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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变与不变

http://www.frguo.com/ 2014-04-11 

        一、时代之变中的文学
  
  谈论文学,其中一个应有之义,是要认识时代之变中的文学之变。文学不变是它的本质,它的功能和它的魅力,文学的变是指文学发展的无尽的可能性,因为文学反映社会历史过程,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我们国家变化非常之大,正如江苏的华西村,可以以其高速发展而具有世界知名度。我们的文学,变化也是很大的。当然,在说文学的变化的同时,也要说它还有很多不变的东西,好多作家正是有所坚守,才有所收获的。
  文学是对变化了的世界的纪录,世界在变,社会在变,时代在变,文学没有理由不加以反映,但同时,文学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生产方式,与电影、与电视剧、与音乐一样,有其不变的一面,文学对有益价值的坚守,对现实的不满足,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求,应该是不会变的。
  关于文学和文学的本质,关于我们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现在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关注,大家坐在这里分明感觉到,一方面我们受到莫言获诺贝尔奖的这个鼓舞,另外我们也觉得可能身上有一份责任。文学是关乎人的这个心灵的一件事,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不直接和我们的物质生活发生联系,和我们的精神生活、跟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心灵发生关系。文学可以使人生变得有趣、变得充实、变得丰富,这是毋庸置疑的。什么叫文学,好多人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有的人说问我什么是文学,干脆还不如问我什么不是文学;乔治•奥威尔曾说:“除了铁路时刻表之类,没有哪一本书完全不具有美学上的考虑。”
  我看到王安忆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她说文学使人变得有趣,使人生变得有趣。文学主要不和实际利益挂钩,但文学对人生是有实实在在作用的。广东有位作家叫李兰妮,是深圳作协主席,有一段时间患了癌症加抑郁症,她写了一本治疗抑郁症过程,写心里纠结以及释放的书,叫《旷野无人》,最近又写了一本书,题目叫《因思爱而成病——狗医生周乐乐和病人李南妮》,说她的叫周乐乐的狗和自己的关系,和她疾病的关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维度,就是文学在的医疗方面作用。
  当然,文学给人更多的不是实惠。歌星唱一首歌就成了名,我们写了上百万字,都没成名,这也是很普遍的事。热爱文学、执着于文学,好多时候可能让你颗粒无收,让你徒劳。也许追求了一辈子,最后可能什么都没写成。越想出名,还越出不了名。云南昆明有个评论家叫冉隆中,对云南那些文学爱好者做了非常广泛深入的调查,写了一本书叫《底层文学真相报告》,我看了以后确实非常感慨,那些农民,做小买卖的,当教师的,五行八作,什么职业的都有,他们从小热爱文学,从小就写,有的卖了房,地也荒了,或者卖了地,班也不上了,但大部分没有成功。我给这本书封底写的话是:“就在一些人选择远离文学,就在一些人看轻写作事业的时候,冉隆中决意为广袤边地上的一些文学的寂寞坚守者,无悔的徒劳者立传。力图刻画出他们的尊严和气度,因此,底层文学真相报告,极有可能成为意义多重的证词与宣言。”这些人不放弃的精神是了不起的,他们的精神应该受到尊重。
  与此同时,文学是个完全可以由自己作主的事业,想干就干,想不干就不干了,想离得近就近,想离得远就远,并且文学不嫌贫爱富。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按说,文学是高傲的,但文学往往向卑微的人们低下头颅,因为文学总是有悖常理——越是不具备文学生长条件的地方,越是生长出巍峨的文学,越是清苦穷困的人,越可能成为文学女神青睐的对象。”贫穷不怕,你越是努力,越是勤奋,越可能有大的收获。
  文学写作可以成为自己的生活选择,可以成为自己的业余爱好,可以成为自己与人交流、与朋友交往的渠道。有的人以文学为桥梁交上了漂亮的女朋友,或者成为社会贤达。文学真的可以无怨无悔地追求下去,而且,文学最终给人的精神满意度是非常高的。是我们做买卖,倒腾文物,或者搞收藏等比不了的,因为搞这些的满意度不确定,搞收藏,如果走眼,你就全赔进去了,但文学不一样,文学只要投入,可能就会有收获。
  
  二、认识文学本质的几个维度
  
  我们国家向来崇尚文学,我们的前辈、先贤对文学的认识很深刻、很有启发性。比方说孔子的《论语》,说“小子何不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大意是说,诗可以激发人的情感,可以观察了解天地万物与人间的万象,可以交朋友,近呢,可以侍奉父母,远呢可以侍奉君王,通过熟悉和亲近,草木等大自然的生命,把人的同情心,人的感受,人的情绪,扩展到整个自然界,美化自己的心灵世界。我觉得这就把它的作用和本质说得就非常明白了。司马迁则说:“西伯幽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也。”他的意思无非就是说,文学不嫌贫,不惧富,文学需要有创作者的冲动,可能不需要多么豪华的设施,不需要我们吃了大鱼大肉以后才可以做。
  关于人为什么要写作,可以看看英国作家乔治•奥维尔的说法,他写过《1984》《动物农庄》等影响很大的作品,他有篇文章叫《我为什么写作》,他说过:“除了谋生的需要,我认为写作有四种最重要的动机,至少是对于非诗歌写作而言。这些动机在每个作家身上存在的程度不同,根据他所生活的外界环境它们所占的比例也会时时变动。它们是:
  1.纯粹的个人主义。渴望显得聪明,被谈论,在死后被记着报道,报复那些在你童年时怠慢过你的成年人等等。人类中的绝大多数并不是十分自私的。过了三十岁,他们几乎完全放弃了作为个人的感觉——他们主要是为他人而生,或者是在苦差中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还有另一小部分具有天分、随心所欲的人,他们决心一辈子为自己生活,作家就是属于这类人。至于严肃作家们,我要说他们总的来说比记者更自负,更以自我为中心,虽然他们对金钱的兴趣要少些。
  2.美学热情。即:对于外部世界之妙处的感知,或者是另一方面对词语和他们恰到好处的排列的美感的认知;对于一个发音对另一个发音的影响,或是好文字的精当或是好小说的节奏所感到的愉悦;想与别人分享本人认为很有价值,不容错过的一段经历的渴望。
  3.历史冲动。即渴望看到事情的本来面目,发现真正的事实并且将其载存以供后来者使用。
  4.政治目的——这里的“政治”是最广义上的含义。渴望将世界向某个方向推动,改变人们将会去努力实现的那种社会的概念。同样,没有一本书是完全不带一点政治倾向的。那种艺术应与政治无关的观点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
  不管是自我表现的欲望,想死后留名,还是出于唯美的思想与热情,或者希望还原事物的本来面貌,都很有意义,(据说钓鱼岛就是一篇叫《过琉球》的文章提到的,现在使我们有案可查了),至于希望世界朝着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完美的方向发展,则更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我们的世界还不完善,还不尽人意,我们还不满意,我们要对抗不完善,让它使人更加满意,因此就想虚构一个世界,与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种现实世界相抗衡,从而抵制世界的不完善。张炜曾经说过,大部分作家可能都比较拧巴,跟外部世界经常格格不入,一般人所认可的现状、秩序或者规则,在有些作家看来,可能恰恰不太对头。作家知道外部世界跟自己想法的不契合,从而造成了他要去写作、表达,以抵制这个世界的不完善。不过,可能他们越努力,离努力的方向越远,正如吉林农民工诗人杨成军说过的那样:我们这些打工者,楼越建越高,盖的房子越来越多,但离能住好房子的目标,反而还越来越远了。或者像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里的李雪莲,本来要告倒原来的丈夫,实现复婚,结果到后来搞得又失身、又失理,被抓、被关,折腾得够呛,总是不能如愿。但总体来看,我觉得人类所追求的使我们这个世界更加完善、使我们的生活更完美这种目标,从大方向来看,肯定是越来越接近的。当然作家有属于自己的,跟我们常人不一样的表述方式。
  美国著名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在《如何读,为什么读》一书里说:“我们想在小说中遇见如果不是我们的朋友和我们自己,也是某种可辨识的社会现实,不管是当代的还是历史的社会现实。”文学的作用之一是为我们提供一个认识世界的一个窗口,提供一些事实,让我们了解、懂得没有机会接触到的那些事情,或者是你已经有机会接触,了解别人怎么看,使我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更加丰富起来。
  人类正是通过自身创造的一切,认识这个世界。文学也提供了我们对政治、经济、文化,对我们的文化传统,对生活的风俗,人文习性认识的途径,能够使我们更好地适应社会、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无论是现实主义的文学大师,还是那些标榜或者不标榜现实主义的作家,实际上都会反映现实,给读者提供对世界的认识,比方像马克思主义文论所强调的,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十九世纪批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他们描绘出了社会的风俗画、全景图,提供的细节比社会学家、统计学家都生动,讲的就是文学所承担的重要功能。
  但是我们不能指望把文学变成课堂、变成讲坛,我们只是从文学中得到一些形象的认识便足够了。比方说对我们各民族风俗习惯,我们通过电影、电视剧,通过戏剧,通过歌曲、音乐了解,还有就是通过我们的文学。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里不仅讲葬礼,对婚俗也呈现得淋漓尽致,比方第七章讲韩子奇和璧儿的婚事:“按照回回的习俗,男婚女嫁,不是自由恋爱、私订终身就可以了事儿的,任何一方有意,先要请“古瓦西”(媒人)去保亲,往返几个回合,双方都觉得满意,给了媒人酬谢,才能准备订婚。订婚通常要比结婚提前一年至三年,并且订婚的仪式也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初次“放小订”,过了一年半载,再议“放大订”。“大订”之后,男方就要依据婚期,早早地订轿子、订厨子,并且把为新娘做的服装送去,计有棉、夹旗袍,棉袄棉裤,夹袄夹裤……共八件,分作两包,用红绸裹好,外面再包上蓝印花布的包袱。至此,订婚就算全部完成,只待举行婚礼了。”而“宗教仪式的婚礼才真正开始”,则又是一大套……写得非常详细。从这里面可以看到回族的生活秩序,作家对世界的看法,他对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看法。你能看到从里面得到美的享受。以前我们是用轿子接亲的,现在基本上都不用轿子了,都是奥迪,奔驰接送,而且可以租,风俗变了,人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变了。
  此外,文学反映我们人类对外部世界的感觉,反映感官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对大自然的认识。比方说对季节、季节的变换,可能我们通过电影画面能表现得到。但是文学它有自己的优势,它更能给人想象的空间,比如,冯唐写春天时说:“春天,像小猫一样,蹑着脚尖,一点点地近了。尽管西北风还不倦地叫着。尽管天气还是冷得厉害,尽管冬衣还不得去身。尽管草还被寒气封在土中,尽管新叶还被梢在枝里。尽管墙角的积雪还没有融尽,当然也不见花的影子。尽管被公认为春天的象征的一切还都没有从蜗壳中探出触角。可我还是清楚的感到,春天就要来了。”(冯唐《欢喜》万卷出版公司)作者在这里表达的是一种年轻人的喜悦。
  张承志的散文《又是春天》这样写春天:“连日来北京阴云不开,冷雨夹风,已经暴热了一场的城市又抽去了些噪闹。都市人如果说到天气,多半会用“北国之春姗姗来迟”之类的话吧,可是我想,对于散隐在这片城市中的那一小批原内蒙古插队知识青年来说,虽然沉睡了很久但确实还留着的一点经验,已经像风湿病般醒了。他们心中会掠过个沉重的念头:春天的暴风雪。他们的心会随着天空一直悄悄带着一抹阴蒙,直至酷暑再次攫住北京才会在忙碌和热苦中渐渐麻木了那个念头。”春天本来是个好事,万物复苏,我们即将看到一个绿色的世界,但是在张承志那,好像是给他心里面压了一块重重的一个铁,这种描写带了很强的主观色彩,春天带给他们的不是好消息,春天可能像风湿病一般的醒了,带来非常折磨人的感受,这是作家心境的反映。
  张贤亮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写了一次大雨:“荒野上的砂砾,经过一阵阵暴雨的淘洗,白色的云母片和透明的石英全裸露在地面上,因而露在水面上的陆地显得异常洁净。水分已经饱合的树枝再也承受不了不断泼来的大雨,全缩头垂肩地耷拉下来;茂盛的青草密密层层地趴在地上,和地面的泥汤混在一起,叶梢顺从地向着低洼的方向,犹如河流中的水藻。从窗户里向外望去,常见的景物变得非常陌生,人们似乎一下子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每个人的心里都忐忑不安,仿佛脚下的大地即将崩溃。”在接受改造的张贤亮看来,任何一次巨大的自然界变迁,对他们来说,心里面投下的阴影都非常之重。
  他们这种感受,我觉得就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认识外部世界非常好的一个参照。还有,作家各有各的擅长,刘恒、莫言、刘震云、刘庆邦都写过饥饿,但各有各的特点;麦家善写人在不同情况下,人的心理紧张情绪;方方、池莉笔下的武汉酷暑、市民百态,对我们丰富社会认知,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英国有个作家叫威尔斯,他说小说是唯一能够使我们对那些因当代社会变化而出现成堆问题中的大多数问题加以讨论的一种媒介。意思是说,变化中的当代社会对我们提出了大量问题。对这些问题,能够进行解答的媒介之一就是小说。就是说,文学除了有助于我们认识风俗习惯,认识季节、感知外部世界之外,文学对社会,对社会的问题,同样能够提供很好的参照。实际上我们当代文学所提供的中国人的生活经验,中国社会经历的变化,是非常之大的。今天我讲的题目,意思是说,文学的变化,反映了随着时代的变化,文学肯定要发生的那些变化;但是文学的使命、文学对一些价值的坚守,那是不应该变化的。
  
  三、当代中国文学的人群之变
  
  中国当代文学最大的一个变化,我觉得首先就是它对我们生活,社会生活、个人生活全方位的反映。如果说在二十年以前、三十年以前,我们有些领域不能碰,不敢碰,不愿意碰。现在则完全改变了,首先我们的作家群体、文学人口,创作者、接受者,数量和构成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样几个方面都已经显现出非常好的实力,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举几个例子。一个是,一部分人是海外的华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大批人到国外去,到国外去,有些回来,有些就没有回来,有一批人叫新海外华人作家,他们崛起的势头是非常强劲的。比方说陈河、陈谦、张翎等等,他们提供的经验有独特性,就是这些有海外生活背景,既写海外华人在别的国家的奋斗,还回过头来写,写我们历史当中的,无论是移民,还是现实当中的这种中国人的生存,他们带着不同的视角,已经引起了关注。
  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打工群体里出现的写作者,比如农民工作家或者诗人,或者对打工群体进行表现,或者表现农民工群体的崛起,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是我们当今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表征之一。比方说郑小琼,好像是个四川人吧,到了广东打工以后,她主要是写诗。从普通女工做起,再做负责一条流水线的拉长,她写广东外资企业多里女工的那种生存状况,作品很受关注。还有王十月,跟她是一样,最初也个打工者,然后她写短篇小说,然后现在写长篇小说,还有专门研究这个打工现象的群体,我觉得这是当代文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第三个群体是媒体人。就是好多在媒体从业人的写作者,他们甚至显示出了比我们传统作家更为旺盛的活力。前一段我们约一些重点出版社、文学期刊的编辑,了解他们手头的稿子,据他们介绍,一方面我们的传统期刊和出版社,对文学的反映依然是快的,老作家、熟面孔、功成名就的作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他们对自己的写作担心得更多的是怕进入比较惯性、比较守成的状态,如果生怕自己出错,手脚放不开,反而会出问题。相反,大量的新作者,特别是从媒体里涌现出来的作者,他们的写作棱角分明、感受新鲜、表达不拘一格,显示出很好的状态。比方说就有好多专栏作家,如上海的沈宏飞,写美食,谈家庭,谈两性关系,非常幽默,非常不拘一格,也很精短;又如洪晃,洪晃本来就是办刊物出身,后来又触电,她的东西也很不拘一格,她善把生活中的毛病、尴尬、乱象,生活那种无秩序化的、出人意外的东西表现出来,她有部随笔叫做《无目的快乐生活》;再如天津的王小柔,写女人对女人的观察,专门挑女孩儿的毛病写,化妆啊,买东西啊,吃东西啊,多讽刺那些貌似写字楼里面出来的,都很风光的,实际上有好多毛病而不自知的人。还有纳兰妙殊,才开始火,写相亲中的遭际,裴蓓发在《人民文学》新浪潮栏目里的《制片人》,都是新人的跨文题写作、跨界写作,显示出小说、纪实杂糅的特点,很有锐气。
  第四,少数民族作家群体,他们的创作,势头也非常好。2012年评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从那些作品里面可以看出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的独特性,民族民间文化的独特性,这为文学创作带来了一些非常好的元素。
  总之,我们国家高度重视文化建设,老中青几代作家,现在创作的状态都非常的好。随着我们国家整个国民的文化素质的提高,文学人口的扩大是肯定的,网络作家大量涌现是个例子,这两年中国作协建立了网络文学联席会议制度,让传统作家和网络作家、研讨他们的作品,培训作者等等,促进了网络文学健康的发展。中国文学在题材领域的拓展,对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这种热切的反映,对我们的民族的历史文化的反映等等方面,都呈现出一种非常好的状况。
  但与人们对文学的期待相比,现在的创作还是有差距的,比如我们社会生活当中一些很重要的领域,还有需要进一步拓展的地方。比方说我们国家的海岸线非常长,我们的海洋题材作品是少的。比方说我们现在的经济生活非常活跃,尤其像金融、财经、财贸,开拓的空间非常之大。当然写东西,不能以题材来划分,不能说写这个有意义,写那个就没意义,但题材领域能够看出人的视野。再比方我们的医疗题材表现不足,局限于医患关系,较为表面化。我们的体育题材文学创作滞后。在国外体育题材写作,非常发达,在影视领域形成一个类型和门类。我们国家体育成就很高,世界影响很大,但我们的描写非常少。与读者的期待差距比较大。
  
  四、文学的价值传扬作用
  
  文学抒发各种人类感情,这是肯定的,另外重要的就是传达出一些价值、品格、境界,有助于提醒人们,在面对人生的时候,赢得几分自觉,获得几分勇气。当今的文学,在我们整个文化生活当中,承担了传达正面价值或者“正能量”,的作用,弘扬了有益于我们社会进步的那些思想和观念、价值取向。
  关于对土地的爱恋、依恋,路遥在《杏树下》里说:“我相信,不论我们走向何方,我们生命的根和这杏树一样,都深扎在这块亲爱的黄土地上。这里使我们懂得生活是多么美好,从而也使我们对生活抱有永不衰竭的热情,永远朝气蓬勃地迈步在人生的旅途上……”
  关于对劳动价值的认可与赞许,陈忠实在中篇小说《康家小院》里说:“做着这一切,他的心里踏实极了。站在前院里,他顿时意识到:过去,父亲主宰着这间小院,而今天呢?他是这座庄稼院的当然支柱了。不能事事让父亲操持,而应该让父亲吃一碗省心饭罗!他的媳妇,舅母给起下一个新的名字叫玉贤,夫勤妻贤,组成一个和睦美满的农家。他要把屋外屋内一切繁重的劳动挑起来,让玉贤做缝补浆洗和锅碗瓢勺间的家事。他要把这个小院的日子过好,让他的玉贤活得舒心,让他的老父亲安度晚年,为老人和为妻子,他不怕出力吃苦,庄稼人凭啥过日月?一个字:勤!”
  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一开始写到,骆驼祥子拿到车以后,把自己的裤腿一扎,他觉得就凭自己的勤劳的双手,靠自己的踏实劳动,就可以承担起自己的未来。像这种价值观,在我们文学当中,是一个很深厚的传统。实际上当代文学就是需要这些正面价值的,需要对这些正面价值的肯定。同样需要塑造我们美好的中国人形象,向外部世界展示我们中国人民的美好,展示他们的美德,展示他观念的美好。当代文学正在为此做着努力,就是用我们美好的中国的语言,用我们的汉语的力量,去展示我们的文化,展示我们的中国人的道德观价值观。优秀作家对劳动的肯定,对节俭、谦让,对处事淡然,对人的天真,率性,以及让我们的生活慢下来,等等,其实都是很好的传统。
  文学说到底是一种精神创造,它最需要作家的创造性劳动,需要他与人不同的表达,作家如果只把你所看到的原封不动地呈现出来,大家可能就会觉得索然无味了。
  
  五、文学有自己的表达方法
  
  优秀的作家往往是讲从小事来写起的。我们举一个例子,高尔基的《童年》开始不久的一个场面是他的父亲下葬,“我”看到棺材放进坑里去,有两个青蛙跳到这个墓穴里面去,被埋了进去。虽然高尔基他妈哭得昏天黑地、死去活来的,但“我”的注意力就在这两只青蛙上,等葬礼结束很久以后,还想着这两只青蛙到底怎么样了。它被埋进去,它会怎么样,发生在这两只青蛙身上会是什么样。文学就是从小处入手、从小事写起。
  文学还讲究反面写、反着写。《红楼梦》讲的是大家族的荣华富贵和排场,吃饭多么讲究,穿衣服怎么讲究,衣服上面有多少珠子,有多少香片,喝的汤里有多少佐料,最终看下来,他写的却是大家族最后的破败。等于把所有的荣华富贵都否定了,最后就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一切都是空的——先抑后扬,先颂赞肯定、再批判否定。王蒙认为这样写才是讲究的。最怕按部就班、一成不变的,水是水,油是油的写法。《我不是潘金莲》的结构就非常讲究,它绝大部分是序言,序言叫“那一年”,序言第二部分叫“二十年后”,就那一年李雪莲开始告状,二十年以后,告了二十年了,还在告。然后还是序言,到最后,是写的正文,题目叫“玩呢”。正文,空格,玩呢,这样一种结构。实际上他把正文都已经说完了,然后最后他说他玩呢——就是我写这个逗你玩呢,你别拿这个当真。我这是小说,不是正史。创意非常好。
  所有品质比较好的作品,价值比较高的文学作品,能够让你陷入沉思,就因为不是那种平铺直叙的东西,好比我们欣赏书法作品,不太懂的人,一般就是看谁写得整齐、能认得清,以为就是好作品。如果字写得不认识,就不觉得好。事实上,除了整齐的、方格的、柳公权式的作品,怀素那种狂草,变形、夸张的,同样是书法上有讲究、有成就的作品。
  文学讲究写不明确的东西、模糊的东西,写幻想。阿来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写的是一个声势显赫的康巴藏族土司,在酒后和汉族太太生了一个傻瓜儿子。这个人人都认定的傻子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却有着超强的预感力,成为土司制度兴衰的见证人。里面有大量的幻想、虚构,如第二章13节:“我很奇怪我为什么不光能看见东西缓慢,还能看见未来模样。但是我不能看见一件事情的未来模样,若能那样,我岂不是先知。我只能看见一个人的未来模样,还是未来已经发生,只是正在轮回?我夜里经常有奇怪梦境,师父说,梦境只是对未来的回顾。未来尚未发生,那如何去回顾。我问师父。师父说:正因为未来尚未在现实里发生,所以只能在梦境里回顾。所有的事情已经有安排,你不要觉得在寺庙里受到我们的安排。你终将自由,但你受命运安排。”小说以饱含激情的笔墨,超然物外的审视目光,展现了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土司制度的浪漫神秘,第三章《银子》里写道:“我们的人很早就掌握了开采贵金属的技术。比如黄金,比如白银。金子的黄色是属于宗教的。比如佛像脸上的金粉,再比如,喇嘛们在紫红袈裟里面穿着的丝绸衬衫。虽然知道金子比银子值钱,但我们更喜欢银子。白色的银子。永远不要问一个土司,一个土司家的正式成员是不是特别喜欢银子。提这个问题的人,不但得不到回答,还会成为一个被人防备的家伙。这个人得到的回答是,我们喜欢我们的人民和疆土。”
  童年、少年、早年的经历是文学叙事的重要源泉,虹影《饥饿的女儿》第一章:“在母亲与我之间,岁月砌了一堵墙。看着这堵墙长起草丛灌木,越长越高,我和母亲都不知怎个办才好。其实这堵墙脆而薄,一动心就可以推开,但我绝对不会想到去推。只有一二次我看到过母亲温柔的目光,好像我不再是一个多余物。这时,母亲的真心,似乎伸手可及,可惜这目光只是一闪而逝。”“只有到我十八岁这年,我才逐渐看清了过往岁月的面貌。”余华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描述了一位江南少年的成长经历和心灵历程。作品的结构来自于对时间的感受,确切地说是对记忆中的时间的感受,叙述者天马行空地在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三个时间维度里自由穿行,将忆记的碎片穿插、结集、拼嵌完整。“我的生命在白昼和黑夜展开了两个部分。白天我对自己无情的折磨显得那么正直勇敢,可黑夜一旦来到我的意志就不堪一击了。我投入欲望怀抱的迅速连我自己都大吃一惊。那些日子里我的心灵饱尝动荡,我时常明显地感到自己被撕成了两半,我的两个部分如同一对敌人一样怒目相视。”
  
  六、文学作为创意源泉
  
  文学提供真正的思想生产力,提供内容支撑,为其它艺术门类,特别是影视、戏剧等叙事性艺术提供创意,这一点是极有意义的。
  举几个例子。莫言的《生死疲劳》,叙述的是1950年到2000年中国农村50年的历史,围绕土地这个沉重的话题,阐释了农民与土地的种种关系,并透过生死轮回的艺术图像,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的生活和他们顽强、乐观、坚韧的精神。小说的叙述者,是土地改革时被枪毙的一个地主,他认为自己虽有财富,并无罪恶,因此在阴间里他为自己喊冤。在小说中他不断地经历着六道轮回,一世为人、一世为马、一世为牛、一世为驴……每次转世为不同的动物,都未离开他的家族,离开这块土地。小说正是通过他的眼睛,准确说,是各种动物的眼睛来观察和体味农村的变革。按常理来看,写的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不是瞎写嘛,不是胡闹嘛?但是你看了以后会感觉,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表现是深刻的,提供的创意是独特的。
  再比方说我们看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或者他那些变形得特别厉害的画,当然不如《蒙娜丽莎》那么好懂。《格尔尼卡》画面乱,胳膊和腿乱七八糟一大堆,都在一块。但这个东西你细看的话会觉得有味道。画家是通过变形反映自己的情绪。他对世界的看法是强烈的,他觉得世界的图象不可能是完整的,就是支离破碎的,拼凑起来给人一个混乱无序的印象。这样的创意同样了不起。
  我们强调文学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但每个作家的探索,是他个人的选择。趣味无争议、创意无争议、风格无争议,有的人就看着颜真卿的字好,同样有好多人恰恰认为,还是怀素的好。有喜欢《蒙娜丽莎》的,也有喜欢毕加索《格尔尼卡》的,应该允许不同的探索。中国当代文学,有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表现,就是它为我们的文化积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意,同样得益于不同路径的探索。就像我刚才举到的,像《生死疲劳》,刘震云的《温故1942》《我不是潘金莲》,都提供了一些想法,一些别人不可能想到的创意,有其独特性。如果谈到对文学的贡献,就是要看是否提供过别人没有提供过的东西、有创建的东西,富于创造性的成果,我们以此衡量对文化积累的贡献。
  再比方,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以集录、诠释湖南汨罗县马桥人日常用词结构全书,共计一百一十五个词条。作品以这些词条为引子,讲述了古往今来一个个丰富生动的故事,引人入胜,回味无穷。作者认为自己是在一种新的实验,他说:“以前认为,小说是一种叙事艺术,叙事都是按时间顺序推进,更传统一点,是一种因果链式的线型结构。但我对这种叙事有一种危机感。……我对怎么打破这种模式想过很多,所以这次做了一点尝试,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总结我这种方式,但至少它不完全是那种叙事的平面的推进。如果说以前那种推进是横坐标的话,那么我现在想找到一个纵坐标,这个坐标与从前的那种横坐标,有不同的维度。可以说,为了认识马桥的一个人物,我需要动用我对世界的很多知识来认识它;反过来也是这样,为了认识这个世界,我需要从马桥的一个人物出发,这就不像以前的那种方法,需要写这个人物,然后是在人物的命运、事件、细节里面打转转。我希望找到每一个人物、每一个细节与整个大世界的同构关系,一种微观与宏观打通的抽象关系。”他找到了一种“类似一种辐射性、发散性的结构”,获得了与别人不同的创意。这种由一个词,往后串联好多事,都集中在马桥这个地方,从而反映一个小世界的情况,就很有创意。这种创意是我们文化积累、文化建设中最需要的。如果说我们的创作都千篇一律,我们的文学世界会非常单调、单薄。
  再举个例子。写中短篇的蒋一谈,他在一家民营图书公司里任职,北师大毕业,有篇小说叫《鲁迅的胡子》,后来用这个名字出了个集子。一看这个题目你就想读,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大意是说,“我”写小说,喜欢文学,但就是搞不出名堂来。老婆怨,家人也不满意,开个足疗店也没有买卖。有一天去理发,理发师说,你这个人跟一个人特别像,他说谁?他说你特别像鲁迅,如果你要再加个胡子就更像了,有人给他出主意,你就扮成鲁迅,加一个胡子在你足疗店一站,你就齐了,果然他的足疗店生意就火了。这也是创意。
  文学靠的是创意,这些创意为我们的影视、戏剧、广播剧等艺术形式,都提供了非常好的来源。冯小刚为什么就喜欢刘震云的东西,因为有创意。刘震云的作品有个核心是是说话,《一句顶一万句》是说话,《手机》是说话,《我不是潘金莲》也是说话,他老爱写因为几句话不对付,人和人就闹别扭,就误会,就有心里面解不开的疙瘩。他写人和人的这种沟通的困难,说虽然人离得非常近,但有句话就是说不到心坎上,哪怕多少年的朋友,因为一句话就翻脸了。他就爱写这个东西。他的作品里面蕴藏着对人性,对世界,对社会的一些看法。而他的表达方式是非常独特的。《一句顶一万句》像车轱辘话,转着转着,最后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但你并不觉得枯燥。《我不是潘金莲》里的告状,主人公反复说那么两句话,问题最后还是没有解决,“说话”是解读刘震云的一个重要关键词。他不按常规去思维,不按人的一般的想象去结构自己的故事。再一个例子来自刘震云《温故1942》的结尾,他说:“温故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时,除了这场大灾荒,使我感兴趣的,还有这些年代所发生的一些杂事。这些杂事中,最感兴趣的,是从当时的《河南民国日报》上,看到两则离异声明。这证明大灾荒只是当年的主旋律,主旋律之下,仍有百花齐放的正常复杂的情感纠纷和日常生活。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一叶知秋,瞎子摸象,让巴掌山挡住眼。这就不全面了。我们不能只看到大灾荒,看不到人的全貌。从这一点说,我们对委员长的指责,也有些偏激了。另外,我们从这两则离异声明中,也可以看到时代的进步。
  下边是全文:
  
  紧要启事
  缘鄙人与冯氏结婚以来感情不和难以偕老刻经双方同意自即日起业已离异从此男婚女嫁各听自便此启
  张荫萍冯氏启
  
  声明启事
  敝人旧历十二月初六日赴洛阳送货敝妻刘化许昌人该晚逃走将衣服被褥零碎物件完全带走至今数日音信全无如此人在外发生意外不明之事与敝人无干自此以后脱离夫妻关系恐亲友不明特此登报郑重声明偃师槐庙村中正西街门牌五号田光寅启”
  
  《我是潘金莲》的结构同样有讲究,我在前面说过,作品绝大部分是“序言”,而“序言”又分为那一年、二十年后,正文题目是“玩呢”,创意探索很明显。
  文学很了不起的一点,还在于让杰出的作家有充分的发挥余地。有的时候他会抓住很小的一点,做出大文章来。比方关于人的手,在中外文学当中,就以人的手为题材做文章,写得非常好。如沈从文有一个非常短的短篇小说名字叫做《陈小手》,写旧时代有个人在乡间专门给人接生,手非常小,叫陈小手,他有一次给当地一个军阀难产的姨太太接生。这家人,苦苦哀求,又是招待,又是礼遇,总之有好多铺垫,总之把最后让姨太太顺利的把孩子生下来了。但最后这个军阀,还是派人放冷枪把陈小手杀了,说我的老婆怎么能让他的手动呢,“手”要了人的命。我们现代文学史上一个著名女作家箫红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她是这样写的:“在我们的同学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手:蓝的,黑的,又好像紫的;从指甲一直变色到手腕以上。她初来的几天,我们叫她‘怪物’。下课以后大家在地板上跑着也总是绕着她。关于她的手,但也没有一个人去问过。”还有:“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她哭过,大风在窗外倒拔着杨树的那天,她背向着教室,也背向着我们,对着窗外的大风哭了。那是那些参观的人走了以后的事情,她用那已经开始在褪着色的青手捧着眼泪。”刻画了一个女孩因为“手”的怪异而得到的遭遇。德国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同样讲到了手,那是赌徒的手,写赌场里面人的手,千变万化,反映人的各种不同情绪。总之呢,文学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丰沛的创意。
  莫言能够得到认可,不是偶然的,就是他的写作有丰沛的创意,无论如何变形、夸张,都是与别人不同的。早年他进行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积累,比方像《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这些创作基本上以一种很澄明、平和的眼光来看世界。后来一个阶段爆发性很强,比方像《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创造力的蓬勃,那种旺盛的、喷涌的感觉,那种变形、夸张,很极致的幻想,都是没有人能够与之相比的,发展到《檀香刑》以及近年的《蛙》,回归到了篇幅不是很长、叙述比较常规的状态。这些作品对世界的认识、思维的方式,有高度的提炼。他很了不起的一点就是,吸收的能力特别强,对本土文化,对当地的传说、故事、神话、戏曲,还有他对国外文学的借鉴,步伐很大、容量很大,一般人想不到的一些东西,他都能通过自己的作品给提供出来。他的创作反映了现在影响文学创作和能够促进我们文学变化的诸多因素,比方生活节奏加快,娱乐方式增多,阅读方式的变化,读图、读屏,移动化、碎片化,以及生活本身需要人们应付的事,现在好像越来越多了,对作家提出了很多新的考验。优秀的作家都是“文学的变与不变”的例证,莫言一贯坚持对人、对民族文化和历史的思考,具有稳定的创作理念,明显的人文关怀,这是莫言不变的地方;变呢,就是说他在文学表现方式、表达方式上不断探索创新。不变让他的作品一贯厚重,变则让莫言的每一部作品,都有突破,形式上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莫言的启示就在这里。


转载自《文学风》杂志

2014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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