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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恪:一种民间写作的立场

http://www.frguo.com/ 2014-09-24 刘恪

    生于湖南岳阳。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曾先后任教师、记者、编辑、文学期刊主编。现为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国土资源部作协副主席。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著有长篇小说《梦与市》、《蓝色雨季》、《梦与诗》、《寡妇船》,小说集《墙上鱼耳朵》、《红帆船》、《梦中情人》,理论专著《欲望玫瑰》、《词语诗学·空声》、《词语诗学·复眼》、《耳镜》、《现代小说技巧讲堂》、《先锋小说技巧讲堂》等600万字。作品多次获得国内图书奖和期刊文学奖。


  一、民间写作的可能性

  我们的乡村!我们的田园牧歌!我们的往事!在今天的都市人那儿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留下的只是追忆。

  “乡村社会的消逝。”不仅是一种感叹,在许多都市化城镇那里已成为一种现实。这样正好滋生一种城市进步主义观念,因而城市与乡村便天然地成为了一种二元对立关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最早在欧洲出现,英国十九世纪便清晰地展示了这种矛盾。甚至可以远追十八世纪的英国社会现实,其标志性特征是农业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已经建立。在中国也许更早,指汉唐时封建帝国建立的一套重农抑商的政策。在这种背景下,民以食为天的政治口号便演变为了新的道德和普遍价值观,测试一个男人的能力就看他是否能养家糊口。新的世界体系人们开始思考的是新的社会制度及其阶级关系,同时也产生新的农业社会后果,即文学的道德变化。据雷蒙·威廉斯的意见:英国乡村社会史上非常关键,它导致了一种新的乡村写作的出现,科贝特就是这样写作的先驱者。……新的典型行为,就是虚构文学向一种新的小说形式的转变所具有的关键意义……。①这方面真正的代表则是简·奥斯汀与吉尔伯特·怀特。这个观点极为重要,它表明小说的这种文体样式是乡村社会的结果。这种意见在别的国家是不同的,例如法国现代小说的代表则是法朗士,他追写的是历史而表达的则是对现实社会的憎恶与讽刺,并不区分城市与乡村概念。而中国古代的白话小说的产生反而是市民阶层的推动,才使明代社会出现了《三言两拍》及《水浒传》、《三国演义》。真正的现代小说又似乎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乡村小说。因此小说文体起源是复杂,但有一点它离不开民间,这里所谓的民间一是乡村、二是指城市的街巷里弄。总之,民间指向社会最底层的分子结构。其中重点仍旧指向广大的乡村社会。我们一般所言的民间通常都是以广大的乡村社会为底盘,如今社会城市化了,还有没有我们指认的民间呢?或者说,我将要提出的民间写作仅仅只是一个虚拟呢?这真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大问题。

  乡村是否消失?我们现在来讨论一种立论。

  英国一种观点认为:经历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变革之后,英国传统的农村社会已经消失,农业经济已经边缘化了。重要性在不断降低,而且这种现象在全世界所有地方都会如此。其实中国当代多数人也秉承了这种看法。

  威廉斯首先的批评:这是一种怀旧的田园主义传统。这种观点认为乡村是一种自然经济和一种道德的生活方式,仅因为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破坏了它,所以乡村一去不复返。威廉斯认为并不存在这样一种没有剥削、没有苦难的田园风光。而这种田园牧歌的风光只不过是按一定意识形态神话所编造出来的。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废名的陶家村、史家庄;沈从文的边城。都是文人对宗法制度下的秩序一种选择性的美化。这种田园牧歌在欧洲远追古希腊罗马时代,并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古典时代描写田园生活采取了一种理想化的语气与意象。有歌颂田园乐趣也反映了劳动的艰辛。乡村的善良淳朴与战乱及社会腐败是对应的。二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新田园。农村艰辛与社会黑暗现实被放弃批评,而是文人精心挑选的意象,构成一个釉彩丰富的虚幻世界。到新古典作家那儿田园牧歌完全没有现实的土壤,成一个矫揉造作的乌托邦符号。同时在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之中,宁静富足的乡村变成了历史的避难所,歌颂的是农业文明秩序中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威廉斯看来这种文人情怀的虚构是不存在的。这是一个不真实的历史,是对宗法制度伦理秩序的一种美化,是对自然经济的一种神秘化、理想化。

  他的主要论点:

  一,不存在自然的,道德的经济,这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的本性决定的。我们有可能建立自然和谐的秩序,但它实际掩盖了乡村劳作后那种组织化了的财产关系,内在矛盾并没消失。同时新田园牧歌彰显了一种消费慈善,即乡村普遍的人情亲情消费关系是一种亲爱关系,它掩盖了劳动上艰辛的不慈善,人际关系中的剥削被隐蔽化了。更深刻的是这种农业的宗法制度并不比资本主义制度仁慈。

  二,乡村自然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存在着非常暧昧的承继关系,并非人们想象的截然不同。地主阶级也产生新的经济形式:圈地、出租、投资等方式加大力度的经济剥削使农业人口涌入城市形成新的复杂的社会关系。这表明地主阶级的继续发展,一种形式的统治(资产阶级)代替另一种形式的统治。神秘化的封建秩序让位另一种神秘化的农业资本主义秩序。这仅仅是那种自然秩序连续不断、继续控制人民。这表明剥削的形式变化而剥削对象内容、性质依旧没变。

  三,乡村和城市真正对立吗?这是值得怀疑的,中国乡镇一直都是以农业经济秩序而发展起来的,重点是加工农产品。而现代城市作为管理、金融、信息、加工技术实行的功能是施实的第二次利润分配与剥削,这样农村成为城市的底盘,城镇便是乡村的映象,又是乡村的代理者。说白了是城市加强了对农村剥削的力度,例如农副产品价格低廉。这是一张看不见的网,这种对农民的经济剥削折算到城市里的利润往往工业产品贵而农业产品贱。这种依附关系表明了没有广大的乡村就很难有城市剥削。另一方面城市又部分地实现了乡村的价值化需要。所以作为城市与乡村两个相对举的核心概念永远也不会消失了,这是由他们的依附关系所决定的。

  四,城市进步观怀有两方面强烈思想。一方面对资本主义高生产效率的崇拜,城市工业生产带来的物质超级的富裕包括对技术的迷恋与现代性的乌托邦幻想。但另一方面城市极度发展所带来的罪恶,资本主义的高效管理以及资源的耗尽,极度膨胀的物质使人们异化、疏离、自我丧失。资本主义无法有效地解决这些矛盾。拥有最先进惊人的技术却无法解决人际关系中的和谐相处。社会物质财富极大饱和却无法解决在有效人口内的财富平均分配。如何解决社会悖论至今没有人拿出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案。重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在管理规划经济体系时,保持了国家资产许多项目的优先权,由少数人控制着多数人的资本命运。

  五,农业的边缘化是资本最大效益的利润剥削的后果,这不仅仅使社会畸变,也造成人的精神畸变。从文化人类学来说人类社会的生产发展天然地与农业劳动生产节奏相适应,由此的工作节奏进入人类心理节奏。保持了农业劳动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中心活动,而且是必要地迫切地维护了人类生活发展。这种以农业为主体的生活方式本身可以改造人类自然的和谐秩序,消除极端贫富和人口危机。表面上短期的城市物质给予极端丰富的享受,可人类都承受着自我异化的精神裂变。城市与乡村有如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城市无法拯救乡村,乡村也无法拯救城市。二者是矛盾的也是互补的,不可能仅保留世界几个大城市而消灭全球地理无限广阔的乡村。同时我们也不可能把大城市象蛛网一样遍布整乡野,这种地理空间的功能区分绝对存在,表明了我们的乡村永远也不可能消失。这也就保证了民间概念永远存在于乡村。

  二、民间写作的性质

  什么是民间?没有一个准确的专业定义,大家都只存在于口头上的约定俗成来指称民间。最大的概念,大约要属民间文化(kultur des volkes )这是赫尔德于18世纪的命名。英语叫:flok culture。世界各民族主体均有自己的底层社会,这个底层相对于少数专制管理制度的上层社会,因此底层社会是大众的平民的人群。他大体拥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图腾、神话传说的源头,有大致相似的民间风俗习惯和语言,拥有共同的节庆歌谣,包括婚丧嫁娶。重要的还拥有共同的天文地理及人们的精神气脉,并产生一套与生活相关的地方性知识,简洁地说这些大众平民生活在民间有一套共同遵守的生活方式。这里所说的民间一定是相对区域内的大多数人群。遵守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因而可统称为民间文化。

  我这里提出的民间写作是与这种大民间文化含义相关的一种写作对象及立场。因此有几点可以作更进步的辨析。

  一,民间写作是指对象、方法、视角均是向下的,指向最底层社会的平民大众,同时指这种民间大众是没有媒介信息能力,没有话语传播能力的,非发声的民间自治的声音。力图揭示他们生活方式的底层性,展示他们自身的喜怒哀乐。这就相对于政治历史中主流制度表述的民间话语不一样。简单说真正的民间是被遮蔽的,我们的目的是呈现民间生活的原貌,还原于民间的历史真实。

  二,民间写作尤其重视民间的发生学。那些受到主流、正统文化压制的语言、行为、事件,甚至包括地方性知识。民间的过往已经成为历史的魅影,它消失了秘密与真相,这就需要大量的田野调查,这种调查不仅是时间历史、制度历史中的人物与事件,更重要地找到那些细节的真实性,包括一艘风帆船上数百个元件准确的名称。生活不容想象因为真实生活的细节比想象更精彩。这种发生学不能仅仅是人物与事件的而应该是民间人群的心理痕迹。我们知道的不仅是民间生活现象,而是我们以往及现实的民间为什么会这样。民间提供的反思不应该仅停留在物质层面,而应思考其民间精神的特质。

  三,民间写作不是单纯地搜录过去民间发生的人物、事件、器物、风俗、信仰的形式,而是一切民间元素相互发生作用的关系史。据阿尔伯特·贝茨·洛德称:我们“继承了19世纪民间创作的概念”。“但是民间创作这一概念都是不准确的。”②这里表明民间写作不是我们发明的东西,而是自古有之,在中国最典型的也许就算《水浒传》了。这部书从写作对象、内容及方法都提供了民间写作的精彩范例。我们不能把民间写作视为一个单独的局部,或某种形式:如民间文学、歌谣、神话、宗教、民俗、小戏、节庆与婚姻的形式。在中国还有二人转、大鼓、快板书、渔鼓词、皮影戏等等。而是把这一切通俗的大众的口传的,还有民族的、民间的、原始的看成一个立体的整体,民间所有的形式都是相互关联影响的。如果更深层次地讨论民间写作,我们甚至都不主张单独地使用某个民间形式。针对小说与诗歌而言,我们要求形式上有所独创,这个独创是整合了我所有的民间文化资源而产生的。

  四,民间写作宏扬的是一种人道主义一种平民精神。进而我们还可以说弘扬一种乡土精神,这种乡土精神和民族精神是连贯的统一的。“每一大洲都有它自己伟大的乡土精神。每个民族都被凝聚在叫做故乡、故土的某个特定地区。地球上不同的地方都洋溢着不同的生气,有着不同的震波、不同的化合蒸发、不同星辰的不同吸引力——随你怎么叫它都行。然而乡土精神是个伟大的现实。③”这个乡土里面包括由城镇组成的民间,街巷里弄里也有由平民组成的民间。他们有日常现实生活也有自由精神,因此我们不能狭隘地理解乡土精神和民间性。这可以统称为一种民间精神,在这种民间精神特别不能忽略家族的力量。家族在全世界所有民族中都存在,因而我们要特别注意家族伦理的民间生存,他们可能是延世累代形成的一种宗法力量与习惯生存,是社会基础结构中一种重要力量,起着稳定社会结构的作用。可见民间也不是一个人的局部,它是家族、民族、国家融合成的整体,所以民间的一点一滴也牵动着国家利益,这更可以看出民间的一切元素都是相互关联地发生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民间也是国家。民间精神也是国家精神的一个部分。

  通过上述的辨析我们明白了民间指什么?民间的对象、性质、精神、形式都有具体准确的内涵。我们接下来讨论民间写作的具体元素就不会发生偏差,民间写作是一个常识,古往今来应该不会产生误解的,可是国外自20世纪初,中国自20世纪末开始出现了极大的偏差,几乎可以视为一种反民间写作的倾向。甚至被一种大众文化所覆盖继而取代,传统中民间文化可以上升到融入主流文化,今天的主流文化却要灭绝民间文化。例如说,现在谁还看乡土小说,我们推行普通话,谁还使用那些土得掉渣的乡土语言。我们要反映当下城市生活的变化,我们要展示大众生活的状态。总之,我们的新论调几乎都是被西方社会历史进程中所证明了的错误的东西,而被我们今天的主流文化所津津乐道,甚至还包括我们许多的重大国策也在清除民间文化。

  我想我们有必要来谈一谈批判的大众文化。

  三、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

  我们有一个习惯是借大众的名义,殊不知大众是一个不稳定的概念。民间也有大众,资本主义工业化以后有大众,城镇化改造以后有大众,新的打工族形成以后有大众,因而大众一定是某个语境中相对的指向。我们这里先谈大众文化中的大众是什么意思?及他是如何形成的?又有什么样的特征?我们先确定什么是大众文化。

  1957年英国理查德·汉密尔顿有一个定义性的说法:流行(为大量受众而存在)瞬间即逝,唾手可得,成本低廉,大量生产,主要以年轻人为诉求对象,诙谐而带点诘慧,撩拨性欲,玩弄花招而显得俏皮,浮夸,是以带来大笔生意等十一项特质。④

  大众文化的特征:标准化,刻板形象,专重保守,造做不实,玩弄世人。大众文化并且是对立于艺术的“纯粹的经验”它只提供了“虚幻的满足感”⑤,可见大众文化以其低俗反抗高雅,以其流行对抗经典,以其粗鄙反对精英。这对于传统的统治阶级而言当然具有积极意义。这表明大众文化的形成永远是对宰制力量的反抗,而且永远不会成为宰制力量的一部分,因而我们又可以理解权力集团与大众之间是一个不断斗争的过程,或者及其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过程。这可以视为大众文化积极主导的一面,但大众文化还有另一个层面,大众文化是文化工业的后果,这是一种被制造的文化商品,例如电视电影、网络游戏等,它是集团利益按大众的口味设计的文化模型,麻醉大众的一种消费产品。大众并不能制作大众文化产品,例如打工族是无法完成一部长篇电视剧,或者《阿凡达》那样的电影,更别说《指环王》那种奇幻效果的东西。大众文化产品是按模式批量生产制造的,因而我们可以说大众文化不是大众的制造,是从天而降的文化幻想模型。

  大众文化到底从什么地方来呢?大众社会。我们可以说一切社会都是大众社会。但特定于大众文化的大众社会是有一个源起的。斯威伍德分析说,“大众社会的概念起源,必须上溯19世纪后半页,西欧资本主义所引发的快速工业化过程;当时工业化带动了社会、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诸般条件,有利于现代阶级社会的形成,其社会基础已经不再是‘人们’(people),而是大众。⑥”大众社会的特征是资本主义社会分工带来的后果,例如大型工厂的组织模式需要吸纳的大量工人;商品生产与销售需要人口稠密高度集中的社区;有四通八达的信息网络渠道便于大量的广告营销宣传;由于大量的人工集结,工人阶级有了集中的投票权力,于是产生了大众政治的风起云涌。在中国形成的大众社会显然指城市化改造后大量的城市贫民;再就是大量的打工族从农村涌向城市;另一方面指网络信息社会所覆盖的社区、商品信息广告与商品的集散地,这一切导致的庞大的消费人群。应该说中国的大众社会理念是不完备的,还处于正在形成中,当然他们已经形成了社会强势,但还不能代替传统社会。可是引起的文化矛盾和西方一样。“一方面,它是工业化的——其商品的生产与销售(网络销售),通过受利润驱动的产业进行,而该产业只遵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又为大众所有,而大众的利益并不是产业的利益——正如数量浩繁的电影、唱片,或其他产品(爱泽尔牌汽车)所表明的,大众让这些产品变成昂贵的失败。⑦”大众文化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即它不是由大众所创造、生产的文化产品,又不给大众带来经济利益,但它是供大众消费的。它仅从大众身上剥削了金钱,所以它是大众最昂贵的失败。大众文化是一种商品,所以它的目的在于使用与消费。这种器具性的东西它从根本上是难感动人与触动人的。没有人要求大众文化成为经典。所以也就摒弃了经典化写作。这样看来为大众的写作也就成为了问题。一是欧洲社会的大众文化根本上是商业操作,没用人提出为大众写作。二是中国社会现实里,大众社会理念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概念,如果提出为大众写作基本是一个伪概念。三是中国写作大体可分为意识形态写作与经典写作。整个主流文学史特别是现当代部分基本上属意识形态写作,另一部分为经典写作的含义,基本上是以文学性为标准理念基于人道主义立场的写作。

  理解大众文化以后我们来谈民间文化就方便多了。民间文化是全世界各民族国家自身存在的文化现象,是自古以来自然而然的,可以说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早最原始地便有这种民间文化,它伴随人类产生的始初,因此民间文化里始终都有文化人类学的东西,例如神话、巫术、宗教、习俗、气候、风土等。我们的文化人格,每个人的语言习惯,甚至包括个人气质都先天地具有他出生地的民间性。也就是说每一个中国人都逃脱不了他自身的一种民间性。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说,“人类受多种事物的支配,这就是:气候、宗教、法律、施政的准则,先例、风俗、习惯。结果就这样形成一种一般的精神。”“大自然和气候几乎是野蛮人的唯一统治者:中国人受风俗支配,而日本人则受法律的压制;从前,道德是斯巴达人的法则;而施政准则和古代惯例是罗马人的规范。⑧”孟德斯鸠讨论的是民族精神的形成,其中我们可以看到绝大多数因素均是民间文化的。而且特别重要地提出了中国是受风俗支配的,这种风俗的也就是民间的,这种民间的也就是民族的,可见中国精神无论如何都不可缺少民间这一极为重要的元素,以此考察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农民起义就会发现英雄起于草莽、节庆始于民间,以《诗经》为例我们又可以确证文学也是始于民间的,因此流传着文学在野不在朝的说法。在中国民间应该视为一个生长的概念,是民间孕育了中国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一切。这里逐渐可以明晰一种观念。民间不是一种客体,民间是一种主体,一种生产主体。由此可见,我们说我们采用一种民间写作的方法是不对的,是民间内容与方法支配了我们的写作。因此民间本来是一种创造的场域,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说,大众文化不是大众的创造,而是来自文化工业模式化生产。民间文化不是统治阶级创造了它,而是民间大众自身创造了文化,从历史的观点看民间大众创造了文化后并亲自实践了这种文化形态,如民间宗教,中国人的端午节,人们划龙舟现在已成为一种国际赛事。大量的民间工艺瓷器、绣品、年画、杂技都是民间艺人的创造。民间写作与我们写民间是不一样的。民间写作我们首先应该把民间作为一种主体,一种生长的场域,我们的文学是在其间发育生长的。民间是我们的天然宝库,其次我们写民间是预设了另一种主体,民间成了客观的表现对象,我们成为歌颂民间或反对民间的主人,这个立场是有问题的,它暗含了一个我们作为主体高高在上的姿态,实际这时候的我写民间成为了一种宰制的力量,一种权力的他者,代表的其实是另一立场而并非民间立场,所以会有我们为国家民族写作,我们为人民写作,我们为他人写作的一系列口号。实际写作仅仅是一种自我行为,每一个人都是为自我写作,仅在于写作时选择一种什么样的主场与视角。我们基本上可以这样论断:一切活动在体制之外的作家,都是民间写作,道理很简单,他本人便是民间的一个成员,他生活在民间。他的民间写作是从一切民间事物出发,使民间事物成为一个表现的主体,而不是别人强加在民间头上的一种观点立场。民间自身如何运动它有一个自组织系统,它是自洽的,相对于社会上层,相对于权力制度,相对于国家民族的社会历史运动,民间保持了某种独立性。一般说来民主政府下民间的独立自由要宽广得多,而专制独裁政府下民间的自由独立性限制非常严格,这样民间空间发挥余地就比较小。文学是一个奇怪的东西,它首先必须保持了一个自由独立的空间,创造能量就能得到很大的发挥,所以历史上超强的集权专利统治的社会都不会有文学。中世纪逾千年之久,被政教合一思想牢固地统治,文学也就毁灭了。为什么古往今来一切民间都会有文学,那是因为民间相对于权力统治的上层要自由宽松得多,人们可以自由地创作。民间大众是一片自由肥沃的土壤,它不仅创造文学还在于民间大众需要文学,需要一种除民间物质以外的精神产品。当今之时民间的文学确实极其可危,因为电视挤进了千家万户成为了最普通的媒介手段。大众文化通过它抢夺了我们的民间观众。使大众文化成为一种输入意识,那种商品性的广告,那种通俗的娱乐性,那种滑稽搞笑的粗俗洪水猛兽式地侵占了我们民间乡村的休闲时间。民间是人性发生的基本场地,是社会分子结构中的最底层结构,民间是人类生存的活水源头。民间保存人道主义一些最美好的基质,散发着人性最有力量的辉光。他们抵制防治污染的能力相对的薄弱,因此凡属人类有良知的作家都应该坚持一种民间写作的立场,用以反抗这种大众通俗文化的浪潮。

  四、民间写作的方法

  我们确立一种探寻事物的方法,从根本上来说是危险的。其一,这种方法是否科学必须建立在已被实验证明而行之有效的。我几乎没有这个权力,因为我采用民间立场写作的小说不超过十篇。或者我总结了大量的古今中外的民间写作的文学作品,提炼出了一套方法。我虽一直关注民间写作的世界动向,也写过小说理论的书,但是专题总结没有做过,所以我谈的方法含有某种预设和假定。其二,这种方法必须具有普遍的有效性,成为一种写作的可能性。同时,这种方法作为个案还能解决问题的特殊性,是一种新方法,我不认为我发明了一种新方法,因为民间写作始于18世纪,但是他一定可以作为一种新方法处理新问题。例如人类学的发明与兴盛是20世纪初的事,但是它却解决文化人类学的起源和分期问题。我们在21世纪重提民间写作是融合多种新学科的优势来归纳总结出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必然是新的是多学科的综合,这表明这种新学科必然产生新的形式特征,具体到文学就一定会产生多种新的文学文体。其三,民间写作的经典方法与文本还没有产生。我们现在仅是倡导坚持民间立场而采用的一种写作方法。这样民间写作的方法是在我们民间写作的实践过程之中,随着民间写作的经典形式产生那么经典方法也就出现了。因而民间写作的方法总结只能是在未来。可是我们不能等待,不能等待出现了经典方法我们才写作,方法与形式都是创造的,因此只要我们坚持了民间写作,那么民间写作的方法也就随之而来了。

  因为我们有民间文学的宝库,极为伟大的有神话、民间故事、歌谣、史诗、长篇传奇等。这些范例都提供了民间写作的可能性,同时,历史也给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东西,我试着对这种新方法提出一些规范性的要求,但不作为戒律,每个人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创作提供民间写作的新方法。

  第一,民间视角:民间事物自身的主体化。我们常识中的民间视角是“我”作为主体采用民间视角。这样就预设了一个主体意志。民间容易意识形态化,往往我们强加给民间的东西首先便有了一个认识论的错误。例如:民族劣根性、民间粗俗、坊间刁民等等。我这里不是否认民间有落后粗劣的东西。而是民间是一种自组织的自洽系统,所有好与坏都是相互关系的存在,我们往往容易夸大它的一方面而掩盖它的另一方面。所谓民间立场是民间自身的立场,是民间事物与人自身喜怒哀乐的客观呈现,或者说民间也要表现一种自身的愿望。以民间自身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来判断民间事物。例如某人站在民间立场来判断,他的形象是一个标新立异好大喜功地表现自己,大包大揽哄骗乡里做过一些坏事,南方人称化身子、烂尸儿、抛皮、天皇等。可实际这类人的社会功能是不可或缺的往往在乡间能办成大事,仅仅是在于他性格上的毛病。在民间有一套宗法伦理来制约他,民间有一些恶俗得以存在,其实根子上就与某种制度性保护有关。民间的层次很多,物质层次,制度层次,风俗习惯层次,思想价值层次,这些层次相互作用而构成民间力量的网络结构。楚地“信巫鬼,重淫祀”我们只见到迷信和浪费的一面,而没想到这种民间风俗对人的心理的作用。还有信仰不仅仅只是语言的,更多地表现于仪式,仪式不是僵硬的模式,而是一种民间精神的表现。如果我们不从民间立场出发,而是预设一种理念那就会产生错误的判断。我们不可以代表民间,也没有人可以代表民间,民间的人、事、物是一种自我呈现,至于采用什么形式和方法可以灵活多样,民间的立场不可以变,这里套用一句存在主义的话:存在的便是合理的。民间尤其如此。

  民间写作是一种民间为其自身的写作,我们废除代言人的写作方式。但并不等于民间写作中不可以用“我”作为一人称。我的观察,我的人称仅作为一种表述形式。立场在民间。

  第二,民间元素不仅仅指人、事、物、场景等,它包容了民间的一切,同时还特指民间生产的一切产品。民间是一个生产的场域,它不仅生长物质,还生产人,生产风俗习惯,还生产精神价值。我们说的农副产品是民间的,但我们看到手工作坊的适用的和艺术的日用产品也是民间的。我们看到的生存的乡村是民间的,在城市底层的街巷里弄,非社区化的城市游民都是民间的。民间还有一块特殊的领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广阔空间会有许多游走不定的人群,他们没有归于制度化的管辖内,我们称之为游民,这也是民间。大量的水域、草地、沙漠、深山、旷野都是民间的自由空间。我们可以把民间元素分为有形与无形两类。

  有形类:

  一是气候地理。地理为山川形胜。分为山居与水居。气候为天象,雨量分布,春夏秋冬的变化,日照变化,从经纬度确立高原、盆地、平原、丘陵、山川、河流来定位的地理气象的变化,对人的生存与居住方式的影响。这包括一个大区域内的生物环境,如飞禽走兽的种类,植物树林的种类,还有农副产品的种类,我们可以广称民间地理。

  二是居室器物。各民间区域内由于气候地理不同他们最重要的家居建筑是不一样的,建筑上出现的各种形式派别实际上是一种民间风格的区分。由居住和饮食不同的生活方式会产生不同风格的器具生产,这些器具指农业生产器具、日用生活器具、婚丧嫁娶器具、节庆游乐器具、民间艺人器具、宗族风俗器具、交通运输器具、礼仪祭祀器具等。

  三是饮食歌舞。饮食是实物性的,根据农牧生产而确定,不过基本生存离不开饮水与食品,而食品又分为主食与菜肴,这一系列的人类生存的必需品都会有命名,但命名与饮食习惯又会根据不同的民间采用不同的方法,饮食不同会导致个人体貌与性格的不同,表明人的饮食是有民间性的,虽然环境的变迁会改变口味,但最基本的喜好还是由民间确立的。歌舞是伴随人类发展而来的,不同歌舞的内容与特点却是依据民间地方性而产生的。中国古代音乐歌唱分为南音与北音。南音为《候人歌》仅四个字:候人兮猗。传为涂山女等禹归来,仅是一种情感传呼:等人啊——啊。北音据《吕氏春秋》载为:燕燕往飞。北音实词,一板一眼,工整划一。季候,象征,动词一种直接的视觉表达。据法国人葛兰言(Marcel Grant)考察诗经里的《国风》便是古代的民间歌谣。因此专章写了《山川歌谣》分析《桑中》、《有狐》、《竹竿》、《河广》、《谷风》等。从《诗经》看节庆与歌谣,《诗经》无疑是最早的民间性写作,而且成为了中国文学的源头。我们看到《诗经》是古代的文学形式,可是你没想到它也是中国最早的宗教形式,宗教是民间最强势的一种信仰形式。葛兰言“通过它(《诗经》)我们应该能够很容易地对中国宗教的古代形式有一个大概的了解。⑨”这给我提供了一个民间写作发生学意义。民间事物A的发生它还证明B也产生了,甚至还产生了C。因而民间元素的发生学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综合的,从民俗学来讲也特别能说明这一特征。

  四风俗习惯。在民间形式的表现中最有特点莫过于各种奇异的风俗,这些风俗会因民间发生地不同而风格特点不同。其中有宗教祭祀、节日庆典、婚姻仪式、丧葬祭祀、宗族议会、亲友互访、季节中的农事、生日寿宴都会有浓重的表现形式,而这个形式不同民间会呈现不同风格,风俗既是民间事物的发生史,也是民众的生活史,它还是民间人群的心理史。孟德斯鸠说中国人的精神是风俗决定的也是有一定见地的。凡有形的都可归于物质,凡物质都可以称之为地方性知识,因此民间又可称为一个知识性文库,民间写作也要保持民间地方性知识的优势与独特性。

  无形类:

  一宗教与思想。这是产生于人们头脑中的东西,是看不见的,我们只能推知。原始宗教与思想它只可能产生于民间,中国民间宗教也是宗派众多:据说兴起于汉代,有五斗米教、太平道、弥勒信仰、观世音、摩尼教、净土宗、白莲教、罗教、斋教、黄天教、弘阳教、闻香教、清茶门教、天龙教、西大乘教、三一教、圆顿教、一炷香教、八卦教、一贯道、真空教、收元教、混元教、黄崖教、刘门教等。宗教始于民间然后发扬庞大便归门派而列于秩序,被制度化以后才有了主流宗教。宗教这一概念最容易深入民间,而且民间受众又最容易被宗教迷惑。宗教的民间力量是不可低估的。相反属于思想的东西民间反而薄弱。中国思想受《易经》影响,所以阴阳概念的思想几乎支配了民间。再例如:天人合一、宿命的思想、人性、仁道的思想、礼仪、孝道、知恩图报、因果报应、转世循环、福祸相依等思想都是民间普遍存在而又支配民间受众的。民间可以产生杰出思想与文学,但是受时空限制基本上又淹没于民间。

  二神话与故事。这在民间是最文学的,但基本以口传的方式保存着,在民间广为流传之后,而被文人们收集整理。奇怪的这些依仗口传的神话,与中国民间故事保存得反而是最完整的。记录神话的书籍很多,民间故事多为地方收集整理,这已成为小说最重要的母题与模型。极重要的有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中华书局)刘守华的《中国民间故事史》(商务印书馆)神话有克雷默的《世界古代神话》、《古希腊神话与传说》,袁珂的《中国神话史》,民间写作不是要我们去讲过去已发生的神话和民间故事,而是受神话与故事支配的民间事物神奇性、特异性,吸取神话与故事的表述方式,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民间出现的超现实的人物与事件,我们写的是现实生活中的魔幻性。民间各种事物在讲述着它自身的神话,民间正在编撰各种各样的故事,它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些,(包括性质与形式)而它自身神奇的故事性超越了想象。所以从神话与故事的角度看,我们也要坚持民间的主体性,是民间自身在演示神话与故事。

  三情怀与审美。民间的发生史演示着两种东西:一种是欢乐一种苦难。故乡情怀一般指苦难使他们离乡,有了故土概念。因为是宗法伦理的,所有的故乡亲情,家族情感都在那一片民间土地上,所以有了浪漫的乌托邦的乡村田园牧歌,衍生出来的是“怀旧”“乡恋”的情感主题。这里有一个悖论,一方面乡村苦难使部份人离开了乡村。另一方面离开了乡村的人又被故乡亲情锁定拉回乡土。民间写作要表现人们对民间矛盾的情感,特别是那情感冲突最为丰富细腻的那一部分。我们把话语分为普通话语和民间话语,要特别发扬民间话语的独特韵味、格调、色彩、节奏、重量、柔软与粗重来表达这种动人的民间情怀,这里还包括着气质、血性、氛围、心理特有的地方性语言。用地方语言表达地方情怀应该是最准确的。从民间出发,审美也必须是民间的价值判断与标准,否则会产生不合拍的感觉。在民间喜庆、圆满、福寿安康是最重要的,因而审美也是乐观积极的,是暖色调的,敞亮的,吉利的,由于文明程度的限制在高雅中偏于追求通俗,在精致中偏向追求朴素,在深奥中偏向追求浅白,有一种民间的朴野与敞亮。这一点可以适应民间艺术的一切形式。

  第三新的民间形式。任何民族都会有一个庞大的旧有的民间形式,而且转换为民间文化成果了。我们的民间写作不是去复制那些旧有的民间形式,例如去写一个地方小戏,恢复几种绝世技巧的杂技,唱唱民歌,采集歌谣,或者组织几支民间舞蹈队。这些已经固定了的民间技艺形式有着特定的适用人群对象与节庆婚俗。我们是要从文学的角度创新新的形式,最低要求也是一种民间变体。

  另外我们的民间写作是就文学而言,核心是坚持一种民间立场,一种人文关怀的平民精神,一种人性人道主义观点,所以我们创造的形式应该是过去没有的,是一种文学形式上的新体式,这种新体是每一个具体的文本,具体的的一首诗的,例如我们可以说神话体、故事体、歌谣体,这不准确,因为这都是已成定格的体式。我们要求先破体,打破旧有文体的规范,创造新体。新体是什么样子,是每个人新创造出来的文体样式。我这里预设一下:

  1、综合一切民间形式之后的跨文体。或诗文体。

  2、田野调查方法的访谈体,自述、对话、评论、报告。

  3、互文体。表层可以假借一民间艺人体,而构架之内是一种新的叙述文体。

  4、镶嵌体。首先用一文体构架,写另外一种东西(变体),而这体式中又用一个新体式,看似象个套娃(盒式故事法)。

  5、后现代之叙述体。一个文本构成对另一个文本的解构。适合于反讽性民间文本。

  以上形式我是在小说写作范围来预设的,诗歌和散文有什么好的新体式我仅仅只保留有发言的权力而实施静默。在方法论的谈论中有许多超出方法范畴涉及到对象元素的认知,不过我相信选择一种对象、内容、性质其实也是一种方法,只不过它可能针对形式更内在地成了一种思维方式,提供的是记忆与想象的启示。

  1、《城市与乡村》(英)雷蒙·威廉斯,韩子满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58页。

  2、《故事的歌手》(美)阿尔伯特·贝茨·洛德著,尹虎彬译,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页。

  3、《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戴维·洛奇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30页。

  4.5.6、《大众文化神话》斯威伍德著,冯建三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7页,第134页,第2页。

  7、《理解大众文化》约翰·费斯克,王晓珏译,中央编译出版,2001年版,第28页。

  8、《论法的精神》上孟德斯鸠著,商务出版社1982年版,第305页、315页。

  9、《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法)葛兰言著,赵丙祥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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