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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当老板的人

http://www.frguo.com/ 2014-08-19 南宫浩

  这个院子没有名字,它毗邻一个小小的菜市场。几乎每一个在红花机场工作过的人都到这里吃过饭,大家只要一说“到菜市场吃饭去”。便知道是说这个院子。   院子里都是水泥地,没有一寸泥土,也没有一棵树。五家饭店,一家挨着一家。店子都不大,小的能摆四五张桌子,最大的也不过能摆七八张桌子。因为毗邻民航住宿区,所以来吃饭的基本上都是机场的职工或家属,偶尔也会有个把迷了路的旅客转到这个院子里挨一刀宰,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大家基本都是做熟客生意,靠着价廉味美招徕生意。   头一家店叫福源酒家,老板姓赵。这家店原是他在安检站工作的表弟开的,请他过来帮忙。后来表弟工作太忙,便转让给他了。明话是这么说,但很多人怀疑幕后的老板还是他表弟。因为机场里规定:正式职工不得有第二职业。所以职工做生意,很多都是打着亲戚的牌子经营。   赵老板是个沙码子(老长沙人),个子不高,干瘦,眯眯眼,一看就是江湖上飘了很多年的老口子。他只抽“希尔顿”牌的香烟。这种烟味道呛人,只有烟瘾极大的人才能消受。我有回问他烟瘾怎么这么重。他笑笑说:“不是我瘾大,实在是给客人开烟开不起,两包精白沙一中午就开完了。后来我开希尔顿,客人都不接。太燥了,冇人抽得惯。”说完了哈哈一笑,颇得意自己的小伎俩。   赵老板还有一个绝活,单手掂重。大东西如西瓜,他只要拿手一托,便报“九斤三两”,误差不会超过一两。小物件如鲫鱼,不用摔,食指扣住鱼下巴,往上一提,“一斤一两。”误差不超过五钱。他很乐于在人前表演这一手,柜台里自备了弹簧秤,供看客验算。所以院子里外的人都知道他这本事,菜市场的人卖东西给他也不敢玩什么花样。   小饭店里无非几类人:老板(管接客、结账)、大师傅(掌勺)、配菜师傅(给大师傅打下手,通常也是大师傅的徒弟),洗碗妹(通常兼做传菜员)。除了老板,其他一概称为“做事的”,这是通例。而赵老板不这么喊,他称“做事的”为“员工”,并自称“大堂经理”,俨然大型酒店的编制。当时“员工”这个称呼刚刚兴起,运用在鸡屎大的小饭铺里,显得非常幽默。我蛮欣赏赵老板的口才,包括他几近下流的幽默。我甚至认为,只有下流的语言才是最贴近人民生活的。比如他最喜欢念几句稀下的顺口溜,什么“生意淡薄,不如赌博;赌博不赢,不如卖淫”。还有“赌一赌,博一博,单车变摩托,摩托变奥拓……”都是为院子里的老板和“员工们”喜闻乐见的。   隔壁的钱老板饭量极大,嫌小碗装饭麻烦,平素喜欢用大碗装饭。赵老板一看见钱老板端个大菜碗,就要笑话他:“我讲你是筒卵,你吃饭背菜碗。我喊你放哒,你讲你背惯哒!”   店里做事的听了都笑,钱老板也边吃边笑,反驳道:“你才是一筒卵呢!”   钱老板的店叫长禄酒家,他是本地红花镇上的人。钱老板在社会上颇有名声,远近都要给他几分面子。他的客人大都是红花镇的名流和一些混江湖的人士,民航职工来吃饭的也有,少。长沙人管精明能干的人叫做“厉害下家”,钱老板就是典型的这号人物。他做过各种生意,据说做一行就能赚到一行的钱,令人不得不佩服。院子里数他开饭店时间最长,经验也最丰富。他有不少省钱的怪招,有些招在我看来是闻所未闻。   饭店里打工都包吃。院子里其他饭店员工用餐,菜的样数很少,通常是一荤一素一个汤。但每个菜的分量很足,大盆菜,管饱。长禄酒家的员工餐却内容丰富得多,因为他们吃的大部分是顾客的剩菜。客人剩得较多的荤菜,留在厨房里。等客人全部走完,荤菜加点青椒回锅,水煮鱼加几片豆腐烧开,又重新端上桌子。当然,钱老板自己也带头吃,还跟员工们介绍:“客人才动了几筷子,高温消毒,干净得很。”   长禄酒家的客人喝剩下贵重的汤菜,比如墨鱼炖排骨、寒菌炖肉、红枣肚条汤之类,即便剩下了,也不会出现在员工餐桌上,而会倒回到大锅里,叫“回笼”。下一批客人若是点了这个汤,又可以从大锅里舀出烧热了上桌。这里面有个窍门,第一次上桌时不能放葱。放了葱的汤就不能“回笼”了。否则,一锅汤全变味。   长禄酒家还有一个秘密是我无意中发现的。有一回一个顾客到我的店里炒盒饭,一进门就吆喝:“莫炒鳝鱼啊!不爱吃腥的。”我愣了,问道:“五块钱的场合,还会有人给你炒鳝鱼?”那人回答说:“是啊!隔壁长禄酒家炒盒饭就有黄瓜炒鳝鱼,好几片呢!”我顿时无语,心里透亮:钱老板,你真行。   第三家得胜酒家是夫妻店,堂客抡勺掌厨,老公坐堂收账。老板孙得胜,人如其名。肚皮大,喉咙粗,嗓门响,招呼客人也是吆五喝六咋咋呼呼的。“嘿呀!王总大驾光临,难得难得。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给王总摆起,摆起。”“嘿呀,张总亲自来哒!张总今天气色不错啊!张总是,快乐天天有,气象日日新。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里面请。”无论是民航最底层的小角色,还是红花镇不起眼的小混混,到了得胜饭店都成了“老总”,宾至如归。热闹归热闹,但孙老板结账从不给客人打折,最把面子的方式是去掉一个小零头。据说这是孙夫人规定的铁律,号称“货真价实”。孙老板接客送客的喜庆话变化多端,但永远离不开“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八个字。我们笑孙老板是假客气,给他起了个绰号:“孙海山”。   孙海山爱喝两口,他的酒量不大,但有点贪杯。   生意不好的时候,孙老板心中惆怅,便开一瓶啤酒,盛一碟子花生米,一个人坐在门口的椅子上呷起来。不一会功夫,一瓶啤酒便见了底,便又开一瓶。四五瓶酒喝完了,一晚上就过去了。来了客人,他也陪着呷几杯。客人桌上有酒,但孙老板不好意思蹭,便喝自己的。虽然酒量不大,但养成习惯了,喝慢酒每天总要喝个四五瓶。一个月下来,成本也要好几百块。日子长了,老板娘觉得不划算,看见老倌子寻啤酒起子就开骂。于是孙老板想了个办法,呷热酒。在大瓷缸里倒入半杯开水,啤酒瓶子放在里面温一阵。常言道:“冷酒伤胃,热酒伤肝,无酒伤心。”酒一热,劲就大。平时冰啤酒能喝四五瓶,热酒喝起来量就减半。既节省了成本,又过了酒瘾。孙老板说:“呷酒嘛!不就图那一晕吗?”   第四家双喜店主李老板也是红花镇的人,他和孙老板简直就是一对反义词。他不爱说话,来了客人只会点头,哈腰,憨憨地笑,问:“来啦?坐咯。吃点什么?”整天蓬着头,胡子拉碴。在店里穿进穿出,埋头做事。李老板跟其他几个老板不太往来,闲了的时候,我们几个坐在一起晒太阳扯闲谈,他也不参与。   李老板虽然木讷,不善交际,但是店里生意还不错。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有个不错的大师傅。这个大师傅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堂客们,红花机场爱下馆子的人无人不晓,都叫她“姑妈”。“姑妈”不是科班出身,曾在好几个小饭店帮过厨,因为手艺好,久而久之成了大师傅。她落脚在双喜饭店之后,很多饭店老板都打过她的主意,想挖墙脚,但“姑妈”认定了李老板,不愿挪窝。   我是老板里面最年轻的一个。第一次做生意,没什么经验,非常不懂得节省开支,也不知管束员工。徐师傅说,按规矩,大师傅除了工资之外,每天要配一包烟。我便每天买一包白沙烟给他配起。后来我问了别的老板,才知道院子里根本没有这一套。这个规矩是长沙市个别大饭店里的,也绝非家家如此。但开了头,我也不好意思撤销,只好每日给他配起。   到了“三月三”,配菜的师傅小齐说要随时令吃地菜子煮鸡蛋,我说,想吃就煮吧。小齐问煮几个蛋。我回答能吃几个煮几个。心想吃几个鸡蛋算什么?谁知他一下子煮了六十个鸡蛋,我莫名其妙,问煮这么多做什么?小齐淡然地说,你说的,能吃几个煮几个。我能吃二十个,大师傅能吃二十个,洗碗的堂客和端菜的妹子每人吃五个,还给老板你留了十个。我吓了一跳,问,你能吃二十个鸡蛋?他笑了笑说,二十个算什么?如果敞开搞,三十个都不成问题,那意思仿佛是手下还留了点情。徐师傅也在一旁点头称是,表示自己确有这个能力。接着,两人一齐表演吃鸡蛋给我看,一个接一个,生生吃下二十个煮鸡蛋,还喝了一碗地菜子汤,让我着实长了一回见识。   还有一回,店里推洋鸭火锅,三只大洋鸭炖了一大锅,预备做十份火锅。翌日早上,大师傅问我早上吃面要得啵?我说好。店里连我一起五个人,每人一碗面,都是洋鸭汤面,味道特鲜。钱老板去买菜,路过我的店门口打了个招呼:“伙食不错啊?”我正啃一只鸭腿,随口答应:“嗯,你买菜啊?”钱老板微微一笑,答道:“嗯,买点排骨去。”说完便走了。旋即赵老板到我们店里串门,看到了我们店里连老板带员工一人一碗黄澄澄的鸭汤面,吓了一跳,把我拉到一边:“兄弟,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这些都是成本,要换来利润的啊!”我这才觉得不太妥,也忽然明白了钱老板微笑的含义。但五碗鸭汤面都下了肚,总不能吐出来吧?老赵拍拍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道:“做生意对员工不能太好,你这样会把整个院子里的风气带坏的。”我点头称是,承认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料。后来,那锅洋鸭照样卖出了十份,但大师傅在里面掺了几瓢水我就不晓得了。   通过这件事,我认定老赵为人不错。此后,只要我店里客满,我就会把熟客介绍到他店里去。作为回报,老赵也会介绍一些业务到我店里来。有一回,他接下一宗一百二十个盒饭的业务。他们店子小,做不过来。便匀了五十个盒饭交给我做。炒单个的盒饭,利润十分有限。但是大宗的盒饭单,调料的消耗,人工、火工都会节省不少,利润非常可观。还可趁机把滞销的菜周转出去,以便及时更换新菜,所以院子里的饭店老板都愿意接大宗的盒饭单。   院子里的客人分两种:一是铁客。因为人情关系或认定了某一家的口味,轻易不会换。这种客怎么抢也白搭;另一种是流水客,今天进了这家店,明天就进那家店换口味。铁客和流水客,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因为铁客有时也会因为别人请客而进别家饭店吃一顿。   聊天,是饭店老板们跟客人建立友好关系的有效方式。客人们大都是熟客,基本上每家店都试过几回味,对各家口味会有所评价。老板们也通过客人的好恶,悄悄改进自家的菜式。比如我店徐师傅做的米豆腐肉泥,一度受到大众欢迎。没多久,各店都陆续推出这个菜肴。得胜酒家的干锅鲶鱼也曾经风靡整个院子。各家饭店存在激烈的竞争,但暗斗的多,明争的少,委婉地透露一些信息给客人:某店的用油有点问题,我店的用油进货渠道更正规一些。某店的青菜只洗一道,我店的工序是必须洗三道。某店的灶台不如我店干净,我店的大师傅连工作服都是杏白的。这些言论通过客人的口舌流遍院子里的每家店子,不免添油加醋以讹传讹。老板们尽管彼此心存芥蒂,但公开翻脸的不多,碰面照样互相递烟打哈哈。   经营小饭店,既担心顾客不上门,也怕顾客一窝蜂。拢共也就几张桌面、二三十把椅子。生意稍微好一点就客满了,生意再好一点就要借桌椅板凳。找谁借啊?你只能找别的饭店借啊。这种借,透着几分炫耀和奚落。所以从心理来讲,老板们都不愿意借。但是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借,为什么呢?因为他图下一回自己爆棚的时候也有人能借给他。   借桌椅板凳是一样,也有借饭的。饭不够了。临时煮饭来不及,只好去借。还有借菜的。特别是晚上借菜的情况比较多,因为菜市场晚上就没人卖菜了。客人非吃某种菜,老板央不过,只好去借。   借东西,看人缘。人缘好的老板,到几家都能随到随拿。也有人缘不好的,家家碰壁。不借给你,绝不会说“不借”使你难堪,而是说“用完了”或是“待会我自己要用”。你借五把椅子?我这里订了四桌,客人马上就到,借不了。对不起,对不起!没关系,好说好说。这位回来就在门口死死盯着,如果真如所言,一下来了四桌客人。好,罢了。如果你所说的四桌人并未到来,那就说明你是有意搪塞。行,这一笔先记下,下回看我的!   双喜酒家的李老板从来不找别家店借东西,别人也休想从他这里借到东西。   小本生意,不厉行节约是很难赚到钱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餐巾纸、牙签、点菜单样样都需算计。饭店老板最怕月底。因为月底要结账,要发工资。每结一次账,好似剜却一块心头肉。工资且不提了,单说其他开支。饭店用的食盐、味精等调料都是到路口的批发商店论箱买,炒菜的油叫“棕脂油”,论桶买,一桶就是一千多元。小菜是有当天买当天结,也有天天买,月底结。猪肉、鱼这些都是记账,比如猪肉,就在小魏那里进货。比如鱼,就在何娭毑池里捞,月底一起结算。   所以,很多饭店不到月底根本不清楚自己赚没赚钱,只在心里大概有个数。实际结账的情况和预想的合不合得上,难说。   院子里常来些乞丐,围着饭桌讨要,客人们不胜其扰。为了应付这帮讨嫌人,老板们总要备些两毛五毛的角票。给了钱,就理直气壮地轰走。乞丐大都是老弱病残,只有一个例外的。此人年纪不到二十岁,矮矮的个子,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挺文秀的样子。衣服虽然有点脏,但还算齐整,秋天里穿秋衣秋裤,冬天穿棉袄,夏天穿单衣。不像其他乞丐,一年四季乱穿衣。他最引人注目的是,能说一口流利的带卷舌的普通话。   湖南人对讲“标普”的人是很崇敬的,认为讲这个话的人水平都很高,我怀疑是解放初期湖南来了很多讲“标普”的南下干部的缘故。大家只觉得这个年轻人很奇怪,便问他:“你是哪里来的?”他都会答:“我,来自北京儿。”问他:“为什么到这里来?”便回答:“混口饭吃呗!”再问别的,比如:“家里几口人?”“为什么不去做事?”统统不答。因为他是乞丐里唯一一个戴眼镜的,所以大家都管他叫“眼镜瘪”。有喜欢开玩笑的便学着他的北京腔,叫他“眼镜儿”。   “眼镜儿”爱好广泛,爱看报,爱抽点儿烟,喝点儿酒。看报很容易,垃圾桶里经常有,而且大都是当天的。喝酒麻烦些,要有点耐心,等客人起身离桌,猫在一旁的他一窜而起,趁服务员没来得及清理前,拿起瓶子咕咚咕咚几口喝尽。这一点他很聪明,从来不把酒瓶子带走,因为他知道酒瓶子老板是要收集起来卖钱的。抽烟则靠捡烟**,他还号称只抽“带圈儿的”(精品白沙)。偶尔也向老板们讨整根的烟抽(讨整瓶的酒绝对没戏)。他向人讨烟的惯常姿态是:笼着两手,慢慢凑过来,满脸堆笑套近乎,拿肘子虚顶一下:“嘿,哥们儿,来一根儿。”老板们心情若好,便递一根给他,有时还帮他点上。老板若是心情不好,便瞪他一眼,吼道:“滚!”他吐吐舌头,便识趣地走开。   我从不对“眼镜儿”说滚字,开烟给他时还开玩笑:“我这烟可没圈。”他大度地一笑:“没关系,我自个儿画个圈儿。”   我问他冬天睡哪里?他说,汽修厂边上有很多水泥管子,把一头堵上,不过风,挺好。   “你有被子吗?”   “没有。但我有绝招啊!我用绳子把报纸捆在身子,可暖和啦!”   我想象了一下他浑身铅字和图片的样子,觉得有趣,又问:“我看到很多人都是用塑料袋包着睡的。”   “那不行。塑料不透气啊!容易得风湿,对身体不好。”他一副很懂养生的样子。   因为“眼镜儿”经常看报,我跟他聊起过经济形势。总体上他对国家的前途比较乐观,对当局的执政水平基本满意。我再问:“听人说,你是高考落榜才离家出走的?”他便环顾左右而言它了。   “眼镜儿”还干过几件让人刮目相看的事情。有一天中午,赵老板给客人找钱,手上零钱不够,找我们几个老板兑换。大家都到了结账的点上,没有多余的零钱。赵老板很着急,跑去买烟,小超市也没零钱。“眼镜儿”问了句:你是要兑零钱吧?我这儿有。说完从兜里拿出十张十元的新票子换走了老赵的百元大钞。过了不久,院子里开始传说“眼镜儿”在银行里有个户头,里面有笔数目不小的钱,长禄酒家的洗碗妹小张还声称亲眼见过那本存折。   搞“创建全国文明机场”活动的时候,红花机场附近所有的乞丐都被公安围捕,集体用车子送到了很远很远的乡里。“眼镜儿”也没能逃脱被送走的命运。但没过几天,他又回到了院子里。他是坐公交车回来的。我问他为什么要回来?他说,我喜欢这地儿!   我内心是欢迎“眼镜儿”回来的,听到他被公安送走的消息,我一度还替他担心着呢!但是我没跟别人说,因为如果别人知道我担忧一个叫化子的安危,总是有点……骇人听闻。我蛮喜欢跟“眼镜儿”聊天,觉得“有点意思”。但是我店里的员工们不这么看,配菜的伙计小齐就对此颇有意见:“叫化子就是叫化子,他是什么档次,你是什么档次?……”我不以为意。后来有一回,大师傅老徐也跟我说过:“眼镜瘪老蹲在我们店门口,对生意有影响。”这话我往心里去了,也开始渐渐地厌恶“眼镜儿”。   有一回,“眼镜儿”又跟我套近乎,让我赏他一瓶“小二”。那天生意不好,我还收到一张假钞,正憋着气,火头一冒,对他白了一眼:“滚。”“眼镜儿”一愣,明白我是来真的,转身走了。我也有点后悔,但心想唯有如此,才能让他晓得我的厉害。接着好几天,“眼镜儿”没跟我说话。再过几天又恢复常态,不过再也不敢像以前那般“造次”了。大概他明白了,我和其他老板都是一样的人。   那张假钞令我非常不爽,因为之前一天刚剃了一个光头(全天没做一单生意)。开饭店剃了光头是非常郁闷的,不但煮好的两锅饭浪费了大半,择好的菜也要处理掉一部分。第二天好不容易进了两小桌,却不小心收了假钞,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假钞我本来打算扯掉,但徐大师傅建议我试着把它用掉,“别人可以骗你,你当然也可以骗别人啊!”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但是我胆子小,脸皮薄,不敢用。老徐便自告奋勇陪我去批发商店结账。正巧老板娘在里屋喂小孩,柜台里负责算账的是个老倌子,七八十岁了,一看就是不蛮清白的样子。老徐便跟老倌子结账,拿着钞票:“你囡家看清楚啊!一、二、三、四、五、六……一共一千二。”点完票子,冲里屋喊了一声:“老板娘,结完了啊!”“好。多谢,好走啊!”   第二天老板娘找上门来,我有些慌。但看到老徐镇定的表情,我也镇定了下来,推卸责任:“结账的不是我,是我的大师傅。”老徐显然比我有经验得多,拍着胸脯信誓旦旦,“我们店里不可能有假钞。再说这个事,钱货两讫,离柜不管。谁知道你这张票子哪里来的?”老板娘只好悻悻地走了。   尽管结果圆满,但我心里总是惴惴不安。一百元,她要批多少盐和味精才能赚回这笔钱?可以想象得到,老板娘回店里肯定要训斥老倌子一顿,老倌子肯定无言以对唉声叹气。这老倌子应该是老板娘的公公或者亲爹吧?   那晚请徐师傅喝啤酒庆功,他的一句话,让我坚信这样做是绝对正确的,他说:“你想想看,一百元。要做多少个五元的盒饭才能赚出一百元纯利?”日子长了,心里的不安就淡忘了,我继续做我的生意。   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菜市场像往常一样,卖菜的自卖自夸,买菜的挑三拣四。突然马路对面围了一圈人,跑去一看,原来是卖猪肉的小魏伢子骑摩托送肉的时候,被过路的卡车轧死了。看热闹的围了三层。 消息迅速传遍了院子,赵老板跑去看了现场,回来把手上的报纸朝天一扔,欢呼起来,“喔,水账喔!喔,不买单喔!”   旁边坐着的孙老板问:“你在小魏那里挂了好多账咯?”   “八百多。你呢?”   “我只怕有一千哦。”   “咦呀!那你得路了(走运)!”赵老板眼睛里露出羡慕的眼神,只恨自己没有先见之明,不曾多囤点不要钱的猪肉。   孙老板说:“水账(赖账)不太好吧!人家手里有单子的。”   赵老板眼睛一横道:“冇什么不好的,人死账烂,就是这个道理。何况单子上我又没签字,拿我有什么办法?”   徐师傅回来的时候,把两位老板的对话跟我学了一遍。徐师傅判断:“估计院子里的老板们都会水账,我们也随大流吧。我们昨天刚在小魏那里进了两腿猪肉,加上上个礼拜的欠账,怕莫有一千五百多哦。”说完,冲我诡秘的一笑。   “眼镜儿”靠着墙角懒洋洋地晒太阳,抽着烟**。院子门口,飘然走来一队空姐,个个高昂着头,挺着胸,目不斜视,从众老板们的注视下走过。“眼镜儿”朝地上啐了一口,用刚学会的一句湖南话愤然骂道:“一群蚌壳。”   突然传来一声凄厉的哭喊。院子后门进来一个披麻戴孝的瘦小堂客,她一手牵着个七八岁的小孩,一手拿着油渍斑斑的账本。她最先来到了双喜酒家。显然,这几笔肉帐能否顺利收到,她心里大约也没底。她一看见李老板,立马跪倒在地,号哭起来。   徐师傅朝福缘酒家指了指,我往他指的方向看去,赵老板正忙不迭地跨上摩托,对店里择菜的细妹子说:“跟她们说,我去进货去了。”说完,一溜烟开走了。   孙老板从店门口探出一个头,张望了一下,又缩了回去。   李老板什么也没说,把钱递给小魏的遗孀。遗孀拉着孩子向他磕头,李老板赶紧扶起。徐师傅向我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要我赶快躲起来。我没理他,径直走过去,把钱交给她手里。看着满脸泪水的小孩,我实在不知说些什么好,有些悲伤是无法用语言来抚慰的。   得胜酒家的老板娘接过账本,拿出计算器敲打一阵,“你看这个数目对不对?”孙海山这回没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而是摸着孩子的脑袋,不断地说:“节哀顺变,节哀顺变。”   钱老板闻声过来了,遗孀又跪了下去……   “眼镜儿”依旧靠着墙角晒太阳。我路过他身边时,听到一句,“来一根儿。”我掏出烟准备抛一根给他,回头时却见他手里拿着一包精白沙,笑吟吟地递了一支过来。我接过烟点上,转身就回了店里。   这个事使我一整天情绪低落,没心思跟人闲扯。其实我跟小魏没什么太深的交道。拿货的时候他总会开一根烟,顺便问道:“周老板,生意好啵?今天的猪脚不错,冇抽筋的,来点?”“今早的六副腰花都被长禄拿走了,你要的话明天我给你留两副。”“带皮的五花一般要贵五毛钱,但你是熟客就算了。”每到礼拜六的晚上,小魏都会拿着油渍斑斑的账本到店里来结肉账,搓着手,满怀歉意地朝我笑:“生意好啵?”接过钱,点完数,朝我微一点头:“不耽误周老板发财!”便往下一家走去。我对小魏的印象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卖猪肉为生的人,多赚钱,少吃亏,养细伢子,养堂客。唯一与众不同的是,他今天早上死于一场普通的交通事故,这个人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这个院子里了。或许明天就会有人替代小魏来送肉,或许……   我正在胡思乱想时,赵老板颠颠地跑进我店里,劈头就问:“有热饭吗?他妈的,今天生意炸锅了,这帮鬼崽子太能吃了。”   我头都没抬,说:“不借。”   赵老板正兜头往厨房里冲,闻言一愣,以为我是开玩笑,道:“没饭啦?今天怎么回事?怎么家家都没饭了?”   我放下手里的书,看着空荡荡的店堂,道:“饭没用完,但是不借。”   赵老板似乎看出我是认真的,脸上堆起的笑容里隐藏着刀锋:“周总,连我都不借啊?”   我转过头来,盯着他的眼睛,说道:“不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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