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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耜:散文史、散文生态与全民写作

http://www.frguo.com/ 2014-09-18 古耜

  原名田来。山东胶南人。中共党员。大连市作协副主席、《海燕》文学月刊主编。出版文艺评论集《分享生活的诗意》、《美文之美》等多部,参加过《金瓶梅词典》、《古今中外朦胧诗鉴赏词典》等大型著作的撰稿,主编有《辽海文章》、《百年一觉红楼梦》、《中国作家别解古典小说系列》等散文选集。曾在国内200多种报刊发表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和文艺美学的理论评论文章及学术随笔约350万言,文章收入数十种选刊与选集,并被高考语文试卷选用。作品先后获中国散文学会冰心散文奖理论批评奖,中国作协郭沫若散文随笔奖优秀编辑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中国作协、中国鲁迅研究会“我读鲁迅”全国征文奖,中国图书评论学会新世纪优秀书评奖,辽宁文学奖文学评论奖等。


 

  前些时,一批中青年作家聚在一起,专门讨论“全民写作时代的散文”。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因而也很有讨论价值的话题。不过,从报刊披露的讨论内容看,作家们的视线和精力,似乎较多集中于描述和分析全民写作态势带给散文创作的新情况与新问题,而无形中忽略了更深层次的全民写作与散文史和散文生态的关系。事实上,充分认识和正确把握后一点,对于促进散文创作的繁荣与发展,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与小说的特点和优势在于其客观性和再现性明显不同,散文是一种突出和强调主观性与感受性的文体。一个优秀的散文作家,无论其视野如何开阔、内涵怎样充盈,在通常情况下,都只能敞开“这一个”的主体世界,都只能传递与这一世界相适应的有限度的生活投影与生命镜像。而社会发展、人类进步和历史前行所赋予散文的整体使命与根本任务,却是透过无数生命个体心灵与人格的折光,以实现对民族或时代精神的全方位探照与能动性把握,即构建全息性的民族心灵史与时代回音壁。这便决定了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散文创作,要真正抵达理想圆满的境地,单靠少数优秀作家的努力是不够的; 而必须具备宏观的创作主体的开放性、广泛性与多样性。也就是说,要倡导和引领多多益善的普通人拿起笔来,加入散文写作的行列,支持和鼓励他们从不同的社会层面、生活视角和经验天地出发,以自由不羁而又迥然不同的心态和笔调,去完成题材不一,话题各异,艺术上可轩可轾,风格上有雅有俗的精神诉说与生活表达,从而使散文创作化为历史天幕上千姿纷呈、万象辐辏的生命与心灵的风景线。

  然而,在一个漫长的时期内,中国散文的发展未能做到这一点。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的交相作用,散文作家社会角色的相对单一、散文作品话语性质的大抵趋同,以及一部分生活景观和生命经验的被忽略、被遮蔽,曾经是散文领域的普遍现象。以中国古代散文为例,其林林总总的篇章,固然是词赋箴铭兼有,兴观群怨同在,但若按作家的社会身份划分,却大抵不出“太守文章”或“士子情怀”。至于其核心的精神主题与情感取向,更是可以“宗经”与“载道”或“出世”与“入世”来概括。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学遗产,如此这般的散文作品自然不乏超越时空的传世价值,但它却最终无法构成特定社会多元共生的心音交响,更难以准确传递底层民众的精神状貌与内心诉求。

  正因为如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才在“启蒙”和“革命”的旗帜之下,响亮地提出:推倒雕琢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通俗的社会文学。借助强劲的时代风气,现代散文创作毅然向“个人性”与“大众化”两个方向努力,并由此带动了题材范围的拓展、生活图景的转换和语言形态的更替,大众场景和底层命运开始频现于散文领域,甚至成为一部分散文作品的聚焦点。只是倘若就作家与对象的关系看,所有这些,都难免带有新兴知识者为大众和底层代言的性质,其形象之单调,意识之肤浅,情感之隔膜,几乎随处可见。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对文艺大众化有着深刻理解的鲁迅,才语重心长地提醒大家:现在的努力不过“是使大众能鉴赏文艺的时代的准备”,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必须是由工人农民自己“写出自己的意见”。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尤其是共和国的建立,使一批工农兵出身的作家投入散文创作,这自然有效地改变了散文作家队伍的结构,拉近了散文与普通人群和寻常人生的联系,然而,一种与特定时代政治氛围相适应的在创作上要“抓题材”、“赶任务”的律令,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所谓“散文是文艺轻骑兵”的说法,又把散文创作的题材和主题,不恰当地限制在社会事件的描摹和“大我”情怀和抒发上,其结果是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散文自性的弱化与生态的失衡——一种以内倾性见长的文体,却偏偏漠视个人生活与内心体验。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惟其如此,窃以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后现代思潮涌动而出现于散文领域的小故事、小感觉、小情调的走俏,尽管给散文创作带来了矫枉过正的新问题,但它也自有因物极必反而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二

  沿着这样的轨迹与思路,我们来看今天已是蔚为大观的散文全民写作,即可发现,它的积极意义委实不可小觑:一方面,成千上万职业、经历、思想、性情、趣味迥然不同的写作者,带着鲜明的个人印记进入散文世界,其五花八门、无拘无束的言说,不仅彻底改变了散文为知识者身份证明和“雅文化”一统天下的旧有格局,使散文第一次拥有了更为丰富和愈发斑驳的精神与文化承载,以及由此衍生的更为重要的社会和人类价值;同时,整个社会的文艺民主空前活跃,文化生产力有效释放,五四以降几代有识之士千呼万唤、孜孜以求的文学“大众化”,成为可以直观和验证的现实。另一方面,层出不穷,难以计数的散文全民写作的参与者,立足于不同的生活根基与生命趣味,随心所欲地表达着人生感知、社会见闻、时代欲求、现实评价,以及母爱亲情、童稚记忆、旅途奇观、艺文畅想,乃至下岗境遇、求职过程、讨债情形、被骗经历、合租体验等等,其质朴、真切、幽微、细腻的讲述,不仅将散文刻录个体性灵的功能优势张扬到极致,而且于无形中酿成了一个时代不加过滤与粉饰的众声喧哗。这时,每一位散文作者都变成了社会情境与心灵躁动的书记员,所有的散文作品汇集在一起,则足以化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图谱与生活长卷。至于这当中所包含的社会进步、经济繁荣、教育普及、文化提升等积极因素,更是显而易见,不言自明。

  需要指出的是,散文领域的全民写作,并非是一种孤立的、偶然的现象,事实上,它与新世纪以来网络空间的极度扩张,尤其是自媒体时代的迅速到来密切相关。换种更准确的表述应当是,网络空间与自媒体时代从根本上推动和成就了散文的全民写作。不是吗?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统计,截止2010年底,中国网民规模已达4.57亿,无数网民用来表达、交流和互动的,恰是一种非文学意义的泛散文;而来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数字又告诉我们:早在2008年底,我国网上博客已达1.07亿,而支撑这种网络自媒体的主要文本,自然是通常所说的广义的散文。不难设想,这些博主即使每月更新一二博文,其整体的散文产量已堪称铺天盖地,浩如烟海,而其传播之迅速之广泛亦可想而知。由此可见,网络的发展和自媒体的出现,确实为散文的全民写作提供了空前的便捷和巨大的动力。难怪有作家主张将2005——所谓“中国博客元年”,确定为散文全民写作的起点。

  三

  对于当下散文创作来说,全民写作固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然而,这种积极意义并不能概括全民写作的所有效果。这里,一种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全民写作在推动散文创作繁荣发展的同时,也给它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进而催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一点便是:由于参与者水准不一、态度有异,加之发表通道多依托“零门槛”的自媒体,所以其作品整体质量难免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一些作品甚至艺术格调不高,价值取向混乱。

  此类问题的出现给我们以启示:一个民族或时代的散文创作,要想保持良好的情景和健康的生态,除了吸引更多的写作者投身其中,组成尽可能广泛的群众性的创作队伍之外,还有一个关键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这就是精英散文家的始终在场,是他们立足精神与艺术的制高点,以精品佳作所展开的与大众写作者的诚挚交流,以及对他们创作的吸纳、引领与提升。而在这一维度上,新世纪以来的散文创作同样呈现出可喜的局面:以韩少功、张承志、南帆、王充闾、梁衡为代表的一批散文家,在由新时期到新世纪的文学进程中,始终保持着饱满旺盛的精神创造力,其意境高旷,质文兼备的作品,构成了一个时代散文艺术的重要坐标,当然也无形中影响和启迪着全民写作。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成长起来的郭文斌、王彬彬、祝勇、王开岭、王开林、张宏杰、夏榆、钱红莉等一批实力作家,虽然有着不尽相同的题材经营、旨趣提炼和风格追求,但也不乏于文学本质上的殊途同归,如深切的人文关怀、执着的独立思考和沉潜的艺术探索等,这正好是全民写作所缺少、所需要的,因而便成了其现成的范文和必要的滋养。从这一意义讲,如今散文全民写作的兴盛,早已融入了精英散文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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