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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军:迫切性问题与当代文学叙事的困境

http://www.frguo.com/ 2014-07-24 李建军

 

 

  李建军,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及《文艺研究》等多家报刊发表大量理论、批评文章。有专著及论文集《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小说修辞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必要的反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小说的纪律——基本理念与当代经验》(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文学因何而伟大——论经典的条件与大师的修养》(华夏出版社,2010年)、《文学的态度》(作家出版社,2011年)、《文学还能更好些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是大象,还是甲虫——莫言及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析疑》(北岳文艺出版社,2013年7月)、《文学与我们的尊严》(台湾新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即出)等数种。曾获“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文艺争鸣》优秀论文奖、《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北京文学》文学评论奖、《上海文学》优秀论文奖、2002年度和2006年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首届“勤英文学奖•青年学术奖”以及《文学报》首届、第二届、第三届“新批评•优秀论文奖”等多种文学奖项。

 

     李建军: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很高兴。经常谈文学,谈到现在我都有点觉得话都说完了。成长的焦虑、寻求答案的努力都曾有过。有时候感觉到无用功甚至感觉到,绝望的感觉都有。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的这种社会风气,文化环境,我们的整个精神状态,可能对的谈话录里面讲过,他说莎士比亚所生活的时代,只要你是一个人物,只要你有那种愿望,就有一种力量推着你往前走。莎士比亚所写的东西,换了另一个人,在那样一个强大的时代,有力量的时代也会写出来。所以歌德强调一个时代的精神,一个时代的整体的氛围,对一个作家创作的影响。文学来讲都不是一个最好的时期,这样的一个环境。这个我记得歌德

    我们中国讲建安风骨,慷慨伶俐,这种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都体现在创作上。我们大家每个个体的人,我们有性别上的差异、年龄的差异、地域的差异,个性的差异,好像我们的创作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现象,其实问题不是这样。其实在我们每个个人的背后之上有一种更为巨大的力量。规约着我们的想象、情感、喜怒,事实上我们都是一个时代之子,都是环境的产物,我们甚至超越了我们个性之外的强大的外部力量的控制和左右。所以我们谈个体的人、具体的作品,都不可能离开这个时代,离开我们所生存的环境。

    我经常接触的一些作家,他们都会非常焦虑甚至非常痛苦的在讲,他想写什么,有什么样的想法,但是又觉得没有必要的空间和自由,没有这种发表和出版的这么一个空间,得不到认同、响应,有一种非常寂寞和无奈的感觉。大家可能内心里,如果你写作中触及到一些很重要的、重大的、尖锐的问题,可能也都会有这样的焦虑。我今天谈这个问题是叫破戒性的题材与我们这个时代。我记得那个题目是写作的困境,困境我也会谈,但是我也会谈到一些经验。那些优秀的作家怎么突破这种环境、时代、外部的规约带给他的这种束缚。完全没有束缚、压抑、没有困难的写作是不存在的。一切真正的写作都意味着挑战、超越,都意味着突破某种限制,或者说意味着承担风险、危险,甚至伤害、挫折、打击、甚至毁灭。那么我们只要对所有那些伟大的文学要有了解的话,我们都会知道,那些优秀的作家、伟大的作家,他关注的都是一些具有这种迫切性的、普遍性的,跟很多人的境遇、渴望、梦想相关的问题。所以那种琐碎的,那种个别性的,私人性的,极度私人性的写作,他的价值和意义是十分有限的。所以我们就要认识到这种普遍性的这种价值在写作中如何去追求和体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我经常读很多作品,一些文学杂志。当代生活都可以看到,在这个时代的阅读,其实有时候变的就是你不用去期待和渴望,一切几乎都是注定的。那就是说你期待的东西不会如约而来,跟我们70年代末期,一直到80年代末期,近十年时间,甚至到90年代初期,那个经常的阅读经验和阅读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在那个时候你经常会有惊喜,带给你内心震撼的作品。而这些作品恰好是对历史和现实中迫切问题的一种回应。

    你会像读到一些《人到中年》,大家在座的年龄都很小,可能不知道谌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这个作品写一个眼科医生叫文婷,这个作品写的好像是一个眼科医生,在他的工作领域的一些事情,其实这个作品背后包含着知识分子在他所生活的时代,甚至包括49年以后知识分子的境遇,以及在他的叙事里面,中国社会里面非常微妙的社会关系。马列主义老太太等等这样一些,传递出非常复杂的信息,一种感伤在里面,也有一种正义感。有非常尖锐的问题意识。比如说像路遥的《人生》、《在困难的日子里》,包括像钟阿城的《棋王》,包括像李存保的《高山上的花环》,他直接近距离的以一种快速反应的方式来写当时发生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包括像徐怀中先生的《西线轶事》,是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新鲜的方式,一种温情的、细腻的,在日常生活中的场景里面来写战争背景下面人的内心世界,一种女兵她们内心的情感波澜,他去描绘这个东西。包括像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刘宾雁的作品触及到的事物,是我们这个政权建立了以后,权利难以遏制的腐败。这个小说最后的一句话是:人们我是爱你的,但现在还不是关心胜利的时候。这个是从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最后的一句话来的。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但是你们要警惕。刘宾雁的那个报告文学她对权利腐败到现在依然有效。当时我们都非常的震撼,那种权利的腐败达到的那种严重的程度。那个时候的文学就是关注这些重大的问题,回答这些迫切的问题,触及这些问题。非常有勇气,非常尖锐。但是我们读现代当下的文学,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比我的阅读有更多的收获,或者这种惊喜,至少我是非常的失望。

    我们也有的触及,我讲到莫言,不是我对莫言个人有成见,我对他毫无成见,我所有的批评都是从文本出发的,包括对莫言的批评都是从文本出发的。既个人的人格或者个人的心理分析,我全部都没有展开过。尽管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领域。莫言的《蛙》大家都知道它获得了我们的劳动文学奖,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蛙》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计划生育。今年世界联合会的人权报告继续在抨击中国、批评中国,很多方面从言论、人权等等批评中国。计划生育是受世界人权组织批评最尖锐的一个中国的人权问题。因为计划生育我们有很多很多受关注的事件。莫言写《蛙》是写计划生育,他知道计划生育是值得写的一个题材,但问题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莫言是怎么写的?这个更为重要。他是不是以一种真正的非常有勇气的、有智慧的、深刻的这种方式来写。那么只要我们读过《蛙》,你就会知道,莫言的写作他是一种涉及到了问题,但是巧妙的方式,富有极高的平衡术的方式,来展开叙事,他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没有非常彻底的用批判的精神。同样从艺术性来讲,是非常之粗糙,他把整个体制,或者更内在的一部分,化成一个闹剧式的,人格不够健全的,幼稚的、定态的这么一个人物,使得一切都无关宏智,显得一切更像一个玩笑。但是他需要传递的外在信息是有的,是写计划生育的,中国当代作家,几乎没有一个人在小说文本里面涉及到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我们的计划生育这种逼着别人家破人亡的都是,把粮食全部搞走,搞得人家倾家荡产,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实行计划生育完全是法西斯主义的。但是莫言的叙事没有写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现在的文学为什么这么没有影响力、没有力量、这么不能够给我们内心带来震撼和惊喜。在于我们回避了那些迫切性的问题,尖锐的问题。与我们的苦难、疼痛,与我们精神希望和梦想相关的问题都被回避掉了。

    我们今天上午谈何顿先生的写作,它的写作当然很了不起,关注底层人,尤其是那么一个受伤害的一群人。他们那么执着的去写。但是就像我的发言中提的,尽管我没有展开来。那么这个作品最终要发散出精神的光芒,以及更深刻的理性的批判深度,这依然也是一个问题,或者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了,我们从50年代初期开始,我们的生活几乎就在一个振荡的、坎坷的,充满了眼泪鲜血和苦难的进程中走过来,在抗美援朝的同时,我希望一个中国当代的作家,任何一个时代的作家,都需要了解他的时代,了解这个时代的人们是怎么生活过来的,而那些具有真正历史内容的现实,离开这个东西一个人就是没有根的,缺乏一个完整性和整体性。就从50年代初期,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战争,包括有组织的屠杀,镇压反革命,我希望大家好好去研究。以所谓反革命的名义杀了很多无辜的人,这个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因为我们中国建立新政权是大事天下,休养生息,与民休息叫休养生息。让我们从战争、巨大的破坏中喘一口气过来,社会达到的一个河清海晏这么一个形势繁荣的状态。但是我们没有,49年以后,从一开始就大规模的杀人,治国一猛,历史书里面这样讲,一猛治国,不是以仁慈治国。这种猛贯彻到现在,整个在处理社会问题的时候,都是一种强硬的、蛮汉的、冷硬的手段来处理。所以这社会中制造了很多的恐怖,人们的隔阂。

 

    

 

    这个给社会心灵上造成了巨大的、严重的后果。像抗美援朝,后来的反右、大跃进,最严重的是文革。这些种种的问题都是我认为小说叙事、文学叙事应该关注的迫切性的问题。大家注意每个时代伟大的作家,无论是古今还是中外,那些伟大的作家关注的都是他民族的迫切性的问题,也是他时代迫切性的问题。

    我们讲中国古代像在杜甫,杜甫是代表我们中华民族进入了世界十大文豪之列的。联合国教育组织文艺社定的,为什么?当然杜甫的情感世界、精神世界达到了我刚才前面讲的,人类普遍性的高度,他对一切万世万物都是爱的。一个蓖麻、一株桃树、一个蚁穴,主场连蚁穴。他就是主以一个打卖场看到一个蚁穴,他都要怀着怜惜的心情去对待它。还有帘户每宜通乳燕,儿童莫许打慈鸦,他对整个世界中,万世万物中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充满了爱的情感。上升到了宗教的高度,这是全人类都在崇尚的一种伟大的情感、一种道德精神。所以杜甫他关注了在他那个时代最迫切性的问题,就是安史之乱带来的巨大的社会灾难。大家知道像《三吏》《三别》《兵车行》很多他的诗都在反复的写安史之乱所带来的社会振荡和普通民众的内心痛苦。以他对社会这种安定、渴望,所以没有对安史之乱他这个时代的迫切性的问题关注,那么杜甫的事件也许就不像我们后来所评价的那么伟大、重要。

    大家如果要阅读经验丰富一些,像西方的19诗经的大师,比如说讲雨果,不知道大家读的是否很多,对西方作家来讲,甚至雨果还影响了托尔斯泰的写作。为什么?雨果的作品中就反映了当时法国社会最紧要、最迫切、最尖锐的问题。比如说他写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几乎是雨果所有作品中最核心的主题,或者最重要的一个题材。他在巴黎圣母院里面涉及到,在悲惨世界里面涉及到。而有一部作品就集中的写法国大革命这种革命的正义性,有一种更高的正义性,就是人道主义的冲突。我们从小对输入的一种灌输的关键是革命的绝对正义性,革命就是绝对正确和符合道义原则的行为,其实不是的。革命仅仅是手段,它服务于领导一个目的,那就是人道主义,就是人的自由、幸福和解放。而我们的教育和宣传里面,忽略掉最根本的、最高的那个目标。雨果有一本书,叫《九三年》这是雨果最伟大的一部小说作品,而且这个作品某种程度上回应着一切发生了革命的国家和民族面临的困境。《九三年》是写什么呢?写保黄党和革命党的冲突。他这里面有一个革命党的总司令,叫郭文,我把这个情节跟大家讲一讲,他的伯祖父,朗德纳克侯爵是保黄党,因为法国发生了大革命他就逃到了英国去,后来终于组织了力量度过了海峡,要到法国本土发动保黄党的战役来推翻新建立的革命政权。在这个叙事里面雨果非常尖锐的讲述了一个革命与人道的冲突。郭文他跟朗德纳克侯爵保黄党卷土而来的军事冲突,发生了非常激烈的战斗。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朗德纳克侯爵他战斗中失败了,他可以逃走,他从一个碉堡上逃下来,结果这是一个楼,楼上面有几个孩子,底下已经烧了大火,他可以逃走,但是他看到楼上有孩子就反过来上楼去把孩子救下来,结果救下来的时候就被革命军包围了,就是这个朗德纳克侯爵。包围了以后把他关进了监狱里面,第二天要处死他,执行的是革命军的总司令叫郭文,这个郭文是朗德纳克侯爵的侄孙,郭文认为一个人既然是敌人,处于人道的目的救了别人,那么这样一个人是不应该以任何名义处死的。所以在临执行死刑的早晨,他就把这个朗德纳克侯爵放走了,把自己关进了这个监狱,那么要执行死刑的人叫西穆尔丹,他是郭文革命总司令的家庭教师,没有结过婚,没有妻子,也没有孩子,就把郭文当做自己的孩子,感情非常之深,他是革命军的政委,代表绝对正确力量的人。第二天早上他来执行的时候,发现朗德纳克侯爵已经被郭文放走了,一切放走了革命的敌人的人就是革命的敌人,于是郭文必须得处死。所以到最后西穆尔丹在执行郭文的死刑的那一刻,自己开枪自杀了。雨果的讲述完这个故事中间有一句话叫做:“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个伟大的作品就反思了一个法国大革命,由于对革命的绝对正确性的这么一个把手段变成了目的的这么一种理念,所以导致了无节制的流血,牺牲和生命的巨大代价。所以雨果用这部作品回答了另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就是我们如何理解革命。那么这个叙事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在发生革命的国度,而且是现在革命,死了那么多人的国度,没有一个作家达到这样的高度,来回答过这样的问题。我们有暴力革命、文化大革命,我们以革命的名义在干一切的,反人道主义的事情,但是没有人正义过,我们总认为它的动机是对的,动机是好的,初衷是善良的。但是就没有注意过这些所谓的革命着,在发动这些革命的时候,他们其实只是把手段当做目的,没有认识革命的真正的终极的目的是什么。我讲这个雨果他的作品,尤其像悲惨世界更是这样,他整个回答了当时弥漫全世界的这种贫和富,贵和贱,压迫和反感之间的冲突。而他最终弘扬的是爱,就是人道,是人主,是证明一种具有朴实性和永恒性的价值观。他教会整个人类怎么学会爱,怎么在最紧急、危难的时候理解爱。那么整个俄罗斯作家,从普希金开始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包括前苏联的帕斯捷尔纳克、艾特玛托夫、拉斯普金,所有这些伟大的作家都在回答这个时代最迫切的问题。因为对俄罗斯民族来讲最迫切的问题,比如像俄土战争,就俄罗斯和土耳其在高加索的战争,延续两百多年,托尔斯都参加过这样的战役,打得很惨,土耳其那个时候很厉害,把俄罗斯打得根本招架不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861年的俄国农户制改革,这是对俄罗斯人的生存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非常迫切的问题。他给俄罗斯带来了什么,对俄罗斯的农民贵族来讲,这场改革意味着什么?还有是接下来二维革命、事业革命、以及大清洗,这些都进入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富国安娜卡的妮娜,以及后来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布拉格群岛,这个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都在回答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没有被俄罗斯作家绕过去过。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除了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初期,有许多的小说作品,在写反右,后来戛然而止,89年之后,我们几乎看不到写反右,写文革,写三年打击,写的跃进的作品,非常的少,只是在一些回忆录里面、纪实作品里面看到。还有很多的问题像89年的64,现在面临的改革的巨大的困境、瓶颈,这个问题比较深入不想具体谈。我们的作家全部都保持了一种适宜的状态。

    一个时代的一个民族的迫切性的题材,它是形成一个伟大的实事作品的很重要的构成部分。有的时候这些题材可能是跟苦难、浩劫相关的,有没有苦难可能就没有什么,可以被关注的价值。我们其实面对的就是我们的创伤、疼痛,我们内心的残缺。文学某种程度上跟医学是相关的,有两个职业跟作家写作关系最为密切,一个是医生,一个是记者。医生为什么呢?文学系统对我们内心的疗救,医学是对我们肉体的,当然现在也有心理的,从心理上了解我们,医学和文学有着一种同样的功能,就是关注我们的创伤,像鲁迅先生讲的那样,引起这种疗救的注意。那么新闻为什么和文学也有密切的关系,因为面对的是真实、真相和事实本身。所以从医生转化为作家的,在世界文学史上,和中国文学史上也有很多。比如说像契科夫就是很好的医生,鲁迅也是医生,还有很多,日本也有作家。记者同样的也有很多。像在俄罗斯拉斯普金,扎米亚金既是医生又是记者,像马尔克斯就是非常优秀的记者,海明威也是记者。我讲这些就是迫切性的题材,他与我们认知历史,与我们在巨大的苦难和浩劫中,它所导致的造成的创伤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它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一个命题和话语,而是一个迫切的需要。

    在德国,大家都知道世界电影史上最伟大的电影都是跟巨大的灾难有关,像《泰坦尼克号》、《辛德勒的名单》,太多了。日本的电影在80年代在我们中国引起反响的,也都跟侵华战争有关,《望乡》、《野麦岭》等等,包括《绝唱》,我记忆中很多,包括越战,美国很多的有影响力的电影都是跟越战有关,因为越南战争给越南人和美国人造成的创伤记忆历史是深刻的。朝鲜战争虽然我们现在讲,好像我们是胜利,其实朝鲜战争也没有胜利,打了一个平手,而付出代价最惨的就是中国和朝鲜。美国几场战争中,因为它有巨大的空中优势,而且有良好的武器配备,他没有失败感,但是在越南他有。所以你像《野战排》,《现代启示录》这种电影那真是深入到里面的一种反省。所以这个实时性的作品,它总是一个民族的苦难、眼泪、忧伤,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一定不要唱那种道德高调,说什么青春无悔,向前看等等这其实既是一种鸵鸟式的胆怯,也是极其不负责任的态度。像德国这个民族他在二战中犯了那么巨大的战争这样的一个错,但是在战后整个德国的文学、包括哲学家历史学家全部都在痛苦的反思。有一本书叫《解读希特勒》很薄的一本书,10万字都不到,一个叫哈夫纳德国学者写的,当时就卖了一百万册。为什么?因为他回答了这么一个问题,德国这么一个高度理性的,有教养的伟大的民族,怎么会产生希特勒这样的败类,怎么会发生这么一场简直让人无法理解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怎么会给人类带来那么大的灾难,他回答了这个问题,否则这个民族没法站起来,没法重新建立自己的自信和勇气。所以他的文学叙事当时产生了很多的小说作品。像《铁皮鼓》大家都知道,君特格拉斯的,它是一种放大的寓言的方式,解剖了德国民族内心深处,那种极其病态的幼稚和不成熟的一面。还有一本书叫《德国的浩劫》那是一个叫梅尼克的学者写的。他认为其实像希特勒这样的人根本不是德国优秀文化的继承者,而恰好是它的破坏者。正因为他背离了德国的这种,从康德、黑格尔、歌德、席勒一来的伟大的理性传统,所以才发生了后来的一些浩劫。所以这个梅尼克的《德国的浩劫》,这本书的最后一段文字有这么一段话,每一次任务都是新的和个别的,深刻的信念和焦灼的关切,都必定是我们完成解决这一任务的努力。就让我们仰望着永恒而神圣至高无上的境遇吧,从那里向我们荡漾着这样的声音,我们祝福你们要满怀希望。

    德意志民族其实像我们经历了文革那种地狱般的绝望,整个柏林包括柏林周边的城市全部炸成废墟,但是曾有人寓言,光柏林的废墟要清理完得一百年。他们德意志这个民族真的很强大,他们只是用了20年的时间不到,清理的废墟,而且一个新的柏林就在那里诞生了。当然跟美国战后的巨大经济援助和支持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西方要帮助一个新的德国成长起来,但是德国的学者和作家,也在德国经历了这种再生和灭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他们也是直面了他们这个时代最迫切性的问题,没有规避。而我们到现在一直在回避,不能谈文革,不能谈反右,写这些小说也不能正常出版。

    我昨天在饭桌上还谈到了,徐怀中一个部队老作家,写的一本书叫《底色》,写什么?就写越南战争。我们曾经做过很多很愚蠢的事情,别人打架我们凑上去,然后自己挨一刀。当然美国跟越南在打仗的时候,我们去抗美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给出了很多的粮食、很多的武器,弹药,后来我们最困境的时候,越南人吃着我们援助的大米,用着我们援助的武器来跟我们作战。徐怀中先生他是个经历着,他作为战争记者看到了,感受到了,写了《底色》这本书,把那场战争我们完全不了解的真相,以他一个经历着的角度记录了下来。但是删了很多,我知道他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尽管如此,这本书也难能可贵。他告诉我们那场战争的本质和真相是什么,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几十万的越南的父母,运送弹药,运送粮食,修公路,公路美军地毯式的轰炸过去,几分钟就给你毁掉,他们可能要花一两个月甚至半年才能修护。出来的时候才1617岁,美丽的妙龄,战争结束回去的时候,头发全部白了,变得非常的惨不忍睹,没有样子,而且有大量的男青年上战场牺牲掉,很多女人找不到对象,没法结婚。杜甫有一首诗,叫《复兴行》,他写了三峡这个地方,很多女的到了40-50没有嫁出去,自己在山上背柴、复兴行,头发都花白了。那就是安史之乱,而且在四川不断的发生战争,和内部的混乱,很多市民牺牲掉。

    读这个徐怀中先生写的书,他虽然以正义的方式,但是也在回答了一个迫切性的问题。其实我们这个民族一个伟大的,在文化上一个强大的传统,就是对于历史特别重视。我们从实际所开创的这个伟大传统,就叫秉笔直书要给后代留信史。这种直书的传统不回避,不虚拟,不恶搞,史记无论作为历史其是作为文学作品。我认为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达到了一个难以启迪的高度,像马克思主义评价希腊的传说一样。罗马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所写的《古希腊罗马名人传》,我们原来翻译的第一卷,后面就没人管了。后来台湾的一个国民党退休的将军,他把这三卷都翻译出来了,那么在我们中国已经由吉林出版集团出版了,你可以拿来对照的看,司马迁的史记所达到的高度,完美的程度,像普罗塔克西方的那些,像塔西佗等等这些史学家没法跟他比,因为史记只要我们认真去读,它是历史,它回答了记录了中华民族从三皇五帝一直到了汉武帝时代,所经历过的坎坷曲折漫长的历程,而又塑造了那么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写了那么多让你过目难忘的故事。而且他是一种真正失信的,具有这种戏剧性场面的那种方式呈现出来。所以他是历史,是小说、是诗,也是戏剧。我们读史记就好比在文字上看一个一个人物在表演一样。那个场面感,动作感极强。一点都不输给莎士比亚的悲剧。

    

    有一篇我推荐给大家看,因为我们的课本是不会选的,叫《魏其武安侯列传》,他写什么呢?写的是我们从49年以后历史政治斗争那么一个原始模式。有对权利的贪婪,和对他人的这种怀疑,以及内心的傲慢所形成的这种权利冲突,以及这种非常残忍的,互相之间的这种撕杀。里面两个人魏其和窦婴,武安侯、田蚡都是皇戚,而且是同辈,当然窦婴年龄要大一些。但是他们之间发生了一种微妙的权利冲突。那么司马迁通过大量的细节,这种冲突的场面,让你看了以后对整个人类、人性有种深刻的认识,而且我们会联想到像莎士比亚的像麦克白等等像这样的戏剧的内容冲突,那个情节、场面。所以我们民族是有这种伟大的传统,但是这个传统什么时候中断了,这个我们需要去反思。我们必须通过历史的这种思辨的,文学叙事的方式,把我们这个民族所流过的眼泪、心血、付出的代价都记录下来,然后让我们在整体上,让我们的内心得到治愈,让我们的后代因我们的叙事,因为我们的思考而变得成熟起来,更加文明起来。所以这叫为万事开大平,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可能就会陷入一种恶性的、循环的怪圈里面去。所以我们经常讲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为什么伟大?我曾经在上海文学发了一篇文章,谈《百年孤独》再论现实主义,我们却误读了百年孤独,我们只觉得他的叙事是新鲜的,里面的模块是新鲜的,其实《百年孤独》里面我认为最伟大的东西是什么呢?他对这种权利斗争所导致的历史的轮回和情智表现出的一种深刻的焦虑。以及他对权利的抱怨性和非理性的批判性的反思。而且这肯定是潜在引发我们共鸣的地方。因为我们从几百年、几千年就生产在权利带给我们的恐惧和伤害里面。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用这种极为浅近的眼光去看历史,不要试图去遮蔽历史。我们直面这些迫切性的问题,不是说要用停滞的或者倒退的,消极的态度面对历史,而恰恰是一种建构积极的态度面对历史。

    今天我们有必要来重新反思这种现实主义文学最基本的体制。我们今天在我看来整个文学失去了方向,失去了立足的根本。对那些最重要的原则基本处于无知的状态。我们已经不太谈论常识,对文学来讲最重要的价值,大家都在自信的、傲慢的写作,得意洋洋。因为鲁迅先生,我一直讲这个问题,一定要冷静、理性清醒的看待莫言获奖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我们吸纳西方文化比较容易,因为中国的文化是有高度成熟的文化,西方的文化转化成汉字、汉语,转移成我们认知的形式往往是增值的。大家只要读我们翻译来的外国文学作品,语言之美简直让你惊叹。你比如说像朱生豪先生翻译的《莎士比亚的戏剧》,像傅雷先生翻译的《约翰克里斯多夫》,金人先生翻译的《静静的顿河》,像草婴先生翻译的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妮娜》非常之美,因为这些翻译家的汉语修养达到了极高的水平。相反中国的经典作品,我们的唐诗、宋词,元明时代、宋代的这些戏剧话本,包括红楼梦,翻译过去就我读到的英语理解,基本上可以用四个字讲,叫做索然寡味,那译文全部都没有,因为中国他有译文字,相形文字,它那个极其的凝练,跟拼音具有不可通略性,所以拼音文字的那些诗歌翻译成我们汉语是增值,而我们翻译过去基本上是减值的。另外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它的复杂、繁复,是西方人没法理解的。因为它太浩瀚了。我们中国作家有的写了一辈子,老是讲那个汉语用得不通。因为在中国要写好,必须要读好,必须要读大量的书,读透,领悟到家你可能才能写好,但是在西方是不一样的,西方的拼音文字,它的语法、构思法,非常的简单,基本上是一个简单的,掌握了一些入门的东西,你就可以自己不断的去扩张你的词汇量,甚至就可以开始写作,汉语是不行的。所以最近大家注意到有一些人质疑五四一代,包括鲁迅、胡适、傅斯年、刘半农他们当时提出的消灭汉字,然后使中国的语言拉丁化,他们都致力于要消灭汉字,因为他说汉字太难学了,鲁迅说我是被它整得很苦的。像傅斯年、胡适这些人,可以说是学贯中西,当然这是简单的,汉字是没法消灭的,这么伟大的文字怎么能消灭,但是这个问题,绝不像后来批评、讽刺、挖苦鲁迅的人说的那么简单,这里面必定隐含着五四一代伟大的知识分子,更为深刻的焦虑。我要讲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要把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评价看得那么重,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基本上是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想当然的基础上,真正具有中国性、汉语性,我们民族性的东西,他没法理解,因为他没法直接,或者说真正的去理解汉语的韵味,那种美。这一点都不奇怪,不用责备它,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只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只要读闻一多的唐诗杂论,他里面有一篇文章叫《论英译李白诗》这里面的译者叫小烟薰良先生是个日本的美国人,应该说他离中国文化更近,比西方人、美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法国人更近,更能理解东方文化。可是就这么一个人,他翻译李白诗的时候,就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中国人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我只举两个很细小的例子,大家就可以看出来,一个他是讲“风流”,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人讲一个人“风流”,风流有很多的意向,在不同的语境里面有不同的意思,比如风流总得雨打风吹剧,我们都知道这个风流是一种什么东西。可是小烟薰良先生把这个“风流”,在一首诗里面他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类似于非常优雅的形容词翻译成了“the wind and streams”,风和水流。李白诗里面还有一个青春几何时,形容青春年月一下子就过去了,青春太短暂了,像做梦一样。形容起来青春一下子就过去了。像低头和抬头那么一瞬间就过去了,叫青春几何时。那么我们中国的读书人一看这个诗,基本上感受一下子从心中生发出来了,这是感叹青春的短暂这么一个东西。但小烟薰良先生怎么翻译的呢?他翻译成他翻译成Light rain in the spring,轻雨的春天,几何时叫what is time,懂英语的人肯定哑然笑喷了,几何时,几就是what,何时是timethe spring and what time,这个太荒谬了,太离奇了,太离谱了。但是像闻一多先生讲的,我们不要讥笑他,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情,而且我们要感谢他,做这样的努力,要把它介绍给外国人。这就足以说明什么问题呢?西方人对中国的文化,基本上是一种误读。而又经过汉语学家和翻译家的转换,莫言的作品基本上是经过了葛浩文的改写,就像我们的林纾先生,当初对《茶花女》、《安娜卡妮娜》把她写成安娜小使,茶花女遗事全部改写了,删繁就简那么厚的安娜卡妮娜林纾先生一改写那么厚一点点,安娜小使。那么里面丰满的血肉、丰富的细节全都没有了。只剩下了一个干瘪的骨干。

    莫言的小说里面,葛豪文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加进了很多的信描写,因为莫言不太会写信,中国人不会把这个东西写得很具有现代感的诗信感。所以他读到的其实是一个象征性文本,我一直在讲象征性文本,不是一个实质性的文本。跟我们通过汉语读到的莫言完全是两个东西。更何况在这样一个热门话时代,影视文化、可视文化时代,莫言的这种文化书更多的来自像《红高粱》那样的电影,给西方人强化了对他的想象。所以我们从汉语的角度,从中国民族性的角度,从中国诗信传统的角度看,莫言根本就不是我们这个时代作家的最高成就的代表。而且他更多的是表征着问题。就像我今天讲何顿的小说里面的叙述方式一样,其实都是莫言带来的一个非常恶劣的坏风气,动不动拿自己的爷爷、自己的爸爸、妈妈开玩笑,有毛病吗?怎么动着说我爷爷这个混蛋,这样、那样的,这叫什么话呀!我们平时把自己的妈妈名字叫出来吗?根本不叫的。我们那里要跟人骂叫的时候,只要叫爸爸的名字,那就是要跟我打架了,这要拼命的知道吗。这是中国的文化,我们都有避讳的传统。父亲的名字是不能写出来的,你比如说像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司马迁在史记里面凡是讲到了一个叫谈的人,那么他这个字谈就要换成一个同字,不能出现谈字。你比如说杜甫,杜甫的全部诗集,一共1447首,你在这里面你查杜甫的诗集,你看不到海棠两个字,为什么呢?因为杜甫的妈妈叫海棠。你看不到海棠两个字。所以我们古人这个伟大的,对自己的父母的名的神圣态度,怎么就堕落得,就像我们把自己的爷爷、奶奶、爸爸拿出来孙子一样,像玩具一样,在这里称呼。这是一种流氓的腔调。所以我看莫言的小说是极不舒服的。因为他是对中国人的伦理传统、道德感情的破坏,那种歪曲,一种虚假的传递表达。而且里面他大量的融入了西方的元素,讨西方的好。比如说像《天台蒜薹之歌》里面写一个农村的男女孩谈恋爱,我们谈恋爱要么含蓄,要么就很简单,没有那么多的曲里拐弯的东西。而这个男孩子要抓女孩子的手,我现在要不要抓他呢!等会吧,我突然想起了《红与黑》里面,于连要抓这个瑞那夫人的手,好吧,等等叫他们钟声响到第七响我就抓住她;我要等那个唱戏,锣鼓敲到什么时候我抓他的手,这不是矫情吗。比如说《红高粱》莫言的代表作里面,孩子的亲生父亲,这个二百五,他要试自己的儿子有没有胆量,把他的儿子放在门后去,头上放了一个酒盅,拿了一个手枪,走两步,回头一枪就把头上的酒盅打掉。我们中国人没有这样二百五的父亲,谁见过谁告诉我。而且那个酒盅很小,那个枪万一要偏一点,那不孩子脑袋打爆了吗?这完全是不真实的,他从哪来的呢?从西方的话语中来的。比如说读过希勒的(5524)里面有个盖斯乐(音)是瑞士的一个独裁的总督,他要求所有的人像瑞士的国旗致敬,可是呢威廉特民族英雄就不致敬,最后被盖斯乐抓住了,我要给你做个游戏,威廉特的头上放了一个苹果,你站在什么地方去,用这个剑把那个苹果从头上射下来,那你就走,射不下来就要把他吊死。威廉特一剑就把这个苹果射得粉碎,转身用一剑把这个盖斯乐射死,发动了起义。莫言的戏剧就从这里模仿来的,模仿得非常的可笑,这个苹果比酒盅大得多。更何况这个威廉特是被迫的才去射这个苹果的。你又没有人强迫你,你拿自己的儿子生命开玩笑。多么荒谬的细节。但是西方人可能认为这是真实的。因为他认为中国这个民族是不理性的民族,是一个诡异的民族,是不可思议的民族,是个留着辫子像猪尾巴的民族,是一个把脚裹得像三寸金一样的民族,是一个男人养几个老婆的民族,是一个极其不卫生、肮脏的民族。不是这样吗?你只要看看莫言的那个怎么说中国人,猪圈里的民族,莫言叙述的是猪圈里的生活。我们的民族是有很多的问题,国民是需要批判,但是猪圈里的生活,猪圈里的民族,这是莫言传递给西方人的信息。你像《檀香刑》那种虚假的描写,病态的描写,那种激情的心理是真实的吗?中国人是那样吗?中国人是很残忍,中国杀人是要示众,但是鲁迅所写的示众、看客那种凶暴,但决不是莫言所写的那样,那是他一种想象的结果。而且那里面出来的人物,像袁世凯,大家都知道我们河南出版社出了袁世凯的全集,袁世凯是宝读经书能诗会文,很有学问修养的一个人。可是在莫言笔下的袁世凯像日本人一样,油水是大大的,袁世凯会讲这种话吗?我们需要一个人补这个肥缺,在中国汉语里面表达肥缺是在不可扩张的,但是莫言的表达是肥沃的缺,大家听到过肥沃的缺吗?这不是瞎扯嘛。我曾经温习过他的《檀香刑》、《蛙》修辞和语法上的定句。获得了文学奖了,这不很荒谬吗?中国人高兴什么呀?鲁迅先生27年就讲过,他说诺贝尔中国奖一定不要给中国人,他说因为黄色的皮肤格外的优待,那结果将是很坏,试图于助长中国人的虚荣心。现在可不就这样,中国人我看那个红衣报,连篇累读几篇文章,莫言获奖克服了中国人的焦虑感,使我们的经典创造,信心大大增强,扯蛋,怎么呢?莫言自己又不是一个经典作家,他获奖给谁带来创造经典的信心?所以一定要有一个自我认知的理性,要认清我们的文学要面对什么?要有内在的庄严感,要对自己的文化、时代社会有理性而通彻的认识,要继承那些伟大的东西,而且不能用轻慢的态度随意调侃它和解剖它。

    我看了一个东西,夏目漱石日本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家,伟大的作家,鲁迅对他评价极高,而他对中国的文化,简直是心向往之,非常向往崇拜中国文化。一天夏目漱石跟他的一些学生在聊天,说英语里面有一个“I love you”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问学生怎么翻译呢?学生说“我爱你”。夏目漱石说:“怎么可以这样翻译,你只要说今天的夜色很好就够了”。日本人他有东方式的含蓄,我看到的一个材料,夫妻之间我们古代也有,皇帝和皇后连外形军成之敌,连内心军成之敌,夫妻之敌都有讲究,都有规矩,日本人也是。这个夫妻之间丈夫对妻子很客气,丈夫对妻子说:“得罪了”。妻子会对丈夫说:“辛苦了”。这种夫妻感情很温暖的夫妻生活都渗透了这样的礼仪感,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整个作家笔下肆无忌惮。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后来用了一个题目叫“那一切优雅的东西都分流云散了,淡然无存”那种肆无忌惮意味着对读者和对所有人的人格和尊严的蔑视,对他们人格的不尊重。现在很多作家就是这么一种自大狂,我们这6070年来,在我们心目中培养了,崇拜的那些自大狂,在我们内心也有一种魔鬼,就叫自大傲慢的魔鬼。人人都认为自己了不起,完全没有这种谦卑的东西,认识不到自己能力的边界,认识不到自己的有限性。比如像声音是有限的,死亡可能随时降临到个体人的身上。孔子讲不知声音之死,其实对于一个现代,真正有这种生命意识的人来讲,倒过来讲更是一个互补性的,更完整,不知死焉知生。毛泽东讲:“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这样的话都是对生命表现出一种浅薄和傲慢的态度。死亡和生命没有那么简单。

    我觉得我们现在整个可能在内心的情感世界、意识世界、价值世界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中国作家总是写看似简单寻常,但却是神圣和重要的东西。爱的价值,怜悯的价值。比如说像刘铮云,北京青年报记者问他:“你怎么看待怜悯的问题?”大家猜猜刘铮云怎么回答?怜悯是一个让我恶心的字眼,在所有世界伟大的作品里面,都表现了一种充满了仁慈,感到怜悯的态度对世界,他人,对不幸者的怜悯态度。怜悯不是高高在上的态度,怜悯包括怜悯自身、怜悯自己。我觉得我们几十年来教给了我们一种傲慢的态度,而恰恰忽略了最为重要的人应该有的谦虚、克制,对他人的宽容、同情,对世界的爱。这些构成伟大的精神现象最重要的东西都被抽空了。我们经常读杜甫的诗,你读着就想流泪,而杜甫诗中经常会出现泪字,这个泪字从去年的《离骚》开始,“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的诗里也经常哭,杜甫的诗几乎是浸透了泪水。“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人生有情泪沾臆,江草江花岂终极。”而且杜甫有一首诗叫《天边行》一开始就写到了“天边老人归未得,日暮东临大江哭”。那个你一般读着会有一种眼泪喷涌而出的感觉,只要你一直从头到尾读杜甫的诗,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没法不悲从中来,想陪他一同流眼泪,他那么大年龄,漂泊了那么长的时间,就想回故乡,但是就回不去,老病缠身,饥寒交迫,然后在黄昏的时候,依然到江边,没有人的地方放声大哭,非常可怜。但是不是为一个人在哭,他是为那个时代,被安史之乱之后,为那个时代的人们在哭,不幸的人们在哭。

    

    毛泽东曾经谈到杜甫的时候,说他是小地主,二,在诗里面哭哭啼啼,他很不喜欢,他不懂得,毛泽东的情感是很简单的,这个人的内心热爱的是权利,为了权利他谁都可以打倒在地。还有一个叫王夫之的也是我们湖南人,王船山,他有个叫唐诗选评,里面讲到了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忽然不屑的语气讲:说杜甫在说大话,让他讨厌,我认为也是缺乏对杜甫的这种伟大的人格和伟大的情怀的理解。我在讲这个是为了什么?我们的文学现在缺乏让我们觉得温暖、感动。让我们获得内在的这种支持性的东西,这我认为是我们当前文学最大的一个困境和危机。你比如说像写境遇的小说,我们读《复活》里面的马斯托尔,托尔斯对他的同情,是离他很近,而且站在他的角度,表现他的人格尊严,到最后拒绝与刘多夫(音)的婚姻那种高贵。包括像《悲惨世界》里面的方婷,那么一个不幸的女人,然儿(音)对他的爱。其实在这些伟大作家笔下的记忆,根本已经不是寄予了,他是所有我们人类的普遍境遇的象征,我们其实都是被侮辱的、被侵害的人。你一个富有的人,高贵的人,来到这个世界,象征意义上来讲,你都是被损害者,因为你必须死亡,你要流向死亡,你无可奈何的走向终结、毁灭。所以要有一种普遍的怜悯,一种更为普遍的情怀。而伟大的作家恰好在表现这个东西,很少被感动,这是我读当代文学作品经常感受到的一个不满的地方。当然我们现在好的作品,打动你、感动你往往是一些写实性的作品,纪实性的作品,里面有那种真的让你读过去,读的时候刹那间震撼,他深深的嵌在你的记忆中,永远难以忘怀的东西。前两天我陪一个朋友在后海,离我家比较近,在后海散步,走过了附近的故居,到了一个小胡同,住着一个人,叫杨宪益先生,杨宪益跟他英国的妻子叫戴乃迭把我们的《史记》、《三言二拍》、《红楼梦》都翻译成英语,向外国介绍中国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反右的时候,杨宪益被打成右派了,戴乃迭被打成英帝国主义的特务,他们两个相对喝酒的时候,穿着睡衣就被抓进监狱去,都没有来得及换衣服。然后打开的那一瓶红葡萄酒就放在那里,67年后他们回来了,葡萄酒里面还有一点点酒,他们走的时候,门口花盆里面长了一个仙人掌,那个仙人掌还是绿色的。当杨宪益先生想轻轻的去抚摸仙人掌的时候,手一刚接触到那个仙人掌,这个仙人掌一下子变成灰了,那个细节让我特别的震撼,非常伟大的一个细节,非常有表现力的一个细节。在这一刹那间,八年的时间被具像化了,无处的这种痛楚、辛酸那种伤害全都具像化,这叫伟大的细节。他包含了非常丰富的情感内容,非常有力量。但在我们的小说里,那些作家荒谬的想象,不合逻辑的想象没有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调整我们写作的理念,调整我们写作的一些方向,重新审视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有出息的作家,有抱负的作家,绝不是对历史的苦难和现实的困境闭上眼睛的作家。而是要试图正视它,像鲁迅先生讲的,真的猛士。鲁迅他有正义感。假如他不写《纪念刘和君珍》或者说《左联五烈》是被屠杀之后不写为了忘去的纪念,那么鲁迅的伟大是要大大的打折扣。比较一下像王蒙(音)这样的作家,聪明、圆滑、地位又很高,但是他没有正义感,没有勇气,他聪明不笨,勇气和这种生存的智慧是矛盾的。鲁迅先生讲事故,他说我懂事故,但是我偏不事故。所谓事故就是说规避危险,减小对自己的风险和伤害,活得很聪明。梅纳赫(音)他是一个有社会担当的人,有正义感的人,所以鲁迅先生讲民族的脊梁,他就是不要那么聪明,因为事故就泛滥而上。

    我们现在聪明的态度,现在几乎都是聪明的人,评论家各个都聪明,他绝不批评作家一句,也不说一句让作家不高兴的话。莫言一获奖,我有个朋友赶紧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千万不要说话,不要在批评莫言了。我觉得这是很荒谬,莫言的奖又不是上帝给的,就是上帝给的我也可以批评他。而且莫言本身的问题就很多,只是你们大家不了解而已。给我们推荐了很多伟大的作家,推荐了很多值得一读的作品,他毕竟有那么多时间,整天没事,一年四季都在读作品,选择获奖作品的人,三件措施总得做成七件好事吧。像莫言这样的作品,我读了一本叫《汉莫森》是那个挪威的,20年代获奖的一个挪威作家。但是知道原来的挪威和瑞典是一个国家,后来分开来了,瑞典和挪威破裂,分为两个国家独立,瑞典在这个联盟中是强势国家,是主宰国家,瑞典不希望挪威从联盟分离出去,一切支持联盟的,瑞典人都给他好处,知识分子作家都收买他。汉莫森就是一个强烈支持瑞典联盟继续维持下去的人,所以瑞典就要给他这个奖,当时评委内部已经有人质疑他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与诺贝尔奖所提倡的国民理念是背道而驰的。后来他们专门委托了一个评委系统阅读了汉姆森的所有作品,然后又给出了一个八张纸的分析报告,这个报告也在讲汉莫森是不适合得奖的。但最终出于政治上的考量,还是被奖给了他,最后发生的事情大家可能也不知道,就这个汉莫森是纳粹德国的坚定的支持者。直到希特勒自杀以后,一个礼拜,这个汉莫森还写了一份悼念希特勒的悼词,是欧洲知识分子中唯一一个纪念希特勒的人。称他是最伟大的中国人,而且把他的诺贝尔奖奖牌给到了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

    还有一个事情大家听了也别觉得震惊,比如我们的鲁迅文学奖,曾经有一段时间网民在批评诺奖的评委,在同一届就获得了卢奖比如一个评论家在评中篇小说奖,他获得了卢奖的,比如说批评奖,这就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个与诺奖腐败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比如诺奖有一个规定,不颁诺奖颁给死去的人,大家都知道,但是诺奖的30年代以后,威尔森(音)的诺奖评委会的主席,是个诗人,他活着的时候,他们这个评委会就要给他颁奖,但是实在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于是就没有给他奖,在这个人30年代初级刚死掉的时候,就给了他那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个我们只要读一下那个《史话》就可以知道,他问题也不是不能批评。我讲那个,我们不要把西方人的奖赏,那个鲜花看得那么重要,没有那么重要,尤其是涉及到中国社会文化文学,我们的判断比他们的更可靠。所以我们要建立我们的自信,要确立我们面对中国的历史,中国现实的一种独立性。我们的文化很伟大,我们的文学传统更伟大。司马迁、杜甫、曹雪芹、鲁迅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最伟大的作家一点都不差。要有这种自信心,不要依赖他们的奖赏,我看最近我们好像疯了一样,国家拿很多的钱,要推动我们这个获诺贝尔科学奖,大家注意关注新闻,这个很荒谬的。据我所知,没有哪个国家政府拿钱来包装他的科学家,为了诺贝尔奖包装,这跟我们办奥运会的理念,一模一样,一个季度虚弱、自卑、自荐的民族,才要搞这种运动式的,比如说像举国体制,搞体育,很荒谬的。其实本来是自由的,自然的人类运动。你把纳税的钱,一块奖牌后面有一亿美元,一亿美元就是纳税人的钱,你以为是谁的钱啊!这是不对的。是对体育精神的一种异化。而他们现在把诺贝尔奖看得很重,一方面对诺奖的和平奖贬的狗屎不值,但对他的科学奖又那么在意,这都是一种极其自卑和不理性的,没有尊严的表现。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写作的困境,还来自我们的文化自信心的缺乏,不相信自己的传统,不相信自己的经验,不了解我们文化人的伟大那种光芒万丈的东西。

    所以韩愈讲到李杜的时候,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我们今天也应该这样重新认识我们的传统,认识我们那些伟大的、有价值的作家和作品,重建我们写作的这种经验体系。热爱我们的汉字,热爱我们的汉语。现在很多小学、初中都没有读完的,没有完全良好的教育的,现在最红的主宰着中国文坛的50年的作家群,基本上都是半调子作家,他的语言经不住分析。像王安忆、余华、莫言,语言都很有问题。狗屁不通的太多了,真是这样子的。包括那个刘铮云北大毕业的,他就在写小说,不去图书馆读书,每天找个闭经的角落写作,那跟在农村的茅舍里面写作有什么区别,所以现在是油腔滑调,《一腔废话》小说的名字,那真是一腔废话,一句顶一万句,一堆废话,绕舌不停的绕舌,不好好的塑造人物,不好好的构制情节,不好好的描写细节,就在那个地方耍嘴皮子。所以这个50年的作家先天的有很大的局限。包括像张承志是我很喜欢的作家,80年代的时候写《黑骏马》《北方的河》我很喜欢,但是我现在有时候拿出的那个散文集来看,简直无法读,前言不搭后语,就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他整个被荒废的一代,大家别笑。这个司马迁是10岁读古书,10岁把古书选读完了。杜甫是5岁,你瞧瞧看,白居易18岁就写《离离原上草》。从3岁开始记人生,5岁开始识字,他是记忆力最好的时候,他不需要你理解,你只要记住,储存在你的记忆库里面,那么当你疯狂的喊着万岁,疯狂的去砸人家的东西,一晃到了20岁,上山下乡,再回来接近30岁,废人一个,你干什么,尤其是这种文化的吸纳已经错过了那个黄金期。怎么都补不上,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读四书五经我使劲的去背,我上高中的时候,老师讲一遍我一定要记住,全部背过了。你已经错过了那个时期,你没有办法了。心地那么单纯。上高中的时候背英语单词,背几遍,晚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经常用一个形象的比喻,那个英语单词就像脉络清晰的红色的树叶,从清澈的水上飘过去,现在你试试看根本记不住。所以他们是被耽搁的一代,这不是我嘲笑他们,是我嘲笑那个时代,耽误了整整一代人,他们中间绝对有天才,除了个别这种家学很好的,像钟阿城大家读他的《棋王》,那就与像莫言这种小学四五年级毕业,像王安忆这种初中毕业,像贾平凹这种工农兵大学生,完全不一样,那是一种从读书理念,从家学里面出来的,那语言之优雅、含蓄,那对中国文化体会之深。只有王安琪(音)先生能够跟他相提并论。但是这种真正的中国文化,他是一种非常内涵和内敛的表达方式,他不可能是发散性的,而是一部一部又一部写的文学作,中国大部分作品是半部其书现象,伟大的作品只写半部,红楼梦是半部,多了。因为中国人的感受方式,这种表达方式都是一种往内收缩的,它可能是发散的。所以钟阿城再也不写东西了,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修养太高了。就评他的才华,像莫言那样胡编乱造,像贾平凹那样无法炮制他会写很多东西出来,他的才华足够他胡编乱造,但是他的修养不允许他胡编乱造,所以他不写了。王安琪(音)先生只写短篇,中篇极少,长篇没有,为什么?因为他的修养太高了。修养高意味着他的判断力、见识超越了常人很多。因为很多人写很多东西没有见识,没有修养,他种土豆一样,一窝一窝土豆种出来,就是土豆而已。像钟阿城他那提炼出来的是金子,品质是不一样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个困境,我们今天整个的生活方式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境,比如说你现在安静阅读的时间有多少?我经常想这样的问题,我还是比较能远离电脑和手机的,因为我要读书、写作我的手机会关一天,我看很多人我的这个智能手机是最近两天才换的,原来我用的是最原始的手机。很多人都像ipad、电脑、手机占据了很大的时间,浪费了我们很多的精力,我们有时间去读我们的四书五经、红楼梦、杜甫的诗吗?而不读我们又怎么可能写好呢?读决定着写,从文化吸纳的角度来讲,也是困扰我们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现在从文学理论经常有一个概念,叫创新、独创,千万别相信这样的狗屁话,文学跟任何东西不一样,科学是要创新,科学要发明,要前无古人,文学的东西一定要有古文,文学是吸纳的精华,你吸纳得越多,你成长得越正常。大家要读一下歌德的《谈话录》歌德很伟大,歌德是思想家,歌德的经验非常的丰富,歌德至少有四五处地方嘲笑了独创和创新的概念。他说这是他见到最荒谬的概念,他说难道我们古人和前人的东西我们自己的作品里面剩下了什么?几乎什么都没有。那么杜甫给他的儿子写了一首诗,里面谈到了如何写诗。要熟读文选,文选就昭明文选,杜甫对昭明文选非常的熟悉,他的诗里面很多的句子,你都知道他从昭明文选的话而来。

    所以在文学上一定要有谦虚的,不要去蔑视古人、前人的傲慢,这也是我们教正,我们这种从政治领域到文化领域的自我开天辟地的败兴教堂主,我们这个时代最狂妄的一个东西叫败新教,新字当先,新中国,新时代,走进新时代,新什么新啊!你真的跟旧中国切开一刀两断了吗?你那个封建崇拜、封建意识有过之而无不及,登峰造极,谁告诉你那是新的。所以这种拜新教、拜全教、拜前教,这种传统我们要保持警惕的批判态度,这我觉得也是在我们理解文学上可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多读书,多思考,不盲从,不轻信,不要被别人骗了,而给别人去鼓掌,这就太不核算了。

    大家休息一下。

 

    

    李建军:我们前面讲了迫切性题材的意义,包括讲了我们现在创作文学面临的一些困境。好像我对作家批评比较多,问题谈得也比较多。也许有人会问你心目中有没有一些很优秀、值得去肯定、赞扬的作家,有没有一些可以去吸纳的,当代的创作经验,这个是肯定有的。因为我们当代也有很多优秀的作家。像钟阿城、王小波、路遥、史铁生,尤其是史铁生,他是一个具有人类性和世界性的作家,大家知道他是个残疾人。而且他的创作中面对的叙述的经验内容,具有人类性和普遍性。我一会儿会谈他。像王小波,我为什么讲王小波呢?因为49年之后中国的当代文学的写作,基本上是一种顺应式的、服从的、被动的、无心的写作。我说一句不恭敬的话,比如像我们有很多可以成为大师的人,像柳青、周立波,周立波的文学修养极高,他中国文学修养很好,外国文学修养也很好,周立波刚到延安去的时候,你知道他给这个延安的学生讲的是什么东西?他的延安讲稿我们现在周立波文集可以看到,讲《安娜卡列妮娜》、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最前言讲的是什么呢?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尤利西斯》写于上世纪20年代。我们翻译过来一直到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整整60年以后才翻译成汉语,由文洁若和箫乾夫妇。在日本大概是过了两年就翻译成了日语,这是我们跟日本在吸纳西方文化方面的差距。但是在延安时期,周立波先生已经讲这个《尤利西斯。《尤利西斯》我写过一个比较长的文章批评它,但是《尤利西斯》标志着西方的叙事传统的终端和转向,它具有极高的象征意义。周立波先生在演讲《尤利西斯》的观点,因为我批评《尤利西斯》的时候,我还没有看到周立波先生的延安讲稿。有一天我的一个朋友大学里教书,他看过我的那个博士论文,里面有一截谈《尤利西斯》,后来他看到了周立波先生批《尤利西斯》的讲稿,他们说你们两个的观点惊人的相似。因为那是中国人,中国人会看西方,他会有自己的文化理念和评价的尺度,是一样的。

    到了40年代后期一直到整个的5060年代,周立波先生写《暴风骤雨》、《山乡巨变》老是讲,从我自己来看,是对他的过人才华和非凡的文学经验的巨大浪费。你不能说他那里面没有可吸纳的经验,比如说他对东北方言和我们的湖南方言的这种完美的文学化的表达,都是可以去吸纳的一些文学经验。就整体而言,是对他文学才华特别可惜的浪费。接下来那些投机性的写作,像《湖南作战史》,包括《金光大道》,包括像柳青《创业史》里面的很大一部分,《创业史》里面有表现出了柳青非凡的才华、叙事能力、语言功力,但是本质上是一部顺应性的写作。对这种私有财产的诅咒非常的荒谬和可笑。你只要读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你把这两个《创业史》《通往奴役之路》对照一看,你就知道这个柳青在对人类的解放,人类财富与解放的关系理解有多么的愚昧无知,在柳青的《创业史》里面私有财产是万恶之源,在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里面,私有财产是一个人自由尊严的保障,确实是这样。我们要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你就会有安全感,你就可以不买领导的账。不像过去我们的房子要靠领导来分,你必须巴结领导。所以这还有什么问题呢?我们的整个60多年的文学,基本上是一种盲从的,是一种被工具化了的,被规约了的写作。那么王小波为什么了不起呢?就在于他第一次一种清醒的、勇敢的、机智的摆脱了奴性的写作模式,以一种空前的清醒的开始写作,他的那些小说《黄金时代》、《黑铁时代》、《白银时代》他就在反讽我们的体制,对人性的扭曲、压抑,以这种机智的、幽默的方式来解构,尤其是他的随笔,《我的精神家园》、《沉默的大都市》大家一定要读,为什么一定要读一个作家的随笔。我对王小波的随笔评价非常之高,因为随笔你能够看到一个作家的思辨能力,他的基本价值观、思想倾向,他是最直接呈现一个作家的精神世界。一个作家写小说,也许你看了他的语言上的致命问题,但你看随笔和散文、杂文,你就能看出来他的学养、语言的这种功力。所以像王小波这样的作家,他在我们当代文学整个的发展里面,他是个重要的,具有标志性的人物。他对这种沉默的,不行使、不作为,作为一个公民不行使公民权利,不积极作为的奴性人格的批判。对于这种盲目的爱国主义的民族性的批判等等,你打开来他几乎就在解剖,我们带着感染病毒的民族的灵魂,很了不起。王跃文的那个,他现在叫《幽默的代价》里面也有一篇叫《被拼命的大多数》,很多时候我们被代表了,我们被这个以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被关怀了,其实你的尊严、权利、自由、存在都被蔑视了。你是个可以被忽略的,不计数的一个存在。所以我们为什么也说过没有价值的,活得感觉很卑贱,在作为一个公民主体,生命主体没有被尊重。

    最近那个总书记在你们湘西去下基层,老太太问的一句话:“怎么称呼您呢?”我们都可以有两种解读,第一,我们这个民族在近现代以来,是个做戏党培训,先是批评的虚无的做戏党,就是喜欢演戏,唱高调,喜欢骗人。鲁迅先生写过几篇杂文,其中有一篇《我要骗人了》,说明这个没有骗。在里面老太太没有事先被安排,今天总书记要来看你,他见到总书记不吱声,您怎么称呼,那不会。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解读一下,一个公民竟然不知道总书记,不认识总书记,这也是挺不正常的。所以我们需要一种启蒙的,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真正能够洞察我们时代的问题,而且能够通过整体的分析,充满事实感的叙述,给我们提供一些答案的。老有一些人会讲,这个文学创作只是提出问题,不提供答案,这是极其荒谬的。我们在世界文学的伟大作家的地方,既可以看到尖锐的问题,也可以看到非常高明的答案。也就是他的价值体系,他对意义世界的一个把握和理解,托尔斯泰会告诉我们,怎么理解暴力、革命、正义,托妥耶夫斯基也一样,鲁迅也有自己完整的价值体系,也有他对世界的理解、传统文化的理解,对真正的人的自由、尊严的理解。

    我今天想着重讲一个,我认为能够代表中国作家在精神上具有人类性和世界性的作家。我着重讲讲史铁生,因为铁生我跟他见过两次面,老实讲,你跟他面对面的时候,他那种温和的、乐观的、镇定的微笑,整个表现出他内心世界的那种强大,那种坚韧。我觉得史铁生之所以很了不起,一方面我讲过他属于50年代,甚至是一个残疾人。铁生也自我分析,假如我是一个健康人,假如我能够行走、奔跑,我可能就不是现在的我。我可能去堕落,也可能去做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也可能活得非常的没有意义,正是因为他是残疾人不能行动,所以这就是他一种被动的方式介入了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去思考人的困境,人获得自由的一种可能。史铁生他的精神上的成熟跟他的境是也有关系。史铁生作为一个当家作家,我认为他所达到的高度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文学性,语言表达力,以及整个对文学的理解,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在史铁生笔下,在他的作品中你找不到病句,语言干净、准确。王小波也是这样干净、准确,富有诗意。因为他表达的是他真实的感受和态度。

    而且最重要的,他对生命本身深刻的体验和深刻的理解。他身上完全没有我们一个有了地位、有了金钱能够自由行动的作家身上的傲慢、自大,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从精神生活来讲,史铁生的作品里面,他也表现出我们当代作家身上很少见到的一些非常值得去研究的东西。我在国家读书馆做报告的时候,因为我是专门谈史铁生是很内容很多的,我今天不是特别详细的介绍他。比如他对文革的反思,非常之深刻,像《奶奶的心》,包括他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等等,都是在反思文革。而且是一个真正的先锋的写作,文笔的探索,他是把随笔和小说哲理性的思辨与叙述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你可能读他的时候,有时候觉得艰涩,不像一般常规艺人的小说那样,都很清晰、简单,你就被这种故事性推进着。如果你没有跟史铁生一样的焦虑和问题、经验,那么你读他的作品可能会是一种挑战,如果有这些的东西时候,那就不一样。比如我读到他里面会对文革的反思,他小说里面讲到了,他那个时候会在我们的抗美援越,广播里会公布,今天我们在前线打死了多少美国人,那个时候在广播里都在播,史铁生那个时候是个小学生,他经常听打到打死了,打死了这样的话,已经很习惯了。那么后来他就讲,非常残酷和冷酷的东西。三个字很简单,说得平平淡淡,他说这三个字在越南、阿富汗、拉丁美洲、中都,所有进行着战争的地方,广播员平平静静的报告,说昨天某某游击队打死了某某政府军,某某人,那么像这种死亡统计学,史铁生就把它记录在文革的语境里面,会写文革中打死人的带有娱乐性的那种随便。有很多的这种细节,我就不去讲了。

    而且他反思过理想,因为我们一直再强调共产主义理想,这理想、那理想,他说这个理想应该是一种跟时代的,更有生命内涵的东西,不是一种简单的东西。不是一个外在的东西,他有很多的重要命题,史铁生有自己独到的反思。而且他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国情下有着很警惕的批判。在我看来史铁生最了不起的地方,最值得我们去关注和吸纳的地方,在于他在宗教情感的高度,吸纳了或者重新建构了一个新的事迹。他把佛教和基督教作了一个现代的整合。大家知道佛教是一种苦感宗教,人是来受苦的。所以他有一种对人的悲怜,那么基督教文化认为我们生来是有罪的,所以他对生命有一种忧患,那么史铁生他借助基督教和佛教融合在一起,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忧悲,合成了一个词。忧悲在史铁生的叙事话语里面、反思性的话语里面、关于生命的话语里面成了一个关键词。这个很了不得。大家别小看这么一个词,他从他的生命经验,从对人类的这种精神的痛苦困境里面反思得来的,这就是一个伟大作家了不起的地方。托尔斯泰讲不以暴力抗恶,托妥耶夫斯基讲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没有资格审判别人。他通过拉斯科夫等等这么一些人物的塑造,包括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些人物,我们都是有罪的,人人皆有罪。史铁生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忧悲的情怀,在我们这么一个充满暴力、仇恨、敌意、对人的蔑视,充满了社会分层化的不平等的一个国度里面、社会里面,史铁生的忧悲概念显得特别的伟大,特别的重要。中国人现在的心特别的冷、硬,而内在的精神世界特别的空虚,特别的没有目标感。我们真的是对在爱的情感方面,表达的创造方面都非常的低能,所以这个忧悲的概念,另外史铁生还提出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命题叫爱愿,愿就是愿望,他把它合成了一个词。史铁生在他的作品中多次阐释爱愿,大家知道爱在我们中国爱是一个单一词,这个爱它又包含了多种形式的爱,母亲对儿子的爱,老师对学生的爱,还有爱情,多种的爱。爱愿这两个字合成的词史铁生阐释它的时候,赋予了它非常丰富的内容。他认为爱愿既是一种情感态度,也是一种行动的能力,他指向了一切对生命的爱,所以他非常的丰富,是一个开放的态度,而不是封闭的。我们过去老讲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好像很对。但在史铁生看来,真正的爱是无前提的,最高尚的爱就是无缘无故的爱。这个太伟大了,我特别的震撼、感动,爱是不需要前提的,不是因为你是我们的革命同志,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我爱你们,你是中国人我爱你们,不是这样的,爱是没有前提的。真因为他没有前提,所以这样的爱是纯粹的爱,是属于人类的爱,是高贵的爱和伟大的爱。所以我们现在反思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们从小就背了这些话,恰好是违背了爱的伦理,违背了爱的最神圣的原则,把爱变成了一个有限性的,公立性的,极其狭隘的东西。

    我觉得史铁生的情感世界是深刻而丰富的,他的思想能力也达到了一个真正思想价值的高度,经常读他的随笔、小说,我真的特别的震撼,为我们这个时代有这样伟大的作家,觉得非常的自豪。但是他们的伟大,是自己刻骨铭心的,甚至在死亡中挣扎出来的这种艰辛的,沉重的人生经验是有关系的。因为铁生多少次想过自杀,经过跟死神在较量,但是他战胜了死亡。以那样恶劣的体质、恶劣的身体状况他能活到60岁,这是创造了伟大的生命奇迹。

    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里面,比如我们趋利避害,这种趋乐避苦,我们认为人生来是追求幸福和快乐的,天经地义的。这其实对生命非常严重的误解。我们其实本质讲来到这个世界是受苦的,史铁生的多篇文章谈到人来到这个世界是干什么的,他说是受苦的。因为他在我们陕北插队,陕北人们有一个词叫受苦了,这我们从小就知道。这个词就是一个非常朴实的话语表达的本质。那么史铁生讲,他说这个人类不可能一劳永逸的战胜苦难,那是不可能的,他说“人定胜天是言过其实的鼓励。人被抛到这个世界来,才是实情,生而为人,终难免苦弱无助,你便是多么英雄无敌,多么厚学博闻,多么风流倜傥,世界还是要以其巨大的神秘置你于无知无能的地位。”所以任何人都不要扮演救世主的角色。人所能做的既不逃避苦难,也不放弃希望。所以史铁生的作品里面,虽然在谈一些人生的理念,他对人生的理解,但是他从自己的人生经验中来,不是简单的说教,轻飘飘的,空洞无物的,不是的。而且他是在批判和解构我们已经变成教条的所谓绝对原则。比如说人定胜天,为了他人的幸福牺牲自我等等。所以我们的这种虚妄的乐观,不顾一切的傲慢,其实是缺乏对生命本质的深刻理解。而且史铁生的文集里面,有大量的信,信是一种伟大的写作样式,大家可能都忽略掉了。伟大的人物都有伟大的信件。鲁迅有两屉书,从两屉书里面我们了解到了鲁迅思想是他的小说、散文、随笔里面所没有的,那么这个十九世纪欧洲伟大的很多哲学著作是通信,伏尔泰有通信,席勒也是写信的方式,托尔斯泰,包括托妥耶夫斯基,包括契诃夫他谈文学有一本很厚的,58年我们出版的,他全是信件,写给他妹妹、弟弟、朋友的信。史铁生在大量的信件中谈到了他在其他的地方不可能表现的思想。比如说他给他的美国一个朋友叫李建林(音)一封信里讲,他说:我越来越相信,人生是苦海,是惩罚,是原罪,对惩罚制定对恰当的态度,是把他看成锤炼之地,一种非常坚韧的对生命的理解和面对苦难的态度。所以我们中国人现在这样脆弱,有时候在一些压力、挫折,考验的面前一下子就跨掉了,在于我们真的是没有让一种具有宗教感和真正的具有哲学深度的思想,价值观进入我们的意识,所以中国人真的很可怜,经常内心非常的古弱无助,面对死亡的事故,据我所了解的,真的非常的可怜,因为没有一些宗教的那种拯救、宽恕,包括天国的想象。所以我们这个文化包括我们的教育、社会关怀,基本上处于一种失职的状态。

    而文学实质也应该体现这种宗教性的精神性的东西。而我们没有,我们只有停止在肉体的,物欲的层面。你看那个《废都》写一些男男女女之间的性的渲染,没有精神的高度,没有情感的深度,没有仁义性的东西,非常有局限性。莫言的那个《檀香刑》那种混乱的想象、夸张的叙事,病态的趣味,完全不是一种非常伟大的成熟的东西。所以史铁生在另一封信里面,他说无缘无故的受苦还是人的根本处境。所以你不要觉得委屈和冤枉,什么厄运加在你头上你都使这个当然,这就是人的境遇,你有遭遇到了什么,别人的伤害、疾病的侵袭,都不要慌乱、惊讶,一切的经历都可能是自然的,当然这不是一种宿命乐,不是,而是叫你认知我们可能承受什么样的伤害,什么样的苦恼都可能降临在我们的身上,你镇定的去面对他。所以我从史铁生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从他镇定的微笑,温暖的微笑,因为这个表情是不能够掩饰的,人内心的颓丧、那种无助、那种绝望,在你的表情中你是遮盖不了的,表演也表演不出来的。只有真正的这种坚定乐观的人才会有那样一种明朗的,让你觉得亲切和温暖的微笑挂在脸上。

    英国人好像从苏联整合了很多的影像资料,有个纪录片叫做毛泽东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毛泽东里面有个镜头,我们在中央电视台你不可能看到的,一个镜头对着毛泽东,毛泽东就从那里走过来。我敢断定,看到他那个眼神和表情神态,你也会吓一跳,真的很吓人,那个表情里面就是赫尔曾在写这个《尼姑拉一世》的时候说他有一双冬天的眼睛,毛泽东的眼睛就是冬天的眼睛,太吓人了,特别的冷,像刀片一样削过来,他迎面走过来,不知那个摄像机,因为毛泽东对录音和录像特别的警惕。杨尚峰(音)为了更好的落实他的指示,给他身边安了一个录音的设备,他称为是窃听事件,从此帮毛泽东已有的很多录音资料都销毁了,这个特别的可惜。什么人怕这些东西留下来呢?大家可以去想。史铁生的这些思想,校正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对人生的理解都很有帮助。我为什么史铁生是一个世界性和人类性的精神现象,这种伟大的文学呢!西班牙有一个作家叫乌纳穆诺,他写了一本书叫《生命的悲剧意识》,乌纳穆诺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哲学家、宗教学家,在西方文化地位非常之高。乌纳穆诺有这么一段话,我读他的《生命悲剧意识》记忆极其的深刻。我联想到,乌纳穆诺说受苦是生命的实体,也是人格的根源,因为唯有受苦才能使我们成为真正的人。大家体味一下这句话,跟史铁生前面讲的那些话完全是一样的。但是他们都是从他们自己的经验和心灵深处生发出来的。乌纳穆诺说“一个人越是唯有受苦或者接受苦痛的能力,他就越具有神的致信。”越能承受苦难的磨炼,越有接近神信的崇高的人性品质。

    那么关于苦难史铁生的很多看法,跟西方的顶级的哲学家、宗教学家的认知是一模一样的。《我与地坛》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典作品里面,他就讲了,表达了对苦难本质的意义理解,你可以抱怨上帝,最多的苦难给人间,你也可以为消灭这种苦难而奋斗,并为此享受崇高与骄傲。但只要你再多想一步,你就会坠入深深的迷盲中,假如这世界上没有了苦难,这世界还能存在吗?要是没有愚钝,机制还有什么包容呢?要是没有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幸运;要是没有了恶劣和卑下,善良与高尚,又如何界定自己;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不会因司空见怪而变得烦腻和乏味呢?我常常梦想着在人间彻底消灭残疾,但可以想象,那将由病患代替残疾人去承载同样的苦难。如果能够把疾病也全部消灭,那份苦难又将由像相貌承诺的人去承担了。所以他这里面有一种对生命非常彻底的辩证的理解。人没有办法永远摆脱残疾、残缺、病痛、苦难的折磨。所以他在《足球内外》这篇文章中总结了,看来苦难并不完全是坏东西,爱并不太可能在福乐的竞争中牢固,只可能在苦难的基础上生长,当然应该庆幸那苦难时光的短暂,但是否可以使苦难的情怀长久一些呢?而且他还写了一篇《说死说活》的文章,他强调了幸福与苦难的依存关系,他说没有苦难和磨难,你就不能强烈的感受到幸福。那只是舒适和平庸,不是好运,不是幸福,这也是对的。史铁生像这么一种非常彻底、深刻,具有普遍性的,对生命的理解,对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来讲,尤其显得宝贵和值得珍惜。

    史铁生强调苦难,同样他也特别强调爱,他认为爱是一种关系,这个理解跟马克思在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法中的理解又是一模一样的,伟大的人他对事物的伟大,那个理解最后都还原到常识性,但他是被我们忽略掉的常识。马克思说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只有在爱的行动中才能成为人的关系,这个人和人之间必须建构一种爱的关系,而且用实际的行动去体现,而不是停留在话语的层面上。这个托妥耶夫斯基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不能没有别人,不能成为没有别人的自我。我应该在他人身上找到自我,在我身上发现别人。像这样的思想,我觉得我们从小学开始的教育里面,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我们只想着被人(3512)而人类是个集合词,任何个体的人都不能还原成人民。所以我们的价值观里面总是用整体来遮蔽个体,总是用抽象的东西来遮蔽具体性的东西,最后变成一个话语游戏。

    托妥耶夫斯基的这句话之后接着说到,我想每个人都是生存在与别人的关系中,世界由这关系构成,而意义由此关系显现。中国的作家很多的时候没有思想家的能力,不会想问题。没有发现意义和创造意义的能力。他就只在面上看到一些事项,看到一个场面和听到一些故事,就写这个东西。那它下面包含了是什么意义,概括力,哲学的思辨力当代很多的作家不具备,这是一种更高级的能力。王安忆有个小说叫《启蒙时代》,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时代是个蒙昧主义时代,人们都活得糊里糊涂,脑子里一团浆,一片混沌。清醒的去想我们时代的本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种种困境的人真的不多。王安忆写的《启蒙时代》我很兴奋,我要看看,他发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是否提供了什么样的答案。结果看完了以后,他根本没有任何的启蒙的字句,没有提出任何问题出来。

    史铁生他写了大量的文章,就批判这种狭隘的利己主义,而弘扬一种利他精神,在这不是集体主义,我们所弘扬的中国特色式的集体主义利他,而是个体对个体的一种爱的表达,一种谦虚的、内敛的、不张扬的、朴实的一种爱的关系的建构和表达。而且他对他的小说中,有一种非常朴实和感人的方式表达了生命的爱对他的这种关系,比如说大家读这个《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如果你读过,你就会记得史铁生写过的这样一个细节。他里面写的一头老黑牛,这个老黑牛曾经救过人,因为一个狼进来的时候,用他的牛脚抵到那个狼的肚子,他脸全部被狼的爪子挖得稀烂,但是他就是死死的顶住,直到把这个狼顶死,就这么一头老黑牛。史铁生是自己喂牛的,当然小说他可能有一些加工。有一边晚上这个牛干了一天的活很累的,它吃了草就卧下来去反处自己吃到的草,结果半夜起来以后,发现那个老黑牛站在那个地方,显然累得难以支持了,因为疲劳那个咸水不停的往下流,结果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以为它生病,结果去一看,是一个小牛没有躺在自己的位置上,而躺在了老黑牛的肚皮底下,老黑牛如果躺下去就把他压死了,所以老黑牛自己非常疲劳的站在那个地方,后来这个史铁生一看,原来是这样,就把小牛犊抱走了,老黑牛一下子就卧下去了,他当时特别的感动,他看老黑牛的眼睛里面充满了对他感谢的那种神态,他是真不知道感谢谁。像这种把生命万物的利他的朴实的,不做作的,没有高调的情感表现出来了。所以苦难中呼吁着爱,也点燃着爱。在苦难中史铁生以一种书信的方式思考着爱与叙述着爱。

    乌纳穆诺在《生命的悲剧意识》里面讲,爱即是悲怜,to love is to peat(音4002)。如果肉体因娱乐而结合,那么灵魂将以疼痛而结合。灵魂之间的互相靠近,一定是要在苦难和疼痛中互相间获得了一种接纳、理解、包容。而我们的这种爱,它是在狂欢中,那种狂欢是战斗的狂欢,杀戮的狂欢,仇恨的狂欢。到最后只能变成毁灭。所以这种苦难激活了灵魂深处的爱和悲怜。没有爱的安慰和悲怜的支持,人终究很难超越苦难。所以我这个隐身,在物外的世界里,人类通常要体验更强烈的孤独感和无助感,要承受更多的痛苦和绝望,直到最终被苦难彻底压跨。

    读史铁生的书给我很多的启发,会一下子变得很镇定。你突然得了很严重的病,或突然遭受了特别让你难以承受的打击,你都会变得很镇定,你觉得这就是你的境遇,你必须面对他,人们的慌乱、乞求,任何的脆弱都没有用,你就需要镇定和勇敢。所以正是这种对自己生命境遇的理性认识中勇敢的生发了出来。所以为什么有些宗教情感的人面对死亡会那么镇定。包括像恐怖袭击,我当然不赞成恐怖袭击,像天安门的恐怖袭击,我丝毫不赞成。但是就这种恐怖袭击他都需要一种宗教意识的支持,宗教情感的支持,需要一种宗教精神。你很难想象没有这种支持会有那么多的人肉炸弹,当然这个宗教也有和宗教的不同,我不知在座的有没有其他很敏感的宗教的信仰者,有一些宗教是包含着一种对人的蔑视和不尊重的,对儿童的不尊重,对女性的不尊重,我就不具体的去说了,在西方知识分子有人曾经坦率的尖锐的批评过这样的总价。你比如像某些地方的伊斯兰教,比如说像阿富汗,男人可以取几个老婆,但是女人一旦偷情,有婚外恋情,就要把乱世打死。女孩子不能正常的受教育,一个女孩子如果参加体育运动,参加比赛去上学就可能被枪杀,这叫什么宗教?这是宗教吗?所以这个法拉奇意大利最伟大的女性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写了一本书叫《愤怒与自豪》这个书在911之后,在法拉奇把自己关起来在房间里写了三天写完,在意大利的报纸上,当天的报纸就加印了一百万份,她就阐释为什么会发生911,阐释那种不同的宗教规约下的文明之间的冲突必然性,尤其批判了伊斯兰的原教之主义。所以这种宗教的情感,宗教是复杂的。但是伟大的健全的宗教是教会我们爱,教会我们如何面对苦难,甚至最终的死亡。因为我们的哲学,我们学什么狗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都教给我们说哲学是认知世界的方式,如何认知人、物与世界,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这完全是错的。伟大的宗教其实就是一种伦理性的,比如说像我们原来读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他开头的第一句就是:哲学研究的唯一问题是如何面对死亡。我当时上大学,根本没有想过死亡的问题,哲学怎么会是面对这个问题呢?其实我现在终于可以理解,哲学、宗教、文学面对的都是一样的问题,那就是死亡或者人的最根本的境遇,人的苦难、绝望、拯救、超越。所以这种爱愿就成了史铁生写作具有灵魂意义的话题。成为他展开叙事稳定的精神基础。而且这样的写作是一切伟大的文学、作家共同的精神基础,是莎士比亚的、歌德的、托尔斯泰的、是杜甫的、也是鲁迅的。现在有一些人跟我讲鲁迅内心阴暗、狭隘、好斗、爱骂人,固然鲁迅有这样的气质,鲁迅确实有骂过人,但是鲁迅的精神世界太丰富了,鲁迅的整个作品里面包括《野草对死亡的思考》,他整个作品里面表现出来的祝福,鲁迅其实是个非常仁慈,内心世界非常温柔的人,祝福里面对弱者的怜悯和同情,我觉得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杜甫和鲁迅都不信仰什么宗教,但是他们都达到了宗教这种崇高的境界。而且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是关于杜甫,因为杜甫两岁的时候他妈妈死去了,然后就交给他的小姑姑抚养,他小姑姑是个佛教徒,每天要吃斋念佛,托尔斯泰也是在很小的时候,他的母亲死掉了,也交给他的姑姑抚养,他的姑姑也是个虔诚的东征教徒,杜甫的宗教意识、仁慈从小在他的心理生了根的。杜甫在给他姑姑写的墓志铭,杜甫全集里有。他从小生病,生病了以后姑姑找了一个人来,一个巫师来给他算算,孩子该怎救,然后巫师告诉他说,你们家东南方向的床,那是个吉利的地方,孩子躺在那个地方就会痊愈,就会活下来。那么同时他姑姑的儿子也生病了,他姑姑就把杜甫放在那个床上去睡,最后杜甫活下来了,他姑姑的儿子就死掉了。这个杜甫给姑姑写的墓志铭里面,把这个记录下来这个细节非常之重要。这成为杜甫仁慈和爱意世间万物非常一个重要的,宗教博爱的情感的生发,触发他的生长点。

    史铁生对苦难、爱的理解,尤其是爱的创造性的阐释,爱是一种意愿,更是一种行为,他有非常多的话语,我今天不去重复它了。而且史铁生由于他自己的这种残疾和生病的不健全感,深刻的体验,他竟然发现了其实残疾人只是一种极端的方式,体验着人类的境遇,他从本质上来讲,每一个人都是残疾人。所以他说残疾并非残疾人所独有,残疾并不仅仅限于肢体和器官,由于心灵的压迫和损伤,也可以导致残疾。所以他真正的进步,终归难以用生产率衡量,而非要以爱对残疾的救赎来评价不可。上帝正是要以残疾的人来强调人的残疾,强调人的迷途和危境,强调爱的必须和神圣。这样的话都非常的深刻。事实上就是这样的。你比如像苏珊桑塔格他有一本书叫《爱的隐喻》大家应该看看。他说人这个生病有两面性,正面是你的健康,背面是你的疾病。所以他说没有无疾病的人,但是每刻都在疾病中,因为你每刻都在衰老,而衰老就是一种病,死亡更是一种病,而这两者都无法解决。所以这个我就觉得苏珊桑塔格和史铁生都达到了非常深刻的对生命理解的高度。所以我们不要傲慢,也不要自大,面对生命我们需要谦卑,需要镇定,需要更理性的、健全的态度。

    铁生对中国人当下的时代、精神和国民的心态也有尖锐的批评。他说现在的中国人,他经常提到现在的中国人,现在的中国人很少说理想,而经常谈装修,就谈房子、物质、物欲,少说爱情,而经常多谈言性,而理想的本质注定他或者在现实的前列奔跑,或者在现实的上空飘动,很难把他抓来放在床上,谈理想,铁生认为它根本就跟这种现实感和你真正能抓到的那个东西没有关系,他就是一种虚的东西,在前面、在天空,它是引领我们的东西。而且他经常谈到宗教与爱的关系,我们中国人缺乏的就是宗教情怀,缺的就是宗教的情感。史铁生在1999年的218号,同样给李健兵(音)的信中,他这样说:宗教精神的根本就是爱的理想。我们爱一个人就需要那个人给我回报,肯定我的道德,肯定我的精神,包括政府,评为感动中国的年度人物,它不是这样子的,爱是理想化的行为,把他当做应该做的事情去做就完了。他经常试图给这种因为经济动物和追求现实利益的中国人开精神拯救的药方,他说爱是一种理想或者梦想,不仅仅是一种实际,这样当爱的实际并不美满之时,喜欢实际的中国人才不至于全面的导向实际,而放弃飘渺与心魂的爱的梦想。史铁生喜欢用心魂这个字,他不讲灵魂,不讲心灵,而是用心魂,他把心灵和灵魂两个字合在一起,称之为心魂。所以我写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无尽苦难中的忧悲与爱愿》论史铁生的文学心魂,与精神持念。他也有持念一个词,就是所持的信念,合融为持念。

    他还有谈到佛、基督的地方很多,这个我就不具体的去讲了,我只是告诉大家,他作为一个东方人,他把佛的温暖和西方的基督的慈悲,这种热情的慈悲,融合为一体形成了一个新的宗教理念、宗教情感、宗教思想,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流失,正像我曾经寓言过的那样,像路遥、王小波、史铁生这样的作家,对于我们未来的读者会越来越显得重要,因为他提供了不仅我们这个时代,而未来的中国人生活中很重要的价值途径。

    总之,像铁生这样的作家,他是伟大的,他的伟大在于他对于生命的本质的深刻理解,而且伟大在于他用他自己切实的、人生的经验来教给我们怎么样去学会爱、学会怜悯、学会谦卑的生活。所以文学本质上就是叙述我们自己的人生经验,而且传达给自己对人身的理解,对我们的人生观、生活方式发生积极的影响,而能够产生积极影响的文学,就是伟大的文学。而那些只是渲染自己对世界、对生活的情绪,只是淋漓尽致的显示、炫耀自己的才华,或者实现某种外在的目的的创作,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讲,都是渺小的。都是一种消极的作品。

    文学的话题永远是无边无际的,可以永远的说下去,我今天就先讲这么多,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会后再交流。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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