仕，对女儿却寄予厚望——不过这种厚望，只是希冀她栖上“梧桐”而已。

谢冰莹出生时在娘胎里挣扎了三天，许是憋得太久太用力，从小便显示出不同于一般女孩子的性格，比男孩子还要活泼、顽皮、叛逆，经常与大人对着干，让她的父母因此头疼不已，祖母常说她是“男投女胎”。“冈猛子”、“冈猛子”，村里人都这么叫她。因其父亲藏书颇丰，在外面疯累了回家便翻古书，这时的她一点也不“猛”了，倒是有点“呆”，这书一看放不下，经常是被母亲抓上餐桌。有句老话说“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冈猛子”最爱看的就是《水浒》，看完了还给村里小伙伴说书，且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次还发力过猛，将身边一小朋友踹了一跟头。“冈猛子”越长越大，便离母亲对其“贤良淑惠”的要求越离越远，两人的关系也越闹越僵：从缠脚，看书，上私塾、小学、中学，她们俩以“霸蛮”对“霸蛮”，斗得是不亦乐乎，经常是“……母亲的骂声，和我的哭声打成了一片”（《女兵自传》）。直至当1920年她在兄长的支持下考入徐特立创办的湖南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这母女俩之间才消停了一阵。在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谢冰莹对当时黑暗社会、对不合理制度的态度，和小时候与其母抗争如出一辙。俗话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因此，一个从小酷爱自由、充满活力、倔犟不驯、反抗精神极其强烈的人后来成长为“不爱红装爱武装”的中国第一位女兵作家，也是不足为怪的了。

在湖南女师这个崭新的环境里，谢冰莹为之眼界大开，很兴奋地一头扎入了书籍的海洋。她大量地阅读西方名著，如莫泊桑、左拉、托尔斯泰等的小说，王尔德和爱罗先诃的童话。在这方面，她又体现出了与一般女孩子的不同之处。她回忆说：“我爱看哀感悲壮的小说，就是看戏看电影也一样，我不喜欢看那些结局大团圆的，而喜欢看结局悲惨的。”同时，在学校里，她也受到进步思想的极大影响。于是，她越来越不把封建礼教加之于女子的束缚当作一回事，在心里渴望着自身乃至中国妇女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因此，当1926年北伐战争一爆发，谢冰莹便不顾“外婆校长”徐特立的劝说，非常积极地跑去武汉当兵，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怀着一肚子的梦想与激情，谢冰莹到了武汉，可是一盆冷水当头浇下：由于报考的人数实在太多，学校招生计划不得不临时作出调整，原本分配给湖南的250名缩减为100名，并且这100的名额还要进行复试才能确定。谢冰莹“霸蛮”劲儿又来了，与另外九名同学组织大家去学校抗议，结果被除名。受到打击的她并未被打垮，从小就不写“输”字的她发誓不进军校绝不罢休。于是，通过本文开头所说的“作弊”，在1926年年底，谢冰莹以第一名的成绩，终于成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六期的一名女兵。在《女兵自传》里她得意地回忆道：“……被开除了的我，还有今天的快乐，真是梦想不到的事。”进入军校后，马上便投入了紧张而艰苦的训练。在《女兵自传》中她这样写道：“兵！这一个多么有力的字！真想不到数千年来，处在旧礼教压迫之下的中国妇女，也有来当兵的一天，我们要怎样努力，才能负担起改造社会的责任，才能根本铲除封建势力呢？”因此，她很快就适应了军营生活，她说“再痛快没有了……谁也不觉得苦。”

1927年，谢冰莹随叶挺部西征，讨伐杨森、夏斗寅叛军。在行军中，她写成了《从军日记》，发表在《中央日报》副刊，一举成名，并被汪德耀译为法文，罗曼•罗兰见到后大为赞赏并为之推荐出版。罗曼•罗兰还写信给谢冰莹，赞她为“一个努力奋斗的新女性”。《从军日记》后来陆续被译成数国文字，当时美国、日本还将其选入中学课本。在北伐中，她一路救护伤员、一路宣传革命，风风火火不知疲倦地释放着她的激情，在日记中她自述：“……我的情绪……是沸腾腾的革命热情，杀敌冲锋的革命热情……”“又艰苦又悲壮，同时又很有趣味的行军生活”让她觉得“有意义，有价值，雄壮，痛快”。同时，沿途所目睹的种种底层群众特别是妇女的悲惨境地，她这样呐喊着：“要想解放她们，使她们回转来过人的生活，那就只有用我们百折不回的精神、勇敢的精神、大无畏的精神，与旧社会奋斗，奋斗，努力奋斗！！永久奋斗！！！”

北伐失败后，谢冰莹曾赴日留学，但在1931年底组织抗日救国会被遣送回国。1933年参与福建事变，失败后遭通缉，回到长沙开始写《一个女兵的自传》（后改名为《女兵自传》），一俟出版便大为畅销，当时青年男女做到了“人手一册”，其“女兵作家”的声名一时无两。1935年再次东渡日本，因拒绝迎接溥仪而入狱，虽受尽折磨而绝不屈服，三个星期后被营救回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长沙养病的她马上组织了“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在火线上救助了大批伤员，并做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在救死扶伤的间隙里，写下《新从军日记》，至今读来，仍觉硝烟满纸，一个丽影从容辗转于枪林弹雨之中，令人震撼莫名。当时汉口《新华日报》曾为这本书广而告之：“冰莹女士《从军日记》记北伐参战经过，曾得到广大读者的称誉。‘八一三’以来，冰莹女士又参加抗日前线，将其战场生活，写成新从军日记一册，约十万余言，并附战地照片多幅。在本书中可以见到新中国新女性活跃的姿态，可以见到前方将士在枪林弹雨中与敌人肉搏的情形，书已付印，不日出版。” 当时诸多名人都为其所感动，纷纷以诗词来表达对这位胜过须眉的奇女子的敬意，赞曰：“巾帼英雄女士风”（何香凝）、“文儒武侠一身当”（柳亚子）、“投笔班生已自豪，如君不栉亦戎刀”（黄炎培）、“谢家才调信纵横，惯向枪林策杖行”（田汉）等等，不一而足。

1948年，谢冰莹受聘于台湾师范学院，1974年定居美国，直到2000年逝世。

终她的一生，我们可以简单地用两个数字“三”和“四”，对谢冰莹的人生作出一番总结：来到这个世界时，母亲难产三天。她在娘肚子里为了出生的权利而挣扎，似乎已经预示着她将走上坎坷的道路，然而也昭示着她奋斗的人生拉开了序幕；为了争取上学的权力，而绝食三天，向着那男尊女卑的社会发出了无声的怒吼；四次逃婚，为了自由与爱情，绝不向命运低头；坐过四次牢，第一次在长沙，因为被怀疑是共产党人而被关押；第二次在上海租界被巡捕房误当作杀人犯入狱；第三次是在日本，因抨击溥仪卖国行为被捕；第四次是在西安，因莫须有的罪名而身陷囹圄。但是，再沉重的枷锁镣铐也不曾压弯过她的腰；结过四次婚，蔑视一切封建礼教，为了真爱而张狂地释放激情；三次上前线，北伐的硝烟与抗日的烽火照亮着她飒爽英姿，在她三十四岁那年也就是1940年才告别战场；她与陈天华、成仿吾并称为“新化三才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她与冰心、苏雪林并称为“三棵常青树”，因了她们的长寿与终生笔耕不辍；与丁玲、白薇誉为“女性作家三杰”，谢冰莹以纪实、丁玲以小说、白薇以戏剧成为一时之选。她们都是那个年代里走在前面、为现代文学别开生面、在各个文学领域里独当一面的女作家，以她们突出的个性、多彩的文笔、独立的思想而卓立于中国文学之林。 

 

二

 

谢冰莹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纪实文学与散文方面，以直露地抒发自身感受著称。最大特点就是真实地反映时代，真挚地表达感情，绝不粉饰雕琢，绝不矫揉造作，一切自然流露，就象她展现在人前的印象一样，人之本色即文之本色。她在《平凡的半生》里说：“‘文如其人’这句话，我想大概是对的。我认为处世只有三个字‘直’、‘真’、‘诚’，写文章也是如此。”只有最真的文章，才有最真的感染力。鲁迅曾说：“只有真的声音, 才能感动中国人和世界人。” 具有真情实感是一切艺术作品魅力的主要来源。而这正是谢冰莹无论是在潜意识里还是现实表达中都坚持着的。

她15岁在湖南女师时，便写下处女作《刹那的印象》，以“闲事”为笔名发表在《大公报》副刊。这篇文章的缘起，是她和几个同学在某师长家里作客时，师长太太请她们品评买来的丫头。谢冰莹拂袖而走，回到宿舍便以笔倾泻满腔对黑暗现实、吃人社会的怒火，对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抱以无限同情。她的名作《从军日记》、《女兵自传》，都是以自己手中的笔，将自已的眼睛所摄下的影像、将自己的心路历程，形成直率泼辣的文字，从而得到了人们的共鸣，一时洛阳为之纸贵，《女兵自传》并相继被译成英、日等10多种文字。与其说这是对她文笔的肯定，毋宁说这是被感动的人们对她勇于展现真实的嘉奖。她回忆写《女兵自传》时说：“当我动笔写这本书的时候，就下了一个决心，我要百分之百地忠实，一句假话也不写，完全根据事实，不渲染，不夸张，只有绝对忠实，才有价值，才不骗取读者的热情。”有人质疑她在《新从军日记》中如实描写东战场的退却，怕读者生出“凄凉”、“失望”，而她的回答是：“艺术的价值贵在真实，何况东战场的退却是一件事实，而且是一段很值得纪念的事实，为什么不可以写呢？” 1993年阎纯德教授在采访她时问：“您的艺术信仰和艺术风格是什么？”她的回答是：“现实主义！我的作品主要是纪实的。日记、传记文学当然必须完全真，就是小说也都有真实的模子。”缘此，她的作品，无不涌荡着时代的风浪、切合着历史的脉博。可以说，谢冰莹是在用她一生的作品，诠释着“真实是文学的生命”这一真谛。

在谢冰莹的代表作《女兵自传》中，我们可以看到她是如何贯彻自己的生命追求的。这是是一部具有历史剪影性质的纪实文学，以自己的前半生为绳，串起了二十世纪初到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一幅幅真实场景。在作者的带领与感染下，我们深深地代入书中的“我”这个角色，以她的眼睛来感触当时社会，用她的手来探量时代脉搏，我们的心和主角共振，从而感受到这本书的真正价值，从而切切认同作者的自述：“《女兵自传》主要表现在那个时代的女性, 如何从封建家庭里冲出来, 走进五光十色的社会, 吃过许多苦, 受过多少刺激, 始终不变色, 不堕落, 仍然在努力奋斗。”作家准确地表现了个体与时代的契合与冲突, 揭橥了跳动的心灵与沉重的脚步之间巨大无奈与反差的本质所在，由此，一位性格鲜明、敢爱敢恨的进步女青年，在薄薄的纸面上仿佛跃然而出，在那黑沉沉的夜里只是微光一刹，便已刻入脑海无法令人或忘。因此，这个形象，激励了那时许许多多热血青年, 引导着他们义无反顾地走上艰险的然而是崭新的道路，因此说它是一本精神教科书，并不为过。本书的最大意义，应在于此。可以说，《女兵自传》是部生活的真实性和时代的鲜明性达成统一和谐的、达到相当高度的传世佳作，因此，它的艺术魅力至今持久不衰。

谢冰莹曾说过：“我要把每一段过去的生活，闭上眼睛来仔细地回忆一下，让那些由苦痛里挤出来的眼泪，重新由我的眼里流出来……”正合了尼采所说：“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谢冰莹的作品，绝少愁花叹月，一切缘真情而发，心灵直通文字。相信看过谢冰莹文字的人，就会知道，这是谢冰莹的，绝不会是其他任何人的。因为，这些文字，透着坚毅，透着刚强，热情奔放；这些文字，绝不是只是人生路上的点厾与勾染，本身就是她的笑声，她的眼泪，甚至，她的血。

当然，我们可以挑剔地指出她创作上的一些缺点。“质胜文则野”，过于迷信“质”的力量而轻视“文”的阐发，使得她的创作姿态不够从容，作品意境稍显浅薄。究其原因，不在于“才”，而在于其个性、审美取向、文化背景乃至生活经历。在谢冰莹那个年代，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女性作家，她与其他女作家相比，斗争性特别是与家庭的斗争最明显最激烈；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最小，虽然生于书香之家，但因其叛逆性、很早便发端的对封建礼教的抵触与反抗，非常反感被灌输传统教育；由于对祖国命运、妇女命运的关切，她较早且相当频繁地参与社会活动，以及其他一些特殊因素，她从来没有安安稳稳地在任何一所学校呆到毕业，因此她身上的艺术气质最为淡薄,动荡坎坷的生活也让没有机会进行艺术上的积淀。以上因素综合起来，于是形成了这样的结果：至少，在她的早期作品中，我们很难体会其他女性作家共有的细腻、婉约、唯美文风。电影表演有性格演员和本色演员之说，我们借用过来的话，谢冰莹，便是典型的本色演员，因此她的文风便呈现出一种用力过度的直白而殊少意蕴，林语堂《<从军日记>序》里评论说：“象一匹悬在高山顶的瀑布，它根本无所顾忌无所作态永远地、活泼地、随意地狂泻。”可以说，这句话并不能算是褒扬。从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觉出，在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处理上，显然并不太令人满意，特别是在小说创作中，有太白太露、喊的成份过重、流于粗糙、人物挖掘不深导致稍显单薄的瑕疵。这一点，跟同时代与其创作倾向与风格相似的女作家丁玲、萧红等相比，便显得相当突出，《女兵自传》在艺术上的成就要逊色于《莎菲女士的日记》、《呼兰河传》。但作为第一个创作“从军”题材、塑造“女兵”形象的作家，她以洋溢着时代风采的“女兵文学”、以贯穿于其作品的反帝反封建、争取妇女和民族解放的主旋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有着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

 

三

 

由于种种原因，谢冰莹在离开大陆后再也未能踏上故乡的土地，但她对家园的思念之情就象弹簧，在时空里拉得越长便愈加深沉。“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在诸多散文如《故乡的云》、《还乡梦》及与大陆亲人的两地书里，她对家乡的眷眷之心，昭昭在目。如今，伊人已逝，结束了隔着海峡隔着太平洋隔着半个世纪的守望；她的魂，应该已经回到了故居——守园吧，而她生命的核心，仍将闪烁在历史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