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家要有大爱精神：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不是我总结的，是《圣经》上说的。

 

大爱无痕，无痕，不留下痕迹。作家、伟大的作家就应该具备这种境界。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爱分好多种，对朋友好，叫做友谊之爱，对亲戚好，叫做亲情之爱，对伴侣好，叫做爱情，对所有人好，叫做博爱。什么叫大爱？举例说很简单：如果你迷路了，拿出地图来看，路过的人问你：“需要帮助吗先生？”这种询问，就是大爱。 在一个没有标识禁止吸烟的位置，你想吸烟，但是看看身边有妇女儿童，你忍下来了，这也是大爱。我们很多人只关心家人、朋友、同事，大爱是关心你不认识的人。

“爱”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具渊源的概念，许多名家大师都对“爱”的内涵进行过思考和探究。举例而言：

英国诗人雪莱说，道德中最大的秘密是爱。

德国作家席勒说，爱能使伟大的灵魂变得更伟大。

雨果说，人间如果没有爱,太阳也会灭。

 

“大爱”是大善、至善、博爱，是爱人之爱、自觉之爱、持久之爱的统一；大爱是一个作家应具有的精神。我们今天的很多人，只关心自己，只想自己，但身为作家，那就不应该人云亦云，精神上应该有一个高度，对社会不公的关注，对弱者的关注。作家要有叛逆性，用自己的观察和笔来批判这个社会的弊端。我今年三月份出版的中篇小说集《青山绿水》，有人买了，读了，在我微博上私信，问我为什么写一些妓女和罪犯，八个中篇里，有四个中篇写了妓女，《青山绿水》、《我的生活》、《蒙娜丽莎的笑》和《希望》，分别写了不同的妓女和暗娼，而《我的生活》、《希望》和《到此为止》还写了犯罪，您怎么会不遗余力地写这些社会的阴暗面？我的回答很直白，因为没人写，没人去揭示这些社会最底层的人走向犯罪的原因，所以我来揭示，我来写。总要有人关注他们，我想，这就是大爱。

 

刚出版的《来生再见》，实实在在是看到很多国军老兵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不是现在，现在他们大多含冤、含恨而死了。不死也是八九十岁了，因为抗战胜利都六十八周年了，即使他们在抗战胜利那年只有二十岁，活到今天也是八十八岁了。所以我说他们大多死了，不是咒国军老兵，是他们大多含恨而去。

二十多年前他们大部分还活着的时候，我见过贫穷的他们，生活在长沙街巷的贫民窟，住着破烂的房子，床上挂着破旧的蚊帐，家徒四壁，然而，他们却是打过长沙会战、常德会战和衡阳保卫战的湖湘子弟，是我们的前辈，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却让他们敢怒不敢言。更早的时候，在我还是童年时候，我的小学有些同学，他们的父亲便是国民党老兵，打过日本侵略军。我在《湖南骡子》里写的那个双腿被日军迫击炮弹炸没的何胜武，实实在在就是我小学同学的父亲。他的双退就是在长沙第二次会战中，炸没的，成了个靠糊火柴盒和剥花生壳维持生计的残疾人。不是英雄，一切都要靠自己自食其力。

一九四九年成立的新中国，不是他们可以领取酬金的新中国，他们因是国民党官兵，遭受了很多苦难，被压迫、被欺凌、被管制。文化大革命中，我有的同学的父亲（因为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国民党军人身份），一逢过年过节，就低着头，自带小板凳，到居会委指定的地方，读报或学习文件，或者接受居委会主任的斥责。整个社会都嫌弃他们，把他们踩在脚下，这是不公正的，要知道，他们当年为中华民族不当亡国奴，浴血奋战，流血流汗，可他们的功绩，却被整个社会清除、遗忘了。

湖南抗战打得很惨烈，从一九三九年九月长沙第一次会战，至一九四四年五至八月，前后打了四次长沙会战，每次都是二十几万国军抗击十多万日军的大会战；一九四三年还打过一次常德会战；一九四四年六至八月，又打了著名的衡阳保卫战。中日军队最后一战也是在湖南境内打的，即雪峰山大会战，日军要打过雪峰山，攻占芷江机场，但日军没有得逞，被国军歼灭了四五万人，大败而归。很奇怪的是，我们湖南的中、小学历史课本上，竟一字不提，好像湖南没来过日军，没与日军开过仗，四次长沙大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保卫战和雪峰山大会战，好像从来没发生过一样，这是不是想抹掉国军官兵的抗战史呢？我读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时候，一点也不知道这些。这让我想起南京大屠杀，日本人不承认，甚至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造的故事，日本的中、小学课文都不提及，或者提及也只是一笔掠过，轻描淡写。中国政府很不高兴，十分计较，谴责日本右翼势力企图抹掉历史，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下一代人很有可能重蹈覆辙等等。

我想到了什么，便打电话问我认识的一名高中历史老师，问他，现在的历史课本是怎么写国军抗战的。他告诉我，历史课本上只提到了淞沪会战、南京大屠杀、太原会战和林彪打的平型关战役。一九三八年后，只提了彭德怀的百团大战。我问，历史课本上有湖南的抗战吗？他答，湖南抗战，一个字都没有。我不相信今天的历史课还这样，又打了几个电话，终于找到了一名女初中历史老师，我问她，她说的与高中历史老师说的一样，并说，历史课本上，没有提湖南国民党官兵的抗战史。她也觉得不公正。实际情况是，长沙第一次会战的胜利意义很大，“战无不胜的大日本皇军”第一次在中国大地上，攻城掠地遭到重挫，失败而归；长沙第三次会战的胜利，使站在岸边观望的美国政府和前苏联，相信了中国军队有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能力，从而开始给中国军队提供武器和物质援助。意义就有这么大，就有这么深远，难道还不够写进湖南的中小学生的历史课本么？

我忽然感叹，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从一九四九年夺取政权至今，执政六十多年了，还小家子气，还说国民党军队拒不抗日，只宣扬八路军和敌后武功队在日军后方与日军交锋，今天杀几个，明天“锄”几个。我们也不敢正视历史呵，这不是也在抹掉历史么？只怪日本政府在侵华历史问题上耍赖，我们自己不也是这么干的么？！

所以，我执意写他们，写他们抗战，写他们于“反右”和文革中经受的磨难，用俏皮的笔墨写，或用宽容的语气写，旨在告诉下一代人，中国有过这么一群不畏强暴的勇士，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存亡，舍身忘死，文革中却遭到“无厘头”的欺负。没有作家写他们，假如有作家写，我不会写的。因为，也许写他们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其实，就社会背景而言，我与我写的这些国军抗战老兵，一点也不搭界。我父亲一九四七年于广州中山大学毕业，毕业后他愤然革命去了，去了湘南游击队，与湘南的国民党军队打游击，为着他们那代人的共产主义理想拼命奋斗。一九四九年后，他任过资兴县县长、湖南教育厅普教处处长、湖南第一师范校长，当时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健在。文革中被打倒，文革后官复原职，现在仍健在，九十二岁高龄了。按说，我不该写国军官兵。但别人不写，我来写，这也许就叫大爱吧。

 

　　二、作家应具有梅花的品格：

一个大男人，坐在熬吧谈梅花，有点搞笑吧？我虽是个作家，身上却有很多长沙男人的陋习，好赌、爱玩、烟抽、嚼槟榔——今年才把槟榔戒掉，牙齿嚼坏了，说脏话，现在还时不是飙出一句脏话，实不应该。年轻时候还爱讲狠，玩起来没有节制。然而，这并不能抹杀我酷爱文学、潜心创作的一面，这一面始终在我脑海里坚持，令我不懈努力。

梅花最具有精神品格，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美的象征。它奇特的自然属性，符合我们中国人的高德观和理想追求。梅独立严寒，抗拒霜雪，笑傲群花，象征着吃苦耐劳，逆境中不屈不挠的品性。它先春而放，一花独开，报春而不媚春，当万紫千红，春回大地时，她却悄然隐匿。这是一种绝对崇高的品德，自傲而不狂妄，高贵而不俗，有追求而不霸道，含而不露。这在我看来，正是一个作家应有的品格。

作家要有大爱，还要有梅花那种冷艳的特质，冷静观察，不附和主流，换个角度，去发现生活中的不公。读大学时，我曾经很喜欢陆游的词《卜算子·咏梅》：“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我特别喜欢“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这句词，大家都知道，陆游是咏梅，意思是梅花飘零了，被车马碾成了泥，但清香还在。我却把这句词联想到作家和作品身上了。那就是，哪怕人不在了，作品还在，还有人读。只有香如故，这才是作家毕生追求的。我们有些作家的作品，人还在，书却没人读了。前些天，与弘道的人去师大图书馆讲座，路上，他们说，有些作家的作品，因无人读，退回出版社，被当废纸捣成了纸浆。

有一点我很欣慰，定王台弘道一楼书店的店长说，我的小说是长销书，仍然有人读。她说有的读者，先是买一本回去看，后来再来买，把我的全套（湖南文艺社出的），一起买走了。呵呵，也算给了我一丝半点慰藉吧。

 

作者简介：何顿，男，当过知青，教过书。现为长沙市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从1985年开始，何顿就在《收获》《钟山》《十月》《花城》《大家》《小说界》和《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及《北京文学》等等刊物上发表多篇小说，共计出版和发表小说七百余万字。何顿被评论界誉为中国“新生代”和“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我们像葵花》《黄泥街》《黑道》《湖南骡子》等；中篇小说集《生活无罪》《青山绿水》等。其中，《湖南骡子》于2011年7月在人民文学社出版，在中国小说学会评选的“2011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位列长篇小说第四位，是中宣部重点作品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度小说的推荐书目，并且正在改编成电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